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西方文明的扩张：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中世纪后期最可夸耀的不是当时的大教堂、史诗或经院哲学，而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的一种复杂文明。这种文明并非建立在奴隶或苦力的背脊上，而主要以非人力的动力为基础。”——小林恩·怀特
因此，对一个想维持生存的君主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做非正义的事，并视情况的紧急程度决定是否运用他的所学。——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看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西欧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当时识字率提高，思想十分活跃，大众的觉醒和参与程度是欧亚大陆其他地区都无法匹敌的。然而，对西欧现代化进程更直接的贡献还是来自于同时发生的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它们为欧洲扩张提供了必需的资源和动力。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欧洲扩张并不仅仅是因为哥伦布向西航行在美洲大陆登陆。11世纪时维京人也曾在美洲登陆过，并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来维持他们在当地的定居点，但他们最终还是失败了。相比之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欧洲各国的人们就开始潮水一般地涌向北美和南美。11世纪和14世纪这种不同的反应表明，在这之间的500年中欧洲取得了某种使它能够并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某些进展。这些进展就包括了经济扩张和国家建设。
一、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公元900年至1300年欧洲经济稳步增长，但在14世纪时它却开始出现衰退。这是由下列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它夺去了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的生命，此后它又周期性地发作，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等国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此后其发展趋势通常是向上的。
因而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过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增长的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札尔人和维京人停止进攻而告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袭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袭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战败时为止。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10至14世纪中欧和西欧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大约增长了50％；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相当的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农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产量的增加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同时，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当时的轭在马用力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坏。此外，由于没有马掌，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掌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被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同拉一车货物。此后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也就成为农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荒地。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其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然而却是千真万确。当时，余下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耕种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地广人稀的东欧和南欧。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见地图18）。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也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余粮用船从新垦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拓殖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一发展极其重要，它表明西北欧开始崛起。后来这一趋势则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变得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的内部贸易在发展，欧洲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增长。此时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京人劫掠活动的停止而开始；维京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气氛曾在9和10世纪笼罩在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征。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使得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前所未有地统一起来。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的环境和服务周到的线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的扩大和强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对国际贸易的适应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较为自给自足的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大。人口压力加上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驱动着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路线和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与同时代的中国人截然不同；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英里，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5节）。他们对贸易毫无兴趣，只是将长颈鹿之类的奇珍异兽带回自给自足的祖国，以取悦他们的皇上。显然，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欧洲远远达不到自给自足，它迫切需要香料和其他外国产品。这一需要与迅速发展的经济活动及蓬勃的经济活力一起，最终使欧洲人航行于各大洋，使欧洲商人遍布每一个港口。
二、技术的发展
与经济扩展密切相关的是技术的发展，它为欧洲扩张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和技术，因为欧洲人如果没有足够的海船和航海设备，原本是不可能抵达印度和南北美洲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在这方面取得技术上的成功，原因在于中世纪时期他们在改进各种工具和技术方面稳步地取得了虽不惊人但却极其重要的进步。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林恩.怀特教授所说，“中世纪后期最主要的进步”是“非人力动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用于碾谷、伐木、排干沼泽和矿井的水车和风车是非人力动力的典型。其他有用的发明包括木匠用的刨子、曲柄、独轮小车、纺车和运河闸门等。的确，希腊人和罗马人尽管在哲学和艺术上成就极高，但他们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在以机器力量减轻人类的辛苦劳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及中世纪的欧洲人在短短数世纪里的所为。
希腊学者贝萨里翁主教曾在1444年写过一封信，对中世纪西欧人的技术进步作了一个有趣的说明。这位学者曾存罗马居住过多年，意大利手工业的先进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他致函当时拜占廷摩里亚自治省的统治者君士坦丁，帕莱奥洛古斯，建议悄悄地派“四或八名男青年”前往意大利学习手工业技术，并学习意大利语“以理解信上所说的东西”。贝萨里翁对淘汰了手工劳动的水力锯机的印象尤为深刻。他提到了“自动锯机切割木头，和水车运转得极快、极整齐”。他对水力风箱也念念不忘，写道：“在冶炼和分离金属时，他们用的是皮风箱，这种风箱无须用手操作便能膨胀和收缩，将金属从泥土似的无用物质中分离出来”。贝萨里翁还谈到，在意大利，“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学到炼铁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人类极为有用且必不可少”。这封信作为一个证据，其意义十分明显：中世纪时，西欧的技术进步是如此巨大，以致一个东方人首次建议应派学生去西方学习“各种实用的技艺”。
就欧洲扩张而言，最重大的技术进步表现在造船、航海设备、航海术和海军装备方面。与造船方面的进步并驾齐驱的是航海术的发展。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来自地中海地区。当时，中国人似乎已拥有磁罗盘，但至今仍不能确定欧洲人是从中国人还是从作为中间人的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磁罗盘。虽然罗盘在任何时候对航海者来说都是最有用的仪器，但使用时必须得到其他几种仪器的配合。星盘，即一种用以观测天体高度的铜制刻度盘，早在公元800年以前便已为世人所知，但直到1485年前后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航海中予以使用。这种仪器颇为昂贵，故很快就被结构较简单且造价较低廉的象限仪所取代。测量经度方面的问题也很多。虽然用沙漏可以大致进行估算，但直到17世纪伽利略发现摆动原理时才能精确地计算。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报汇编和地图的帮助。中世纪地中海水手的航海图是最早的精确地图，图上清楚地标明了精确的罗盘方位及海岸线和港口的详细情况。
当欧洲人抵达南亚和东亚高度发达的军事强国时，他们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在海军装备上占优势。在16世纪的前20年中，佛兰德、德国和英国（稍后）的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铸成的火炮很轻，容易安装在船上，但具有强大的火力。这些新火炮长5至12英尺，能发射重达5至60磅的巨石，后来还足以击毁300码射程内的船体，能发射沉重的铁丸。这时，海军的战术已由设法攻入敌船转为舷炮齐射，对军舰也重新予以设计，很快就达到每艘军舰平均能装备40门炮的水平。
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决定性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夺取并控制浩瀚的大洋。东方的治者也赶忙武装自己的船只，但这些船的设计不适宜安装火炮。在他们能够重新计，自己的舰船之前，欧洲的海军装备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以致两者间的差距不是来越小，而是不断扩大。因此，在日本人于1905年在对马海峡取得对俄国人的划代的胜利之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无可匹敌的主人。
与机器技术方面的进展同样重要的是，欧洲人发现了大气环流系统。哥伦布从葡萄牙航海者那里得知，他可以随着信风向西航行，而且他确信再向北可以找到西风带他回家。伺样，达，迦马也从当地航海者那里学到了印度洋上季风的基本规律。到1522年麦哲伦的船只在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回到西班牙的时候，太平洋和大西洋上的海风的规律都已经为欧洲人所知。现在他们可以自信地在各大洋上航行。
掀洲在造船技术方面取得于进步，掌握了大气环流的规律，现在他们就可以利用它们，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横跨大西洋，获取美洲新大陆的财富了。当然，西非也像伊比利亚半岛一样伸人大西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西非的商业线路一直是跨过撒哈拉沙漠到达地中海的。东非的索法拉港口也进行海外贸易，但它自然只是向东跨越邻近的印度洋的。索法拉比加那利群岛（哥伦布的出发点）离美洲还要远3000英里，中国就更远了。所以地理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和其他因素一起决定了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非洲人。
三、资本主义的出现
鉴于哥伦布是一个欧洲人，只有欧洲经历了从美洲大量涌入的金银带来的巨大经济刺激。这些金银数额巨大，以至于16世纪欧洲的银储量增长了两倍，金储量增长了20％。除了这笔从美洲飞来的横财之外，欧洲也由于各种海外事业而变得更加富有。利润不断地从奴隶贸易、香料贸易、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甚至从海盗劫掠中源源而来。这种外在的经济繁荣与内部商业竞争和技术进步一起，导致了欧洲经济中货币的使用不断增长。
货币化削弱了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发展起来的封建秩序。一旦农奴们知道可以通过逃到扩大中的城市和东部边疆的土地上而获得自由，农奴制的束缚就再也不能永远保持下去了。地主们不得不修改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面临失去劳动力的风险。西欧农奴越来越多地使用货币而不是劳动来支付地租——就这样封建领主变成了地主，农奴变成了自由农民。农奴制的衰落是西欧扩张的先决条件，它创造了一个流动性更强的社会，这个社会能够积累资本，提供组织，解放探险、征服和移民事业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各国海外事业的成功程度与封建束缚的解放程度成正比，这不是偶然的。
同样，货币的使用也削弱了城市里的手工艺和商业封建行会。行会对手艺、定价和行业行为都有严格规定，其目的并非赚钱，而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生活方式。行会会员接受“公平价格”的观念，认为靠牺牲同行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绝对违背基督教精神的。但是这些观念和行为随着企业家的出现都消失了。这些企业家绕过行会，自己购买原材料提供给乡下闲着的手艺人，支付计件工资。这种“外包”制度的逻辑是利润，而不是“公平价格”。企业家们在原材料和人力上尽力压缩成本，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成品、这样就能保证其投资回报的最大化。
欧洲经济变革的原因不仅仅是货币的广泛使用，还由于铸造出了各地通用的标准硬币和银行以及信用票据的发展。佛罗伦萨城于1252年率先铸造金币弗罗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国家也都纷纷仿效。早在12世纪时意大利便已出现种种形式简单的汇票。渐渐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后在北欧，产生了一些强大的金融家族。
于是，这一切都开始历史性地转向一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制度，今天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获利的渴望为根本动机、使用各种精巧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利用大量积累的资本赚取利润的制度。”2
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划时代的。它不仅影响了经济，还影响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货币在中世纪还处于边缘，很少使用，但到中世纪晚期它已经为欧洲日后流星般的崛起提供了能量。在此前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建立在成长的观念上的——它们的目标只是保持、而不是提高过去物质生活的水平——但是资本一主义却恰恰与之相反。利润被用来进行再投资，利润的“资本化”，即剩余价值被转化成更多资本，正是“资本主义”一词背后的逻辑。新的“资本家”不再满足于糊口，他们渴望扩大财产，因此在他们的消费需要得到满足后也不会停止努力。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被16世纪最富有的银行家富格尔简化成一句话：“只要我还能赚，我就永远会赚下去。”
为了“赚钱”，富格尔和他的同行们需要自由地向贷款收取利息。但是中世纪教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谴责利息，因为利息会导致高利贷这种道德犯罪——“在上帝眼里最丑恶、最可憎的罪。”但到1548年，一些教会成员开始请求接受“适度、可接受的高利贷”。这种修正很快就让位于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态度：“获取高利贷的人去地狱，不这么干的人只好去贫民窟。”如果让你在死后下地狱和生前受穷苦之间做选择，无疑高利贷会胜出。因此，富有的欧洲银行家就组织了很多合股公司，从而控制了所有的海上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
早期的合股公司是今天跨国公司的雏形。这些新组织是进行经济动员和经济渗透最有效的工具。任何想用小钱做投机生意的人，都可以不冒自己整个前途之险而如愿以偿。他们所承担的风险只是他们所投资的股票，对公司可能遭受的任何损失他们都无需进一步负责。而且各投资者也无须相识，无须彼此信赖，无须关心市场的具体情况和公司的方针政策。这些具体事宜都被委托给根据责任心之强弱和经验之多寡而选拔出来的董事们，而这些董事又可以挑选可靠的人来管理公司某一方面的业务。这种安排方式吸引了各种分散在各地的人们——伦敦的羊毛商、巴黎的零售店店主、哈莱姆的捕鲱鱼人、安特卫普的银行家或约克郡的地主——将他们的储蓄投入各种商业冒险事业；从来能够轻而易举地动员起欧洲资本，将笔笔巨款投入各种海外事业。东方的商人由于受到自己或合伙人财力的限制，又从家人或熟人中挑选经理，因此无法指望他们去与强大的、非个人的合股公司进行竞争。合股公司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工具。世界商业落人东印度公司、地中海东部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至今仍然存在的哈得逊湾公司等公司手中。
这就是为什么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总结说，在欧洲的海外扩张中最重要的不是哥伦布、达·迦马和麦哲伦，而是那些携带着资本的企业家们。他们是留在国内港口的商人，但是他们“负责建立了很多殖民地，维持了殖民地的供给，开辟了新的市场，找到了新的土地，让整个欧洲都发了财。”3
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但在现代化的早期主宰了世界经济，而且时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原因可以在它的主要信条中找到：利润或者死亡。为了避免死亡，资本家们通常会通过两种方式去追求利润最大化：减少工人工资和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种方法曾被广泛使用，但效果有限，因为显然工人必须健康地活着才能进行生产活动，这就需要有最低工资保障。第二种技术进步的战略则可以无限地继续。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的事态也正是这样发展的。技术不断地以加速度进行着更新，今天的高科技就是明证。这种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解释了为什么早期欧洲资本家能以不断革新的技，术和合股公司控制世界，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今灭的资本家继续以他们的生物科技、信息科技和跨国公司继续统治世界。正如几个世纪前欧洲的合股公司在美洲开垦殖民地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渗透到中东和远东的市场一样，今天同样的内在动力驱使跨国公司不断地把工厂从一个大陆移向另一个大陆，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建造起金色的拱门，甚至在北京富有历史意味的天安门广场也建起了一个可容纳500人的肯德基餐厅，在那里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像。在北京的新餐厅使用相同的广告词，只不过用中文将它翻译成了“好吃到吮手指”。
四、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同时期“新君主国”的出现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可以相提并论。新君主国创建了更具凝聚力的政治结构。到15世纪末，民族君主国的趋势已很明显，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1479—1516年在位）、英国的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1515—1547年在位）等君主主政下的政治结构都已非常强大。这些统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火炮的诞生而来的军事技术革命——封建领主再也不能躲在城堡后面抵抗皇室的权威了——只有民族君主掌握着购买枪支、火药、子弹和供应后勤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和行政机构。
新君主国力量的另一个来源是与成长中的商人阶级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国家从商人阶级得到必要的财政支援，也得到能干、恭顺的官员来满足不断扩大的官僚机构的需要。作为回报，皇室力量的巩固也帮了商人阶级的忙：皇室结束了封建战争，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因为这些政权都各有自己的关税、法律、衡量制和货币。迟至14世纪末，在易北河旁有35个征税站，在莱茵河两岸有60多个，在塞纳河沿河一带也有数个，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所费将是所载谷物售价的一半。因此消除这样的国内壁垒显然是对企业主的一大恩惠。君主们还特许一些比较完善的法庭以支持手工业者，有时还支持整个行业，像法国的戈布兰挂毯业和塞尔夫瓷器业就曾得到过法庭的支持。
与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样，此时自然也出现了为新的君主们辩护和使之合理化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59—1527）。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国家之间残酷无情的竞争，认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他为渴望统一分裂的意大利半岛、摆脱法国和西班牙入侵的君主们提供了一些指导。他用无情的现实主义拒绝任何道德制约，从而将政治从宗教和哲学中分离出来。
遵从《君主论》中“君主”观念的民族君主们一定会与当时欧洲的两种力量发’生冲突：教会和帝国。西班牙王朝通过联姻造成的轰动性的崛起使得这一冲突尖锐化。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腓力。这一结合的产物查理继承了统一的西班牙王国以及西班牙在美洲和意大利（萨丁、西西里、那不勒斯）的属地。他同时还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在中欧的土地（奥地利的公爵领地、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即克思腾、卡尼欧拉和蒂罗尔）。此外，查理的祖母——勃艮第的玛丽还留给了他勃艮第领地、法兰克一孔德、卢森堡和富饶的尼德兰。为了使这个广大的帝国变得更加完满，尽管遭到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的反对，查理还是于1519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19岁的查理五世所统治的疆域甚至比7个世纪前解体的查理曼帝国都要广阔。
一时间，西欧似乎又要在一个广大的跨国机构下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其他的王朝，特别是法国决心阻止哈布斯堡王室的霸权。其结果就是长期的半是宗教战争、半是土朝战争的一连串战争。随之向来的则是史具灾难性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大陆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三十年战争的主要牺牲者是平民，因为他们处丁常常拿不到军饷、军纪涣散的雇佣兵的蹂躏之下。德意志和波希米亚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城市和乡村到处哀鸿遍野。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的领土条款并没能维持很久，但它整体上的影响却是确定无疑的。此后单一主权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行为体，国家间的关系被置于公认的外交实践的原则之下。由此一个由拥有无限制主权的国家组成、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也就诞生了，这一国际社会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五、扩张前夜的西欧
现代世界的历史主要由欧洲的海外扩张和随后20世纪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所主导。欧洲的宿命式扩张很大程度上是本章分析的各种历史力量的产物：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由此带来的经济生产力和资源，动力十足的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新君主国的兴起。正是这些欧洲君主国向合股公司发放了特许状并支持他们，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动用他们的海军。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皇室就为哥伦布和达·迦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
西欧这一由各种势力、制度和传统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独特复合体的意义，可以通过中国明朝派出的著名的远航探险队的惊人历史得到有力的说明。明朝1405至1433年问的七次远航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队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第一支探险队由62艘船组成，共载28000人。一般的船宽150英尺，长370英尺，但是最大的船则宽180英尺，长444英尺。与哥伦布的小旗舰——宽25英尺、长120英尺的“圣马利亚号”相比，它们是名副其实的浮动宫殿，而“圣马利亚号”比哥伦布的另外两艘船“平塔号”和“尼娜号”还要大一倍。中国探险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所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它们绕东南亚航行到印度；有些船继续西航到亚丁和波斯湾口；还有个别船则驶入非洲东岸的一些港口。我们应该记得，此时葡萄牙人还只是刚刚开始沿非洲海岸探寻航路，直到1445年他们才抵达佛得角。
然而，中国这些伟大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被突然停止。停止的原因正如开始的原因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欧洲这种停止完全是无法想像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相比之下欧洲则绝无这样的皇帝，这里只有一些互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而且没有任何帝国权威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此外，欧洲有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对外国产品有真实的需要和强烈的需求，而中国在这些方面则完全不同。
总之，有一种强大的动力在推动欧洲——牟利的欲望和机会。西欧的这种独特性在当时欧洲人和中国人的作品中也都有所反映。1618年时张（Chang Hsieh）写道：“在和那些野蛮人打交道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们惟一应该真正担心的事情是掌握海上风浪的规律，最可怕的危险是对利润的贪婪。¨4相比之下，葡萄牙船长乔·里贝罗则在1685年吹嘘道：“从好望角往前，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事情逃脱我们的控制，我们急于在从索法拉到日本的5000里格的广大土地上放手去于，没有一个角落我们不想控制。”5
在中世纪，一系列事件孤立和局限了西欧人，从而进一步激发了西欧人天生的、到海外冒险的倾向。当时，十字军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据点已经丧失，蒙古帝国也已崩溃，奥斯曼土耳其人则已占有巴尔干半岛并扩张到中欧，直抵维也纳城下。由于原先由蒙古人强加秩序的地方又骚乱迭起，欧洲商人再不能穿越中亚。黑海也因为土耳其人将其变成穆斯林的独占区域而向信基督教的商人关闭。而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香料贸易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意大利商人继续在地中海东部各国的港口与阿拉伯商人相会，收购欧洲大众所需要的种种商品。这种情况对牟取厚利的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来说颇为称心如意，但是其他欧洲人则对此大为不满，他们热切地寻找能够直接前往东方的途径，以分享这笔厚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会出现许多为突破或绕过将欧洲人限制在地中海的穆斯林屏障而制订的计划。那时的欧洲正如一位作家所描绘的那样，像一个靠他人“通过墙上的缝隙喂养的巨人”。6但是，这位巨人的力量和知识正在增长，牢狱的围墙已禁锢不了他多久了。
推荐读物
下列著作为欧洲社会的扩张主义做出了一般性解释：E.L.Jones所著的The European Miracl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1年出版）；E.R.Wolf所著的Eru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2年出版）；M.Beaud所著的A History Capitalism，1500—1980（Monthly Review出版社，1983年出版）；L.S.Stavrianos所著的Global Rift：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William Morrow出版社，1981年出版）；J.Baechlev，J.A.Hall和M.Mann编辑的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Basil Blackwell出版社，1987年出版）；F.Braudel所著的三卷本的研究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Harper and Row出版社，1981—1984年出版）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列著作对早期现代的欧洲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41—1963年）的头三卷；B.H.S.van Bath所著的TheAgrarian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500—1850（Edward Arnold出版社，1963年出版）；F.Braudel所著的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Harper & Row出版社，1973年出版）；H.I.Miskimin所著的 The Economy of Early Renaissance Europe，1300—1400（Prenrice Hall出版社，1969年出版）。分析这一时期欧洲技术进步的研究有：L.White，Jr.所著的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2年出版）和Machina Ex Deo：Essaysin the Dynamism of Western Culture（MIT出版社，1968年出版）；C.M.Cipolla所著的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Pelican出版社，1969年出版）和European Culture and Overseas Expansion（Pelican出版社，1970年出版），后者主要论述枪支、帆船和钟表问题。下列著作富有启发性地解释了欧洲经济和技术上的嬗变：R.H.Tawney的经典著作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Mentor出版社，1926年出版）；M.Weber所著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Scribner’S出版社，1948年出版）；近期出版的A.O.Hirsehman所著的The Passionand the Interests：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Princeton University出版社，1977年出版）。
下列问题论述了为何欧洲人比欧亚大陆上的其他民族在海外扩张方面领先的问题：J.Needham所著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56年出版，特别是第4卷第3节论及包括明朝下西洋在内的中国航海技术）；C.G.P.Simkin所著的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出版社，1968年出版）；J.R.Levenson所编辑的European Expansion and the CounterExample of Asia，1300—1600（Prentice Hall出版社，1967年出版）；J.M.Blaut所著的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ulford出版社，1993年出版）。上述最后一本著作在挑战“欧洲奇迹”观念和强调海外土地在刺激欧洲确立全球领先地位方面是独树一帜的。
注释
1.A.G.Keller，“A Byzantine Admirer of‘Western’Progress：Cardinal Bessarion，”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XI（1955），PP.343—348.
2.S.B.Clough and C.W.Cole，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D.C.Heath，1952），P.66.
3.T.K.Rabb,“The Expansion of Europe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Historical Journal，XVII（1974），P.676.
4.Cited by 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IV，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Cambridge University，1971），P.533.
5.Ibid.，P.534.
6.R.H.Tawney，Rdligion and the Growth of Capitalism（Murray，1925），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