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在东欧

在西吉斯蒙德一世（1506—1548年）和他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Sigismund Ⅱ.1548—1573年）执政期间，是波兰的黄金时代。这两位君主都是有文化教养和坚强意志的人，同时也是文学与艺术的奖励者，他们赋予人民以宗教思想和敬拜神祇的自由，虽然还不够完全，但若与东欧其他国家来比，相形之下，那些国家似乎仍在中古时代。西吉斯蒙德一世与米兰公爵吉安·加里亚佐（Gian Galeazzo）的女儿波娜·斯福尔扎（Bona Sforza）结婚（1518年）；她是一个性格开朗而有才气的女人，当她下嫁波兰国王时，曾将意大利的一批朝臣和学者作为随员，带到克拉科，国王不但不讨厌他们，反而待之以礼，把他们视为文艺复兴的桥梁。波兰贵族初次享受到华丽的服饰和富丽的陈设，使他们倾心于奢侈的生活，语言和礼仪更为精致，文学与艺术亦随之兴盛，因此伊拉斯谟写道（1523年）：“我祝贺这个国家……现在在科学、法理学、道德和宗教以及使我们脱离野蛮的一切成就，都达到鼎盛，足以与那些第一流的和最荣耀的国家媲美。”波娜以其美丽、文雅和多智，使其夫婿言听计从，她不但是王后，实际上她也是革新人物。她的儿子西吉斯蒙德二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语言学家和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个从考究服饰上寻求乐趣的人。战争和这些显赫的王朝结了不解之缘，因为波兰为了争取波罗的海及沿海各港口的霸权，而与瑞典、丹麦、俄国发生战争。波兰虽然失去了普鲁士，却获得了莫佐维亚（Mazovia），包括华沙（Warsaw）和利沃尼亚（Livonia），包括里加（1561年）。在这时期波兰成为欧洲重要国家。

此时宗教改革的浪潮已由日耳曼和瑞典渗入波兰。由于波兰国王对其信奉希腊正教的臣民，保证敬拜的自由，故其国民对宗教一向采取宽容态度，但在他邻近的波希米亚却发生长达一世纪之久的赫斯信徒（Hussite）和称为饼酒统领派（Utraquist）（译按：意即奉行饼与酒的人）的叛乱，使得波兰不甚关心远处的教皇权力。由国王任命的主教，都是受过爱国教育的，怀有伊拉斯谟的警戒，偏向于改革教会，并且大度地支持人文主义运动。然而，这并不能减少贵族和市民们对他们财产和收入的忌妒。群众怨声四起，控诉国家的财富流到罗马去了，赎罪券的昂贵与荒谬，教会买卖圣职，在主教法庭诉讼要花钱。波兰的小贵族（szlachta）尤其攻击教士的免税特权，和教士们装入他们自己私囊的贵族缴来的什一奉献。大概是经济的原因，使得一些有势力的男爵们，用同情的心来倾听路德派教徒们对教会的批评；那些具有半统治权的诸侯们也保护所在地的新教运动，很像日耳曼独立的王侯，发动叛乱和庇护路德。但泽（Danzig）有一名僧侣拥护路德的条文，要求教会改革，并与一女继承人结婚（1518年）；另外的传道士有效地奉行路德的主张，以至于在几次大会以后，就将宗教的偶像从教堂里搬走了（1522年）；市议会也准许修士和修女们还俗；封闭修道院（1525年）；到1540年，但泽所有教堂的讲坛都操在新教的手中了。在波兰与普鲁士交界的布朗斯堡（Braunsberg），有一些传教士采用路德的仪式时，主教驻堂教堂的牧师们向主教控诉，主教回答说：路德的见解是根据《圣经》来的；谁觉得他能反驳他们，他就承担这个任务好了（1520年）。西吉斯蒙德一世被劝实行检查书籍，并禁止路德著作传入口；但是他自己的大臣和波娜的芳济修道会的信徒们，却被禁止的信经所说服了；1539年加尔文将他所著的《对弥撒的评语》（Commentary on the Mass）一书，呈献给王储。

当王储成为西吉斯蒙德二世时，在波兰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两派的教徒发展得很快。《圣经》被译为波兰文，于是本国语言开始在宗教服务中代替了拉丁文。著名的教士如简·拉斯基宣布改信新教，1548年波希米亚兄弟会（Bohemian Brethren），被他们国家放逐出境，于是移民到波兰，不久就在波兰境内成立了30处秘密聚会所。天主教的教士们企图指控一些小贵族为异端，想趁机没收他们的财产，结果却引起了许多小贵族背叛教会（1552年）。1555年波兰国会会议通过，对于一切信仰，凡是根据“上帝纯正的道”，均有宗教自由，并立法许可教士结婚和在圣餐中用酒饼。波兰的宗教改革至此达到全盛时期。

由于16世纪的欧洲，最强的惟一神教运动的发展，使得波兰的情势变得很复杂。早于1546年，在这拉丁基督教的偏远东方，就讨论过塞尔维特的反三位一体假说。1551年莱利乌斯·索齐尼（Laelius Socinus）访问波兰时，留下激进观念发酵的种子；乔吉奥·布兰德拉塔（Giorgio Blandrata）继续这个运动；1561年有新的团体发表它的信仰宣告。他们继续迷失于塞尔维特的神学之中，限制神父的全部神性，但是承认相信基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他神性的启示、神迹、复活和升天也都是超自然的。他们否认原罪说和基督救赎论；他们承认洗礼和圣餐仅仅是一种象征；他们教训人说，拯救最重要的是依靠个人自觉地遵行基督的教训。当加尔文派的克拉科会议（1563年）判定这些教义为不适当时，惟一神教的信徒们就另外组织了独立的教会。这一教派仅仅在莱利乌斯的侄儿福斯图斯·索文尼（Faustus Socinus）时兴盛过，他曾于1567年到过波兰。

天主教教会曾使用迫害文字和外交各种手段，来阻止这些发展。1539年克拉科的主教，将一名80岁的老太太送去火刑，控告她的罪名是她拒绝向奉献的圣饼敬拜。普鲁士库尔姆（Kulm）的主教斯坦尼斯拉斯·霍休斯，其后成为红衣主教，以他的能力和热心来抨击此事。他努力改革教会，但是他对于新教的神学和仪式却不同情。由于他的建议，威罗纳（Verona）的主教罗多维科·利波马诺奉派赴波兰，作为教皇的特使，桑蒂（Zante）的主教乔万尼·康曼多尼（Giovanni Commendone）则成为教皇驻克拉科的使节。他们说服西吉斯蒙德二世去主动支持教会，压制新教中的分裂，并在这种信奉相反的和动摇不定的信条环境下，尽力把建立国民道德生活的困难予以扩大。1564年霍休斯和康曼多尼两人将耶稣会带进波兰，这些受过训练的和虔诚侍奉神的人，在教育组织上获得了重要地位，因此使重要人物听他们的话，使波兰人民又恢复了传统的信仰。

波希米亚人早在路德之前已经成为新教徒，并且发现路德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德国在边界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使得他们很容易改教；波希米亚兄弟会的人数，约占全部40万人口的10%；比路德的新教的人数还要多；其中60%为饼酒统领派，他们是主张两种圣餐礼的天主教徒，意即奉行酒与饼的人，不管教皇提出来的抗议。到1560年波希米亚2/3的人口为新教徒；但在1561年裴迪南将耶稣会传入后，潮流又将老百姓推回正统的天主教信仰轨道。

日耳曼的移民带着路德的观念进入匈牙利，于是宗教改革就经德国移民之手进入匈牙利，那就是一个人不服从教会和皇帝，依然能够生存。匈牙利的农民深受教会支持的封建制度所压迫，所以用一种友好的眼光来看新教教会，盼望能得他们之助，终止向教会的什一奉献和义务；封建的男爵们则垂涎于教会的庞大财产，因为教会的出产足以与他们的收益匹敌；市镇的劳工们则深受乌托邦思想的传染，视教会为他们梦想的主要障碍，因此放纵于打破偶像的狂喜。教会说服政府与她合作，而定新教徒以死刑。在匈牙利西部斐迪南努力使双方和解，希望允许教士结婚，并用两方面形式的圣礼。东匈牙利因在土耳其人的治理下，所以新教可以自由地发展，因为土耳其人对各色各样的基督教信仰轻蔑而又漠不关心。到1550年似乎全匈牙利都要信仰新教了，但是由于加尔文派开始在匈牙利与路德派竞争，马扎儿人本质上是反日耳曼人的，因此他们支持瑞士式的宗教改革；到1558年时，加尔文派的教徒，人数之多足以在捷恩格尔（Czenger）召开一次动人的宗教会议。在改革中发生了两个敌对的中心点，因此将这运动撕裂为二。许多公务员和改变信仰者，由于寻求社会安定和心灵上的宁静，于是又转回天主教；并且在17世纪的时候，耶稣会在一名加尔文派信徒之子领导下，使匈牙利又回到天主教的怀抱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