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
近代西方文明在地球表面的播散是近四五个世纪间人类历史最显明且独一无二的特点。
一个社会向它同时代的另些社会扩展，这种事情在文明时代里发生过不止一次了。例如，两个与西方文明有关的上一代社会当时在东半球及东半球以外双双向两个方向扩展到极致。迦南文明至今仍活在越过大西洋在美洲繁衍后代的犹太侨民心里。在北京天坛，竖写而不是横写的满语化和蒙语化的亚兰字母，与汉语并排镌在一起，纪念着同一文明向亚洲大陆东面的艰苦跋涉。至于希腊罗马文明，它东传至日本，所带去的希腊风格的视觉艺术早为西北印度的大乘佛教所采用，而罗马的军队则把希腊罗马文明向西传至哈德良长城。[145]此外，从欧亚大草原西部的海湾地区到黄河最北面的河套地区，西徐亚艺术（Scythian art）的“野兽纹”（Ani-mal Style）的一致性，证明游牧部落文明曾遍及欧亚草原，而萨尔马特人的军事装备在中国唐朝的小型陶像和巴约挂毯[146]上都有所描绘，这便证明那种游牧部落文明已向定居文明的毗连地区渗透了。
近代西方文明扩张的唯一性，不在范围之广，而在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扩张。骑马的欧亚游牧民族，四下里漫游在与江河湖海一样有传导性的草地和沙漠之上，除了外圈地带外几乎征服了整个东半球。1209年，成吉思汗在大草原首开战事，在其后的71年里，蒙古人就征服了中国、奥克苏斯河—锡尔河谷地、波斯和伊拉克；使缅甸和俄罗斯沦为殖民地；并突袭了日本、印度、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匈牙利。事实上，13世纪时，生长在草原上的蒙古牧民的骑兵占有一大片辽阔的疆域。然而，15世纪以往，当着定居的西欧人发明了能在海上续航数月的新式帆船而称雄于传导性更佳的海洋上时，他们便超过了那些游牧部落。近代西方那遨游海上的四桅或三桅方帆船使近代西方文明的扩张真是无往而不达，近代西方海员得以通达所有海岸，包括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生在草原的马匹把骑马的牧民送往东半球所有文明的后门；而漂洋过海的船只则把西方的航海冒险家送至这个星球表面所有文明的前门。
近代西方的帆船，是截至于1860—1890年间的西方近代史上西方获得世界优势的工具和象征。帆船由于不依靠陆地而航行，所以比后来取代它的现代西方轮船还优越，后者更受陆地的束缚；在1956年的时候，现代西方征服了天空，但没有停止利用大海，西方的轮船和帆船仍在相继下水开航，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征服大海后，便不再利用大草原。飞机不能发挥船舶的功用，以低廉的运费在货舱里装载大宗货物。而且，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庞大的交通运输方式已成为西方世界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近代西方的帆船是这样一种交通工具，它创造了把地球表面可居住地区的整个人类真正统一成单一社会的可能性；在我们时代，我们看到了19世纪的快帆船消失在海面上，同时，也看到了它的15世纪的原型所创造的可能性成为必定无疑的东西。在1956年，人类社会大同的实现已不成问题了。现在，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将来会发生什么，而仅仅是如何使之臻于完满。
15世纪时，西方文明以近代西方的帆船为新工具，踏上向世界扩张的征途，起初，它还只是东半球上的一种文明，与其他部分的那些同时代文明类型相同。那些文明是：东南欧洲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的东正教文明；这一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旁枝；从东南欧洲延伸到印度的土耳其—波斯伊斯兰文明；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文明；中国的东亚文明以及这一东亚文明的朝鲜和日本旁枝。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这些东半球第三代文明是在由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一种高级宗教——提供的社会“蛹体”（chrysalis）中成形的。在15世纪的时候，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所有文明，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依然生活在一种传统遗留下来的宗教框架里面。从这一显然重要而典型的特点看，当西方基督教文明漂洋过海，首次把影响施予东西两半球与它共存的其他文明的时候，她与东半球的姐妹文明在性质上并无区别。在这一阶段上，西方与众不同之处仅在它的流动性，如今这种流动性甚至超过欧亚游牧民族。
同处高级宗教框架里的这一特点，使得15世纪和16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它东半球同时代的文明既相类似，又相排斥。之所以相类似，是因为它也有传统的宗教系统。相排斥的原因则是西方基督教不同于东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这些东半球其他现存文明的宗教框架，而且，作为一种犹太系宗教，它还是一种黩武的宗教。
然而，当着17世纪西方牢固地确立了海上霸权并已成为世界潜在霸主的时候，西方经历了一场直到1956年为止的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西方文明在17世纪打碎了传统的西方基督教蛹体，从中抽取出自己新的世俗社会形态；技术作为西方人至上的利益和追求取代了宗教。西方这一内在的精神革命很快促使其他文明对待重压在自己头上的异己的西方文明的态度相应发生革命。17世纪的两种革命在本书第13、14和15章里做了比较详尽的考察。本章的目标只是扼要地描画关系到本书第二部整个内容的这一历史性场面的情节。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须注意，17世纪西方文明世俗化对于非西方文明的态度所产生的后果是消除了以前妨害它们接受西方文明的障碍。于是，到20世纪中叶，整个非西方文明就深深受到晚近西方文明的世俗化模式的辖制；因而，当世俗化的西方社会突如其来地、出乎意料地被一种精神危机压垮的时候，西方的病态便殃及技术化的西方化世界。
在现代西方历史的早期篇章里，晚近西方文明具有一种在我们看来是很奇特的明显特征，这就是晚近西方人超乎一切的自信。从17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14年8月，晚近西方人认定，他们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宗教蛹体抽取出的那个祖辈文明的世俗化模式，在两种意义上是文明的最新样式。他们认定这是文明社会的成熟和完美的形式；是一个大写的文明（因他们现在不假思索地把其余现存的文明统统当成“半开化”文明，把他自己原先未曾世俗化的西方文明当成“黑暗时代”[147]）。他们还认定，以后这个世俗化的西方文明不只是完美的，而且肯定是永恒的。“花开一日的百合”[148]或许完美但未必永恒，但是“文明”一词的西方解释者们确信它同时具有这两种神圣性质。它注定是万古永存的，而且会免遭那毁灭过去如此之多的原始的半开化文化的灭顶之灾。
滥施暴政受到恐惧和耻辱的共同抵制；公众要求秩序和安宁；君王们吸取了自由的原则，或至少是怀柔的原则；某种意义上的诚实和公正，由普遍的时代风尚引进极其残缺不全的社会结构。和平时代，如此之多的积极有为的对手的竞争，加快了知识和工业的进步；战争时期，欧洲军事力量实行的是温和的不求决一雌雄的竞赛。[149]
1956年的西方人读到吉本这段文字时，对他的自信是会惊诧莫名的；然而那些在1914年8月以前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1956年还能记得，直至1914年他们自己也是用与吉本一样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前景的。他们根本无视在吉本之前及早在他们之前的自信的晚近西方时代里那些对西方前景心存怀疑的17世纪西方先驱者们早已发出的种种警告。[150]
自从1914年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晚近西方世俗化文明毕竟没有从它的祖先文明里脱颖而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没有从那些文明中脱颖而出，达到消灾免祸的程度。我们已认识到，虽然17世纪抛弃了原罪的教义和其他西方基督教传统，但是西方人并未脱离原罪本身。莱特哈先生[151]不过是拂去了粘在那像从前一样牢牢缚在他肩头上的重负上的标签罢了，此举易如反掌，证明莱特哈自己感觉到比那位守旧的香客克利斯琴高出一筹是多么地不足为道。可是莱特哈先生自己倒是因为摘掉了背负的标签，便幻想自己豁免了基督徒的劳役；当克利斯琴的长途跋涉最终得了回报而被解除了重负时，莱特哈自己却仍然不知不觉地背着沉重的包袱。
西方世俗社会里原罪的恒久存在，在西方每一代人的每个男男女女的每一天的个人经历中，默默地得到了证实。它却要我们时代西方文明之子犯下种种公开的暴行，而不承认西方人依然原罪在身。现代西方心理学先驱们对于人类心理的潜意识的深层研究，如今已使我们如同我们祖先直至17世纪最初几十年一直认识到的那样再次认识到，人类的原罪是多么顽固、多么难以克服。
紧随着骇人听闻且始料未及的重大公共事件而来的此种心理学知识，再一次迫使我们向自己提出人类的一个长期任务——与原罪作斗争。这个任务已被我们忽视了300多年了；我们不得不在西方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子孙后代们过去从未面临的一个更难对付的境地里重新开展斗争。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以前，人类控制非人自然的有限性相应地限制着人类为善或作恶的“内驱力”。但是如今，作为我们把精神财富从宗教转换成技术的双重报答，我们在最近200余年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技进步，已能利用原子能作为我们行动的内驱力了。我们的恶本性并不比工业革命前的前辈的行为坏到哪里；善本性也不比它们好多少。但是我们各种行为（不论是善是恶）实际造成的后果却比过去为甚。“罪的工价乃是死”，[152]这句话无疑不错；但是今天，当我们不由自主地再度面临种种罪恶并与之作斗争时，就不能漠视圣保罗的警告的真理性。在原子时代里，我们的罪恶之举的明显致命伤并存着忧虑和希望；之所以担忧，是因为我们可能自我毁灭；之所以有望，是因为我们如今不能漠视这种可能性并意识到我们的危险，从而幡然悔悟、改弦更张。
西方20世纪的精神危机，即便作为西方地区性的内部事件，其本身也是极为严重的。由于世俗化形式的西方文明真正是在世界范围里的扩张，由于非西方的人类大多数逐渐接受了世俗化的西方文明，更加剧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西方当今的精神危机也是世界性的危机。在最近250年里，一个又一个非西方文明接受了我们世俗化的西方文明。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觉得它令人讨厌，却还是不情愿地接受了。他们自以为他们忍痛接受的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外来生活方式正如它声称的那样无疑是一个完美而永恒的文明，就像吉本和我们直到1914年认为的那样。这种想法消除了他们的厌恶。然而，非西方文明一旦抛弃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了他们传统的宗教框架，而采纳我们世俗化的西方文明，便立刻发现这个被采纳的文明毕竟不是像他们根据同时代的西方人天真的信念而贸然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方式。
于是，非西方的人类大多数，在进行了一场精神革命——从祖传的文明向世俗的西方文明过渡后，立刻又要开展一场自己未曾预知的第二次精神革命。采纳世俗的西方文明恰好是陷入了始料未及的20世纪西方精神危机。西方真诚地对世界开了一个无意的玩笑。西方在向世界兜售它的文明时，买卖双方都相信它是货真价实的，结果却不然。由于这一不幸，20世纪的精神危机使西方化的人类多数，比少数西方人更为苦恼；这种苦恼可能导致苦难。
非西方人皈依西方文明，既给他们带来了忧虑，同时也带来了希望；因为他们还仍然带有尚未尽除的大量的来自自己宗教传统的荣耀，他们抛弃自己宗教传统的时间比西方抛弃基督教传统的时间要短一些。非西方的人类多数的宗教传统中未被清除的成分，随着西方化过程，而成为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也许多少能与现存的西方基督教残余一起，将被抛弃的宗教成分再度引进那已经成为所有人类共同文化的西方文明之中，并与之同甘苦，共命运。
1953年10月13日，欧洲理事会在罗马召开圆桌会议。开会前的一个晚上，我且思且行，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去瞻仰圣窟，它坐落在苏比亚科远处峡谷的峭壁上，相传隐士圣本笃（St.Benedict）应召赴卡西诺修道院前曾在此修行多年。此时此刻，我心中不由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这里是西方基督教的发祥地；教皇庇护九世曾命人把各地传教士的姓名镌刻在岩石上，传教士们就从这个圣窟中汲取精神力量，走遍天涯，广传福音。我这个朝圣者观赏着感人的碑文，心中默祷那曾经从中世纪混乱状态里创造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神能回转来，再一次奉献给当今这个西方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