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军火商的手搭在椅背上，半个表盘从袖口边缘露出来。他整个人都是灰色的，不仅仅是衣着，一种隆冬时节峡湾的颜色，脸是沟壑纵横的岩石，闻起来像盐，常年积雪。他的灰白头发，晒成棕色的手背，以及改良猎装口袋里露出来的条纹方巾一角，都给他涂上了一层经过稀释的殖民地色彩。“请坐。”佛莱特又说了一遍，温和地，骑手催促一匹顽劣的马，如果好言好语不管用的话，他就要用上皮鞭了。
斯坦利坐下了。“马瑟尔在哪里？”
“另有安排。”佛莱特的手臂从椅背上滑下来，目光像架在鼻梁上的弩箭，“个人经验，不需要过分担心吱吱喳喳的小鸟，当然，要留心盯着他，听他最近唱的是什么歌，往他的电话里装窃听器，但没必要担忧，因为你随时能拿起猎枪把他打下来。反而是那些安静的，”他给了斯坦利一个歉意的微笑，就是审核员盖章驳回一张高额保单时露出的那种，不可抗力，先生，我也很为难，但我们能怎么办呢，“那些藏在草丛里的，躲在阴影里的，那些不太作声的，让人防不胜防，你不这么认为吗？”
“你想要什么？”
“正确的问题是你想要什么。这也是我这几天在琢磨的，要是你能慷慨地提供见解就再好不过了。想象你自己是一本书，封底简介写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三十五岁。第一章：《寄宿学校来的男孩》——寄宿学校会在它的学生身上打个烙印，我提醒你，就像农场主标记牛羊——父母早年分居，父亲因为轻度中风和肾病住在疗养院，母亲在布莱顿附近有栋小房子，院子里有个迷人的玫瑰架。翻页，翻页，读者开始觉得奇怪，这不是一个很活泼的家伙，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每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年轻的斯坦利先生独自住在带家具出租的公寓里，年轻的斯坦利先生偶尔有女伴，但没有一个超过两周。也许他还记挂着多年前头也不回地离开的萨莎，又或者他现在其实更喜欢光谱的另一端？”佛莱特审视着斯坦利的脸色，摇摇头，食指摩挲着灰白的胡茬，“不，都不是，也许他只是喜欢独来独往。安静的斯坦利先生，科尔曼博士温驯的影子，我们接受了这个节奏，直到——原谅我的陈词滥调——情节急转直下，你决定表演一场大冒险。为什么？读者不得不再次发问。钱？你不是写勒索信的类型。也许是正义，我理解正义，我的生意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没有什么比一把好枪更能捍卫你的正义；但是刊登在杂志上的又一篇耸人听闻的侦探故事并不会让任何人起死回生。现在，斯坦利先生，你打算怎么写接下来的情节？”
年轻的斯坦利先生偷走了火种，现在他想烧毁一切。他想，并没有作声。装着闪存盘的名片盒放在西装内袋里，它的重量从未如此明显。站在旋梯前面的两个保镖阴鸷地盯着他们。
吉姆·佛莱特的手指轮流敲打着木头桌面，演奏着只有他才明白的音乐，“在我看来故事有两个走向，第一，你决定当个英雄，短暂的独唱，不祥的小提琴声，灯光变暗，一个人影拎着血淋淋的斧头回到后台，但我们不想要这个结尾，不是吗，这也不是老吉姆做事的方式。第二，我们都把各自的小秘密锁进地下室，钥匙扔进河里，喝上一杯，互道晚安，所有人都高兴。”
“我猜杰森没有勇气来提出这个要求。”
“如果是你的好伙计坐在这里，结果会不一样吗？”
“不会。”
佛莱特摊开手，露出被帆船缆绳磨得像码头工人一样粗糙的掌心，像是在说我就知道，“我不是任何人的信使，斯坦利，我只是个担忧退休金的老人，在保护他的投资。我们的好博士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决断的人，所以老吉姆时不时要从他的巢穴里爬出来，敲敲打打，防止屋顶漏雨。他告诉过你我们是在哪里认识的吗，没有？在辛克莱的新年鸡尾酒会上，不是莱恩，是他那个做能源生意的父亲。‘乌鸦’，人们当时是这么称呼杰森的，在我们的好博士还在地下室里玩化学积木的时候。我一向很尊敬学者，你看，我是在开普敦长大的，兰加，准确来说，我的中学是街头，大学是赌场，那里有一套不同的规矩，你得在贫民窟和它可爱的住户之中学习这些规矩。”他叹了口气，握起双手，忧心忡忡地看着斯坦利，仿佛他是个不遵守宵禁的学生，“我发现你并没有完成博士课程，加斯帕——我能叫你加斯帕吗？——比起商业斗兽场，你也许更乐意在学校里重新开始你的研究？在一个少点雨的地方，我希望，大西洋另一边听起来怎么样？我们时不时都需要点长途旅行，或许再加上一笔捐款，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刻在实验室的大门上。”
“条件是？”
“丢掉手上关于IG的一切数据，闭嘴，拿走你的甜萝卜。”
“不。”
佛莱特眯起眼睛，斯坦利这才察觉到他额角的疤痕，烫伤，犹如一小滴凝固的岩浆。军火商站起来，绕过桌子，“年轻的斯坦利先生想要的是正义，”布满老茧的手拍了拍斯坦利的脸颊，“危险的奢侈品，在什么行当里都是如此。看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份上，我更乐意给你萝卜，你想改变主意吗？”
他的手心里都是冷汗，“恐怕不。”
“你们两个，”佛莱特对那两个锡兵般的大块头打了个响指，转身向楼梯走去，“向斯坦利先生解释一下游戏规则，用他听得懂的语言。”
斯坦利猛地站起来，额头差点撞到隔间的门框。锡兵们的速度惊人地快，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肩膀，拳头击中了他的胃部，然后是侧腹，用最有效的方法榨出最多的痛苦。一个锡兵脱掉了他的外套，抖了抖，铝制名片夹和钱包一起落在地上，哐啷一响。斯坦利张嘴想说什么，脸颊上挨了一拳，帮他把没说的话咽了回去。皮鞋踢了一下他的膝弯，斯坦利跪在水泥地上，血顺着下巴淌下来，落在衬衫上，每一滴就是一个字母，没有人不懂这种语言。
他们拿走了一切，手机，名片夹，钱包，三分之一盒香烟，钥匙。一辆车的引擎发动，斯坦利靠着一把椅子，听着那声音消失。他的西服外套丢在一边，像蛇褪下来的皮，斯坦利盯着它看了很久，伸手把它捞过来，搭在手臂上，慢吞吞地挪向楼梯。
店堂里仍然空荡荡的，就在斯坦利吃力地把自己推上最后一级楼梯的时候，酒保从厨房的双开门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斯坦利用袖子擦了擦嘴角，绕到吧台后面。墙上挂着一部墨绿色的电话，他摘下听筒，拨了丹尼的号码，手指把未干的血迹抹到数字键上。
“你好？”
这声音让他迟疑了一下，“这是丹尼的手机。”
“确实是的，我是辛西娅·科恩，《新观察者》的执行主编。丹尼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什么意思，暂时不能接电话？”
“你是谁？”
“让丹尼听电话，见鬼。”
“丹尼还在手术室里，一辆闯红灯的货车在十字路口撞上了他的车。”
他沉默得太久了，对方又问了一次他是谁，他假装没有听见，“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四小时前，你需要留什么口信吗？你是——”
斯坦利挂断了电话。
——
他身上没有哪怕一个便士，只得步行回家，花了将近四十分钟，又或者七十六年，在他看来都差不多。人们都斜眼打量他，在他走近的时候假装漫不经心地躲开，给他留出一个宽得荒谬的空隙。途中有那么一两个陌生的声音关切地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斯坦利摇摇头，甚至没有抬头看说话的人是谁。
公寓大门被撬开了，一个铰链松脱，木门危险地挂在那里，被穿堂风吹得摇摇晃晃。客厅一片狼藉，斯坦利麻木地绕开翻倒的家具和被割开的坐垫，走进浴室。镜柜也被搜过了，他用鞋尖拨开牙膏和药盒，弯腰用冷水洗了洗脸，双手撑着洗手池边缘，看着暗红色的污水汩汩淌进下水道里。
警笛声由远而近，拐了个弯，往东面去了。
他挪到厨房，拿了一袋冰块，按在肿胀的脸颊上。橱柜都开着，一张张茫然无措的嘴，面粉洒了一地，雪崩一样。尖锐的玻璃碎片浸泡在四处横流的烈酒里，一瓶白兰地躲过一劫，斯坦利把冰袋放到一边，拧开瓶盖，他的手在发抖，泼在料理台上的比倒进杯子里的还多。他咽下一大口，长长地呼了口气。
所有房间都被翻过了，他从卧室走到书房，检查这个洪水过后的废墟。电脑和日程本都不知所踪，整齐码放在书柜里的笔记本和文件夹也被拿走了。碎玻璃在鞋底喀嚓作响，斯坦利捡起破裂的相框，又改变了主意，把它丢到散落一地的对账单里。上锁的抽屉被砸开了，但护照和驾照都还在，他把两样都塞进裤袋里，拖过翻倒在墙边的空行李箱，开始打包。
——
“布莱顿是我的第一站，去看我母亲，告诉她我在滑雪的时候摔了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玫瑰的季节快要过去了，剩下零星几朵晚开的花。妈妈在培育一个新的品种，为此感到兴奋，但我只能想到佛莱特，他无处不在的眼线，也许此刻就在盯着妈妈和她的玫瑰架。‘小心一点’，我说，妈妈给我倒了更多的薄荷甜酒，问我‘这种神秘兮兮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呢，加斯帕？’，我告诉她我的意思是希望她侍弄玫瑰的时候小心跌倒。然后我订了一张去纽约的机票，单程。”
“丹尼下半辈子都要靠拐杖走路，但至少撑过来了。我又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人接，最后他换了号码。关于Apophis和阿勒颇的事，终究是被扫到地毯下面去了。”
“我希望我能在这里加上一句，‘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杰森’，但我们不能自作主张地修改故事的走向。我在纽约呆了半年，然后搬到波士顿。包裹寄来的时候我不在，于是邮差把它藏到花盆后面了，第二天下午我才发现它的存在，幸好门廊遮住了雨。那是复活节假期，吉布森小姐，邻居的孩子像群棉尾兔似的，在前一天的找彩蛋游戏里把我的花圃挖成了蜂窝。包裹是从慕尼黑寄来的，我在慕尼黑不认识任何人，只得把这个谜拆开，字面意义上的。”
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们两个同时转过头去。
“探视时间结束了。”护工说，用拇指比划了一下身后的走廊。
“我还需要十分钟。”吉布森抗议道。
“女士，你有十秒可以收拾东西，离开病房，当我说探视时间结束了，它就结束了。”
吉布森转向斯坦利，“包裹里面是什么？”
“笔记，杰森的笔记，全部。”
“说真的，吉布森小姐，我可以叫警卫过来。”
律师匆忙把纸张扫进文件夹里，“我明天一早回来。”
她出去了，门砰然关上。斯坦利把目光移到窗外，看着西边天际暗淡的余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