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歌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天天准时聚到海边，全都暗着脸，谁也不跟谁说话甚至不打招呼，各就各位一起推动这只搁浅的船。已经干了二十多天，只推出两米远。船头前翘，有如伸长脖子探向远处茫茫大海，船尾却陷在泥河中痛苦呻吟。后边拖着两米长的深沟。船里还残积一汪昨日的海水，晃动明亮的天光和云。舷板披挂着厚厚长长穗子一样早已枯干变色的海草；还有死死生结上边的螺贝，好像一离开船板它们便失去生命。我们的手给贝壳刀口一般坚硬的边缘割破生疼流血，谁也不吭声，依旧大角度倾斜身子把全部力量压向双手，眼睛死盯住前边，那海。终于一天，大海涨潮了，潮水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涌上来，把这船从海滩托起，带走。我们站在齐腰的海水里，望着大浪中狂乱颠簸而远去的小船，没喊没叫没欢呼，全都哭了……这场面这情景这感觉叫我记了三十年。可是至今不明白那时我们那群孩子为什么要推动那只船，为什么哭。
我认识你太偶然。
其他的偶然一万个，这样的偶然只一个。如果碰上其他任何一个偶然，我此生此世就与你无缘。于是，我想，我说，偶然才是命运中的必然。谁还找到这偶然？命中注定，你我。
那是因为那天无聊才去看望一位同样无聊的画友，让孤寂的灵魂相互靠一靠。正赶上抑郁症使他面临崩溃不得不送往精神病院，正赶上在他家门口碰上他。晚一步，后边的事全没有了。他说，他要到天国开画展去，说完推开我就走，走几步又回来说：你必须帮助一个女人。他没说为什么，只是清清楚楚告我一个地址和一个女人的姓名。推开我又走，又回来，再把这地址姓名告我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别人把他劝走拉走。一个对世界绝望的人，念念不忘最后的责任必定是神圣的。于是，我找到你家。
当我说明来意，这女人眼睛立刻亮闪闪。
我一惊。白桌布上两块冷森森的黑纱。我知道的她都知道了。那画友进医院当天病就暴发，一头撞墙，把脑壳撞得粉碎，连墙皮都撞下来。立在他灵前，我想，如果他真能在天国开画展，世上的人也只得到下世纪才能去看。他还要等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也好，比活着有希望。可是送葬那天为什么没见这女人？她何时何地戴这黑纱？为什么两块不是一块，另一块是谁的？
她看起来不过四十岁，脸上的阴影倒像重叠了一百年的苦难。蓬松乱发中间一团柔弱疲惫的感觉。她说：
“为了我，这不值得……”
这是我全然不知的故事中的一句话，听起来自然没头没脑。却见她眼睛不再亮闪闪，衣襟也没泪痕。泪水被她眼睛克制了吸收了。后来才知道她只这样“哭”。我见过的，只有强者才这样“哭”，她怎么能。
她告诉我，她没工作。
“我们画社有外加工画书签的活儿，只要你能画几笔就成。”
“我过去弹钢琴。年轻时喜欢画画，都是瞎画……我怕画不好。”
“不难。”我高兴地说，“先试试吧，明儿我就送些白片还有样子给你，好吗？”
微微柔和的笑推开她脸上的阴影，解冻。我点点头，我愿意由于我使别人能这样。
“好像有小孩在房上，小心踩漏顶子。”我说。
“是我女儿。瓦坏了，拿块油毡压上。”
“压上哪行，我来，我会。”
我上阳台，一扬头，阳光好强，还是看见了你。你穿一条粗蓝布背带裤，肥裤腿显得笨重，挽着袖儿的白衬衫就显得又轻又薄。你坐在房顶的大斜坡上，下边一大片红瓦，上边一大片蓝天。白的灰的花的鸽子落在你前后左右。你拿着一块好大好沉的油毡，在做你根本不会做的事，有点儿笨手笨脚。你脸上身上蹭了灰土，好比那鸽群中一只弄脏的小白鸽。我笑。
“他要帮咱们。”你妈妈仰脸对我说。
“是。我会。我来。”我大声说。有种要承担一切的劲头，几下上了房，踩着瓦沟大步迈上去，鸽子在四周飞起飞落。不怕人的鸽子只向远一点走，挪动。我接过油毡时，你并没有客气或感谢地笑一笑。你用你黑黑的眼睛专注地望我一眼，这眼好深。你不是用眼，是用心灵望我。那时谁还会用全部心灵望一个陌生人，像人望大自然那样，无戒备的，感受的。后来我发现你也用这样的目光望一切。可是当你望我时，世界忽然变得一尘不染。
你家的挂钟指针总指着九点四十分。我说，也许发条坏了，我拿去修。你妈妈说，它没坏。我说，那是该擦油泥了，我一个朋友就能干。你妈妈说，不用，只是没上弦。为什么不上弦，叫时间永远停在过去某一个时刻？你和你妈妈眼睛同时亮闪闪，一会儿泪水同样被克制被吸收。原来你也是这样“哭”。你们不说，我不会问。我懂得怎么对付痛苦——绕开它。我就讲笑话，讲呀讲呀一直讲到你俩全笑了。
男人对女人就该有保护意识。女人乐不乐意接受是另一码事。要不怎么证实自己的性别，还称什么男子汉。
可那些年，我实际没帮过你们什么忙。你妈妈那两笔画不能担起画书签的活儿。你们打扫房子，搬煤，糊窗缝，挪东西，钉钉松动的桌子椅子腿儿，我一进门，你们立即停下来，从来不叫我干，虽然我比你们更会干这些事，甚至是行家专家。你们只想叫我坐稳，把你们碰到的一个个难题提给我。我高兴用我的机智把这些问号打碎，还有些问号你们明知道我也没辙，却喜欢看我拿笑话把它扭得变形，不再像问号，好玩。
“你刚刚上来时，二楼那个胖女人问你什么？”你妈妈说。
“问我吃饭了吗。嘿，她倒挺客气。”
“不可能。她是这楼里的治安代表，只要有男人来到家，她就不客气地盘问。有次一个医生来给我看病，她居然跑上来，闯进屋叫人家掏出工作证。”
你妈妈像背个铁包袱，沉重极了。我不知道这包袱里是什么。你那里好比一只受惊的小鸟望着我，求援。
我咧开嘴笑了，说：
“我预料再过一年，每家每户都进驻一个人，叫‘家庭大叔’。一同吃一同睡，不单你家来什么人要查，查出身查历史查祖宗八辈，还负责记录梦话，观察每个人神色态度情绪，每隔一刻钟问你一次，你在想什么。”
“那怎么可能。”你张大眼睛问我。你傻极了。
“这种‘家庭大叔’都是经过特种训练的。训练第一项，就是能从人放屁的声音辨别出有没有牢骚。”
忽然，你和你妈妈咯咯笑起来。笑一阵，琢磨一下，相互一看，忍不住又笑，愈笑愈厉害，直笑得折下腰，你扑在你妈妈怀里喘不过气来，还说：
“我真不能再笑了……”
难道你们向我只要这些？生活没有比这更容易，怎么你们看来竟如此难得？
又是那只搁浅的船。
第一次发现它时，它像受了伤横卧在荒漠的沙地上。在火样灼烫的日晒中，船板发出震惊人心的干裂声。我们几个孩子跑到海边，合拢手掬起凉滋滋的海水，捧回来浇它。路太长，海水从指缝间滴滴答答漏下，最后洒在船板上只剩下几滴，但我们执拗地这样做。一趟一趟，来来回回，从早到晚，从船旁到海边，从海边到船旁，被海水腌白的小手晃动这可怜的一点儿纯净透明的液体；沙地留下一串串圆圆的脚窝、水滴。不只是圣徒才有虔诚。
我的画只能画给自己。我这些画都是给自己画的。你却喜欢。
一半是横七竖八涂满黑墨，只剩下一小块白纸没被盖住，另一半空洞的白纸中央，一小块黑颜色在静悄悄扩散。我以为你看不懂。
捏瘪的空烟盒。我用摄影现实主义手法画得无比逼真。你准要笑我无聊、空虚。
还有那古怪凄凉的形体在空间运动。有人说这是只肚皮朝上的飞鸟。你不认为我在发神经？
你说，它飞得太累了。
我无言望你。你用你心灵的目光感受着我，又说：“你画的都是你自己。”
我惊讶了。你这样年轻，又不知我那磕磕碰碰的经历，打哪儿猜到的？我一直觉得你是空玻璃杯，里边只有光。现在觉得那感觉完全不对。
至今我还记得，你那间不能再小的坡顶小阁楼，靠墙一架钢琴上永远蒙着一条灰色粗毯。屋子中间塞着小方桌和小凳。书架改作碗架，外面挂一块干干净净淡蓝色碎花布帘。布帘遮盖的最下一格塞满书，全包书皮，为了不叫别人知道是些什么书。这我明白。除去这些剩下的空间无法摆下两张床，尽管你和你妈妈好得像一个人，也只好睡上下铺。你小你轻你在上边。你身边那墙有扇小窗，至多一本杂志大小，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小的窗。但一样透光，一样有晴空，有云影，有星光，有晨昏雨雾，有暑日寒阳。还有一棵大槐树顶尖那点儿枝叶，春天鹅黄，夏天浓绿，秋天红褐斑驳，冬天几枝干枝，隔过模模糊糊的寒气热气水汽，如同墨勾几笔，挺绝。虽然都那么一点点，却都有。你说这窗是你活的年历，你每年六月十五日生日那天清早，树上准有几只小鸟把你叫醒。
我笑了。问你喜欢诗吗，画吗，钢琴吗，想学艺术吗？
你马上使劲摇头，有点儿神经质。那天你妈妈在街道加工厂钉衣扣没下班。你忽然告我，我那死去的画友是你生身之父。
我将近十分钟没说话。因为我不能不信，因为是你说的，绝对就是真的。
你只过分简单告我这个悲剧的原因，只一句，因为一个意外的爱。沉一沉，你似乎怕我的理解流于俗浅，你解释又不愿解释，因此也只是过分简单的一句：那个小提琴手太有天才了。
随后你沉默了，好像打算永久沉默。你肯定后悔对我说。你不再说，我不会再问。我脑袋里不知不觉构想出一个苦涩的故事：
乐团的女钢琴家被小提琴手的爱感动了。丈夫痛苦地离开她，她因此被乐团开除。小提琴手屈于世俗压力，怯弱地走了。她失去一切。后来她醒悟，艺术是欺骗人生的。从此与钢琴与艺术断绝，只与小女儿相依为命。可世俗那套并不放过她，死缠着她，到死……
这个虚构的故事太像小说。但我认定这就是她全部悲剧，不管情节细节有多少出入。我那死去的画友为什么一直严守这秘密，临死又放不下？他爱她，双重的悲剧。事情就该这样。
我对你说：
“我被感动着。爱，没有正确和错误，只有真实……”
你的眼睛变得露珠一样明亮。如果没有我上边的话，你绝对不会告我，墙上表针停止的时间就是你爸爸离开你们的时间，那晚。
噢。九点四十分。终结，然而——
爱的终结是爱的永恒。
我把大半杯酒吞进肚里，拔腿要走。父亲说：“大年三十晚上都在自己家过年，你去哪儿？”我又看一眼桌上小表，九点四十分，把棉帽扣在热乎乎的脑袋上就出来。
家家都在吃团圆饭。今年禁止放鞭炮，据说敌机听见声音看到火光会来偷袭。太静了，就听到：“最后一把花了，谁要？”寒冷寥廓的街头一个女人在喊。
路灯里这束花茸茸闪着光。银柳。
最后的花，有点儿凄惨。我说，我要。我是这样意外带着这束花去你家的。它却给你们的年夜带去欢乐。你家没花。没花的空间好比没音乐的空间。你说这花快冻死了，要用一杯温水泡上。我笑着说，温水里反而会死，再冷也必须在冷水里才活。你也笑了。我笑你过于善良，你笑自己傻，你妈妈分明笑你可爱。
“居然这么晚，还有人在街头卖花，我不信。”你妈妈说。
“我也觉得挺怪呢！再说银柳这花几年不见有卖的。”我说。
你俩相互诡秘地笑笑，都摇头，都说准是我白天就买好的，叫我招认。你们一向这样估计别人。其实我白天并没预备来，只是刚刚那一冲动便非来不可。为了你们，我只好认可，撒谎。
你的灯瓦数太小，光线太暗，花枝隐去，只剩一片银亮的花散在空间，像纷落的雪突然静在半空，不动。这感觉挺奇特。
你说：“如果去掉这些花枝，花朵也这样悬在空中似的，多好。”你也正是这种感觉。
感觉相通最不易也最快乐。我随口说：“只有绘画才能做到。”后来一想，我说到了绘画的本质。艺术服从理想并不服从现实，它依据现实却不依据理想。
小方桌上那点儿粉丝炒白菜丝，几个茶鸡蛋，两三根蒸腊肠，一碟韭菜馅饺子——你俩就这样几乎一无所有地面对着又大又空的新的一年。你说你们没酒，沏一杯热白糖水给我做“酒”。你说你们只有两个饭碗，就拿一个带把儿的白瓷茶碗给我盛满饭。这样好，这样更亲切。我以前也吃过大宴华宴，现在全忘了。我恳请你弹一支曲子庆祝新年，今晚。我知道你妈妈不准你手指沾琴。你偷偷告我，你总是偷偷弹琴。起先你妈妈知道就拿尺子打你手，打肿。一次她下班站在门口，可能给你琴声里什么东西感动了，从此不再管你。她回来只要听见你弹琴，就敲敲门，你马上停住盖好琴盖。两人见了都装作若无其事。
今晚我提出请你弹琴就需要点儿勇气。我是有意这样做，早有打算只等这一天。今天的气氛对今天最适合。我抱定决心非要打开这关闭太久的门。
你没准备，张大眼望你妈妈。
“弹吧。”
你妈妈的话出乎意料，她的平静更出乎意料。这样你才放心坐到琴前。她为什么改变自己，今天。我想。
你感觉太神圣还是太紧张，因为头一次在你妈妈面前还是头一次在我面前弹琴，你弹《少女的祈祷》，可是你完全弹乱了。你不断摇头，两个小辫梢左右刷着你瘦瘦的后背，你还大口喘气，想镇定一下你平平的然而大起大伏的胸脯。干什么这么紧张？最后你弹得一塌糊涂，无论如何弹不下去，只好扭身到桌前，朝我歉意微笑，笑里还深深埋着懊丧。我真不该请你弹琴。
“这曲子她本来弹得不错。”你妈妈对我解释，为你。
我举起糖水——糖水早凉了，说：
“祝你明年十八岁，大姑娘了。”
“也祝你……你明年该多少岁？”你说，你还没完全镇定下来。
“你别以为一年年下去就能赶上我。我永远比你大十二岁。就像你妈妈永远也比我大十二岁。”我说。
我们都笑，松松快快快快活活笑了。你妈妈忽然举起甜甜的液体说：“就为两个小十二岁的人和两个大十二岁的人一起祝福吧！”她第一次说笑话，你也感到惊讶。
是时候了。我想。
我撂下水杯起身走向那停摆的钟，伸手摘下来，一下子你俩神气都变了。你竟然从心里轻轻“噢”了一声。我浑身好烫，是不是刚才在家里喝的那些酒都冲上来，脑袋有点儿失控感？这事却只能由着我，不能由着你俩。我死死盯着你妈妈的脸，把停了有如一个世纪的时针拧动。轴生了锈，使上劲才吱扭吱扭转起来。再嘎嘎拧响上弦的钮，表壳里嘀嘀嗒嗒嘀嘀嗒嗒满屋响起。计算生活和生命的指针全都复活。当然，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看见你俩的眼睛一齐亮闪闪。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不愿意看见你们再把这泪水克制回去，也许是我自己已经不能克制了。
我们站在齐腰的水里，望着在风浪里颠簸的渐渐远去的小船。海面不断掀起的波涛终于遮住了它，好像把它吞没。大海最终吞没它，必然……我们忽然不哭了。说不清是心满意足还是无限自悔；说不清到底是叫它永远静静睡在岸上到死，还是粉身碎骨埋葬在大海里好呢？
这儿时的惶惑一直在我心里纠缠。
我在废墟中挖一个洞，把父亲弟弟背出来。大街上满是残砖碎瓦断树斜杆。被大地震吓掉魂的人东西南北又南北东西地跑。我打菜店门口搬个大竹筐，扣在一块空地中央，叫父亲、弟弟坐在上边等我，赶紧弄辆破自行车去挨个儿看我的朋友们，是死是活。
找到一个，不管他家毁成什么样，只要见人活着，用劲拍两下他的肩膀，上车就去看另一个朋友。
路上碰见朋友熟人，看我两腿血迹斑斑，二话没说，掏尽身上所有口袋，把钱硬往我胸前口袋里掖。我无法拒绝，这时他们每个人的手劲都变得比我大。没多会儿，我胸前口袋鼓成个球，多年来我没这么富过。
跑到教堂附近，我见一位画友躺在道边地上，脸灰得像瓦片。他的腰被砸断，身子下边垫着他的油画。邻居一伙小子正要抬他去医院。他对我说：“今天才明白，艺术是最没用的。”我把口袋的钱一把抓出来，往他头旁一塞说：“快去医院，我一会儿就去看你。”这时我已经被一个可怕的景象惊呆，远远的，你的楼已经变成巨大的土堆，不像金字塔，像坟。纯蓝的天笼罩着它。不知是碎玻璃还是别的，在那土堆上刺眼闪光。
我绕这大土堆转了三圈，心像往下掉，没有底，不知掉到哪里。忽然，我朝这小山似的废墟狂喊一声：“完啦！”
一个人跑来，以为我疯了。多亏这人给我一线希望，说你们这一带逃出来的人都集中到了东边的骨科医院。这医院以前叫作老马大夫医院。
医院大院里外全是人，毒日头下冒着人味汗味药味酸臭味。这儿有临时救护站，还供应面包和水，可以活。大铁栅栏门关严，几个戴红袖章的街道老大娘把门站守，只准这一带居民进出，外人不行。我一眼瞧见你们楼下那胖女人，抓她袖子问：“她们娘儿俩怎么样？”同时准备一个噩耗把我撕裂。
胖女人倒把我记得牢，一眼认出我。她说：“没死，跑出来了。”她脸上没笑，斜眼等我的神气。
我差点把这胖女人抱在怀里：“人呢？”
胖女人说：“一早就出去了，不在里边。”她走开，不愿再搭理我，也许不愿看我高兴。
只要你们活着，不见也是好极了。这遍地废墟，对我们又算什么。我沿围墙走，忽然发现前面还有扇铁栅栏门，锁着。隔过栅栏我竟然一眼就瞧见你俩。我叫，你俩就像两只小鸟扑在铁栅栏上。你俩的脸怎么晒得这么红。这时我们的眼睛都盯在对方身上的伤上。多好，我们都活着。
你说，你最幸运，大地先是摇落一块砖不偏不斜贴着头皮立在你头顶前，房柁下来又正正好好架在这块砖上。你在一个死角里赢得了一个比世界还大的空间。你不该死，上帝也知道。我说：
“将来务必找到那块砖，刻上字，留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块砖。”
你俩轻微地笑了，使我感到一阵松弛。
你妈妈说：“你永远再看不见我们那间小屋了。”这话像一大片阴云。
我忽然想到这些年那些事，再没心气儿说笑话。旁边有个水果摊，我一摸口袋，幸好还有一张五角钱的票子，跑过去，可着钱数买了两个好大好大的苹果，给你俩。我从铁栅栏往里塞，这情景有点儿像探监。铁格子间距太窄，苹果大，进不去，使劲塞啊塞进去，苹果两边被铁格子连皮带瓤刮去厚厚一层，到了你们手中，已经成扁圆的了……
下午回到家，邻居告我，一早来了两个女的，一大一小，手牵着手，在大太阳地里，面对我坍塌的房子足足站了两个小时，才走。
我这才明白，为何你俩脸晒得那么红。
退潮了。潮退了。一去到天边。几十里一片死寂。没有浪花迸溅的礁石失去了往日的雄奇与严峻，没有潮头掀腾的沙滩失去了昔时的骚动与激涌。海鸟与海风也退去。那虽然寂寞虽然不安虽然凶险却充满力量充满渴望充满光和影的生活到哪里寻找？谁告我。
长久沉陷在沙地上的船干了，裂了，散了。它不再属于海而属于陆地了。
那次我回到久别的故乡的海边，看见渔民夜里就搬这些船板在沙地上生火。红的光亮的火映衬着这些黝黑无言的废船。永不歇息永不平静的海在远处在月光笼罩下含糊地喧响。你是否听见这喧响中还有一种动人的声音在呼叫。
今儿打早已经迎来又送走四批客人。醒来时那股子作画的兴头全叫这些浑蛋来访者扰散扯碎带走。算了，今儿不干了。我把邮递员刚送来的一包邮件扔在地毯上，就劲儿往地上懒洋洋一躺，随手一件件拆开看。又是请柬，又是请题词请推荐作品请演讲，又是索画求画催画，又是祝贺获奖。天下的颂词总差不多，像黑蚂蚁爬来爬去。忽然一个浅蓝色信封，你的。你永远是这种宁静的颜色，到眼前也从不惊动我。
你告诉我，你研究生答辩已经通过，马上要到奥地利去进修，可能一年两年，可能三年。你说你行程在即，没时间来看我。你说你告诉我这些，为了使我高兴。你还说再见。
怎么这么快研究生都学完了。一算，哟哟，原来你去上海上大学已经八年。整整八年过去，为什么我不曾觉得？回忆起当初你妈妈陪你到我家来和我告别，那印象怎么那么模糊。时间又像过了十八年一样漫长。什么是衡量时间的尺度？记忆的清晰度，还是它中间那些实在的生活和难忘的细节？
八年里，你只是回来度假探望妈妈，才能来看我。你来过几次，记不得了。我的记性真是愈来愈糟。昨天我把开会的日子记错一天，赶到会场人家头天就把会开过了。似乎你每次来只坐一小会儿，也很少来信。你怕打扰我才不敢来也很少写信吧！就像我那些老朋友，真心请他们也不来。我不曾得罪或怠慢他们，到底什么东西使我和他们疏离？是不是我不曾为这疏离感到强烈的苦恼，反倒加大这疏离？
我使劲儿想才想起，你每次来，总还是当年那样用你黑黑的眼睛专注地望着我。你很少说话，只听我说，只点头，只微笑，然后就走了。你为什么很少谈自己而使我对你几乎一无所知呢？你仅仅看到我、坐一会儿、听我兴致所至胡说一通就足够了吗？忽然我记起，一次你来送我一本相册，贴满你的照片，那相册不知压在哪里。你为什么要送一整本你的照片给我？还有一次，我忘了哪年，你请我到你家非要弹一支曲子给我听，还是那支《少女的祈祷》，可是你又弹乱了，为什么你还弹那曲子，为什么你一弹就乱呢？你呀你呀，我呀我呀，多糊涂。
你把你妈妈接到上海后，你不再来了，那是哪年，哪年？距今几年？可是你这一走也许很久也许永远不能再见。你信上这“再见”意味着什么？瞧，你把“再见”这两个字拿笔反复描，变成好沉重的两个字。
忽然我觉得生活中有一部分东西抓不住了。我的心发空。我马上翻身起来把这感觉写给你。我也像你一样，把“再见”这两个字反复描得很粗，很重。
七天后，我和一位乐队指挥谈《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头天晚上，他指挥演奏这支曲子使我落泪。现在谈起来依旧激动得连喊带叫，像两只打鸣的公鸡。
有人轻轻敲门。我一拉开门，是你？笑眯眯站在门外，怎么可能是你。恍惚间，还以为你来看你妈妈。这当然是种错觉。
你身前立着一大束银柳，好长，几乎和你一般高。你两手轻轻把它拢抱胸前。你穿一身深灰，和银柳枝干颜色一样；你戴一双白茸茸兔皮手套，围一条白茸茸兔毛围巾，好比银柳的花骨朵。你故意这样穿的？简直是银柳的化身。
我说，快进来，我们正谈“老柴第一”，你也参加一起谈。我接过花戳在柜旁，你坐下来，我们接着谈“老柴第一”，谈第二乐章，那牧歌式静穆深远的第二乐章，还扯到列维坦，扯到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扯到俄罗斯民族的忧郁美，快谈醉了。那指挥几次蹿起来，他最得劲儿的表达方式还是挥动那两条会说话的手臂，“唰唰”甩动他散发着情感的长发。我不懂音乐，只谈直觉，止不住和指挥抢着说。我抓他的手叫他停住，他推我的胳膊，像打架。
你静悄悄在一旁，一直微笑望着我，还是不说话。
指挥要回家吃饭，我送他出门上电梯，回来时你已经站在门口，围好围巾。
“干什么，你要走？”
“我十二点三十一分的火车，回上海。”
“回去，你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刚来。”
“刚来就走？那、那你干什么来的？”我很奇怪，“你干什么来的呢？嗯？”
你没说，也没笑。两只黑黑的眼睛望着我。你用这双眼睛望了我十几年。忽然我全明白了，我的心立刻就揪上点儿劲儿。
“不行，现在已经十二点了，赶不上车，你多待一天，我去给你换票。”我说。
“我大后天去奥地利，实在没时间了。我是坐出租汽车来的，司机在楼下等我。”
我有点儿慌，克制一下，说：“那好，我送你下去。”我去按电梯钮。
你忽说：“别坐电梯，走下去吧，楼梯上还能说几句。”你用的是种请求的口气。
我依你。我已经痛悔刚才谈什么死“老柴”了。有多少话，只剩这点儿时间，只好说最该说的。什么是最该说的？
我住十一楼，我们走下去。从十一楼到十楼、九楼、八楼、七楼，然后是六楼、五楼、四楼、三楼、二楼……却没一句话，只有我们两人“噼噼啪啪”凌乱的脚步声。全是脚步声。
这脚、步、声，我永远忘不了。
到一楼，你停住，背对着我，低声说——似乎只有压低嗓子，才能保住声音平稳：
“我，不能回头了。你信里没写的话，我全明白……”
我呆住，看着你进汽车，远了，走了。
一连四天，我面对这大束辉煌的银柳，陷入一种难以言传又异常强烈的气氛里。任何人敲门也不开，各种信件全不拆，电话线拔了，只把自己关在屋里。生怕这气氛被扰散，消失。四天过后，一个熟人闯进来，看看我眼神奇怪地说，你有病啊。是啊，到底我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