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扩张中的西方文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只要人们愿意，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处昂·巴蒂斯塔·艾伯蒂

人们只有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任何手段，才能回报上帝。——马丁·路德

通过永恒和不可变的意志，上帝始终决定着他愿意拯救的和他所诅咒的人的一切。——约翰·加尔文

中世纪的欧亚地区发生了一些神奇而又影响深远的事情。一方面，伊斯兰教和儒教帝国日益僵化衰退；另一方面，欧亚地区的西端则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面的变革。西欧地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与欧亚乃至全球传统农业文明有着本质差别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扩张性的文明——现代文明，从而开始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进程的速度日益加快，它一直持续到现在，并决定了当代世界的发展。

一、现代化

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是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至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无情地使欧洲成为了世界的主宰。因为现代化不但为欧洲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促进了欧洲社会和政治的融合，为之增添了活力。比如，英国商人之所以能够征服和统治印度次大陆，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脆弱，而不是因为英国人的军事技术高超。相反，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些印度军人和商人会为了开展贸易和获得战利品而在英国登陆。而这则曾经激励过那些在印度发了财的英国人。认为印度人在英国也会像罗伯特·克莱夫和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时所做的那样的想法看起来是如此荒谬，以至于没有人会去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在英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之问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后者是一盘散沙，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隔阂要比前者大得多。尽管克莱夫和黑斯廷斯在印度能够挑起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王公之间、地方势力和封建官僚之间的相互争斗，同时村庄里的广大农民对此却无动于衷，但是来到英国进行统治的印度人总督则将毫无疑问地面临着由清教徒、天主教徒、政府、公民（包括特权阶层、城镇居民和农民）组成的联合抵抗。

这是一场决定世界命运、将传统社会与正在经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分离开来的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不是短暂的——它一直持续至今并以更快的速度在发展。就如我们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将要提到的，中世纪后期和现代历史前期的现代化内容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济扩张、资本主义的出现、国家建设和海外企业的兴起。这些发展引发了科学、工业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详见第26章 和27章 ），而这些变革则塑造了人类从17世纪到现在的历史。

二、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这个术语是有争议的，其含义是新生或再生。它是由15世纪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时代是在他们所称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之后、代表了古典文化再生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解释为19世纪的人们所接受，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已不再认同这是中世纪的漆黑一团和文艺复兴的炫目阳光相对立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中世纪人们对古典的兴趣并没有完全消失，相反其中某些特征还在文艺复兴时代有所体现。因此现代历史学家虽然没有丢弃“文艺复兴”这个熟悉的名词，但更多的是把它定为从中世纪转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过渡时期，大概从1350年到1600年，而不是一个明显的断代时期或转折点。

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因此它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情况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喧闹的城市社会，它建立在繁荣的工业和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廷及伊斯兰帝国的利润丰厚的贸易基础上。意大利人是这一贸易的中间人，并由此致富。到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已由300条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级的船和45条总计由28000人操作的大帆船组成。威尼斯码头还雇佣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意大利其他城市，如佛罗伦萨、热那亚、比萨和罗马的情形也差不多。这些城市由商人家族控制，他们掌握了政治、商业和手工业，同时他们也是文艺复兴艺术家和作家的赞助人。在这些人中包括公爵贵族，如米兰的史佛拉、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教皇庇护二世、教皇朱利斯二世和教皇利奥十世，他们的需要、兴趣和口味点缀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同时并存的部分原因。文艺复兴关心的是人活着时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它主要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

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人们不再需要关注超自然的力量，相反，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自己本身的潜能。阿尔贝提（1404—1472）写道，“只要人们愿意，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他本人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达到这种极限的可能性。这个佛罗伦萨的贵族集建筑家、数学家、考古学家、作家、文艺批评家、风琴演奏家、歌唱家于一身，而且年轻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跑步、摔跤和登山运动员。

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反映在学术研究和教育中。被称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得拉克（1304—1374）强调古典艺术在提高自身素质和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价值。同样，文艺复兴时期新建的学校培养的也不是牧师，而是商人的儿子。课程强调学习古典艺术和体育锻炼，目的是教育学生健康、快乐地生活，做一个合格的市民。

文艺复兴精神在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有着鲜明的表现。当教会不再是艺术家惟一的资助人后，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圣经体裁以外的事物。乔托（1276-一1337）的作品标志着绘画向自然主义的过渡。这种趋势进一步体现在具有独特创造性视角的马萨奇奥（1401—1428）身上。与中世纪的绘画作品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

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达到成熟阶段。在佛罗伦萨，马萨奇奥后又出现了波提切利和全才的达·芬奇，达·芬奇既是雕刻家、音乐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同样也是一位画家。因此，达·芬奇被视作是“新文艺复兴人”的代表。1994年11月15日他的著名的72页笔记——在伦敦以3080万美元的价格被人买走。他在这本手稿中分析了天为什么是蓝的和为什么在山顶上发现了化石，并预测了潜水艇和蒸汽机的发明。

大约到1550年，经历了两个世纪活跃的发明创造活动之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衰落。原因之一是1494年法国的入侵引发了其后几十年欧洲国家对意大利的战争，使意大利半岛遭受了严重破坏。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航海家达·伽马1498年5月22日在印度加尔各答港的登陆给意大利经济以沉重打击，它结束了意大利在贸易上的垄断地位，使印度人成为西欧和东方贸易的中间人。在1502年至1505年的4年中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每年平均只进口100万英镑价值的香料，而在15世纪的最后几年，他们进口的香料价值达到350万英镑。相反，葡萄牙所进口的香料价值则从1501年的22.4万镑上升到1503年至1506年4年中的平均每年230万镑。

工业的衰退比起商业来更为严重。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向北欧和近东出口工业产品，并从其银行服务业和海洋运输业中赚取了大量利润。但是到16世纪末，英国、法国和荷兰已经超越了意大利。意大利在这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规定僵化、税收和工资成本高昂的阻碍，并未能生产出适合人们口味的产品。1560至1580年佛罗伦萨的毛织品产量是30000匹，但在1590至1600年间却下降到20000至30000万匹，到1650年则只有6000匹。同样，威尼斯的毛织品产量在1600年是20000—30000万匹，但到1700年却下降到2000匹。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因为殖民地贸易的日益兴盛而逐步扩大，意大利城市由于没有海外殖民地而被排除在殖民地贸易之外。

按照现在的说法，曾经是中世纪欧洲发达地区的意大利此时变成了“欠发达地区”。因此意大利只能以向北欧国家出口原料（石油、酒、小麦、羊毛和原丝）来换取工业产品。这就意味着城市和贵族在意大利已不再占主导地位，他们的重要性已被具有封建特征的土地拥有者所替代。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文艺复兴的遗产

文艺复兴并不是仅发生在意大利的个别现象，它的发明成果通过意大利外交官、受北欧国家君主雇佣的意籍将军和印刷制品在16世纪被传播到北欧国家。印刷制品加快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在北向传播的过程中，文艺复兴的特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主要体现在艺术和文学领域，而在北欧则更多地反映在宗教和道德领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比如德国画家丢勒（1471—1528）和小霍尔贝因（1497—1543）的作品、芬兰画家凡。艾克和皮特。布鲁亨尔的作品。布鲁亨尔是北欧最反正统和贴近社会的艺术家。他从前人的传统主题——宗教事务和对富裕的商人家庭的描绘——中脱离出来，主要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他同时用艺术手段来反抗西班牙人在荷兰的统治，他的绘画作品《无辜平民大屠杀》描绘了西班牙土兵杀戮妇女和儿童的场景。

由于北欧人的文化水平要比东南欧洲高，因此印刷品在该地区也就更有影响力。大量的书面材料激起了大众对政治和宗教问题的关注，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宗教改革和随后的宗教和王朝战争的爆发。印刷制品同样也刺激了早期现代历史上全国性义学流派的发展。路德对《圣经》的翻译奠定了德同现代文学的基础，同样詹姆斯国王版《圣经》和莎士比亚（1564—1616）的戏剧则奠定了现代英国文学的基础。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以其小说《堂·吉诃德》也为民族语言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法国，拉贝莱斯（1490—1553）和蒙田（1533—1592）担当了同样的角色。这些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1653年法兰西学院建立时得到了承认，建立这个学院的目的是对国家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作官方规定。

那么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文艺复兴的重要性在哪里呢？显然，对人本身和人所能取得的成就的重视比中世纪的世界观更能推动海外扩张。这种观点很容易被夸大，因此需要对其做进一步调整。实际上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是以科学为导向的，其代表人物对美学和哲学精神的重视更甚于客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继续崇尚和相信不可知和幻想的事物。他们仍然试图找到哲学家们所说的能将普通金属变成黄金的石头。他们继续相信占星术，并把它与天文学相混淆。

伊比利亚半岛的海外探险家绝不是“文艺复兴人”，比如说航海家亨利王子，他被他的同代人认为是固执、虔诚的，又具有侠义和苦行者风格，但他却并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虽然亨利是水手和地图绘制者的慷慨的资助者，但他对学术和艺术并没有兴趣。有关他资助一个在萨格雷斯的天文和数学学校的故事仅是传说而已。新知识分子阶层的迅速扩大是1600年以后知识爆炸的推动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并不是1500年以前欧洲人向外扩张的根源。欧洲的对外扩张的确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极其活跃，而在欧亚地区的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

比如说在土耳其帝国，穆斯林的教会或学校注重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忽视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校的毕业生都知道西方已经做了些什么，但对探寻新事物却没有兴趣。不信仰穆斯林的土耳其人都不相信一个基督教异教徒能教给他们什么有用的东西。不时有极个别富有远见的人警告这张将土耳其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国家隔绝的知识铁幕的危险性。其中一个声音来自卡提比·舍勒比——17世纪上半期土耳其著名的书志编纂家、百科全书作家和历史学家。由于出身贫寒，他没有杌会接受正规的高等教育。但这简直是一件幸事，使他免受了当时土耳其肤浅的、专业分类极其细化的穆斯林教学的束缚。他的自学经历是他能够接受西方文化的主要原因。

卡提比.舍勒比的作品之一是他根据1656年土耳其舰队的一次惨败经历编写的一本海上旅行指南。在该书的前言中，卡提比·舍勒比强调了掌握地理科学和绘制地图的重要性。

对掌管国家事务的人来说，地理科学知识是必须掌握的。他们可以不知道整个地球是什么样的，但是至少应该知道土耳其帝国和与其相邻国家的地图。这样他们就能够率军征战，能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取得进步，了解敌国的情况，同时使得前线的保卫变得容易。征求那些不懂科学的人的意见是得不到满意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经验丰富的人，绝大多数人也不能完整地绘制本地区的草图。

能充分并有力地证明学习这门科学必要性的证据是那些不信真主的人，他们学习并应用这些知识发现了新大陆并占据了整个印度市场。

舍勒比发现了欧洲的知识进步与海外扩张的联系。在他1657年临死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舍勒比警告他的人民，如果不放弃教条主义，他们将很快会“用张得像牛眼一样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他的预见是先知先觉的。土耳其人仍然像其他非西方人一样固守着他们的宗教蒙昧主义，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基督教的异教徒通过使用他们的知识不仅最终成为新大陆的主人，而且成为古代伊斯兰教帝国和儒教帝国的主人。

四、德国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这个词一样有误导作用。路德一开始是一个改革家，但最终却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是他与罗马教会坚定抗争导致的结果。表面上看，宗教改革可以解释为对教会某些腐败落后现象作出的反应，其中包括：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部分牧师包括教皇的放荡生活、出售宗教场所、不受教会法律约束的特权和豁免。尽管这些很能激起人们的抗议，但它们仅是清教徒进行宗教改革的借口而不是根源。实际上，当宗教改革开始时，教会内部虔诚的天主教徒已经试图在改变这些情况。为了解释这场打破了西方基督教统一世界的重要运动，有必要透过这些教会的腐败落后现象去考察已经积累了几个世纪的历史原因。

其中一个因素是，14世纪的“巴比伦俘虏”事件削弱了教皇的权威，当时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的士兵逮捕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此后，教皇的首都迁至阿维尼翁，在那里教皇被迫受制于法国。对教皇名誉损害更大的是14世纪末的“大分裂”事件，两个教皇，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各自宣布是圣彼得的合法继承人并把对方逐出教会。引发宗教改革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先前例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和波希尼亚的约翰·胡斯的异端学说的影响。后者1415年在康士坦茨会议的十字架上被烧死了，但一个世纪后，在路德宣传与他相近的教义时，他的追随者仍然活着。

宗教改革同样有其政治原因，比如说北欧国家中国家观念的增强和许多国家内部“新君主制”的发展。君主和平民日益把教皇看做外国人，他无权干涉国家事务和在本国疆域内征税。大众对教会收税和遍布西欧的教会土地财产十分憎恶，这成为宗教改革的最终力量。经济利益的分歧和不断发展的政治因素将在以下章节作详细阐述。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产阶层和国家君主制的兴起，他们开始觊觎教会的土地财产和各种首饰、艺术作品、金银和高档家具等财富。同样被垂涎的是从各个国家征收的、集中到罗马的什一税、出售教会财产获得的资金、大量的诉讼费和教会的特权和豁免恩惠。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矛盾最初在德国爆发了。因为这里聚集了众多公国、教会城市国家、自由城市和县城，它们的统治者过于软弱，无法抵抗强大教会的过度勒索。其中一个例子是，1517年教皇决定在整个欧洲兜售大量的赎罪券来获得维修罗马圣彼得教堂的费用。在德国引发了宗教改革的这些赎罪券向民众许诺“不管你的罪恶、犯罪和放纵等错误有多少，你都将被豁免……；当你死的时候，接受惩罚的大门将被关闭，看到天堂阳光的大门将向你敞开……”在批判这些不受约束的赎罪券的过程中，当时还是维滕堡大学牧师的路德将其95篇论文张贴到了教堂门口。他的论文并不具有革命性，但他的确主张“上帝之语”不在教会的说教里而在《圣经》里，这就大大削弱了教会的权威。

教皇利奥十世把此事当作“修士们间的争吵”来处理，但他的话很快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流传开来。公众的激烈反应说明路德的论文是全国民众不满情绪的写照。随之而来的公开辩论为路德散布他的以信仰为核心的革命性思想提供了机会——其思想要点是教堂和祈祷场所并不是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1520年末路德和教会彻底决裂，并宣扬先前威克里夫和胡斯的异端学说是真正的基督教教义。1520年10月路德焚烧了教皇的驱逐令牌。在之后的几年里，他几次被叫到位于沃尔姆斯的皇家国会会议上接受控诉。路德拒绝改变其主张，他说：“除非你们能用《圣经》或别的明确的理由说服我。”皇帝强行通过了谴责这个顽固修士为异教徒的法令。但富有同情心的依莱克特，弗雷德里克在他的庄园为路德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于遭受与胡斯一样的命运。

在被流放期间，路德继续从事把《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工作，并着手创建德国独立的教会组织。国王查尔斯五世由于卷入了与法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无暇来彻底消灭影响日益扩大的路德的异端学说。1546年他刚得以从战争事务中脱身，即开始镇压路德派的骨干分子以恢复教会的统一。查尔斯五世获得了教皇的资金和军队支持。但是路德派教徒在施马尔卡尔迪克聚集起来，并得到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国王的支持，该国王更关心他的王朝而不是宗教。双方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的签署才告结束，该协议赋予德国王公选择天主教派或路德教派信仰并强迫臣民接受的权力。德国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在这个国家形成了天主教派和路德教派几乎平分天下的局面。

五、德国以外的宗教改革

《奥格斯堡合约》为各种异端学说的涌入敞开了大门。它不但承认了路德教是天主教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而且使清教主义也在整个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路德的个人解读《圣经》的思想引发了众多对《圣经》的不同解释，也产生了多种清教主义。如瑞士的加尔文在反对善于通过“工作”获得拯救的教义方面与路德是一致的，但他也反对路德通过“信仰”获得拯救的说法。加尔文宣扬宿命论——每个人的命运在其出生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了。“因此，根据《圣经》，我们断言，以永恒和不可变的意志，上帝始终决定着他愿意拯救和他所诅咒的人的一切。”加尔文与路德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主张教会应积极干预社会生活以保证消灭各种异端学说、亵渎上帝的行为和邪恶事务。在他在日内瓦的辉煌时期（1541—1564），他的长老院将这座城市改造成了一个基督教社区，其简朴和神圣震惊了游客。而且加尔文利用印刷出版工具把日内瓦变成了宣传改变宗教信仰运动的总部，也极大地影响了波希尼亚、匈牙利、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和其13个美国殖民地。

清教主义中一支完全与众不同的派别是它的再洗礼教会，其宗教和社会激进主义使他们遭受了天主教、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迫害。依据路德每个人都应遵循他的意识的理论，再洗礼会教徒要求全部的宗教自由，包括教会与国家分离。同样激进的是他们的社会教化——反对个人积累物质财富、反对阶级和地位差别、反对参军和反对因发动战争而需交纳的税收。这些主张显然危害到了整个宗教和政治组织的权威，因此再洗礼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和屠杀也就不足为怪了。哈特派信徒和门诺派教徒是他们中的幸存者，他们善于保护自己才得以留存到今天。

决定一个国家宗教状况最重要的因素是它的国王所做的决定。假如他支持与罗马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取得胜利；如果他反对分裂，宗教改革就会失败。有大量的现实利益促使国王们支持清教主义。如果他成为全国教会的首脑，其政治权力的增长要比他接受教皇的封赐多得多，其经济地位也将得到提高，因为他可以没收教会的土地、动产和控制流向罗马的财富。但是尽管反对教皇可以得到如此多的好处，许多国王仍保持忠诚而不与教皇决裂，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遭受由教皇支持的查尔斯五世帝国军队的攻击。很多国王也发现只要他们保持天主教身份，同样可以从教皇那里得到与成为清教主义国王差不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在路德死后，欧洲的宗教地图就呈现出一个各种教派混合的局面。

最终这张宗教地图中有一半的德语国家信仰路德教派，包括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语地区、丹麦一挪威和瑞典一芬兰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英国的亨利八世仍坚持天主教义，他和法国国王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所做的一样，控制着天主教的牧师。但是，亨利在1534年最终建立了独立的英国教会，因为他已决定与其来自阿拉贡的妻子凯瑟琳离婚。教皇也不愿迫使他改变决定，因为凯瑟琳是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姨妈，而查尔斯的军队则在不久前洗劫了罗马。因此亨利成为了新英国国教的首脑，并得到了贵族的支持。他将没收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但是在他在位时期，新教会仍然公开维持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仅有的改革是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亨利的继任者则又根据他们个人的喜好进行了改革。爱德华六世（1547—1553）快速转向清教主义，玛丽（1553—1558）Z转回到天主教，伊丽莎白（1558—1603）则主张温和的清教主义。

在当时的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和比利时），宗教和政治相纠缠导致了长年的战争。荷兰北部省份的多数人都成为了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他们与虔诚的西班牙天主教统治者菲利浦二世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同样也有其政治上的原因，荷兰人反对菲利浦干涉他们的国内事务，并憎恶他征收的重税和对商业的严格控制。1556年荷兰的抵抗演变成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为争取国家独立而发动的革命。当英国女王参与支持荷兰反叛者时，这场革命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1558年菲利浦将其由132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向北派遣。但是机动性更强的英国战船迫使无敌舰队向北绕过苏格兰，又向南回到了西班牙——“无敌舰队”遭受了失败。血腥的战争直至1609年西班牙妥协，承认北部几省以荷兰共和国名义获得独立后才宣告结束，但是南部比利时几省仍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则在法国得到了传播，它的拥护者被称为胡格诺派教徒。这里的国王不准备加入清教，因为弗朗西斯一世已经通过1516年的《波伦亚协定》基本上获得了在国内对教会组织和其收入的控制。他的继任者、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残酷地迫害胡格诺教派教徒——只要拥有一本《圣经》就会被指控为异教徒。亨利的在世为胡格诺教派教徒创造了机会，不管皇后凯瑟琳，还是她软弱的儿子都没能像伊丽莎白在英国那样享有大众的支持。尽管凯瑟琳曾试图妥协，整个国家还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胡格诺派教徒和广大的天主教教徒之间形成了对立。随后的宗教战争在1572年8月24日的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达到了顶峰，当时全国有成千的胡格诺教派教徒被杀害。即使是这样的杀戮也不能使新信仰屈服，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胡格诺教派教徒获得了英国、荷兰和德国清教团体的支持，天主教派则得到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浦的人力和资金援助。直至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保障胡格诺教派教徒心灵自由的南特法令，和平才得以恢复。在一个国家内给予两种宗教以法律承认和合法地位，这种解决方法是欧洲宗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与同意一国国王在两种宗教之间作出选择的《奥格斯堡和约》有共同之处。

六、天主教改革

以前天主教改革被认为是“反‘宗教改革’”，但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承认它并不仅仅是一场反清教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前路德时代，因此天主教改革是与清教宗教改革相似的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在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初期，各国的天主教领袖开始整治教会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并重新提出一些精神价值观。他们重建宗教秩序，如设立方济各会的托钵僧，来恢复对天主教的虔诚和改善社会服务。但是这些改革家力图保持他们沉默和高雅的风格，未能发动大众和赢得罗马教会上层的支持。直到在德国面对路德日益严峻的挑战，天主教改革运动才呈现出一点活力和效力。教会中的改革者对发动一场针对清教徒的反抗运动犹豫不决，因为他们担心西方基督教世界会因此造成不可挽回的分裂。教皇长期无视路德，认为他仅是过去众多批判家和异教徒之中的一个，也会像他们一样被镇压或转化过来。直到16世纪末教皇保罗三世（1534—1549年在位）和他的3个继任者主持罗马教会时，天主教教皇才意识到清教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保罗三世采取了两项最重要的措施，它们决定了天主教改革的进程和特点。一是他召集了“宗教裁判委员会”，该委员会曾在1545—1563年间不定期地举行会议；二是1540年批准建立耶稣协会的耶稣会士准则。宗教裁判委员会的主要成就是以坚定反对清教主义的措辞强调了传统天主教教义，并采取实际措施消除教会中的腐败现象和恢复教会纪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出售赎罪券，禁止任何主教占有一份以上的俸禄，规定每个主教辖区必须修建一个神学院以培训牧师和出版天主教教徒必须阅读的书籍目录。

耶稣会士准则是由西班牙巴斯克贵族伊格内修斯·罗耀拉（1491—1556）创建的。罗耀拉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负伤，在恢复过程中他读了大量的宗教小册子，引发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决心改变过去玩弄女性和惹是生非的生活，要全身心地为上帝服务。他与军队中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了耶稣协会。它的成员不像以前的天主教改革者那样过着冥思苦想的生活。相反，他们把自己看做耶稣的战士，严格遵守罗耀拉的要求，无条件地忠于各级教会的准则。

这些耶稣会成员的纪律性和军人风格保障了宗教裁判委员会改革的进行。许多成员担当了审讯工作，这项工作自1542年开始，目的是铲除任何地方出现的异端学说。其他成员创建学校，培养新一代牧师和世俗民众，向他们灌输坚定的神学信仰并使他们树立让清教教徒畏惧的信心。这些经过培训的学员和耶稣会的公关人员成为对付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波兰清教主义的主要力量，他们转化了许多异教徒。除了与欧洲基督教的异教徒进行斗争之外，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将他们的工作推广到全世界——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中传播上帝的福音。像在日本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在中国的利玛窦、在印度的罗伯特·洛比利和在美国的教父雅克·马凯特的职业生涯中都体现着耶稣会成员活动的性质和内容。

七、宗教改革的遗产

宗教改革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它引发了不同教义问的冲突和互不相容，并导致了一系列血腥的宗教战争。由此造成西欧基督教世界的解体，迫使各宗教派别认识到任何一种教派想要获得垄断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各教派也都逐步学会了宽容——当然这一过程进展得很慢也很艰难，以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宗教改革在涉及个人地位的问题上也是模棱两可的。路德支持以个人的方式来解读《圣经》，但这导致了再洗礼会教徒的激进主义和农民暴乱，他号召当权者镇压从事烧杀掠夺的群众。但提倡阅读《圣经》的确提高了大众的识字率，为书籍和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宗教改革意义的不明之处还住于它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在某些领域宗教改革促进了妇女的进步。清教领袖抛弃了中世纪认为禁欲主义是高尚的道德观念的认识，认为婚姻生活至少有三个好处：生养孩子、满足性欲和伴侣之间相互照顾。这种观点鼓励了一个新的、对男性和女性不再区别对待的道德标准，并产生了一个新颖的权力观念，即将要结婚的新郎或新娘有权拒绝他们不想要的婚姻。当然这种新旧转变是缓慢和不稳定的。清教的神学家极力反对男女偷情行为，但在实际执行中却远远落后于这些规定。如果一个小伙子没能选择一个相配并且合适的妻子，那他将被认为是愚蠢和可怜的，这种当时盛行的观念往往为父母们所强调。

主要的清教领袖从来不考虑也未对妇女地位进行过系统的评价。他们强调夫妻之间应相敬相爱，但又想当然地接受丈夫在家庭中的首要地位。路德对这一点说得很明确，“男人有宽广的胸脯和瘦小的臀部，但女人有狭小的胸膛和肥大的臀部，因此女人理所当然地应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和生养孩子。”2

与主流清教主义有很大不同的是一些激进的分支派别，如罗拉德教派、再洗礼派和平均派。他们主张离婚自由，允许女人管理教会事务和做祷告，甚至有点支持、男女之间的性自由。这些派别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不仅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且还有技术上的因素。平均主义者派的领袖格拉德·温斯坦雷承认家庭之外的性生活使母亲和孩子变得脆弱，“因为男人会离开他们，认为她们不如别的女人……当他经历了这种快乐之后，女人们就得小心……为了追求他们的自由，他们会寻找别的女人。”3温斯坦雷承认在没有有效的避孕措施之前，只有男人才有性自由的权力。

就宗教改革产生的间接历史影响而言，它将中世纪统一的教会组织拆分为大量的地方教会，有些是省一级的，有些则仅局限在一个城市。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是否仍然坚持天主教教义或是拥护清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由世俗权力机构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宗教改革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是权力由教会向政府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演进史中的一个时代。这也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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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的标准通史有W.K.Ferguson所著的Europe in Transition：1300—1500（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62年出版）；E.Breisach所著的RenaissanceEnNpe：1300—1517（Macmillan出版社，1973年出版）；J.L.Abu-Lughod所著的Before Europe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由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89年出版，具有全球性的视角。此外还有E.Troehsch所著的Protestantism and Progress：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ism to the Modem World（Beacon出版社，1966年出版）和E.I.Eisetein所著的Printing Press asdn Agent of Change：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 Modern Europe，2vols（Columbia University出版社，1979年出版）。

关于这几个世纪欧洲妇女的地位问题，S.M.Wyntjes所著的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一文（见R.Bridenthal〗和C.Koonz编辑的Becoming Visible：Womenin EuropeanHistory一书，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65—191页）作了很好的总结。R.Bainton在其所著的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andlraly和Women of the Reformation in France and England（Augsburg PublishingHouse出版社，1971年和1973年出版）中有对这一问题的详尽阐述。

注释

1.Cited in manuscript by L.V. Thomas，“Ottoman Awareness of Europe，1650—1800.”

2.Cited by S.M.Wynoes，“Women in the Reformation Era，”in R.Bridenthal and C.Koonz，eds.，Becoming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Houghton Mifflin，1977），P.174.

3.Cited by C.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Viking，1972），p.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