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 吴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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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吴毅著.—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2(2020.12重印)
ISBN 978-7-80768-215-8
Ⅰ.①小… Ⅱ.①吴… Ⅲ.①乡镇-政治工作-研究-中国 Ⅳ.①D4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2702号
丛书策划 杨震林
责任编辑 廉 勇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常宁强
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2月北京第1版
2020年12月北京第6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40
字 数 510千字
印 数 30,001-35,000册
定 价 68.00元
(印装查询:010-64052612;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本书为200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域政治运行的个案研究”(02BKS006)的最终成果,又系2004年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特性与治理研究”(200407)的阶段性成果。
本书是对我国中部地区一个乡镇从2003至2004年政治运作若干片段的记述。我清楚地知道,当这些片段消逝在时间的流程之中后,即使是作为经历者的我,也已经无力将其完整地重新呈现给读者,我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将这些片段置于我所发现的特定的“乡域政治”的逻辑中去表现和展示,并进而寻求它们在这些特定逻辑中的意义。因此,这是一段理解性的叙事,而非已经消逝的事件与过程的原版回放。
再版说明
《小镇喧嚣》自2007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以来,迄今已10个年头。10年不算很长,但在出版业如此发达的今天,也足以让一本书被淹没在海量更新面世的出版物中而被人忘却。幸运的是,这本书还不时有人提起,它没有躺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睡觉,而真正是有人在读。阅读者既包括学界的同行和学生,也有不少喜欢读书的人。试想,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作者满足?这些年来,经常有人给我来邮件,问我在哪里还可以买到此书,因为实体书店和网上都已无售,甚至还有朋友说,他在网上买了复印本。这一类信息,自然会让我高兴,觉得当年的辛苦没有白费。
得知三联书店旗下新恢复的生活书店正在策划“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拟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出版的一些已经获得影响的社会学著作进行系列再版,并将《小镇喧嚣》也收入其中,这于我无疑是一个更好的消息。经典与否不是我们这些当世者能够说了算的,但以此理由让有兴趣的人能够买到书,不亦乐乎?
一本书既已面世,就获得了它自身的生命,经过时间的沉淀,再次出版是否仍有价值,将由读者研判。因此,此次再版,除了对书中新发现的错漏之处进行处理,我并未对内容做改动,对原书的“致谢”也只是做了微调,特此说明。
感谢新版责任编辑廉勇先生所做的工作。
吴毅
2017年12月16日
致谢
本项研究在历经了5年多的“碾磨”之后,以现在这副模样呈现给读者,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它原来是我申报并获准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阶段我国乡镇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以东、中、西部若干地区为案例”(项目批准号:02BKS006),后来,经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同意,变更为“乡域政治运行的个案研究”,在研究的宗旨、内容和最终成果的表述方式上都做了重大调整。这种变化,也说明了研究本身所经历的蹉跎和“折磨”。迄今,它已经数易其稿、几经增删,虽然仍觉力有未逮,但作为研究者的我已是倾尽心力了。
在此,我要感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没有他们的理解、宽容和支持,本项研究不可能做出这样大的调整,也不可能以目前这种方式结项。犹如许多同行一样,我对于乡村政治的改革设计也曾心怀宏愿,这从原来项目的名称设计上即可看出。但是,后来的田野经历告诉我,以个人或小团队之力,其实很难完成如此复杂与宏伟的任务,要弄清楚所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然后再给出“怎么办”的答案,是一项涉及面广、需要多人分工协作的系统工程。依我个人的特点,通过力所能及的深度调研去揭示乡镇政治的运行实态,并对之做出理论解释,不仅更加实际,可能于学界和政策研究部门也是一个更有价值的贡献。因此,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缩小课题的研究范围,延长田野工作时间,将项目由最初确定的应用对策性研究变更为解释性学理研究,对我所选定的“小镇”做人类学式的深度考察,并以“叙述”(narrative)这一目前在我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中不经常使用的方法,对其政治运行实态的若干基础层面进行“建构性”的“呈现”和“解说”,进而去揭示与探讨支配这种运行状态的诸种影响因素与逻辑。决定虽然做出,并且付诸实践,但我对这种变动是否能够得到项目管理部门的批准并没有把握,更不要说当我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提出变更项目的申请时,已经到了项目所规定的结项时间。然而,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所做出的这些变动不仅最终得到了批准,规划办甚至还十分慷慨地同意我延期两年完成课题。我想,这也许不仅是他们对我能够独自在一个乡镇坚持调查一年半以上的行为与精神的肯定,更显示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和管理者们对于丰富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长远期待。由此,我感受到了一份更大的责任。
我要感谢“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支持,我所申报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发展、特性与治理研究”获得批准(项目批准号:200407),不仅使研究更加从容和游刃有余,并且也使它同时有机会成为新项目的一部分。
我还要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本书的初稿完成以后,中心邀请我去那里做进一步的修订,我在那里度过了修改本书的最关键时期。中心不仅被同行誉为从事当代中国研究最好的学术平台之一,还是一个海内外专家的沟通与交流之地,在那里,我向一些专家征求过修改本书的意见,他们十分肯定并鼓励我的尝试。唯愿本书不要令他们失望。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那些最初作为我的调研对象以后又成了我的朋友的“小镇”乡村干部和农民,是他们出于自己的社会良知与责任,让我看到了我以为是尽可能真实的一个“乡域政治”的基本状况,因此,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我一个人的努力,不如说还凝结着他们大量的贡献。没有他们提供的无私帮助,研究根本无法以我所设想的方式展开,更无法以目前这种形式呈现给读者。而且,他们还很好地安排了我的生活起居,让我顺利工作。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以表达我真诚的感谢。而另外一个可能的歉疚还在于,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我也如同其他同行一样,没有办法十分妥当地处理好我与田野报告人之间那种既作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又作为私人朋友的关系。作为前者,尽力去“深描”(thick description)各种“发现”是一种职责;作为后者,我却无法把握朋友们将会如何理解这种执着对彼此关系的影响。我深知,这是所有的田野研究都会遭遇到的伦理困境,并且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消解它们,因此,除了深怀一份真诚,我别无能为。唯有想到这项研究还可能会有超越个人情谊的社会和学术意义,我才心安。
本书最终有幸得到“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部分资助。
在研究中给予我帮助因而应当感谢的人和单位还有许多,但这样罗列下去,我唯恐在表达对一些朋友谢意的同时却疏漏了更多的朋友,于是,我决定打住。
好在研究还将继续,还是以新的作品来回报吧。
主要人物一览表*
谢世德,男,年龄不详,H市大江区党委书记。
林靖南,男,40岁出头,大江区小镇党委书记。
刘主任,男,51岁,曾经担任过乡镇党委副书记、政协主任,现已退休,被返聘为小镇政府办公室主任。
武仁杰,男,41岁,小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陈羽,男,年龄不详,小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干部。
陈志华,男,52岁,秦家畈村党支部书记。
老罗,男,52岁,秦家畈村村委会主任。
范维萍,女,40岁,小镇党委委员,分管组织与人事工作,后升任党委副书记。同时为政府挂秦家畈村的干部。
汤主任,男,43岁,小镇招商引资办公室主任。
姚学明,男,44岁,小镇党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工作。
老洪,男,52岁,小镇招商引资办公室副主任,曾经担任过乡镇党委副书记,现退居二线,专门负责处理土地开发中的群众纠纷。
未理明,男,30岁,小镇党委副书记,先后分管纪检、开发中的群众工作和企业。
于祖安,男,49岁,洲头村四组组长。
汪达海,男,51岁,洲头村党支部书记。
钱跃进,男,37岁,秦家畈村干部,民兵连长。
毕华英,女,25岁,小镇财政所专管员,负责秦家畈村的税收。
周达民,男,46岁,秦家畈村民调主任。
曹元新,男,52岁,镇干部,曾经担任过乡镇人大主席,现退居二线,为大陈村挂村干部。
钱秉贵,男,52岁,大陈村党支部书记。
严和平,男,52岁,小镇财政所副主任,负责大陈村的税收。
皮德友,男,45岁,小镇副镇长,负责财政税收,同时挂范家坝村,主抓小镇豆的生产和深加工。
田国全,男,37岁,小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财政、政法等工作。
范世玉,男,53岁,范家坝村党支部书记。
钟联,男,32岁,小镇副镇长,负责农业。
景江,男,33岁,镇干部,前王村挂村干部。
谢书记,男,45岁,谢张村党支部书记。
叶桦,男,63岁,台胞,美籍华人。
安靖,男,33岁,洲头村村委会主任。
贺志伟,男,45岁,叶桦在洲头村租赁土地的代理人。
浩明,男,45岁,小镇信访办公室主任。
于祖文,男,40岁,洲头村四组村民。
杨宏军,男,41岁,秦家畈村副主任,老虎尾采石场业主。
郭德银,男,51岁,老虎尾采石场业主。
绕定远,男,45岁,小镇人大主席,主管企业工作。
宋正良,男,45岁,小镇副镇长,负责小城镇建设和管理,并负责处理西气东输工程中的矛盾纠纷。
宋德益,男,45岁,小镇干部,负责处理西气东输工程中的矛盾纠纷。
孙福临,男,40岁,小镇城管所所长。
李书记,男,47岁,小岳村党支部书记。
郭云霞,女,28岁,秦家畈村妇女主任。
王昭烈,男,47岁,前王村党支部书记。
程文启,男,32岁,小镇干部,小陈村挂村干部,后负责小城镇建设和管理。
老马,男,50岁出头,洲头村四组村民。
陈向辉,男,55岁,大陈村五组村民。
陈同年,男,45岁,大陈村五组村民。
冯所长,男,40岁,小镇司法所所长。
胡洪国,男,50岁出头,老虎尾采石场业主。
周主任,男,年龄不详,小镇企业办主任。
陈文庆,男,45岁,大陈村会计。
刘涛,男,35岁,小镇干部,挂山花村。
马志安,男,年龄不详,大江区信访办公室主任。
秦春琳,女,年龄不详,小镇干部,挂潭湾村。
- 按照研究惯例,本书中所有的人名和地名均已做了技术处理,本一览表人物排名大致以在书中出现的先后为序。
引子
“你来,就说找谢书记。怎么找?大江区还会有几个谢书记?”——H市大江区党委书记谢世德
“乡镇的工作从吃饭和喝酒开始。”——大江区小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这两句话,是我在初入小镇时听到的,它们使我印象深刻,且还觉得颇具格言意味。一年半以后,当我完成了在小镇的调研,试图重新回忆初入小镇时的点点滴滴时,却发现许多的琐细之事都已模糊,唯有这两句话不仅没有从记忆中淡出,反而一再从那数百万字的笔记和我在小镇经历过的无数繁杂事件中跃然而出,直入大脑。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对这两句话的琢磨,我才逐渐悟出了小镇乡域政治运作的特点,并最终以当地的方言将这一特点归纳为“擂与媒”。
说句实话,一直到我在小镇的调研全部结束,除了当初为接洽调研而与大江区党委书记谢世德有过唯一的一次电话联系,让我记住了他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之外,我在小镇的日子里自始至终都未曾与这位大江区的头号父母官见过面。尽管这样,我却时时处处感受到他的存在,因为正是凭借着谢书记的名头,我得以顺利地在小镇住下来,并做了一年半的乡镇调查。谢书记是我一位朋友以前的同事,现在,他们各自任职于H市的一个区,是那种说话做事算得了数的人。有了这一层关系,朋友的一个电话,然后再经由这位书记的一个招呼,我要选择一个乡镇做调研的事情就敲定了,这也许就是苏力所说的调查者设法确立他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某种“权力支配关系”的一种不知得大还是失大的中国式选择。(参见苏力,1998)[1]
2003年3月11日,尚是新年刚过、春寒料峭之时,我被大江区委办公室的干部用小车送到了小镇政府。
“既然是谢书记安排的,当然要好好接待,区里把你放在我们这里,是对小镇工作的重视和信任,我们一定不会辜负谢书记的期望。”说这句话的是小镇的第一把手——镇党委书记林靖南。
林靖南个头不高,敦实健壮,约莫40出头,一副近视眼镜架在脸上,使他在朴实干练之中又显出几分文气。日后,他告诉我,他也是教书出身,毕业于县师范,曾经在乡下的中学干过,因为文笔好,勤于写作,又表现上进,被区委组织部看中,由学校调去,遂弃教从政,一干就是8年。日后,又被调任大江区先任区长、后任书记的谢世德看中,由组织部调到区政府办公室写材料,并深得谢的赏识与信任,算得上是谢书记到大江区以后在政坛上的门生了。出于培养和锻炼年轻干部的考虑,1999年12月,谢书记把他下派到小镇,出任镇党委书记。这样一来,用林靖南自己的话来说,在40岁以前,他就完成了从“耍嘴皮子”(教书)到“拿笔杆子”(给领导当秘书),再到“扛枪杆子”(到乡镇当党委书记,从事基层领导工作)的人生历程三大转折。后来我发现,像林靖南这种先教书后从政,最后因领导赏识,再下派到乡镇任书记、镇长的干部还不少,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内陆一些地区乡镇主职干部产生的一种模式,这也许就是前些年中央所强调的干部“四化”标准(1)在乡镇基层的具体体现吧。
小镇位于H市大江区的东部,镇街距城区不过10多公里,由市区乘车前往,中途换一次车,也不过个把小时,交通十分便捷。我之所以在川东双村调查完成之后将自己进行的第二个重点田野调查的地点选在这个城市边缘的小镇,一是因为这次调查的预期时间长,希望离家近一些,可以调研和教学两头兼顾;二是在完成了对川东双村那种典型内陆农业型村庄的全景式考察之后,想对自己的研究角度进行调整,选取一个比双村所在区域更发达、在全国居于中等发展程度的乡镇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如果说,通过对川东双村的考察,我所欲表达的是自己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外诱型村庄村治变迁类型的一个纵向模式的关怀,[2]那么,借助于这样一个新的对象,我则力图展开对较“村域政治”更为宏阔和宽广、更为当下的“乡域政治”一个横切面的理解与认识,并希望能够把对这个“切口”之纹理的理解与认识尽可能立体化、情节化与时间性(temporality)地展现出来,以丰富学界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知识。[3]带着这样的想法,经过与大江区委办公室几位干部的沟通,他们便把我引荐到了小镇。干部们告诉我,与大江区已经较为工商化的街区相比较,小镇是以农业为主的,符合我的选择标准,但由于交通便捷,招商引资和工商业开发也已经频频波及这里,这样,便使得小镇的发展呈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急剧转型的典型特征。我明白,他们向我推荐小镇自有他们出于政府工作思维的考虑,但我也不是不可以去适应和认同他们的这种安排,也许正是小镇这种急剧变迁的特色,才使我更有可能从动态和多维的角度去透视当前乡域政治的特色、样态与矛盾呢。
于是,我便这样地坐在了林靖南这位小镇的文人书记面前,成为他在2003年春节开年之后接待的一位特殊客人。
小镇政府为我做了很好的安排,专门腾出一间寝室,配备了必要的生活用具,林书记又向政府食堂打了招呼,到时间直接去吃饭。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与来政府办事的客人一起吃客饭。这不,待我把行李安放妥当,就被办公室的刘主任拉去吃客饭了。
客饭安排在政府食堂。为了使来小镇的领导、朋友和客商们有一个宜于用餐的地方,食堂内专门辟有一间四五十平方米大小的餐厅,餐厅进行过简单装修,配有一部柜式空调,摆放着四张铺有一次性桌布的圆形餐桌。这些年,小镇的经济发展较快,方方面面来的人多,这就使得这间小餐厅成为政府大院内最聚集人气的地方。林书记对我说:“如果一个乡镇政府的食堂到了中午却没有多少客人来吃饭,那这个地方的经济也就没有什么指望了。”
这是我初识林书记之后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句颇带理论意味的话,接下来的第二句话也同样令我思考。他说:“作为书记,上面的领导来了,你不能不陪;区里各科局的领导来了,也不好不陪;遇有重要的客商就更是不能怠慢。这些人可都是小镇发展的希望。这样,吃饭就不仅是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就更是乡镇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因为必须要把客人陪好。你要做乡镇调研,就一定要从吃饭和喝酒开始。”说这话的时候,林书记端起一大杯枝江大曲与我相碰,然后一饮而尽。
“好酒量!”我不由得赞叹。
“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在基层工作,不吃饭不行,不喝酒更不行。你是主人,别人来你这里,你必须陪好,不能失了礼数,农村讲究这个,否则工作就很难开展,关系也很难建立。这样久而久之,也就锻炼出来了。今天你刚来,我要陪你。等一会儿,还有一个饭局也等着我去陪,是请区公安局的干部,大家关系很好,不去不行。在乡镇当领导一定要有一副好肠胃。”
听着林书记的这番话,瞧着他大杯大杯地喝酒,再想着他待会儿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将同样的潇洒再重复进行一遍,我又由赞叹转为惊愕,进而由惊愕转为思考。看来,这“酒精(久经)考验”和“把肠胃交给党”的政治民谚可真不只是基层干部们茶余饭后的消闲雅谑,它的确是乡镇基层工作的一种真实写照,这即是如赵树凯所分析的乡镇政府的“应酬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赵树凯,2006)从这里面,不仅能够体会到乡镇工作的诸多特点,而依照林书记的观点,甚至还能够预测出乡镇发展前景的诸多面貌。看来,这喝酒早已不仅是民风民俗,它已经成为渲染乡域政治特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4]
我的小镇调查,就是在对谢书记名头的体味与享受,以及林书记这一番“吃饭就是工作”和“农村调查从吃饭和喝酒开始”的启发中开始的。
(1) 干部“四化”的标准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在内陆乡镇,真正称得上是知识化和专业化的人才多半就是中小学教师,这也是乡镇干部中教师出身者较多的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篇一 迎检,迎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