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理财文化
谁曾想一代晋商驰骋九州方圆？
谁曾见玲珑小城气吞八方地面？
这是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主题歌开端的两问。可说是偶然的巧合，我一听正是我去年7月间在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开幕时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问题，当然提得没有那么文雅，有诗意。
我去山西访问原是想填补《行行重行行》的一个缺档。到了太原适逢山西大学召开这个学术讨论会，坚持要我参加，而且说有几位从台湾、香港，日本来的人类学界老朋友有意在会上和我聚谈，我欣然应邀。谁知开幕式完毕就点名要我首先发言。这真难为了我，一是我事先并没有准备论文，二是我对华北文化并无研究。话从何说起？
幸亏我前一天参观了太原附近祁县的民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有名的“乔家大院”的老宅里。乔家大院是清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完整而精美，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的建筑院落。但地处偏僻，要凭此建筑学上的标本来吸引游客，至少在这个年头，还是不易办到的。乔家大院之所以出名却得力于前几年红极一时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这部吸引过西方观众的名片。这部名片就是以乔家大院做背景拍摄的。剧情虽说是虚构，却也隐射晋商面貌。
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当年电影评论界对“大红灯笼”的议论也没有引起我的关心，倒是那位导游一再用该片的情节来介绍“民俗博物馆”，不由得我不被引进对真实晋商历史的兴趣。我对该馆所陈列着的民俗标本，包括那挂在大门口的大红灯笼并没有细心观看，印象都不深。因为我当时心里被一个问题占住了：这个至今尚没有脱掉农业地区小镇本色的小小祁县怎么会在200多年前就产生了这么多豪商巨贾？这些晋商又怎么会垄断全国金融业直到解放前夕？我的一连串问题，似乎为难了导游，所以他送了我一本小册子《在中堂——乔家大院》（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这是本经过多人，包括乔家的后人核对过的对晋商乔氏的简介，阅读后我受益不少，至少没有使我在山西大学这次讨论会上砸锅。
我的发言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其实就是提出了上述主题歌里晋商何故能驰骋九州，小小祁县何以能气吞八方的问题。以这个主题为例发挥了一通我们怎样可以从“天地人”三才入手去理解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
近年来我在各种会上只要一开腔就收不住，这是年老病，噜噜苏苏说了一大篇。其实所谓“天地人”三才，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历史机遇（天时）、地缘优势（地利）和人的素质（人才）。从这三方面入手就多少可以答复一些上述的问题了。
根据那本小册子所提供的资料，我把乔氏家属作为晋商的标本，随口试作一次简单的“三才分析”。我先讲了一段山西人大多都已知道的乔氏历史。早在乾隆初年（18世纪30年代）祁县乔家堡有个农民叫乔贵发。他是乔氏晋商的创业始祖，为人忠厚，助人为乐。但家贫无业，受到族人奚落。一气之下，决心离乡独自去闯口外，在内蒙古萨拉齐厅一家当铺里当了个伙计。萨拉齐厅是当时山西人闯口外进入内蒙古地区形成的一个移民区。在那里他认得了同店里的另一个伙计姓秦的乡亲，结拜了兄弟。后来他们积了点资本合伙在包头开设了个“草料铺”，是个专门接待马帮寄宿的客栈。
这类“草料铺”在抗战期间我在云南内地农村调查时是很熟悉的。大概凡是有马帮用来作为运输通道的路上都有这类小旅店。天晚了，搞运输的马队就在这种小店里歇脚，马喂草料，人打尖。天一亮就起程赶路。我也曾在这种“鸡鸣朝看天”的店里打过尖，歇过夜。当然这是我30年代在云南的经历，而乔贵发的小店是在内蒙古的包头，相去万里，相隔百年，在此相提并论，似乎时空相距太远，但再一想这类小店恐怕在全国各地已有千年的历史，而且至今还有。
说到乔贵发在包头的草料铺又唤起了我1984年初访包头时参观老城的印象。包头老城是靠黄河边的一个水旱码头，年代已久。我在《行行重行行》的《包头篇》里写过：“（这里）到解放前还不过是一个人口不过7万人的‘水旱码头’。水旱码头是指这地方由于地处黄河要津，形成了内蒙古皮毛牲畜和药材汇集内运和内地输入商品的转运中心，有名的西北皮毛集散地。据说当时5月份黄河开冻，就不断有各式各样的船只汇集此地，在7月中旬达到高潮，码头上停驻有三四百条船只，长达10多里。包头城内大街小巷做短途运输的马车有500多辆，集市上车水马龙，盛极一时。”
这段话里描写的包头旧城景象说明这是个农牧区接界处的内陆商埠。这里的居民以商为主，大多是从山西来的移民和流动的商贾。至今市上还可以听到一片山西口音，和包头新兴的工业区里几十万人的东北腔有鲜明的区别。乔贵发一气之下闯口外，就是当时在旧城里落脚的那一类人，可以说都是些穷困而有志气的山西老乡。闯口外是当时山西农民利用农牧贸易找到的一条脱贫致富的生路。过去几百年里走上这条路的人何止百万，但能像乔氏家族在几代人的短期内从个穷伙计变成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却没有多少。围绕着这众人瞩望的标兵，流传了一个动人的传说。
传说一个严寒的冬天，有一个“鹤发童颜，慈眉善眼”的老年客商牵着匹高头大马，带着个沉重包袱。找到那时还是个无名无号的乔氏小店来投宿。小老板照例侍候得十分“熨帖”（祁县方言周到舒服之意）。次日一早这位客商说要出门访友，临行叮嘱小心保管好留存在店里的行李。一天天过去了，不见这位客商回店。小老板怕行李受潮发霉，想替他晒晒太阳，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尽是足金的元宝。他当即跪下向天磕头，心里想这位客商准是个财神化身。正由于他平时为人正直善良，这件事传了开去也没有人怀疑他得了不义之财，反而作为善有善报的见证。靠了这笔启动金，他发起来了。到他儿子手上，立了个商号叫复盛公，成了包头这个水旱码头的支柱企业，因此至今传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用我在上边提到的三才分析法来解剖这家晋商的兴起并不难。从天时的历史机遇说，乔氏这个晋商正赶上18世纪中叶，西方现代商业势力大举入侵之始，从此直到解放，中国一直是个列强逐鹿的大市场，国内商业和金融势必随着发展。他赶上了这班车。
从地缘优势来说，山西隔条黄河，紧联内蒙古，正是农牧两大经济区的交接边缘。历代在广阔草原上以放牧为主的蒙古族，似乎没有经营商业的本领，以致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一向是掌握在汉人手中。包头属蒙古族地区，但是作为贸易中心的水旱码头却是汉商聚集的据点。当时所谓闯口外，就是现在流行的“下海”，投身到这商业巨流里去。
至于人的素质，晋商大多是闯口外起家的。乔贵发个人传记可以说明和他一般闯口外的人几乎都是那些从勤劳勇敢的中国农民中选拔出来敢于冒风险，善于和人结伙合作的人才。这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大发展中大显身手的海外侨胞是一类人物。三才具备，正是晋商所以能驰骋九州方圆的根据。
有意思的是包头的金融业，当时称票号或钱庄，十家有九家的财东是山西人，而且其中又大多是祁县和祁县附近的人。这主题歌里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祁县成为金融中心，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勉强可以想到的理由是200多年来中国内地企业的所有权是跟亲属系统继承的，而合伙的搭配是跟乡土关系走的。和乔贵发合伙经营的最早的对象就是同县的秦姓。亲属和乡土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关系，看来一直支配着这项企业的发展。
我说着说着还在寻思，偶然一看手表已超过了一般这类讨论会上个人发言的时限，不能不到此收住。正因为急于收口，忘了把这番议论和讨论会的主题“华北文化”挂上钩。画了近一小时的龙，还没有点睛。坐在旁边从台湾来的李亦园教授，帮了我的忙，加上了一句收场语：“这不就是对山西理财文化的分析么？”
李教授接着发言，他也从参观乔家大院说起。他针对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剧情展开他所谓“理财文化”的论点。他很有礼貌地说该片也许有其艺术上的成就，关于这方面，他作为一个人类学者不必发表什么评论，但总觉得该片用乔家大院做布景，更用突出引人注目的大红灯笼为片名，编出这段妻妾成群的家族故事，似乎有点对不起乔家大院的主人，而且也歪曲了山西文化的本来面目，可说不太公道。他接下去就根据乔家大院主人创办金融企业的经过，所奉行的企业纪律和建立的企业组织，对我的发言作了补充。并说这正是一个体现山西人自创的理财文化的典型。他认为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出我国200多年前已经有了利用传统的家规，严格管理一个巨大的企业的能力，体现了一套具有特色的理财和管理哲学，甚至在现代管理学中也许还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有效模式。
李教授比我年纪轻，科班出身，文化人类学的根底比我深，而且一向在大学里讲课和在科学机关里做研究工作，没有像我那样长期中断过。他讲起学来有板有眼，不像我那样野马乱闯，无边无垠。我本想规规矩矩地做些笔记，预备介绍他的观点时可以不致走样，但是边听边记的习惯我在“文革”期间已被打断。所以上面所述的不能视为原话，只是我现在还记得的一些当时的体会而已。好在我回京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接到有朋友转来李教授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的那篇《乔家大院的大红灯笼》（1994年9月6日）。这篇文章比他在研讨会上口头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更头头是道，所以关于他的论点我不必在这里多说了。
李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强调乔氏企业不仅有传统式的严禁纳妾、宿娼和赌博的家规，而且还有一套理财和管理的哲学，和与此配合的相当于现代西方企业管理中的科层机构，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立，和相应的制度和纪律。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李教授称之为乔氏企业里的那一套商业伦理。他根据这些事实，用“不公”两字来指责“大红灯笼”的电影。其实在我看来他也在指责“无商不奸”一类重农轻商传统里的思想意识。商有商德，无德不成商。但是这种公平的论断，到目前还不是中国人的共识。理财文化和商业伦理还需要有人多讲讲才不致使市场经济走入歪道。
我看了李教授所讲的山西理财文化的伦理基础，产生一种体会。这一套伦理看来还是以我国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或者有人可以说还是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结构上说是以亲属和乡土关系为轴心，从内容上说还是治家要勤俭，对人要讲信义，讲厚道，反对营私，巧取。这些不都是沉淀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伦理基因么？从山西的理财文化看来，我们这些传统伦理基因还是发展出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可以相比的企业精神的。我这一点似乎是极平常的体会。对于一些崇尚西方人文思想的人可能会很敏感。因为有一位德国早期的权威学者名叫Max Weber（1864～1920），曾经因为发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得力于基督教里的被称为Protestant的新教精神，而倡言缺乏这种精神的东方国家不可能自发地发展现代的企业。我的老朋友杨庆堃教授曾经在Max Weber这一部著作的英文译本出版时写过一篇引论，批评了这种在西方学术界风行一时的理论（The Religion of China，英文版，1951年）。40多年后再读这篇引论，我不免触动私谊。如果有人把早于Weber出生前100多年乔氏企业的起家历史事实及时的写成德文，我想Weber也许就不会写下那些有劳庆堃大动笔墨的话了。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伦理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与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Weber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对西方社会来说是具有灼见的。但走进了他不熟悉的中国领域，没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事实，那就难免受到我老同学的严正批评了。
我同意山西的理财文化应当有人仔细进行深入研究。这里不仅有理论的问题，比如儒家思想中有没有可以继承来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部分？儒家思想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上又起过什么作用？我们对经商理财这一业，甚至“商”这一字，为什么至今还有人带着负性的感情？它传统的历史基础又是什么呢？正确对待经商理财文化，我想是有利于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希望山西大学的华北文化中心能考虑到这一点，做些切实的研究工作。
199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