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富足与闲暇

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生活在现在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各种公共设施所提供的便利；自约5000年前文明诞生之日起，这种权利长期被在社会中居于少数的特权阶级成员垄断着。充足的金钱和娱乐方式在从前是由少数人所支配的，如今却即将由大众来支配。我们所有人很快就会在每周从事短时间的严格标准化工作的情况下领取高额的工资。在发达国家中，这种新型经济模式已近在眼前。我们可以预测，富足与闲暇的状态还会在未来的时代中推广到全人类身上。人类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是劳动。人性天生就是喜欢学习使用技术的。尽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只会在个别时代的个别地点出现，但它们一旦被发明出来，其他民族就能毫无困难地掌握和应用这种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完成的所有技术创新都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而当前出现的新型机械技术的传播则要比以往的各种创造发明更为迅速，因为这种机械化技术还革命性地改进了人类彼此间的交流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早晚都能拥有财富与闲暇。然而，在大多数人必须依靠艰苦的日常工作来养家糊口的时候，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是可以享受他们的财富与闲暇的；而当全人类都拥有这些福利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还能像从前那样去享用它们。将一种特权授予所有人的做法就相当于剥夺了所有人的这种权利。假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拥有了足够多的金钱，那么每个人手里的金钱都无法买到从前特权阶级能够购买的那些便利服务；这笔钱甚至无法买到生活必需品，因为其他所有人手中都有花不完的钱。如果每周工作2天就能使得劳动者挣到足够支付其一周开销的工资的话，那么谁还愿意在剩下来的5个休息日里加班干活呢？而如果全社会的人都去休假，没有人留在岗位上为其他休假者们提供娱乐服务的话，那么人们在每周长达5天的休息日中又能做点儿什么呢？

对于一个工业化社会，每周一个休息日的安排是非常适宜的。即便拼命工作的农民和牧人也不至于累死，因为他们的劳动依赖于大自然的节奏，后者自动为劳动者安排了忙碌与休闲时间段的交替。相反，机械化时代的人独立于自然，却受到机器的奴役，后者可以让他永不停歇地一直工作下去。只有人为造成的停顿才能让产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们得到必要的休息。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每周一天的强制休息是一件好事。即便目前在发达国家中通行的、每周休息2天的制度也是对机械化时代的高强度生活节奏的一种合理补偿，尽管这种每周两天的休息方式已明显拖缓了全世界的工作节奏，对于那些与通讯有关的工作而言尤其如此。然而，机械化带来的每周工作日数目的减少并不会到此为止。我们可以预测，在并不遥远的未来，工厂、办公室、邮局以及餐厅、剧院、电影院、旅馆、银行、商店、医院、药店与私人诊所每周的休息日都会从2天延长到5天。

人们只要访问一下今天的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就可以预览到很快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福利稀缺状况。在这两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你会在餐厅或旅店用餐室的门上看到这样的提醒告示：“晚餐供应到下午6时30分整结束。”告示上说的就是“整点”。如果你在下午6时33分进入那家餐厅的话，你就要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吃上饭。也许你是在乘机飞越了半个地球后气喘吁吁地赶到那里的；也许你的迟到是飞行员或恶劣天气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你自己。但所有这些辩解都无法为你赢得同情或宽容。下午6时30分打烊是贸易工会定下的制度，它就像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样不可变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仅在餐厅关门时间后3分钟抵达旅游目的地是一个糟糕的做法，并且在周五下午6时和周一早9时之间患病或去世也显得十分冒失。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内生病的话，你将得不到任何医生的治疗；如果你因此死亡的话，你也得等到周一才能下葬。我们把这种分毫不差的2天休息制度变成5天，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样子：在这个世界里，随着机械化的发展，每个人的手中都拥有了时间和金钱。即便工人2天内的劳动成果足够应付每周7天的需要，这种应付也是极其勉强的，会使得未来的富足世界极度缺乏便利和舒适感。

根据希腊神话，诸神让愚蠢的米达斯如愿掌握了将他触及的一切东西变成金子的本领；事实证明，技术就同这些神明一样不怀好意。这种奇妙的点金术让米达斯马上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的手指一碰到食物就将它变成金子，结果送到嘴边的只能是无法食用的金属。变成金子的食物是不能实现其用途的；不能用来购买食物及其他商品与服务的金子也是不能实现其用途的。你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可以体会到，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已经无法用钱买到了。当然，它已无法买到家务劳动的服务。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相对欠发达的国家里的居民们也已无法用钱换取这种服务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是，金钱可能会无法买到维持经济生产所必需的帮助。1956年的一天，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东部省份里与当地一个颇具规模的、营利性的牧牛场的主人共度了周末。那里的牲畜和牧场条件都很不错；农场主本人也非常富有。他曾慷慨地资助过当地的大学。但无论他开出多高的价码，也无法找到另一个牧牛人来协助自己工作。那里没有人需要或希望承担这份工作。牧场主本人是意志坚定、工作勤奋的。每天清晨6点，他都会风雨无阻地出门放牧牛群。但他和妻子都已过了花甲之年。他们还能在没有外人帮助的情况下坚持这项艰苦劳动多久呢？这对夫妇有足够的存钱，可以随时退休。但当他们退休之后，澳大利亚可能会损失掉一个十分宝贵的经济增长点。

这对夫妇可能会发现，在花钱满足自身需求方面，退休之后并不比工作期间来得容易。如果每周的休息日很快从2天增长到5天的话，那么他们又将如何在休闲方面进行消费呢？

诚然，对于有些人而言，即便每周7天都是休息日也不成问题。他们属于幸福的少数人，认为闲暇就是一种工作的机遇；他们的工作动力来自创造的愿望、满足好奇心的热情，或追求权力甚至仅仅是名望的雄心壮志。对于这些人而言，与他们希望能够完成的事业相比，在现代医学技术作用下已显著提高的平均预期寿命还是太短了。他们的工作计划表是无穷无尽的，无限的时间恐怕也无法完成他们的所有目标。这类人中最为幸运的当属艺术家和作家们，他们完全依靠自己的头脑（其中大部分人也依靠自己的手）进行创作。这些人几乎是不受旁人的时间表制约的。即便他人的每周工作日减少到2天，他们仍然可以每周7天做着自己的工作。较为不幸（因为他们不能完全遗世独立）的是需要实验室助手的自然科学家们和需要听众（有时也需要选民）的政治家们。但即便这些人也不像办公室职员和产业工人那样依赖于自己生活时代的经济制度。他们在办公室或工厂关门之后就必须下班，而美国总统候选人却可以常年日日夜夜地为自己的目标奋斗到底。因此，我们不妨暂且把政治家和科学家们与作家、艺术家们一并归入独立劳动者。即便如此，当我们把这些极其罕见的劳动者归为一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仍然只占全人类中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激励少数人的那些心理刺激因素是非常微弱或不活跃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幸福的少数人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他们这种可以摆脱将来每周2个工作日制度束缚的自由是一种特例，并不能为凡夫俗子们面临的每周5个休息日所带来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的其他同胞们都不愿承担为你提供娱乐的工作的话，那么你将如何打发每周5天的休息时光呢？在机械化时代里，一个人已无暇去“享受”娱乐，他只能被“灌输”娱乐。当代人可以无需麻烦其他人，在唱片机上播放录制好的唱片。此外，这种被灌输的娱乐并不一定是肤浅的。毫无疑问，新兴的娱乐方式和翻新的花样在起初多半是肤浅的。但通过机械化时代的媒体，我们也已经能够领略到品位更高的文化产品，如古典音乐、信息丰富的讲座，以及对热点问题的讨论（新时代的媒体可以客观地、发人深省地展示彼此针锋相对的每一种观点），等等。尽管如此，观看和聆听只是打发时光的被动方式。人类是不会满足于永远充当生活的旁观者而不再成为参与者的。富足的社会最初（如果有的话）提供给人们的实践机会将是什么呢？

由于未来将不再会有迫使任何人承担每周2天标准化、批量化工作量以外的任何劳动的经济压力，因此每个人都不愿意去做自己分外的工作，这可能会给世人提供一种休闲的机会。即便是最精细、巧妙的自动化技术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去修鞋或清洗手表。因此，鞋匠和修表匠这两种职业将会消亡。此后，当一个人穿坏了自己的鞋子后跟，或他的手表部件中掉入了杂物时，他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把这双鞋或这块表丢掉，之后再去买新的。在富足时代里，这种代替古老的修理办法的奢侈举动在经济层面上将是可行的。我们所有人都将拥有足够的金钱去支付这种以新代旧的做法。事实上，在起初阶段，我们可能会乐意用这种方式挥霍掉一些钱，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烧钱”的资本。然而，这种“烧钱”的游戏可能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新意；它对于我们消磨闲暇时光（这种闲暇带给我们的负担并不比金钱更轻）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因此，早晚会出现的情况是，尽管我们已不可能出钱让他人去修理自己的鞋子和手表，但我们仍有可能去亲自完成这些任务。毕竟，我们每周有5天时间去学会和练习鞋匠与钟表匠的技能。因此，我们将不会让这些古老的技能失去用武之地，而会将它们从每周只需完成2天计酬工作的经济领域转移到每周5天的休闲领域。我们将作为“业余爱好者”去自由地练习这些有用的技能。

尽管这些实用技能或许会成为我们在打发闲暇时光时首先学习的对象；但我们可能不会将自己的业余活动局限于这些事务上。因为世上还存在着高雅艺术；它诞生于旧石器时代，并且在整部文明史中一直是人类努力发展着的一门技能。在当代考古学家们不断发现隐藏着的人类艺术品宝藏的过程中，近1500年中被创造出来的这些艺术品之美一次次地让我们叹为观止。我们确实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考古学家，以便他们能够提醒我们这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的存在；这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它正在走向灭绝。对富足社会的一个绝妙讽刺是，这个社会已过于富有，以至于它无法资助对美好事物的创造。在这个社会中，劳动力变得极其昂贵，以至于当前的任何经济模式都无法资助标准化批量生产之外的任何工作；而标准化则剔除了大批量产品中的美。如果你还想找到为出售而制作的艺术品的话，你必须动身前往某个相对与世隔绝的国家——例如群山环绕的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在那些地方，成熟的文明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存在一起；那里的生活成本依然很低，因此工资水平也并不算高。但这些前机械化时代生活状态的残余正在迅速消失，因为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们正在接二连三地变成“发达国家”。

那么，这种在近20亿年内一直与人类相伴的人造之美是不是一定会从地球表面消失呢？幸运的是，未来给出的答案将是否定的。必然会消失的只是那种并非出于爱好，而是为了取得报酬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为报酬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品会在它的美中掺杂进社会不公正的因素。古代的艺术品不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创作的；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为制作者本身的利益而创造的。它们是为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利益创作的，这个阶级会滥用其特权而在经济上剥削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艺术家们。如果说艺术品将不会继续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被创作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为此而感到惋惜。我们能够，并且也必然会像对待实用技能那样去对待高雅的艺术技能。罗斯福总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租借”的名义将美国产品海运至英国；我们也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高雅艺术。我们会除去艺术品在流通过程中的金钱烙印。人们在订购艺术品的过程中必然要消耗艺术家的“血汗”劳动。其实，血汗劳动这个字眼对于形容创作过程之艰辛而言还是不够充分的，但我们在经济学术语中已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艺术品原本是“爱好的结晶”，它们是由男女艺术家们艰苦卓绝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如果迫于经济压力的话，人们有可能会在强制状态下从事辛苦的艺术创作工作。但人们也可以出于对艺术创作过程的爱好而自愿从事这种活动。“身体力行”式的艺术创作可以成为我们在每周5天的闲暇时光中的快乐源泉；艺术品不必再像从前大多数情况下那样，通过艺术家领取他人提供的血汗工钱的不平等方式被创作出来。在机械化时代里，“身体力行”将成为艺术灵感的神奇来源。除去为了爱好而修理鞋子与手表之外，我们还可以出于爱好而去创作绘画、加工银器、制作木雕和大理石雕塑。

出于爱好而进行的艺术品创作将会成为富足社会里使人类摆脱财富、闲暇所带来的心理负担的第一步。这种活动可以使得我们的闲暇时光不再烦闷无聊，也可以唤醒被我们每周两天在传送带旁完成的计酬劳动消磨殆尽的激情。但仅凭艺术就能赋予生命以意义和目的吗？我们是否能够或应当“为艺术而艺术”呢？我们在这样扪心自问时，必须牢记这个口号只是晚近时代的产物。传统意义上，艺术并不是自在自为的。即便从前从事血汗劳动的艺术家们的特权阶级主顾们也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个人爱好才去订购艺术作品。

在传统条件下，对艺术品的订购往往是为了宗教目的。埃及金字塔、帕特农神庙和阿西西教堂里的乔托壁画都不是为艺术本身，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才被创造出来的。我们或许有理由责难这些非凡艺术品创作者们背后的主顾。我们可以把这些主顾视为伪善者和自欺欺人的家伙。自视为神明并通过金字塔使自己名垂不朽的法老实际上只是个凡人，并且还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伯里克利越权动用了雅典盟邦们的公共资金来支付雅典工匠，以便通过大兴土木来尊崇雅典人民的集体权力。埃利亚斯修士则将艺术之美出卖给公众。他背弃了宗师圣方济各恪守神圣贫穷的教规，将圣方济各派“出卖”给了一个崇尚荣华的世界。在以上这些和诸如此类的不光彩例子中，艺术家主顾们的动机并不纯粹。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并不完全是世俗之人。法老、伯里克利和埃利亚斯都受到各种动机的共同驱使；他们同所有凡人一样，只不过是在道德方面没有达到完美境地而已。他们对神明荣耀的崇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而对宇宙万物背后终极精神存在的虔诚探索是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艺术品的首要灵感来源。

艺术在传统上是服务于宗教的，这一点可以表明：艺术的最后归宿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人类真正追求的终极性目标并不是艺术，而是信仰。自从我们的祖先进化成人以后，信仰一直是人类真正追求的目标。对终极精神真实的追求是人性的固有成分。在历史上，有些人渴望保留我们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另一些人则希望能够摆脱它的束缚。我们正在步入一个越来越难以忽视这一现实的时代。在即将来临的机械化时代里，原子能、富足生活与闲暇、信仰将构成人类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进而追求自由和创新的无限宽广领域。

对于现代西方人而言，这种说法是难以理解的。而对于业已西化的非西方知识分子来说，要想领悟这个道理恐怕更为困难。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西方人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了另一项人类自诞生那天起就开始追求的事业中。此前，他一直将精力专注于驾驭自然界的人类事业。他刻意地将其注意力放在宇宙的外在物质层面上，而将其进行精神沉思的天赋废弃不用。对于当代人而言，改变当前流行的这种西方生活方式，转而反观自照的做法将是痛苦、可怕的。重新使用某种长期不用的官能必定是痛苦的。它同时也将是可怕的，因为当西方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他不仅要面对自己，还要直视“灵魂的最深处”。这是一种令现代西方人望而却步的景象。当某些自己保留着的记忆碎片让人们目睹了这一景象时，他们会感到恐慌。于是他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外在活动，“叫号如狗、围城绕行”[43]，徒劳地希望这种漫无目的的外在行动能够帮助自己避开那些“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的精神经历[44]。

幸运的是，现代西方人的这种混乱情绪是在晚近的时代里才出现的反常现象。这种现象会使他们的中世纪祖先们为之错愕，也会令同时代的印度教教徒们感到惊讶（如果他们没有被现代西方人的精神错乱所传染的话）。圣托马斯或商羯罗甚至曾经问道，人们为什么有必要写作一部书（即便是部头很小的书）去讲述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对于除现代西方人之外的全人类而言，宗教的确是他们的终极追求目标。然而，现代西方人却暂时占据着全世界的主导地位；因此对他盲目性的提醒恐怕并不是在浪费纸墨。

西方和我们这个西方化了的世界将会拥有怎样的前景呢？西方人和西方化了的其他民族有可能成功发现调动人类精神沉思潜能的方法吗？如果这种官能退化了，那么我们将丧失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在原子能时代的环境中，我们将“卑劣、野蛮、迅速地”[45]堕落成非人的禽兽。然而，或许无论我们如何试图抹去对上帝的记忆，人类向往上帝的冲动仍然是不可磨灭的。“人类首要的至高目标是什么呢？人的首要目标是对神的崇敬与爱戴。”这组问答并非出自任何印度教经典或中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著作。它们是1648年写成的《西敏寺教义问答简编》（它曾被苏格兰的加尔文教会所采用）的卷首语。在写下这些话时，现代西方人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他们后来试图予以否认的真理。他在提出反对自己的证据；这种坦白对他是有利的，并为他提供了获得救赎的希望。对上帝的永远尊崇和爱戴是随时随地获得永生的方式，这种永生并不需要等到20亿年后，即人类结束在地球上居住的历史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