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君亨利

1540年的亨利，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最专制独裁的国君。老一辈的诺曼贵族，其祖先，曾制伏过“征服者”威廉，现在不但失却了祖宗的遗威，而且连大宪章所赐的特权也不敢提起。新兴的贵族，出于亨利所封的当然不谈，就是以商业起家的，也一律惟王之马首是瞻。亨利现在不怕老贵族及教士阶级造他的反，主要就靠新贵族为其鹰犬。下院，一度被称为英国的自由卫士，经由特务控制现在也已对王低首输诚。亨利权力，史无前例，他有权没收任何人的财产；他有权透过徒具形式的审判，送任何人上断头台；他有权利用国会的名义制成任何法令。“亨利所统治下的英国，独立精神消磨殆尽，自由热爱降到冰点。”英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这种独裁统治？恐惧是一层；再一层，怕引起另一次蔷薇战争。秩序与自由相较，秩序似较可贵。

基于同样的理由，英国人也只好承认亨利为宗教领袖。由于新旧教之争，已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由于天主教徒，无论贵族、平民及使臣，经常阴谋促外兵推翻亨利，因此，他确信，要安定非由他来做英国教会的教主不可。他认为，宗教的权威在教会，教会的权威在《圣经》。由谁读经，亨利曾做过一番实验。当主教为廷德尔英译《圣经》感到头痛而拼命禁止时，他吩咐他们，“译一本更好的”。当他们搞半天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时，他采用了克伦威尔推荐的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英译本。这个英译本，1535年首先出现于苏黎世。1539年经过改订，克伦威尔称之为“《圣经》”，令英国教会一致采用。亨利，基于“宽仁厚德”，赐所有老百姓均有在家读经的特权。自此，家庭查经乃变为常课。这样做，大家固增进了灵感，但却也显得意见纷纷。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出现了业余的《圣经》注释家，他们把《圣经》作这样解释，作那样解释，有时，很多解释刚好针锋相对。教堂中常有人争执辩论。茶楼酒馆，因争执辩论还大打出手。有些胆大的人，常一言不合便给妻子一份休书要她走路；同时讨两个老婆的人也出现了。他们的借口是：《圣经》中就有人这样做。是否应让每个人都读经？亨利至此也很怀疑了。经过一番思考，1543年他即建议国会制定法案：惟贵族及拥有财产者才可合法持有《圣经》；至于公然讲解或讨论《圣经》，只有神父才有资格。

亨利的思想到底是什么，不但一般人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了反对他为宗教领袖而被烧死或上断头台。新教徒，常因反对天主教神学而被处死。格林尼治圣芳济修会修士普赖尔·弗里斯特（Prior Forest）为不愿和教皇断绝关系，被铁链锁着悬在火上活活烤死（1537年5月31日）。一位叫约翰·兰伯特的新教徒，因为否认圣餐基督实在说被亨利逮捕亲自拷问。由于兰伯特（Lambert）坚持不服，亨利于1538年11月16日，将他在史密斯菲尔德烧死。在温切斯特主教伽德纳（Stephen Gardiner）之逐渐影响下，亨利的思想越来越趋向于旧教。1539年，亨利、国会及教士会议，据“六条款”（Act of the Six Articles），以纯粹的罗马天主教观点，对圣肉实在、教士独身、修道誓愿、荐亡弥撒、对神父秘密忏悔及与上帝交通之资格等，作了次分门别类的规定。对于上述规定，谁以文字或语言否认圣肉实在，谁将被处火刑绝无宽免；至于违反其他条款，初犯，没收财产，再犯，即处死刑。此前由神父所缔结之婚姻，一律宣布无效。神父今后不许结婚，神父结婚者一律判以重刑。这些条款，英国人很容易接受，因为事实上他们现有的还是罗马天主教思想。倒是克伦威尔，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并不很认真。1540年，亨利又变了，他下令把从前废止的法案，又拿出来执行。不过，对这些条款他也并不完全不算，例如，拉蒂默及沙克斯顿（Shaxton）就因不赞成这些条款而被撤职禁锢。1540年7月30日，在史密斯菲尔德同时处死了三个新教徒及三个旧教徒。新教徒的罪名是怀疑天主教教款；旧教徒的罪名是不服从王的领导。

亨利的行动，在政务上和在宗教上一样积极。尽管他讲究吃喝玩乐，但在处理政务上绝不偷懒。他用人的标准，是一方面精明能干，一方面穷凶极恶——这点，他就是一个活标本。他整编陆军，换上最新的武器装备。他编练海军，肃清沿海港湾海盗——在这方面，他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海军，奠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具备的战略战术知识，不但是最新的，而且是一流的。不过，他收税之重，已达人民负担的最大限度。他使货币一再贬值。他毫无道理地没收私人财产。他再三再四要人“乐捐”。他经常向别人借钱，例如富格尔家族，就是他的债主，借到后总设法赖债。对于财政，他一天到晚动脑筋的，就在如何增加税收。

农业，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之下。农奴制度，仍极普遍。贵族为饲养羊群，继续大圈土地。在封建制度支持下，新兴地主，以物价上升为口实，拼命向佃农增收地租——少者两倍，多者四倍，同时，又拒绝更新到期租约。“成千上万无地可耕的佃农，集体走向伦敦。他们在法院门口悲惨呼号，请求救济”。天主教徒莫尔，为这些鸠形鹄面的农夫，留下一幅惨淡的图画。新教徒，拉蒂默曾公开抨击“新地主”的贪婪，同时，像路德一样，缅怀过去“人们充满同情与怜悯的时代”。国会对流浪者与乞丐，曾定有很严厉的惩治办法。根据1530年至1531年间的法案，任何身体健全的人，无论男女，向人乞讨，“均应将其剥光衣服，绑在车上，一面鞭打，一面游街，直到全身流血为止”。这种人，假定再犯，应割掉一只耳朵。如又再犯，另一只耳朵亦一并割掉。及至1536年，则更进一步规定，凡三度向人乞讨者处死。虽然法规甚严，乞讨者仍照旧乞讨。这种情形直到无地可耕的佃农，逐渐在都市找到职业，以及救贫计划展开后，才慢慢好转。最后，农业生产因大规模耕种而提高。不过，生产虽然增加，但因政府无能，因此运输问题始终不能解决。

一方面，政府推行关税壁垒政策，一方面，农人向城市集中降低劳力成本，于是工商业得以渐渐发达。纺织业经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结果，使很多人发了大财，这些发了财的纺织业者，当然形成一个新阶级，至此，亨利除商人阶级外，又多了一只臂膀。棉织品现在取代毛织品，成为英国的大宗出口货。出口货多半是必需品，其制成所流的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进口货多半是奢侈品，奢侈品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用得起。英国工商业之发达，第一，系受1536年所通过的一种法律之赐——根据那种法律，利率被定死在10%上；第二，物价的直线上升，使工商业十分发达。在这种情形下，工农及地主当然很吃亏。在1500年至1576年间，租金所涨的倍数为1000%。同一时间内，粮食价格的上涨是250—300%；工资的上涨是150%。“贫穷这么普遍，”1537年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说，“哪里谈得上富足兴旺。”基尔特制度（Guild，译按：即行会）的存在，使此一制度的成员在彼此互助之下，遇到天灾人祸，可以获得相当保障。但1545年，亨利忽然下令，没收所有基尔特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