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斯坦利看着杰森·科尔曼的车转过最后一个树丛掩映的弯道，车头灯在暮色里像山顶的烽火一样显眼。再过三分钟这辆黑色的莲花就会到达研发中心大门，五分钟时间通过安检，一路绿灯，进入管制区的电梯。斯坦利想象着声敏灯随着杰森的脚步一排排地亮起，走廊变成一条惨白的隧道，延伸到他的办公室门外。
电脑发出尖细的提示音，斯坦利快步从玻璃窗边走开，拔下那个邮票大小的闪存盘；复制“剃刀”项目的财务记录花了比他预想中长得多的时间，他的私人电脑上只有一小部分关于Apophis的资料，缺头少尾的残片，但也足够一个嗅觉灵敏的好记者尽情发挥了。杰森不信任电脑，最关键的数据都在他的笔记本里，毕竟迄今还没有程序能击败传统而忠实的纸和笔。斯坦利把那枚满载数据的芯片贴到空烟盒内侧。还不至于公开这些数据，他告诉自己，只是以防万一。
怎么样的万一？
敲门声响了起来。斯坦利关掉了电脑显示屏，把烟盒放回衣袋里，拨了嵌在桌面上的按钮，电子锁弹开了，响亮的咔嗒一声。斗兽场的栅栏，斯坦利想，狮子进场。
皮鞋踏在厚实的灰色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杰森环视着办公室，像是在寻找不存在的埋伏。他看起来完全就是在机场等了超过六小时的样子，歪斜的领带和起皱的衬衫，眼睛像镶在铅板外面的玻璃。有那么荒谬的几秒，他们像两个击剑选手一样互相打量着，揣摩对方的意图。斯坦利首先移开了目光，看向保温箱里被太阳灯照亮的栖木，那里面早就没有蜥蜴了。
“我以为你要等明早的火车。”
杰森随手把行李袋丢到地上，“兑现了些人情，艾迪正好有一架庞巴迪停在苏黎世机场，美妙的巧合。假如你接电话的话，我是会告诉你的。”
“我忙着清点库存。”
“有点超出你的工作范畴了，不是吗？”
“消失的药剂足够灌满两个标准加压罐，或者把一个中型城市从地球表面抹掉。”
“三个，如果投放供水系统的话。”
“这不好笑。”
“它们是政府财产，”杰森摸出烟盒，抖出一支来，想起了什么，又把它塞了回去，“白厅乐意把它运到鸟不生蛋的坎布里亚，和浓缩铀锁在一起，或者扔在伦敦市中心，都轮不到我决定。”
“把它卖给军火商就是你的决定了。”
“生意。你明白IntelGenes不是一个慈善组织，对吗？”
“我们也不是一个佣兵组织，原则是——”
“你真该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加斯帕，”杰森把玩着火机，点着，再熄灭，“假如你想谈谈你的手有多干净，我们总是可以从东非项目讲起的。去年堵在门口的那群人道主义嬉皮士要是知道是谁授权放行那些药品，你和你的实验组都会被绑到木桩上烧死。”
斯坦利过了好一会才意识到自己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死亡率一直在可控范围内。”
“但仍然有人丢掉了小命，你会把这称作什么？”
“合理风险。”
“说真的，你应该去主持深夜电台宗教节目，兜售你模棱两可的原则和道德标准。”
“我的实验室开发的是疫苗，不是武器。”
“而‘剃刀’实验组原本的研究目标是治疗多发硬化症，你以为我很高兴看见它被变成，”杰森打了个手势，顶替没说出来的词语，“加斯帕，没有什么不能被变成武器，人们在自我毁灭方面有着令人惊讶的热情。”
“他们至少有权知道自己在对付的是什么，MSF还在用治疗芥子气的方式处理伤口，还不如直接给伤者头上来一枪，让他们死得干脆些。”
“IG不能卷入这件事。”
“IG制造了这件事，见鬼，我们杀了这些人。”
“杀了他们的是战争。回家去，加斯帕，喝杯威士忌，两杯，这会让你好受些。忘掉蒙巴萨和阿勒颇，说真的，本来就没有人关心这两个灰尘扑扑的角落。”
——
“然后我说，我辞职。连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念头突如其来，也许从莱肯斯顿的木屋回来时它就已经潜伏在哪里了，等着合适的时候跳出来。杰森坐在那里瞪着我，好像我往他脸上泼了杯冰水似的。于是我再说了一遍，‘我辞职’。离开办公室，下楼找我的车。”斯坦利揉着手背上一个被瘀血环绕的针孔，“我就是这么离开IntelGenes的，吉布森小姐，就像顺着一道长长的、滑溜溜的楼梯往下滚，放弃了‘光子’实验组，股权，专利，熬过整整两个月乱七八糟的财政和法律噩梦。IG豢养的律师们连一根回形针都没让我带走。”
“除了那个闪存盘，他们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时还不知道。”
“我搭火车去康沃尔，租了一间旧船屋，就是那种方便夏天来海钓的游客落脚的，工具棚里有个柴油发电机和野营用的简易炉子；离最近的公路六十英里远，去火车站需要步行半个小时，穿过货真价实的荒野，草丛里一闪而过的蛇尾，一条泥浆比水多的小溪，苔藓上的鹿蹄印。”
“不起雾的天气里，你能从厨房窗户看见夜班火车在远处开过。”
“沙滩倒是很近，石滩，准确来说，可以推想这地方冬天时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石头坟场。我每天都在那里散步，三小时，四小时，思考一切，什么也不思考。闪存盘放在一个铝制名片盒里，随身带着。我考虑过复制几份寄出去，匿名邮包，选三四个报社，但始终没有这么做。一部分原因是，如果‘剃刀’实验室要被踢下地狱，我也会被拖下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只有这一颗子弹，IG却拥有一打卡拉什尼科夫，假如他们决定把‘光子’在东非的——”
“恐怕我们需要把东非从你的证词里去掉，你会被它咬住脚后跟的。”
“你这么觉得吗，吉布森小姐？”
“我不‘觉得’，我‘知道’。检方可能会借此攻击你，但在此之前，别主动把武器放到他们手里。”
“好的。”
“那些数据，你最后是怎么处置的？”
“我打了个电话。”
——
号码并不难找，就在邮局提供的一本页边起毛的号码簿里，他把这串数字抄在报纸白边上，穿过两条街去找电话亭。
假如有人说这是整个西南沿岸最后一个公共电话亭，斯坦利也会相信的。数字键都被摸得褪色了，“0”凹陷下去，他不得不用拇指指甲使劲把它往下摁。电话亭四壁布满涂鸦，斯坦利听着拨号音，侧过头打量那些粗鄙的即兴画作和用马克笔歪歪扭扭涂在有机玻璃上的哲学问题。
“《新观察者》杂志。”
“下午好，呃，”他把话筒从左耳换到右耳，“我想找丹尼·马瑟尔先生。”
“当然，我替你转接过去。”
又是拨号音。斯坦利的手指轮流敲打着塑料听筒，一辆车在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停下，一个披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下来，打开副驾驶座的门，抱出一只小小的约克夏。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咔嗒声。
“这是马瑟尔。”
“丹尼，这是加斯帕，加斯帕·斯坦利，”他收回目光，拨弄着那张写着号码的纸片，“我想和你谈谈‘剃刀’。”
长久的沉默，如果不是背景里不时传来电话铃声和敲打键盘的噼啪声，斯坦利会以为电话被挂断了，“丹尼？你在听吗？”
“老天爷，”记者说得飞快，词语和词语挤在一起，“阿勒颇事件，你的意思该不会是——”
“先别过度解读，好吗，我只是说我这里有些关于‘剃刀’实验室的资料，你可能会感兴趣。”
“我们不能在电话里谈，”马瑟尔说，“有这么家酒吧，在格罗夫和海军街交界的，叫‘高脚杯和土拔鼠’，老板和我很熟，可以借我们一个小隔间，我总是和线人在那里碰头。你觉得你能找到吗？你在哪里？今天下午，比如说，四点，能赶到吗？”
“我能找到的。恐怕要明天下午，我在圣埃格尼斯。”
“远离人类文明的康沃尔，我能问为什么吗？”
“不能。明天下午见，丹尼。”
他挂上电话，把纸片揣进口袋里，推开了电话亭的门。穿着羊毛开衫的老太太从花店出来，一手搂着小狗，另一手抱着一大束玫瑰。狗冲斯坦利汪汪大叫，后腿乱蹬，“抱歉，你得原谅小波莉，她很少出门。”
不要紧，他完全理解。斯坦利对她笑了笑，转身朝相反方向走去。
——
“高脚杯和土拔鼠”有一个狭长的吧台和三张靠着墙的圆桌，吧台旁边有一扇被彩色贴纸和涂鸦淹没的活板门，被铁链和两根木棍固定着，露出通往地下室的旋梯，梯级是薄薄的镀锌铁皮，踩上去咣咣作响。地下室才是这个酒吧的主体，二十来套桌椅，一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舞台，搁着一个孤零零的定音鼓。没有涂漆的砖墙上挂着些大小不一的相框，里面的陌生人都在冲镜头做出鬼脸。
小隔间在地下室尽头，斯坦利看了一眼手表，三点五十七。前两个隔间都是空的，开着门，他敲了敲第三间的门，转动了把手。
有人比他先到了，但并不是丹尼。斯坦利后退了一步，差点撞翻一张椅子。旋梯的方向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两个戴着黑领带的保镖挡在那里，截断了唯一的出口。
“别紧张，斯坦利先生，”吉姆·佛莱特指了指桌子对面的空座位，“坐下，我们需要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