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或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两种劳动：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
有一种劳动，投在劳动对象上能增加它的价值；有另一种劳动却没有这种效果。前者由于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1］劳动。这样，制造工人的劳动一般增加他所施工的原料的价值，创造他本身的维持费和他主人的利润的价值。反之，仆人们的劳动不增加什么价值。虽然制造工人的工资是由他的主人垫支给他的，他在实际上却没有使主人花费什么，因为他的劳动使劳动对象的价值得到改进，一般偿还了这种劳动的价值，外加利润。但是一个仆人的维持费从来不会得到偿还。一个雇用大量制造工人的人变富，一个维持大量仆人的人变穷。［2］可是，仆人的劳动也有它的价值，也像制造工人的劳动一样应当得到报酬。但是制造工人的劳动固定在、体现在某种劳动对象上或可贩卖商品中，在劳动过去以后至少还能维持一些时候。它仿佛是一定数量的储存劳动，积存起来以便在必要时在某种其他场合使用。那个劳动对象或是它的价值（二者是一回事），在必要时，随后可以推动的劳动数量与最初生产它的劳动数量相等。反之，仆人的劳动并不固定或体现在劳动对象或可贩卖商品上。仆人的服务一般在提供以后立即化为乌 有，很少留下什么痕迹或价值，随后还能获得同等数量的服务。
社会上有一些最受尊敬的劳动，也像仆人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体现在任何永久性的劳动对象或可贩卖商品上，这些东西在劳动过去以后还能存在，随后还能获得等量的劳动。例如，君主以及在他下面服务的所有文武官员，整个的陆军和海军，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都是公众的仆人，是用他人劳动的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的。他们的服务，不管多么体面，多么有用，［3］多么必要，并不生产什么东西，随后可以获得等量的服务。他们这一年劳动的效果，共和国的保卫、安全和国防，并不能为来年购得共和国的保卫、安全和国防。在这一类中，必须列入某种最庄严、最重要的职业，以及某些最不重要的职业：牧师、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滑稽剧演员、音乐家、歌剧歌唱家、歌剧舞蹈家，等等。其中最低级的人的劳动也有一定的价值，受支配其他各种劳动的同一原则的支配，其中最高尚最有用的也不生产能在以后购到或获得等量劳动的东西。像演员的道白、演说家的滔滔雄辩或音乐家的歌唱等，所有他们的工作全都在生产之后立即消逝。
除了仆人的服务以外，还有许多种劳动是非生产性的
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根本不劳动的人，全都同样由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来维持。这种产物不管数量多么大，总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根据在任何一年用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的大小，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部分也就有多有少，从而下一年的产物也就有多有少；如果我们把地球的天然产物除外，全部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维持生产性劳动的那一部分产品决定下一年的产品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最后无疑都是用来供居民消费的，用来为他们获得一种收入，但是当它最初来自土地上或来自生产性工人之手时，它就自然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或更新从资本中取出的食物、原料和制成品，另一部分构成资本所有人的收入或他的资本的利润，或某些其他人的收入，作为他的土地的地租。例如，土地的产物，一部分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这样就构成了资本所有人的资本利润和某些其他人的土地地租。一家大工厂的产物也同样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并且总是最大的一部分，用来偿还经营者的资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润，从而构成这一资本所有人的收入。［4］
一部分产品替代资本，一部分构成利润和地租
任何一国用来代替资本的那一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除生产者外，决不是直接用来维持其他的人的，它只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直接用来构成利润或地租的那一部分年产物可以不加区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或非生产性人手。
补偿资本的部分只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
一个人用做资本的那部分资财，他总是期望它能带着利润归还他。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性工人，它在对他起了资本的作用以后，就构成他的收入。每当他使用一部分资财来维持任何一种非生产性劳动者时，从那一刻起这一部分就从资本中退出，成为保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
而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的人则是由收入来维持的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根本不劳动的人全都是用收入来维持的：首先，用最初预定作为某些人的收入（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的那部分年产物；其次，用另一部分年产物，最初虽是用来补偿资本和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但是到了他们手中以后，超过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可以用来不加区分地维持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者。例如，不仅大地主或富商，甚至普通工人，如果工资很高，也可以雇用一个仆人，或是偶尔去看看话剧或木偶戏，从而为维持一组非生产性劳动者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也可以缴纳某种赋税，从而有助于维持另一部分人，他们虽然是比较尊贵的和有用的，却同样是非生产性的。但是，最初预定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在其完成推动生产性劳动的作用以前，或像它原来被使用的那样推动它所能推动的劳动以前，决不会用来维持非生产性的劳动者。工人必须先通过做工去赚得自己的工资，然后才能雇用一部分非生产性劳动者。这一部分通常是很小的一部分。那只是生产性劳动者的一部分可以节余的收入，不会很多。但是他们常常也有一些；在缴纳赋税方面，他们人数的众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各人纳税数目的微小。因此，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在到处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来源。这两种收入是它们的所有者通常最能节余下来的。二者可以用来同样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但是似乎对后 者略为偏重。一个大领主的支出，养活的闲人常比勤劳人民更多。富商虽然只用他的资本去维持勤劳人民，却普通要用他的支出，即收入的使用，去像大领主那样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因此，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极大地依存于这两部分年产物之间的比例：一部分是，一当它来自土地上或来自生产性工人手中时，即是预定用来偿还资本的；一部分是用来构成收入，即地租和利润的。这种比例在富国和在穷国非常不同。
因此生产性劳动者的比例依存于利润和地租与偿还资本的产物之间的比例
例如，现时在欧洲最富裕的国家，很大的、常常是最大的一部分土地产物用来偿还富有的和独立的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支付他的利润和地主的地租。但在古代，当封建政府得势之时，只有一小部分产物用来偿还耕作中使用的资本。普通只包括少数可怜的牲畜，完全靠荒地上的天然产物去维持，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看做是天然产物的一部分。它们通常还是归地主所有，由地主借与土地占有者使用的。土地的其余的产物也当然属于地主，或是作为他的土地的地租，或是作为这一微不足道的资本的利润。土地占有者一般都是隶农，他的人身和家产都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隶农的人就是可以随意令其退租的佃户，虽然他们缴纳的地租在名义上常常只不过是免役税，实际上却是土地的全部产物。他们的领主可以随时要求他们在平时从事劳动，在战时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他的宅子很远，却还是同与他住在一起的家仆一样依赖他。但是土地的全部产物无疑地都属于他，他可以随意处置由土地来维持的一切人的劳动和服务。在现今的欧洲，地主的份额很少超过全部土地产物的1/3，有时不超过1/4。可是，自从那种古代时光以来，所有国内改良地区的地租已增至三倍和四倍，而这年产物的1/3或1/4似乎相当于过去的全部年产物的三倍或四倍。在改良推进中，地租按数量说虽然有所增加，但按对土地产物的比例来说则减少了。
在古代，地租占农产品的份额比现今更大
在欧洲的富裕国家，现时在商业和制造业中使用大量的资本。在古代，商业很少，只有寥寥可数的家庭粗制业，只要求有非常小的资本。可是，这些资本一定提供了极大的利润。各处的利息率不低于10%，他们的利润必定足以支付这种高息。在现时，欧洲进步地区的利息率不高于6%，在某些最进步的地区低到4%、3%和2%。居民从资本利润得来的那一部分收入虽然在富国总是要比在穷国大得多，然而那是因为资本的数量大得多，同资本相比利润一般小得多。［5］
利润在古代占制造业产品的份额较大
因此需要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产物，在现今比在过去大
因此，一经从地上或从生产性劳动者手中得来即预定用于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在富国比在穷国数量较大，而且同立即用来构成收入（地租或利润）的那一部分相比也要大得多。预定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不仅在富国比在穷国大得多，而且和这样一种基金相比也要大得多：这种基金虽然可以用来维持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劳动者，但是一般偏于后者。
两种基金的比例决定一国居民是勤劳还是懒惰
这两种不同基金之间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必然决定居民的一般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我们比我们的祖先更为勤劳，因为现时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同可能用于维持懒惰的基金相比，比两三世纪以前要大得多。我们的祖先之所以懒惰，是因为对勤劳没有足够的鼓励。俗话说，与其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商业和制造业城市，下层人民主要靠资本的使用来维持，他们一般是勤劳的、谨慎的和兴旺的，如在许多的英格兰城市和大多数的荷兰城市。在主要靠宫廷的经常的或偶尔的驻在来支持的城市，下层人民主要靠收入的开支来维持，他们一般是懒惰的、堕落的和贫穷的，如在罗马、凡尔赛、贡比涅和枫丹白露。如果你把卢昂和波尔多除外，法国的议会城市都很少工商业，下层居民主要靠法院成员和前来打官司的人的支出来维持，他们一般是懒惰和贫穷的。卢昂是几乎所有来自外国或来自法国各滨海省以供巴黎这个大都市消费的货物的必要集散地。波尔多也同样是一种葡萄酒的集散地：它产自加龙河及其各支流的两岸，这是世界最富的葡萄酒产地之一，所产葡萄酒最适于出口，最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这样的有利地位，必然吸引大量的资本，因为它为这种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用途；而这种资本的使用正是这两个城市人民勤劳的原因。在法国的其他城市，所使用的资本似乎只是为维持它们自己的消费所必不可少的，只是在它们中所能使用的最小量的资本。巴黎、马德里和维也纳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在这三个城市中，巴黎算是最勤劳的，但巴黎本身是所有设在这里的制造厂的主要市场，它本身的消费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全部贸易的主要目标。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或许是欧洲仅有的三个城市，既是宫廷的常在地，同时又可以看 做是贸易城市，即不仅为自己的消费、而且也为其他城市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而进行贸易的城市。这三个城市的位置极为有利，自然使它们成为一大部分供遥远地方消费的货物的集散地。在一个有大量收入来花费的城市，除了供应该城市的消费以外，要将资本有利地运用在其他方面，或许比在下层人民除了靠这种资本的使用以外别无谋生之道的城市更加困难。大部分靠收入的开支来维持的人们的懒惰，或许使应当靠资本的使用来维持的人们的勤勉也受到腐蚀，使得在这里运用资本不及在其他地方有利。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联合以前，爱丁堡没有什么工商业。当苏格兰议会不再在那里开会时，当它不再是苏格兰王公贵族的必然驻地时，爱丁堡变成了一个稍稍有些工商业的城市。可是它仍然是苏格兰的主要法院、海关和货物税局等等的所在地。因此，有大量的收入仍然在这里花费。在工商业方面它远远不及格拉斯哥，那里的居民主要靠资本的使用来维持。有时可以看到，在制造业有了重大的进展以后，一个大村落的居民，由于有一个大领主定居在他们附近，也变得懒惰和贫穷。
可见，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似乎在到处都决定勤劳和懒惰之间的比例。凡是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勤劳就占上风；凡是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懒惰就占上风。因此，资本的每一次增加或减少，自然会增加或减少劳动的实际数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从而增加或减少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它的全体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
因此，一国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使它的年产物也增加或减少
资本因节俭而增加，因浪费或行为不当而减少。
一个人从他的收入中节约的东西都会增加他的资本，他可以自己使用资本来维持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也可以借给他人这样来使用，自己收取利息，即分享利润。由于个人资本的增加只能靠从他每年的收入或每年的收益的节约，所以社会资本的增加也只有靠采取同一种方式，社会的资本等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资本。
资本因节俭或储蓄而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勤劳提供了节俭可能积累的东西。但是不管勤劳能得到什么，如果没有节俭去节约、去贮存，资本就不可能增大。
节俭由于增加了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自然会增加那些自己的劳动能使劳动对象的价值有所增加的人的数目。因此，节俭会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它推动了更多的劳动量，后者又使年产物增加了价值。
储蓄的东西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
每年储蓄的像每年消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并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6］但消费的人不同。富人每年用去的他那一部分收入，在大多数场合是由懒惰的宾客和家仆们消费的，这些人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来偿付他们的消费。他每年储蓄的那一部分收入，立即用做资本来获取利润，也同样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然而是由一组不同的人消费的，他们是劳动者，制造工人和工匠，他们再生产出每年消费的价值，外加利润。我们假定，收入是用货币付给他的。如果他将其全部花费掉，全部收入所能购买的食物、衣服和住宅，会在前一种人中进行分配。由于储蓄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部分是由他本人或其他的人立即用做资本以获取利润，可以用它来购买的食物、衣服和住宅就必然是给后一种人保留的。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的人不同。
节俭的人为雇用生产性劳动者建立一种永久性基金
节俭的人每年所储蓄的收入，不但在当年或下一年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好像是一家公营工厂的创办人那样，他仿佛是建立了一种永久性的基金，在未来的一切时候，均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诚然，这种永久性基金的分配和使用，并没有任何的成文法、信托合同或永久营业证书来保障。但它总是受到一个强有力的原则的保障：所有者个人的清楚明白的利益。它的每一部分嗣后都必须而且只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如果有谁使它脱离正当的用途，他就必然要遭受明显的损失。
浪费者使这种基金转做其他用途
浪费者就是这样滥用的。他不把自己的花费限制在自己的收入以内，因而侵蚀了他的资本。就像一个把某种敬神基金的收入转做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将祖先们的节俭所积累的用来供奉勤劳的基金转用来支付懒惰者的工资。由于减少了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就这种劳动依存于他来说，他必然减少了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的数量，从而减少了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即减少了一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如果某些人的浪费不是由其他人的节俭所补偿，每一个浪费者的行为，由于用勤劳人的面包去养懒惰人，不但会使自己变成乞丐，而且会使他的国家变穷。
即使浪费者的支出完全是用在本国制造的商品上，没有一部分是用 在外国商品上，它对社会的生产基金的影响也是一样。每年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应当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食物和衣服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每年仍然会有些减少。
他不论是花在本国商品还是外国商品上，都是一样
的确可以主张说，这种支出没有用在外国商品上，没有造成金银币的输出，所以同量的货币仍然会像从前一样留在本国。但是如果这样由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食物和衣服总量被分配给生产性劳动者，他们就会再生产出他们消费掉的全部价值，此外还有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同量的货币同样会留在国内，另外还有同等价值的消费品的再生产。这样就会有两个价值，而不是一个。
如果他没有花掉，国内会有同样多的货币，还有生产性工人生产的货物
此外，在一个年产物减少的国家，同量的货币不可能长久留在国内。货币的唯一用途，就是使消费品流通。通过它，食物、原料和制成品得以进行买卖，并分配给它们的正当消费者。因此，每年能在任何一国使用的货币数量，一定是由每年在该国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的。这些消费品或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种产物的一部分购来的东西。因此，当这种直接产物的价值减少时，消费品的价值也一定会减少，用来使之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就减少。但是由于每年产物减少而被排除在本国流通以外的货币，是不会任其闲置的。持有者的个人利益要求使用它。但是在本国没有用途，所以尽管有一切法律和禁令，它仍然会被送往国外，用来购买在本国可能有用的消费品。这样，货币的每年输出将持续一段时间，使一国每年的消费除了它自己每年的产物的价值以外，又增添一些东西。一国在繁荣年代从年产物中所储蓄的用来购买金银的东西，会有助于在短时期内支持这种逆境中的消费。在这种场合，金银币的输出不是一国衰落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并且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减轻这种衰落的痛苦。
此外，当年产物减少时，货币会流往国外
反之，当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时，货币的数量也就会自然增加。在社会上每年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大一些，要求用来使之流通的货币数量也就大一些。因此，所增产物的一部分自然就会被用来在可以找到的地方购买额外数量的金银，以供流通其余部分之用。在这种场合，贵金属的增加是国家繁荣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到处都是用同一方式购入金银。食物、衣服和住宅，其劳动或资本被用来使金银从矿山进入市场的人的收入和维持费，在秘鲁也和在英格兰一样，是付给他们的价格。必须支付这种价格的国家，不会长久缺乏它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没有一个国家会长久保留它所不需要的金银数量。
另一方面，当年产物增加时，货币将流入国内
所以，即使一国的真实财富就是它的货币，浪费者也是公众的敌人不审慎地使用资本和浪费有相同的效果
所以，不管我们认为一国的真实财富和收入是什么，是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如普通的理性所昭示的，抑或是在国内流通的贵金属的数量，如世俗的偏见所表明的，不论从哪一种观点来看，每个浪费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敌人，每个节俭者似乎都是公众的恩人。
行为不当的效果，常常也和浪费的效果一样。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制造业中的每一种不慎重、不成功的计划，都同样会减少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每一种这样的计划中，虽然资本只是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掉的，但是由于使用这些人的方式不审慎，他们未能再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所以必定使本来的社会生产基金有所减少。
的确，一个大国的情况很少受到个人的浪费或行为不当的多大影响，某些人的浪费或不审慎总是会被其他人的节俭和良好行为所抵消而有余。
节俭和谨慎占上风
浪费比改善自己的状况更为短促
就浪费而言，促成花费的动力是追求目前享受的激情，它虽然有时是强烈的和非常难于控制的，一般却只是暂时的和偶然的。然而促成储蓄的动力，是改善自己状况的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一般是冷静的和不带感情的，却是我们从娘胎出生一直到进入坟墓之前所经常具有的。在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生涯中，没有一个片刻，是任何人都完全彻底满足于他的处境，而不想去做某种改变或改进的。增加财富是大部人提出想要用来改善他的状况的手段。这是最通俗最明显的手段；而最可能增加财富的方法，就是经常地和每年地，或是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将他们的所得储蓄和积累一部分。因此，虽然花钱的动力在某些场合几乎在所有人的身上都占优势，在某些人身上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占优势，但是从大多数人的整个一生平均来看，节俭的动力不仅占优势，而且占很大的优势。
不审慎的事业比审慎的事业为数较少
就行为不当来说，审慎的和成功的事业的数目，在到处都比不审慎的和不成功的事业的数目大。尽管我们抱怨常有破产的事情发生，但是身陷这种灾难的不幸的人在从事贸易和所有其他各种营业的总人数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也许不到千分之一，破产或许是可能降临一个清白人身上的最大的和最令人难堪的灾难。因此，大多数人都十分谨慎小心地去避免它。诚然，有些人不去避免它，就像有些人不去避免绞刑架那样。
大国从来不会因私人的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变穷，虽然它们常常因公共的浪费和行为不当而变穷。在大多数国家，全部或几乎全部公共收入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的人组成了人数众多的气势磅礴的朝廷、伟大的教会、威严的海陆军，他们在平时什么也不生产，在战时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用，即使当战争继续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些人自己不生产什么，全都是用他人劳动的产物来维持的。因此，当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不必要的程度时，他们在某一年所消费的这种产品的份额可能过大，以致不能留下足够的份额去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这些人是应当在下一年去再生产它的。因此，下一年的产物会比上一年少，如果这种混乱状态继续下去，第三年的产物就会比第二年的更少。如果这些只应当由人们的节余收入的一部分来维持的人可能消费掉人们的全部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从而使那么多的人去侵蚀他们的资本，即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那就会使个人的全部节俭和良好行为不能补偿这种激烈的和迫致的侵蚀行为所造成的产物的浪费和情况恶化。
公共的浪费和不审慎比私人的更可怕
然而，从经验看来，个人的节俭和良好行为，在大多数场合，似乎不仅足以补偿个人方面的私人浪费和行为不当，而且足以补偿政府方面的公共浪费。每一个人改善个人状况的一致的、经常的和不断的努力，是国家和国民富裕以及私人富裕的原始动力，它常常强大到足以维持事物趋向改革的自然进程，尽管有政府方面的浪费和行政方面的最大失误。就像动物生活中的不知其所以然的动力一样，它常常恢复躯体的健康和精力，尽管不仅有各种疾病，而且还有医生的荒谬处方。
但由私人的节俭和审慎所抵消
要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靠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或增进以前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一国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显然只有靠增加资本即增加用来维持他们的基金才能增加。同一人数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有靠增添和改进用来促进和节约劳动的机器和工具，或是靠更加适当地划分和分配工作，才能得到增进。在这两种场合，几乎总是要求有额外的资本。只有增加资本，任何一项工程的经营者才能为工人提供更好的机器，或将工作在工人中间做更加适当的分配。当工作是由若干部分组成时，要使每一个工人经常只做某一部分工作，比起每一个工人偶尔要从事所有各部分的工作来，需要有更大得多的资本。因此，当我们比较一国在两个不同时期的状况时，如果发现在后一时期比前一时期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更多一些，它的土地耕种得更好一些，它的制造业更多一些，更发达一些，它的商业更广泛一些，我们就可以确信，它的资本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一定有所增长，某些人的良好行为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其他人的私人行为不当和政府方面的公共浪费所取走的资本更多。但是我们将发现，在所有比较安宁与和平的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即使政府不是极其审慎和极度节俭的。为了对这一点形成一种正确的判断，我们必须比较一国相距较为遥远的两个时期的状况。进步常常是逐渐的，在相距很近的不同时期，改进不仅不十分明显，而且由于某些产业部门或国内某些地区的衰落——尽管一国的一般状况是高度繁荣的，有时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常常产生一种怀疑，以为整个的财富和产业都在恶化。
为了增加一国的产物必须增加资本
因此，如果产物增加了，我们可以肯定资本也增加了
几乎所有国家在和平时代都是如此
例如英格兰，1660年至1776年
例如，英格兰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现今比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在查理二世复辟的时候更多。虽然我相信现今很少人会怀疑这一点，但在这一时期，每隔五年中都有一些书籍或小册子刊行，其作者的写作能力在公众心目中具有某种权威性，声称国家的财富正在减少，国家的人口正在下降，农业被忽视，制造业衰落了，贸易退步了。这些刊物并不全都是党派性的小册子，是捏造和惟利是图的恶劣产物。其中有许多是由非常正直和非常明智的人写的，他们只写自己所相信的东西，他们只是因为深信不疑才动笔去写。
或从1558年至1660年
复辟时期英格兰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又比在大约100年以前即在伊丽莎白即位时我们所能假定的要多得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个时期，比在大约100年以前，在约克家族和兰卡斯特家族争雄的时候，国家在改良方面要更为先进。即使在这个时期，国家或许也比在诺曼人征服的时期状况更好；在诺曼人征服的时期，国家的状况又比在撒克逊七王国的混乱局面更好。即使在这个早期，同朱利乌斯 · 凯撒入侵的时代相比，英格兰又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国家，当时它的居民几乎和北美洲的野蛮人处于同一境地。
虽然有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浪费，并发生了许多其他的骚乱和不幸
可是，在每一个这样的时期中，不仅有许多公共的和私人的浪费、而且还有许多耗费巨资的和不必要的战争，使年产物从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转而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且有些时候，在国内纷争的一片混乱中，这种对资本的绝对浪费和摧毁，可以假定，不仅阻碍了（肯定是阻碍了）财富的自然积累，而且使国家在期末比在期初更加贫穷。这样，在所有这些时期中，复辟以后的时期是最幸福最幸运的了，然而又发生了多少骚乱和不幸的事情啊，如果它们能被预见到，人们一定会担心它们不仅会使国家贫穷，而且会使国家完全毁灭。伦敦的大火和瘟疫，两次对荷兰作战，革命的骚乱，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四次对法国进行的代价高昂的战争，还有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乱。在四次对法战争中，国家除了所有其他特殊的年度支出以外，负债达1.45亿镑以上，总计不少于2亿镑。自从革命以来，国家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中有这么大的一份在各种不同场合被用来维持数目异常庞大的非生产性劳动者。假如不是由于这些战争使如此巨额的资本转入这种特殊方向，它的绝大部分自然会被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会补偿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外加利润。国家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每年会因此大大增长，而每年的增长又会使下一年的价值更为增长。会有更多的房屋建造起来，会有更多的土地得到改良，以前改良的土地会得到更好的耕种，会有更多的制造业建立起来，已经建立的制造业会更加扩大，到这时，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会达到什么高度，或许连想象也是极不容易的。
然而，尽管政府的浪费无疑地一定阻碍了英格兰趋向财富和改良的自然进程，却没有能使它完全停止。英格兰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在现时无疑地比在复辟的时代或是革命的时代要多得多。可见，每年用来耕种土地和维持劳动的资本一定也同样是大得多。在政府的所有一切横征暴敛中，这种资本也由个人方面的私人节俭和审慎而无声无息地逐渐地积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和自由的许可之下以最有利的方式施展开来，在几乎所有以前的时代维持了英格兰趋向富裕和改良的进步，我们希望它在未来的一切时代也会是这样。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非常节俭的政府，节俭也从来不是它的居民的特性。所以，国王们和大臣们装作要监督私人的经济，要限制他们的支出，或是通过取缔奢侈行为的法律，或是禁止外国奢侈品的进口，这都是最粗暴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就无一例外地总是社会上的最大的败家子。让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支出吧，他们可以完全相信私人会注意自己的支出的。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毁灭国家，他们的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
私人的节俭和审慎不声不响地抵消了这些情况
除了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以外，可以区分各种不同的支出
节俭会增加公共资本、浪费会减少公共资本，而支出等于其收入，既无资本积累也不侵蚀资本的人的行为，不会使资本有所增加或减少。可是，有些支出方式，比其他支出方式似乎更有助于公共富裕的增长。
支出用在耐用品上的人比支出用在易坏品上的人更富
个人的收入可以用在即时被消费掉、一天的支出效用不能减轻或支持另一天的支出的东西上面，也可以用在比较耐久因而可以积累起来、每天的支出可以减少或支持和提高下一天的支出的东西上面。例如，一个有钱的人可以将他的收入用于铺张挥霍的宴席、用于维持大量的家仆或众多的犬马；他也可以满足于节约的饭菜和少数的仆从，而将大部分开支用来装饰他的住宅和乡村别墅，用于实用的或装饰性的建筑物，用于实用的或装饰性的家具，用于收藏书籍、雕像、图画；或用于比较不重要的东西上面，珠宝、玩具、各种奇巧的小玩意；或用于最无价值的东西上面，堆集一大柜的好衣服，像几年以前逝世的一位大国君的宠臣那样。［7］假如有两个财产相等的人，一个主要用这种方式、另一个主要用那种方式花用他的收入，将钱主要用在耐用商品上的人的境况会不断改进，每一天的支出会有助于支持和提高第二天支出的效果；反之，另一个人的境况在期末就不会比在期初更好。前者在期末会是两个人中较富的人。他会积存有各种货物，它们所值虽然不如所费之多，但总会值一些东西。而后者的花销则不会留下什么痕迹，10年或20年的浪费只落得两手空空，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什么。
对一国国民也是一样
就像一种花用方式比另一种对个人更为有利那样，对一国国民也是如此。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服转眼间就会变成对下层和中层人民有用的东西。当上层人士厌倦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中下层人民就能将其买来，所以当这种花用方式在有产者中变得普遍时，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条件就会这样逐渐得到改善。在那些长久富裕的国家，你会看到下层人民拥有的住宅和家具是十分讲究完好的，他们不可能自己建造这种房屋 或定做这种家具。昔日西摩家族的府邸，今天已是巴思路上的一家旅馆。［8］大不列颠詹姆斯一世的婚床，是皇后从丹麦带来，适于做一个君王向另一个君王赠送的礼品，可是在几年前，它已成为邓弗姆林一家酒店的装饰品。［9］在一些古老的城市，它们或者长期停滞，或者略有衰败，你有时很难找到一所房屋是可能专为现在的住户修建的。如果你走进这种房屋，你常常会看到许多精美的家具，虽然陈旧一些，但仍十分合用，这些也不可能是专为他们制造的。堂皇的宫殿，瑰丽的别墅，书籍、雕像、图画和其他珍奇物品的丰富收藏，常常不仅是当地的而且也是全国的装饰和光荣。凡尔赛宫是法国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仍然以拥有这种纪念物的数目而受到某种尊敬，尽管创造它们的财富已经凋零，设计它们的天才或许是由于没有相同的用处而似乎已经湮没。
用在耐用商品上的花销，不仅有利于积累，而且有利于节俭。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在这方面花用过度，他很容易改正，不致遭受公众的非议。突然大大减少仆从的人数，饮宴从极大的铺张改为十分的节约，拆除一度摆开的豪华陈设，这些变化都逃不出邻居们的眼目，无异是自己承认昔日的行为失检。因此，很少有不幸在这种花用方面走得过远的人嗣后会有勇气改弦更张，直到毁灭和破产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但是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发现在建筑方面、家具方面、书籍或图画方面花费过大，改变做法，那就不会有人说他过去不审慎。这些东西在过去做了开支以后就不必再做开支，当一个人停止做出开支时，那不是因为他已经力不从心，而是因为他的幻想已经得到满足。
过去的花用容易停止
花在耐用商品上的开销，普通能比用在最奢侈的款待方面的钱为更多的人提供维持费。有时在一次大宴会上可能用去的两三百磅重的食物，或许有一半被抛进粪堆，总是有巨大的浪费和滥用。但是如果把这笔款待费用来雇用泥水匠、木匠、装饰工、机械工等等，它就会在许多人中间分配开来，他们会一便士一便士地，一镑一镑地购买食物，不会 有丝毫的浪费或抛弃。此外，一种花用方式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另一种花用方式则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一种花用方式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另一种花用方式则并不增加这种价值。
能为更多的人提供维持费
并不能因此就说它表示一种慷慨大方的精神
但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一种花用方式比另一种更为慷慨大方。当一个有钱的人将收入主要用在款待上时，他和自己的朋友和同伴们分享大部分的财富；但当他用来购置这种耐用商品时，他常常只是把全部财产用在自己身上，没有代价就不给予他人任何东西。因此，后一种花用方式，特别是当用在无足轻重的东西上面，像衣服和家具上的小小装饰物、珠宝、各种小玩意等等，常常表现一种不仅是轻浮的而且是卑鄙和自私的性格。我的意思只是，一种花用方式，因其总是会造成有价值商品的某种积累，因其更有利于私人节俭，从而能增加公共资本；因其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不是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所以比另一种花用方式更有助于公共富裕的增长。
［1］有些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使用这个词时含意不同。在第四编最后一章我将力图表明，他们的用法是不当的。
［2］正文中提出的理由忽视了这个事实：只在雇用制造工人去生产商品出售时才会变富，雇用仆人只是为了自己的舒服时才会变穷。一个人可能而且常常因为雇人去制造“特种物品或可贩卖物品”以供自己消费而变穷，一家旅馆老板可能而且常常因雇用仆人而变富。
［3］但在“引言和本书计划”中，“有用的”是和“生产性的”连用的，二者意义相等。
［4］应当指出，在这一段，产物不是用来指普通的经济意义的收入或净产品，而是包括所有产品，例如用于织布机的油以及布匹。
［5］完全忘记了首先提出来要说明的问题，即利润占产物的比例是否较大。由于同产物相比资本较大，低利润率仍可能使利润占产品的较大份额。
［6］这个悖论，是由于混淆了生产性资本增加额的劳动者的报酬和这种增加额本身而产生的。实际储蓄的是资本的增加额，而这是没有被消费掉的。
［7］杰曼 · 加尼尔在这一段的脚注（法文版《国富论》，1802年，第二卷第346页）中说，这无疑是指布吕尔伯爵，波兰国王的御前大臣，他死后留下365套衣服，全都是华丽的。乔纳斯 · 汉韦（《不列颠对里海贸易的历史记录，附伦敦经俄罗斯至波斯、回程经过俄罗斯、德国和荷兰的旅行记》，1753年，第二卷，第230页）说，这位伯爵有300或400套华丽衣服并在德累斯顿“收藏了各种牌子的颜色最好的呢绒、丝绒和丝绸，更不要提欧洲的各种花边和绣品”，还有图画和书籍。他死于1764年。
［8］这就是莫尔伯勒的卡西尔旅馆，现在已经不再是旅馆，而于1843年变成了莫尔伯勒学院，这样又经历了一番变迁。
［9］酒店主人尔克太太是一位虔诚的拥护退位英王詹姆斯一世的人，她拒绝了有人出价50基尼购买这张床，而大约在1764年将其赠与埃尔金伯爵（约翰 · 弗尼，《邓弗姆林市和教区的历史》，1815年，第71页），它的残存部分现在成为邓弗姆林附近布鲁姆豪尔一个餐厅的护炉架。
第四章导读
熊彼特写的“读者指南”为：
“第四章讨论的是利息问题。既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利润被看做是基本现象，而这一点在本章中又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就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解释利息，即货币（在斯密看来，实际上是可用货币购买的生产者的货物和劳务）之所以总是按高于票面的价值满足需求，是由于人们预期借款人可以获得利润。斯密以及直到最近为止的他的所有后继者，都认为解释利息本身没有什么困难。他与其19世纪的后继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认为解释企业利润也没有多大困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19世纪的后继者却越来越多地开始为企业利润烦恼。因此，这里只需提及以下三点：第一，他认为利息率之所以呈下降趋势，是由于资本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第二，他坚决反对货币利息理论，这种理论试图用货币金属数量的增加来解释利息率的下降趋势，斯密的反对论点在后来的150年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第三，他对法定最高利率做了适当而审慎的论证，却招致了边沁毫无道理的攻击。”［1］
［1］约瑟夫 ·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一卷，第293—2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