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波茨坦·磨坊·宪法
上完课，和二哥一同回家。家里门开着，望去，小惠正陪一位朋友坐着，一起在看书。一进门，小惠跳出来拉着我说：“爸爸，胡伯伯来找你，妈妈上街了。我在讲故事给胡伯伯听。”
“乖乖的，你在招待客人，能干了。”我拍着小惠的肩膀说：“你跟胡伯伯讲什么故事？”
我让了客人坐，一看桌上正翻开着那本已经破烂的相片簿。这是小惠唯一的故事书。在乡下住，孩子渐渐长大了，她妈忙着家务，没有哄孩子的玩具，就把这本相片簿给她乱翻；空下来依着这些相片编故事给她听。几年来，孩子快五岁半了，她把这些故事也听得烂熟。有客人来，她会搬出来学舌。
“爸爸，我讲那风车的故事。”她一面说，一面指着那张抗战前一年我和二哥一同在德国波茨坦无愁宫后拍的照片。照片的背景是那有名的风车。因为这风车的故事很有一点像童话，所以小惠也最喜欢听，讲起来也最有头脑。
无愁宫后的风车
小惠学舌的风车故事，据说是这样的：
菲德烈大帝七年战争胜利后，要在波茨坦盖个无愁宫。地址勘定在一个高丘上。可是高丘的靠北面却有一个磨坊。这磨坊已经传了几代，一直很顺利，而且风景幽美。磨坊主人是Graevenitz，他唯一的希望是终老是乡。可是这计划中的无愁宫却偏偏要包括这磨坊的地址。营造的大臣派了差人要磨坊主人搬家。
“我一生的志愿就是要死在这磨坊里。决不搬。”磨坊主人很坚决地回答。
“这是菲德烈大帝的命令。他要盖无愁宫，你怎能违反他的命令？”
“菲德烈大帝可以有这愿望，可是不能有这命令。因为这磨坊是我的财产，我有法律保护，菲德烈大帝没有权利没收我的财产。幸亏柏林还有个法庭。”
差人有一点窘，换了口气说：“和你买怎样？”
“哈，这还像句话！可是买卖是契约，要双方愿意的。我已经和你说得很明白，我决不离开这地方。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他指着高丘下一带苍翠的森林，天边一抹斜阳，继续说：“这美丽的傍晚，我靠着风车，抽一筒烟，生活多有意思！菲德烈大帝要在这里盖无愁宫，也不是为了爱好这景色？他自然会了解我不肯离开的理由。”
无愁宫盖好了，法律固然保障了磨坊主人的宿愿，非但他可以享受他无愁的晚年，而且多了一个一点也不使人讨厌的皇帝作邻居。
“小惠，你挑这个故事讲给胡伯伯听，倒是顶合适的。胡伯伯写了这许多关于五五宪草的文章，下次可以把这段故事写上去了。”我说了句小惠不明白的话。她看见窗外有小朋友在那里玩，一跳一跳地出去了。
“这个风车现在不知毁了没有？不然，在这风车影下开三巨头会议，实在是太够讽刺的了。”胡冈先生又细细地看着这相片，不胜感慨的意思。这时我正忙着张罗烟茶，他接着向二哥说：“我以前也听过这故事，但是没有机会看见这风车。这是最现实的教训了。一个在法律之下的权力所兴起的德国，被那个超越了法律的权力所毁灭了。我觉得菲德烈大帝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二先生，你到过德国很久，觉得怎样？”
“这故事。大概并不是太可靠的，只是一种传说。比较可靠的说法是菲德烈喜欢这风车做点缀，有意把磨坊主人留下的，是一个风趣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二哥划了根火柴点上他得意的福寿卷烟。“菲德烈是一个有风趣的人，这点我倒是很相信的。他也喜欢这种淡巴古，浓而不辣的烟味。”他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继续说：“我还听德国朋友们讲起过一个关于他的故事。在七年战争中有一次菲德烈得胜回来，举行一个盛会。在宫门口一棵树上，不知哪个不得意的艺术家有意捣乱，替菲德烈画了一张奇丑，而又奇像的漫画，很多人围着一面看，一面笑。菲德烈刚巧骑了马经过这地方，也上前来看。很多人担心要出乱子了，谁知道他拍手大笑，说：‘挂得高些，让更多的人可以笑笑。’所以我说这个人一定是很有风趣的。没有风趣的人怎能请得到法国的服尔泰？他在无愁宫里不是足足住了三年？”
我加入了谈话：“我是不喜欢考据的，这风车在人民眼里确是法律尊严的象征，而且这传说也教训了后起的执政者，不要把权力去超越法律。胡冈先生说得很对。让德国人民永远记住：开国的菲德烈和亡国的希特勒有一个最清楚的分别，那就是，一个是把权力放在法律底下，一个是把权力放在法律之上。明白了这个分别就可以治天下了。”
另一个水磨的案件
“这点我自然同意的。我所要说的是：德国并不是因为偶然出了个混世魔王才闹得不可收拾。在他们的历史里，其实早就按下这根苗，那就是说，权力并没有服服帖帖地受制于法律……”二哥说。
胡先生插口：“你是说风车的故事并不能代表德国早年的事实么？”
“风车故事只是传说，”二哥转向我说，“孝弟，你们人类学里不是有所谓补偿作用的说法么？大凡一种民间流行的传说，多少是一种事实上得不到满足的希望。德国人民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般是希望有安安逸逸的生活，怕权力被滥用来侵害人民的权利，所以有这法律不可逾越的要求。德国人民在事实上得不到这满足，也许就是发生这种传说的原因。”
“德国不是常被认为是法治的国家么？”胡先生问。
“德国人民是守法的，但是德国的权力却并没有像英国一般被法律所拘束。”二哥回答。
我刚才在念一本Anspacher的《自由的故事》，听了这话想起了这本书里的话来了。“不错，原因是在德国出了几个有能力、有眼光的君王，不像英国有那些花天酒地、又愚蠢的约翰王、查理第一和詹姆士第二。你想：在英国亨利第八和伊利沙白时代不也正是争取自由运动的低潮？德国先有菲德烈大帝，这个有本领把诗人们请到无愁宫里去的武夫，一定不是个平凡的人。后来又有个俾斯麦……”
“你是说开明的专制是不好的么？连昏君都不如？”胡先生加了这一句按语。
“在当时的人民生活上，有这么一个爸爸式的权力自然不能说是坏，但是眼前的福利很可以使人感觉不到需要一个永久可以保障人民福利的制度——这方面说是不好的。”我发表了意见。
“我也很同意这说法。”二哥说，“菲德烈大帝确是个有风趣和有能力的帝王，可是在尊重法律这一点上，他实在并没有像那传说所描摹的那样开明。另外一个磨坊的故事说明了他的本色。在他任内德国有一个著名的讼案。有一个磨坊主人Arnold经常是靠水流推磨的。可是有一天，上流的地主把水拦住了。他告到法庭里。按当时的法律，地主有权利支配经过他地面的水，所以，法官们判决了磨坊主人败诉。这事给菲德烈大帝知道了，认为不公平，把审判这案件的法官们都捉了起来，要他们赔偿磨坊主人的损失。当时的人民都觉得皇恩浩荡，把菲德烈大帝捧到了天上。菲德烈的风趣和机智获得了人民的爱戴。”
“这些法官当然不对，压迫平民，罚得好，痛快，痛快。”我说。
“问题并不在痛快不痛快。法官依法审判，是他们的责任。法律好不好不在法官，而在制法的人。菲德烈要法官赔偿磨坊主人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没有承认立法和司法之间的独立责任。”
“这点我是承认的，但是菲德烈不是改变了不公平的法律了么？”我又说。
“慢一点，菲德烈在这里却利用了群众的公平观念，篡夺了立法的大权。他用了权力随意更改法律，把法律放在权力之下了。”
“法律的目的不是在公平么？菲德烈执行了法律的目的。”我还觉得这位包龙图式的伟人是可爱的。
这时胡冈先生说话了：“法律一旦不能拘束权力，换一句话，一个国家没有了宪法，固然并不是说权力所做的事件件皆错，一切都违反人民利益，但是问题是在如果他做出了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来，除了革命之外，也就没有其他力量可以矫正了。”
“我就不喜欢你们这些学法律和政治的人，总是把人看成坏的。”我说。
“不完全这样，法律不过是使坏人不能作恶。而且进一步说，一个人觉得做坏事不上算时，也容易做好人，是不是？”胡先生这样说，“宪法的目的就在防止权力会违反人民利益。若是不存心要和人民作对的，他也不会怕受宪法的拘束的。”
出了槛的权力是灾难
二哥翻阅着小惠留下的相片簿，想起了几年前在德国的生活，不胜今昔之感：“若是波茨坦风车的传说是真的话，德国也不至于有今天这种悲惨的下场了。德国人民并不是不想实现个Rechtstaat（法治国家），不幸的是在法治的潮流卷到中欧的时候，德国的政权刚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手上。俾斯麦给德国造下的却是个Polizeistaat（警察国家）。经了上一次大战，魏玛宪法把Rechtstaat的理想实现了，可是除了军事学之外不念任何书的兴登堡最先庇护了纳粹党徒造成恐怖，又利用了这恐怖获得了紧急处置权，把魏玛宪法的精神一把捏死，给希特勒专政的机会。权力在法律之上是危险的。菲德烈的风趣和俾斯麦的权谋固然一时缓和了权力的滥用，没有使灾难降到人民身上，但是威廉的愚妄和希特勒的疯狂还是把潜伏的灾难放出了槛。”
“这样说，我们的社会里不是也有灾难潜伏着么？几千年来，我们从没有把权力关在法律之内，我们连风车的传说都没有。”我似乎有所警觉。
“这所以我们现在要求修改五五宪草！”胡冈先生高兴地接口，又拖上了他近来常写文章的题目。
“我是说中国没有风车的传说，和五五宪草有什么相关呢？”我觉得胡冈先生的话太牵强。
“我们说了半天不是在说国家权力不能超过法律之上么？我们并不单指每个人在法律之前是平等的，谁也不能拿法律当工具来放任自己，限制别人……”胡冈先生说到这里，二哥加了一句按语：“像我们的所谓统制。”
“……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和被治者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必须有一个契约，说定了治者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使用权力。这个契约就是宪法。宪法的目的就在限制执有权力的政府，使他不致超越人民所允许给它的职权。政府在一定的职权内可以颁布命令和创立法律，但是他们绝对不能自己扩大职权，这个契约是不准违反的。菲德烈大帝在第二个磨坊故事中就违反了这契约。他不应当自己下令取消法律，而应当经过一定的立法手续，在获得人民的同意中，去修改一条不好的法律。菲德烈所做的，表面上是迎合了群众的公平观念，但是结果却把人民的基本权利给篡夺了。二先生，你是这个意思么？”胡冈先生结束了他对我的解释。
“是的，是的。”二哥说，“德国法学家，像斯坦姆勒，就特别重视这案子，认为这是德国宪政失败的转捩点。”
我有一点性急：“这套我是明白了，但是你们说了半天，和五五宪草还是风马牛不相及呀！”
“五五宪草根本没有把权力加以限制。一切都是‘以法律定之’，而立法机关却并不向选民负责。最高的权力，大总统，又不实际向民意机关负责，这宪法并不是人民和政府订立的契约，而是政府自己颁布的组织法，名为宪法，但并没有现代的宪法精神。现代宪法精神就是要使政府向人民负责，人民指定有限的权力给政府去行使，要把权力放在法律之下。再说得明白一点，要实现波茨坦无愁宫后风车的故事。”胡冈先生又这样补充了一段。
“一个政府若滥用了权力，人民不是可以革命的么？”我说。
“当然，在美国独立宣言里，不客气地把人民有革命的天职都写上了。但是革命是社会的牺牲，要流血，要混乱。革命的结果也许值得赞扬，革命本身是没有理由可以引起万岁的欢呼的。宪法其实就是避免革命的方法，是人类维护文明和平的重大发明。英国自从一六八八年革命之后，有了人权法案，就没有皇帝上断头台和被赶跑了。你想，若是每个人都能像波茨坦那个磨坊主人一般，向差人说‘对不起，我不想搬家’，都能和无愁宫做邻居的话，谁还会愿意流血和混乱，喊革命万岁呢？”二哥回答了我。
小惠玩了一阵又回家来，拉了我们要接她的妈妈去。胡冈先生告辞时说愿意去翻印一张风车的照片。
“胡伯伯，你可别忘了多印几张，隔壁小毛他们也欢喜听这磨坊老头儿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