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西方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式微和17世纪西方人反对西方基督教传统

别具一格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生活方式，经历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后，终于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任期间（1198—1216）开始衰颓。近代西方曾经相信自己是无比优越的，却在更糟糕的动荡和失望中败北，嗣后，一位现代西方人在回顾中世纪鼎盛时期，就有给中世纪生活场景套上一圈理想光环的危险，而这本来会使那些生活在中世纪就地如实目睹这一生活场面的人惊奇不已。不过，即使适当排除掉这种不适当的理想化因素，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生活方式看来仍然不失为人类取得的弥足珍贵的进步之一。中世纪的旨趣似在权威与自由之间造成一种微妙而富有创造性的平衡。在社会生活层面，就是罗马使徒的道德权威与诸侯和城邦的政治自由之间的平衡。温良的制度赋予西方中世纪基督教共和国以一种统一性中的社会多样性；而同时代的东正教世界却不具备这一点，因此之故，后者不得不做出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不是在专制的世界帝国里终其天年，就是在专制的区域国家间的战争中殒命沙场。在知识层面，西方基督教共和国形成的平衡，一边是既定的西方基督教教义的神学权威，一边是在这个神学框架里自由的哲学研究，学者们可以自由地钻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科学，并且这不只是局限在世俗研究内，甚至在神学领域里也是如此。

前途无量的中世纪生活方式的衰颓是由于这一宗教生活方式所赖以生存的对宗教体制的信仰受到一系列的冲击造成的。首次冲击当推13世纪教皇制与腓特烈二世的冲突；因为这一冲突使得教皇制在西方人眼里成了一种蜕变为令人痛苦的新的自我中心制度，在权力纷争中，它赤裸裸地为攫取最高统治权而战，并且违反基督教本义而恶毒地迫害腓特烈不幸的后代，犯下了不宽容和傲慢的罪。第二次冲击当推14世纪的“巴比伦囚虏”，[172]教皇制为补偿政治上的失败（这是对它精神上傲慢的报应），在阿维尼翁建立了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得人心唯利是图的金融机构。第三次冲击当推“大分裂”，[173]教皇制竟站在基督教世界的统一的对立面，即使在罗马它与俄亨施陶芬（Hohenstaufen）军队争战而最终大胜而归之后迁到法国王冠之下的阿维尼翁，这一立场还是没有改变。其实，在教皇制尚未分裂以前，阿维尼翁倒是一个比罗马更合适的地方，因为罗讷河谷比台伯河谷更接近14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虽然1376年教皇从阿维尼翁重新迁回罗马，教皇制的声望因此有所抬高，但是这种道义上的收获远远不足以抵消1378年分裂所产生的流言蜚语。

第四次冲击当推15世纪教皇制与公会议运动（Conciliar Movement）的冲突。公会议运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各区域国家的西部基督教会的地方代表们为寻求结束大分裂造成的混乱局面，恢复西部统一教会而发起的。在连续召开的几次公会议上，西部教会的主教们提出的补救方案，原先是要建立在议会代议制基础上的新型体制，从而巩固重新统一起来的教皇制；因为，在某些宗教圣职范围里已有普遍的代议制管理机构的存在，在议会制的世俗王国里也实行了部分代议制管理机构，西方已具备这种生动活泼的体制模式。但是，为了保全罗马教皇乔治七世和英诺森三世的实权，15世纪教皇制决定将它已经动摇的对于西方基督教共和政体的道德主宰，转变为以北意大利当时的区域性世俗专制体制为模式的普世教会专制体制。公会议运动遂告失败。腓特烈二世曾经想在西方广泛重建戴克里先[174]式的世俗专制统治，后遭失败，而15世纪的教皇制却是这种统治形式在小范围内的成功的翻版，既然如此，它便是按照13世纪教皇制之大敌的模样，再造了一个自我。

公会议运动的失败导致新教改革的爆发，此乃西方人受到的第五次冲击，它终于置统一的西方基督教会于死地。东西教会的大分裂，虽然令人震惊，但只是三两个教皇宝座争夺者个人之间的暂时纷争，从各方面看，原则上是不存在分歧的。然而，宗教改革的结果则是，西方基督教会永久性地分裂为传统罗马天主教会和一些新教会，它们在数量上与各自建立这些教会的区域性国家相同。在罗马天主教的区域性国家里，世俗君主如今在自己国内成了教会和世俗两方面的霸主，其程度事实上不亚于他们的新教邻国。宗教改革招来的报应是西方宗教战争，这些自相残杀的战争乃是第六次冲击。它们表明，法国、尼德兰、德意志和爱尔兰的天主教与新教，英格兰和苏格兰相互竞争的各清教教派之间的野蛮之举，都是想以武力互相制服对方。目睹宗教被当作促成实现世俗的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工具、看到这完全是宗教无原则地企图以战争和政治为武器进行教会攫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所带来的后果，实在是极其可悲的场面！

同时伴随而来的冲击当推西方希腊文化的复兴。希腊文化这个苏醒的鬼魂，在权力崇拜仍然深得人心的早期西方近代史上，作为独立于西方基督教会、因而必然与之相互竞争的一个世俗权威而被接受了下来。在中世纪，西方教会设法用亚里士多德这个苏醒的鬼魂轭挽自己的马车，并且驱走了苏醒的罗马帝国的鬼魂。但在早期的近代历史上，古典的拉丁和希腊文学的异教精神以及一个希腊化区域国家，却把她击败了。前亚历山大时代生机勃勃的希腊文化的政治幽灵，首先在北意大利和中意大利复苏，接着自15世纪末起，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以及海外的西欧复苏。这是一直在希腊主义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里作祟的所有希腊幽灵中最为邪恶的幽灵。在政治领域，希腊主义的复兴比在文学和视觉领域更持久。在文学领域，15世纪的教皇和枢机主教未能把它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协调起来的希腊主义幽灵，在17世纪末叶以前，一直停留在由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技术预言家们挑起的“书战”之中。在视觉艺术里，希腊文化的幽灵停留在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运动中。但是，在政治领域里，它仍在我们中间出没；我们还不知道是否两次大战已经足够使这个幽灵害人匪浅的嗜血癖好有所餍足。

这大致便是17世纪以来，在西方人自己看来，西方基督教陷入道德和理智上不受信任境地的历史背景。人们背叛基督教的原因一部分是道德上的，另一部分是理智上的。其道德原因是西方宗教分歧产生了毁灭性的然而毫无结果的政治和军事的角逐，其实质是恶意的、蓄谋已久的、残酷无情的，其追求的是不可告人的肮脏的世俗目标，与基督教高尚的精神使命正相抵牾，令人反感。理智方面的原因在于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的宇宙观是由包括从圣保罗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一系列伟大缔造者从基督神话、犹太经典、希腊哲学与科学的混合物中建造起来的，已不再博得西方人的绝对赞同。

这种对传统的西方基督教理智背叛有力地加强了道德背叛的结果。但是，值得怀疑的是，仅仅从理智上摒弃基督教，是否有助于西方人的心灵如此迅速、如此坚决地背离西方基督教传统。宗教战争的不义之举引发的道德上的愤怒之情，不可弥补地摧毁了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观的巨大堡垒。17世纪西方人的精神宝藏从不可救药的善争嗜辩的神学谨慎地转移到显然是无争议的自然科学，便是这种道德背叛的实际表现。因此，随之而来的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理智结构的逐渐毁坏，是先前背叛其道德主张的后果。

附录 17世纪的同时代人对西方反叛西方基督教传统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