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引子
[1] 依据我的经验，在中国做田野研究，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引荐，包括利用“公事私办”和“私事公办”等形式所做的引荐，是很难入场的，这即如苏力所说，“尽管我们运用这多种关系所了解的仅仅是一些非常平常的情况，没有任何窥探机密或单位隐私的企图，但是我们都本能地知道，如果没有这些关系，我们完全可能会受到冷遇”。因为被调查对象“没有任何必要同一些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直接利益而唯有可能带来麻烦的人交往”。（苏力，1998）但是，政府的引荐与支持却又往往使研究者容易受到官方的文献、知识和话语的屏蔽，及为另一种权力关系所支配，而忽略对于民间知识和民间意见的收集。要克服这一局限，确保田野工作具有较长的时间与深度是很有必要的。只要能够确保这一点，我就宁愿相信，以局部性田野经验为基础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较之于统计性的量化分析，在理解中国社会与政治特性方面可能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2] 1998年，我对四川省达州市磐石乡双河口村（简称双村）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田野研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博士学位论文《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论文运用政治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民族志”的叙述架构，详细考察了个案村在20世纪的百年中的村治历程，村治变迁中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变化是这一考察的核心。通过这种考察，论文阐释了“现代性”“国家”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逻辑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由革命向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大场景中共同塑造村治格局的历史过程，归纳出20世纪影响个案村村治变迁的基本逻辑是“现代化背景下从国家、现代性依托革命对村庄社会的改造到超越革命后的国家、现代性与村庄地方性知识这三种历史逻辑共同重塑新村治格局”的过程。我认为，这一历史解释模型的提炼，不仅对理解个案村村治历程，而且对重新理解整个20世纪中国的村治历程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参见吴毅专著，2002）
[3] 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立体化、情境化和动态性（时间性）的叙事呈现是“深描”的基本要求，（陈向明，2000）这样做倒不仅仅是因为要刻意区别于统计式量化分析的抽象和条理特性，而是基于要通过叙事本身来帮助我们克服在结构主义的社会分析中容易导致的唯智主义“符号暴力”。（李猛，1998）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是基于一种有别于科学结构主义的历史叙述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即认为事件本身与它的后果紧密相连，过程本身构成理解过程变化及其相应结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研究对象进行立体化、情境化和动态性（时间性）的叙事呈现就不只是一种能或不能用来表现作为被研究对象之真实性状况的形式，而是对它的一种组织——一种包含了作者的认知和解释在内的组织，一种不同于科学主义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即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主张的，叙事不只是历史再现的一种可用或不可用的话语形式，它还包含着意识形态，它不仅传达意义，而且还创造意义，不仅是形式，还是内容本身。（海登·怀特，2005）因此，作为一种研究立场和方法的“叙事性的分析和思考”，也正是救赎缺乏时间和历史感的科学主义社会研究的法器。
[4] 根据我的观察，作为日常乡镇工作的一种延续方式，吃饭和喝酒不仅在政府食堂里进行，常见的地点还有镇上的餐馆和村干部家里，如果对其做一个大致的功能分类，那么，政府食堂主要用于各种会议之后的常规接待，而更为常见的带有工作午餐性质的吃饭或更具礼仪性的接待则经常是在镇上的餐馆里进行。在这些场合，或者是由政府干部做东，宴请宾客和领导，或者是村里出面款待政府干部或客商。实际上，在像小镇这样一个外来人口不多、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边缘乡镇，餐馆主要就是依靠这一类权力型消费来维系的。这在另一个方面又将小镇的餐馆塑造成了一个乡镇权力精英群体半制度化互动的结构化空间，这一空间的主要功能是利益型（即政治型）而非文化和休闲型的，除非因为各种红白喜事，居民需要到餐馆来包宴席，餐馆与乡镇民间生活基本上无缘。出入餐馆的主要是政府干部（包括乡镇各个职能部门的干部）、村干部和一些工程承包商，而后者中又多有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人物。由此，我发现了一个能够观察操控乡镇权威性秩序的人群的空间场所，透过这个场所，我们得以确知乡镇精英的构成及其网络化互动的密度和频度。在村干部家吃饭，主要是为了接待下村工作的政府干部。至于吃饭与喝酒的社会功能，有干部为我总结了三个原则：（1）上级来了不能不喝；（2）朋友来了不能不喝；（3）有事要求对方办事不能不喝。喝酒有融洽气氛、拉近关系、联络感情的作用，是乡镇工作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也可以被视为地方社会资本交换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