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口、城市化与人口过剩

让我们先来设想，我们成功地解决了当前困扰我们的、最紧迫的和最危险的问题。我们假定，战争制度已被废除；民用核垃圾处理这一全球性问题已得到解决；并且在世界人口比当前翻了两三番的情况下，民族主义的狭隘思想并没有阻止科学为世界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当然，这种假设是乐观主义的，但也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因为我们业已掌握了实现这些目标的行政与技术手段。正如我们已经着重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主要障碍是政治性的。人类要想避免自我毁灭，就必须实现这些目标；而实现它们的机构只能是相关领域内的世界性权威，它们能够对此前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发号施令，并在产生矛盾的时候制服后者。建立世界性政府的前提则是，当前在各民族中风靡一时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到并接受这样一个尖锐现实，即自愿放弃国家主权是人类在原子能时代能够继续生存的必要前提。我们有理由认为，到了这步田地的时候，人类还是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如果这个愿望实现了的话，那么人类历史就可以延续下去。但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延续下去呢？如果我们以这种并非不可能操作的方式及时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的话，那么人类可以继续幸福地生活下去吗？诚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是必须继续付出努力的。变化乃是生活的本质；而随着技术的加速进步，当代生活的变动节奏也加快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尚无把握断言，当前的技术进步会按照现在的加速度不断推进，直至永远。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技术进步的飞跃，但每一次都以接下来的技术相对停滞时期而告终。新石器时代革命便是这样一次短期内的飞跃；文明诞生之初冶金术、书写技术和大范围治水技术的发明是另一次。当今社会中的这一次技术飞跃也有可能最终偃旗息鼓。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我们不应排除眼下的技术发展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之内一直延续下去的可能性。如果这场划时代的技术革命确实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它还会继续带来划时代的社会变革，正如它目前正在做的那样。

阻止社会变革的唯一途径是停止技术革命；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选择这样做的。技术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是一种设计好的自觉的人类活动，而人类是有能力逆转这种人为活动的。我们可以选择用技术倒退来取代它。然而，圣雄甘地的经历表明，为了避免经济衰退，世人是不大可能在技术领域行使自己的自主选择权的。

甘地试图将印度从束缚全世界的现代西方文明罗网中解救出来。他意识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切断在印度采用现代西方技术的背景下形成的两者之间的纽带。因此，他号召印度人民回归手工纺织的生产方式，并身体力行，每天完成定量的手工纺织劳动。然而，甘地正是在这一方面受到了同胞们唯一的一次冷遇。在这一技术问题上，印度人民不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当然，他的这一设想自然也没能被孟买和阿玛达巴德（甘地本人的家乡）的印度纺织工人们采纳。凭借着关税壁垒，印度企业家们成功地从兰开斯特郡的企业手中夺回了机器制造棉产品的印度市场。即便为了甘地的缘故，他们也不愿意让自己失业；尽管资助甘地进行政治斗争的正是他们。更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民族大多也和这些印度棉纺业厂商们持同样的立场。就物质层面而言，接受甘地技术改革方案的做法会使得印度人民本已难以忍受的低生活标准进一步降低；这是印度人民不愿作出的牺牲。他们不能接受用放弃西式技术的代价来换取自由。既然印度人民拒绝了这种做法，那么其他民族一定也会拒绝采纳甘地式的技术改革方案。这是因为，印度文明在传统上就是一切高级文明中最不重视技术的一个。既然连印度都不肯放弃技术进步，那么我们很难想象美国会赞成这种做法。迄今为止，美国人仍是技术领域里的革命者。他们热烈欢迎一切在本质上有益的技术革新。尽管他们还未承认，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安定的生活是不可兼得的；但即便他们明知世界的沧桑巨变将迫使他们去面对和作出选择，从而引发社会变革的话，美国人无疑还是会去追求技术进步。技术是生产财富与权力的神奇石磨；而为了追逐财富和权力，人类是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

因此，人类似乎不大可能会自觉地停止技术进步。与此同时，技术已经引起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它正在制造人口爆炸、全球城市化和随之而来的人口过剩现象；它正在制造机械化、标准化和随之而来的乏味生活；它还在制造富足的生活状态和随之而来的福利资源稀缺和闲暇时间增加。技术进步的这些社会、精神影响是本书这一部分的主题。

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分析过当前人口爆炸的原因。我们认识到，避免这种人口爆炸继续进行的唯一途径是让处于落后状态的大部分人类接受节育的做法，以便抵消业已实现的死亡率下降。我们并不清楚，思想落后的大部分民众需要多久才能完成这种自我再教育。但我们可以预言，他们最终一定会放弃过度繁殖的习惯，无论这种习惯是多么古老和根深蒂固。无论怎样，任何习惯都是可以被放弃的。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中的少数人已经放弃了这种习惯。我们无法预测的是，大多数人还要多久才能完成这种少数人已经完成了的改变。由于多数人还处于改变习惯的过程之中，世界人口数目还会继续飙升。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样的可能，即当全世界人口数目稳定下来的时候，这个数字将要达到目前的3～4倍。

世界人口的这种可预见的激增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我们将如何养活多出来的这些人口？他们又将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里去居住呢？

第一个问题相对容易回答一些。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经提出，如果民族主义能够作出让步，允许科学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食物的生产和分配的话，那么它就能够按照今天少数人享有的温饱标准去养活新增的世界人口。全球性的通盘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食物产量最高的那些地区将是人口增长最少的区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科学技术使得那里的人们只需使用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就能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作物产量。此外，这些土地的自然肥力也高于世界土地的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处于温带，这里拥有最适宜耕种的土壤。与此同时，同样这一批国家又率先通过降低出生率而实现了人口平衡。其结果是，这些国家正在创造出超过自身需求的、数量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剩余食品，这些食物迄今为止还找不到充足的市场需求。

无法通过出售这些剩余食品而盈利成了这些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尴尬处境；但这却是世界人民的福音，因为占据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饥饿人群是极其需要这些卖不出去的食品的。而正是在这部分人口中，人口爆炸的势头最为迅猛，恢复平衡的希望则遥遥无期。此外，目前正在不断扩大的、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饥饿人群主要生活在热带地区，那里的土壤总体上比温带地区贫瘠。因此，即便我们以后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系统应用了科学技术，这些地方单位土地产量的提高也不会像在爱荷华州和法国那样显著。因此，在法国和爱荷华州生产的剩余食物就需要被运输到印度人和中国人那里，以供他们食用。这种人道援助式的运输会产生费用问题，因此人们就必须动用一笔全人类共有的资金。即便我们能够解决资金和政治问题，留待科学去填补的食品供应亏空也是相当巨大的。然而，根据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出的观点，如果没有政治阻力掣肘的话，科学是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预先为将要增添的几十亿人寻找住处要比设想如何让他们获得温饱更为困难。在适宜的条件下，农业科学已经具备了喂饱他们的能力；但为他们安排居所则是社会管理工作的职责，而人类在这方面的技能还远未成熟。我们可以想见，这些新增的数十亿人将会涌入城市，因为舍此以外他们实际上无处可去。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那里发达还是落后，城市都在以惊人的规模与势头膨胀着。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还彼此分离的城市在未来必然会融合成为一座全球性的巨大城市。席卷全球的城市化浪潮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中有一些是技术性的，一些是经济上的，还有一些属于心理层面。

城市化的技术原因在发达国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这些国家只需安排很小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就可以养活其他所有民众，并留下一部分当地剩余农产品以用于交换。例如，在今天的美国，只有5%的人还在从事农业。剩下95%的人已没有必要留在乡间，便只能从事某种城市里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人们只要去爱荷华州的乡间作一次旅行，就能直观地看到在那里发生的情况。在还需要人照料的农场上，农舍周边的作坊和棚厂更像是工业厂房，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谷仓和马厩。人们还会惊奇地看到，这些设备使得一个人就能耕种450～600英亩的土地。也许这些由一个农民耕种的土地中的1/2或2/3在一代人光景之前就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农场（当时爱荷华州每座农场的平均面积为260英亩）。那个恍如隔世的时代在今天留下的遗迹是一些被废弃的农舍。由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单元才能在爱荷华州生存下去，也由于成功的农场经营要求更加精巧、昂贵的设备和操作它们的技巧，这些农舍从前的主人们因缺乏资金、教育、事业心或精力而无力继续经营农业了。这些从前的农民们的后代已在城市里成长——那里的生活不如祖先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享受的乡村生活幸福。爱荷华州的乡间已成为一片狼藉的战场。如果说坚持下来的农民们的作坊是胜利纪念碑的话，消失的农民们的废弃农舍就是战败者的遗体。人们在澳大利亚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景观。生产了羊毛、小麦这些澳大利亚宝贵财富的“内地”今天几乎已经成了无人区。澳大利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目前都聚集在五座大城市里。

城市化的经济因素在发展中国家里更为突出。在这些地区里，仍旧盛行的基础农业甚至还不够养活人口爆炸开始前的全体乡村居民。如果在这些地区里新增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仍然留在乡间的话，他们一定会饿死。因此，他们大批拥入城市，尽管那里也无法保证他们不会被饿死。在这些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城市化和工业化正在进行着一场残酷的竞赛，不断增长着的人口就是这场竞赛的赌注。

城市化的心理因素在全世界都在发挥着作用；因为城市对于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们都是具有吸引力的。

我们可以在位于秘鲁东南部的阿雷基帕（它位于海岸和安第斯高原最高处中间）中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吸引力。阿雷基帕位于一块由灌溉形成的绿洲之上，那里的土地只有在得到充足供水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耕作。水资源一旦枯竭的话，沙漠化就会开始；并且，那里的水资源其实极为有限，目前已找不到水来多灌溉一块耕地了。此外，除南方铁路公司的一些小工厂外，阿雷基帕是没有其他重要的非农业资源的。这座城市本身的规模是与有水灌溉的乡村地区相称的；但在今天，这座城市已处于大片简陋棚屋的包围之中。在那里占地的人们其实没有希望在阿雷基帕找到任何能够得到报酬的工作。但他们盲目地相信，只要他们抵达了这座令人炫目的城市，人间的伊甸园就已触手可及。当地的市政部门恳求他们返回自己高原上的农庄。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变卖自己在高原上的产业；只要这些人愿意，他们随时可以返回那里重新开始生活。然而，他们对当局的建议充耳不闻。这些移民们的淘金梦在他们自愿选择的贫苦生活这一阴暗现实面前被撞成了碎片。

类似的一座贫民窟也在包围着巴格达。像在阿雷基帕发生的情况一样，这里的占地者也来自乡村；并且这些伊拉克农民的迁徙比盖丘亚人的更加有悖常情。安第斯高原十分荒凉，农民在那里的生活也非常艰苦。相反，伊拉克农民们拥有的乡间土地在其最初4000年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已经变得和埃及的土壤一样肥沃；如果那里的灌溉体系得以恢复的话，那么它是有希望成为第二个埃及的。只要伊拉克的农民们守护好他们继承得来的遗产，抓住已经陆续到来的发展机遇的话，他们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为，与当代埃及的情况不同的一点是，同伊拉克乡村地区潜在的农业生产力相比，那里的乡村人口还十分稀疏。然而，这些伊拉克农民并未等待唾手可得的收成，反而挤进了一座毫无前途的贫民窟。他们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出卖了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像飞蛾一样被城市的夺目光辉所迷惑。

通过巴格达、阿雷基帕、芝加哥和澳大利亚的五大城市，我们看到了未来世界性城市的许多雏形，并且能够借此预测未来巨型城市的样子。美国东北部地区正在迅速融合成为一座巨型城市；要不了多久，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就不会再有大面积的空地间隙了。而在美国西南部，洛杉矶正在扩张成为一个次大陆。我们根据当代希腊的雅典就可以感受到从普通城市发展成为巨型城市的沧桑巨变。从前可以控制整座雅典城及其周边乡村地区的卫城已被一座巨型城市所吞没了；这座城市已跨越了周围的群山，向更远的地界推进；它在北方和西方的迅猛扩张似乎有着吞并整个希腊的势头。希腊的名胜古迹正在被茫茫人海吞没，这真是一幅可怕且可悲的场景。从蛮荒时代起，希腊群山的天际线、山丘和平原上的斑驳光影都使得这个国家拥有着一种独特的美。这种美在过去似乎是不可磨灭的，但在今天却正在遭受着破坏。

巨型城市对日本的破坏比对希腊更甚。在日本可耕种和可居住的土地（它只占日本国土的一小部分）上，巨型城市的存在已变为既成事实。在今天的日本低地地区，街道与房屋随处可见，田地则成了稀有的风景。对各部分历史地貌的改造进行得十分迅速。到了1956年，我已经认不出自己在1929年曾游历过的关门海峡的地貌了。街道、房屋和电线取代了在27年前曾令我感到心旷神怡的蜿蜒步道与花丛。自从第一座城市——耶利哥建立以来，城市的反常特征便通过城墙表现了出来——城墙将特定的一群人同人类所习惯的开阔乡村地带（它包括毗邻的田地和外部的无尽荒野）隔绝开来。今天，地球表面的稀有景观已不再是城市，而是公园或绿化带。它们现在反而需要栏杆的保护，以防被无边无际的巨型城市所吞没。

尽管即便在今天，世界人口的主体仍为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但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就连今天爱荷华州式的农业工人也会变得同5000年前乌尔或尼普尔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样稀少。对全人类而言，城市生活正在成为一种常态；社会环境的这一巨变要求人性也要相应作出重大的调整。在迄今为止的9000年内，人类的身份一直是农民与牧人；在这以前的约90万年中，人类则是食物采集者和猎人。但在此后我们继续在地球上定居的岁月中，人类必须要居住在巨型城市中。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定居阶段将是最为漫长的。因为根据科学家们的预测，如果人类自身不灭绝的话，那么这个物种还能在地球上继续生存20亿年。我们要在巨型城市中生活20亿年！这种苦难是人类所能够忍受的吗？

对于所有人来说，在大都市里流浪和迷路都是一种迷惘而可怕的经历。在1964年万圣节之夜，我和妻子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与朋友们共进晚餐。这时候，根据当地的习俗，孩子们跑来敲门，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一个7岁的孩子哭着走了进来。他的不幸遭遇十分可怜。他们一家当天从怀俄明州的一个乡间小镇开车来到丹佛。他们停好了车，便冒失地让这个小孩来到这一街区里挨家挨户敲门。这是这个小孩平生里第一次身处在大城市里。他找不到车了，于是便孤身一人待在大都市里。这次经历使他受到了严重伤害。在我眼中，他象征着被丢弃在一个即将拥有世界规模的城市里的一代人。如果在这种困境中，上帝对待我们的态度也像招待我的主人那天晚上对那个可怜的孩子一样热情的话，那么我们还算得上是幸运的。

在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后直接进入大城市的体验会使人受到震撼，这种冲击力足以把一个清白的农民变成城市里的犯罪狂。我在从前一次乘直升机飞越波多黎各内陆地区时形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在离地面只有数百英尺的空中，我俯瞰着遍布林木的茫茫群山，不时发现一小块空地，上面只有一座茅舍和一块农田。如果我是在这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家园里出生、长大，从未耳濡目染过现代城市生活的纷扰喧嚣的话，那么，倘若我迫于经济压力突然搬到了纽约东部城区里的话，我会作何感想呢？当我像飓风中的一棵小树一样，从自己的社会根基中被连根拔起的时候，难道我自己的道德观不会迷失掉吗？我在那一刻明白了，纽约的一些波多黎各移民为何会在更适应当地环境的老住户眼中成了坏邻居。我也很欣赏波多黎各政府的明智之举：它试图为岛上的剩余乡村劳动力创造在国内就业的机会，于是通过优惠的减税政策来吸引美国公司在波多黎各设立分部。一位波多黎各农民要适应在圣胡安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未见得容易；但如果他能够继续留在生养自己的岛屿上的话，那么从农业劳动向工业生产的转变对他而言就不会那么具有灾难性。

但是，如果圣胡安也像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洛杉矶和雅典一样，成了未来世界性城市的一部分的话，我们和波多黎各农民又如何才能忍受城市生活呢？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要将人类从像阿雷基帕、巴格达周边那样的贫民窟中拯救出来。目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正在不断地被塞到这些贫民窟中去，他们的处境犹如庞大垃圾堆里的废弃汽车。幸运的是，针对这种对生命、自由和幸福的可怕威胁，世人已完成了一些创造性的规划与建设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当我在加尔各答和卡拉奇脱离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殖民帝国后第一次对它们进行访问期间，我对这两座城市贫民窟中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如果活着就算是生活的话）状态感到惊恐。但仅仅过了若干年，当我再度访问卡拉奇时，我发现那些被树丛包围着的贫民窟已被清理，那里从前的居民被重新安置了住所。这些新房子的所在地最初是一片干燥的沙漠，跟沼泽地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但那里的环境并不会致人死命，相反还有益于健康。就我目力所及的范围，我在那里看到，这块从前的沙漠现在已被一串卫星城所覆盖。这些砖砌的房屋相当简陋（巴基斯坦是没有资金去建造奢侈的住房的），但人们用最小的投资建造的这些工程已足以满足居民们的需求。每座新城都被划分成几个独立的街区，每个街区的规模都很适度——也就是小到了足以让住在那里的街坊邻居间彼此熟识的程度。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商店、学校、清真寺、洗衣房，并且当地居民可以从自己的新家步行抵达所有这些公共设施。于是，这些流离失所的难民重新又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事实上，他们并未在真正意义上重返家园。但他们已被从贫民窟中拯救了出来，重新拥有了住所，从而在新家扎下了根。

我当时询问道，是谁为巴基斯坦政府设计了这些鼓舞人心的新城市呢？当地人告诉我说，设计者是来自希腊雅典的道萨亚迪斯。我当时非常渴望能够同这位为陷于困境中的众多民众提供如此人性化的服务的人会面。而当我日后真的在雅典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道萨亚迪斯先生，你如何发现，怎样的生活环境才能给予流离失所的人们以重获新生的机会呢？”道萨亚迪斯先生回答道：“我并不需要去发现这个奥秘。我凭经验就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个问题中长大的。我和我的家人本身就是难民。我的父亲是保加利亚斯塔尼玛卡城里从前希腊人聚居区中的医生。”事实上，道萨亚迪斯先生和他的兄弟们就是在希腊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的。为了应对这种挑战，道萨亚迪斯先生发明了一种新职业，并动用属于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建立了一种新科学，或不如说是一门新艺术。他的职业确实是全新的；因为按照“城市规划”一词从前的那种简单含义，这个字眼是不足以概括道萨亚迪斯所从事的工作的。道萨亚迪斯不仅规划了卡拉奇和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等城市，他也为国际性大都市进行着规划。由于道萨亚迪斯先生意识到了人口爆炸和乡村人口下降等因素的存在，他的规划不仅考虑到近10年内的需要，也在为下个世纪未雨绸缪。他正在设计的大都市布局可以容许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同时又不至于在某个固定的市中心造成令人无法忍受的过分拥堵。道萨亚迪斯将这种新技巧命名为他的“城市区域规划学”。这种富于想象力的规划方式和长远眼光使得后世之人有机会主宰自己在大都市中的生活，而不至于沦为其牺牲品。

然而，无论道萨亚迪斯和他的徒弟们多么勤奋和巧妙地发展这门新兴的城市区域规划学艺术，前所未有的人口密集状态还是会随着世界人口近期内翻两到三番的情况一并出现。我们正在迅速步入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新世界，那里残留的最大空地将是供超音速飞机起降的机场。地球表面上将不再有供交通运输使用的空间。无法空运的大宗货物将会在地下进行运输。地表上也不会再留有农业生产所需的耕地；街道和房屋将占领每一寸土地。除纤维品的生产外，食物生产都将转移到海上。我们将消灭鲨鱼、鲶鱼等肉食类海洋野生动物，而让海洋中布满鲱鱼与鲸类，就像我们现在让河湖里布满着可食用的淡水鱼一样。我们的应急口粮则将是海中的浮游生物。

为工作事务而进行的旅行范围将会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为娱乐而进行的旅游则有可能会减少。在一个标准化的世界中，观赏风景的兴趣将会衰减。当游客在安第斯山区的旅途中自始至终只能看到无所不在的巨大城市时，这种旅行还能带给人们什么好处呢？如果有些人即便在自己的好奇心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仍不肯安分的话，那么公共权威也会制止他们去旅游。尽管那个时代的航班数目会大大增加，但他们还会有机会登上其中的一架吗？各当局在发放旅行许可证的时候会十分谨慎。就像英国官员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那样，他们会随时盘问：“你的旅行真的是必要的吗？”并且还会追问：“你真的需要亲自去旅行吗？难道就不能通过电话、电报、收音机、电视来解决问题吗？”在未来时代，除确实必要的工作事务旅行（这种任务可以保证当事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外，巨型城市里的居民将会被越来越严格地限制在能够供养这个规模的人口数目的当地街区之内。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之内，他和他的邻居们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