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的新教改革者

意大利满布着异教的气氛，天生的多神教信徒，喜爱祥和而艺术的信仰，多的是不朽的圣徒，他们令人怖畏或喜爱的肖像每年都被人抬在大街上游行，金银财宝非常富足，那是来自上打的属地的朝贡，我们不能期待那些因政治上由北方国家不情愿地支持来取代那独特而空洞的信仰之沉闷的教条下的善男信女，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出乎虔敬地去养肥意大利。然而，意大利各地有不少的人已察觉使罗马教廷道德败坏的各种弊端，他们比德国人、瑞士人、英国人有更强烈的切肤之痛。意大利的教育阶层虽比任何别的地方更享有相当的教学与思想自由，仍要求从大多数人所着迷的、被教化的神话中解脱出来。

路德的某些著作于1519年出现于米兰，1520年出现于威尼斯。圣马可修道院里居然有个天主教修士公然宣扬路德的教义。红衣主教（Carlo Caraffa）给教宗克莱门特七世的报告（1532年）说，威尼斯的宗教正陷入低潮，威尼斯人很少持斋和告解，而异端的书刊却发行甚多。克莱门特自己也说在意大利的僧侣与俗众间路德的谣言满天飞；1535年德国的改革者宣称他们在罗马教会的本土上有3万信徒。

费拉拉城的第一夫人是热衷的新教徒。雷妮是路易十二的女儿，她的新观念一部分得之于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一部分得之于她的女家庭教师苏比斯夫人（Mme.Soubise）。1528年这位公主嫁给未来的费拉拉第二任公爵埃尔科莱·埃斯泰（Ercole d'Este，1534年上任），她把她的女老师一起带去。加尔文于1536年到费拉拉访问她，加强了她的新教信念。克莱门特·麦罗与法国加尔文派出版商休伯特·朗格特也前后来访。埃尔科莱原先都以时髦的文艺复兴礼节接待他们，直到其中有一人嚷着说这是偶像崇拜时才改变，这是发生在1536年复活节前的礼拜六作十字架崇拜时的事；于是他让宗教法庭质询他们。加尔文和麦罗逃走了；其他人则因宣称坚信罗马公教的正统而幸免于难。但是1540年后，雷妮另外聚集了一批新教徒众，且不参加天主教的崇拜。埃尔科莱为了讨好教皇，把她放逐到波河沿岸康山多罗（Consandolo）地方的公爵别墅去；但是她依然故我，随侍左右的都是新教徒，且以改革的信仰来教养她的女孩们。埃尔科莱因为担心他这几个新教的女儿在政治的婚姻中无足轻重，干脆送她们到女修道院去。最后他还是让宗教法庭对雷妮及她的24位家属起诉。她被控以异端罪，判处终身监禁（1554年）。她撤销新教言论，接受圣餐，而得以恢复宗教上与政治上的尊荣；而她真正的想法，可由其晚年感伤的孤独而见。1559年埃尔科莱死后，她回到法国，住在法国加尔文教徒的避难所蒙塔日地方。

也是在埃尔科莱治下的摩德纳，有一阵子也闹了新教的风潮。它那科学家与哲学家聚集的学术院容许相当的讨论的自由，但是包括维萨里的学生暨继承人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在内的某些人员却有异端之嫌。保罗·里奇（Paolo Ricci）是在家修士，公然布道反对教皇权柄；路德的观念在商店、广场、教会到处引起争议。里奇和其他一些人被捕了。萨多雷托红衣主教替学术院的人辩护，声称他们效忠教会，而且学人应该有权享受研讨的自由；教皇保罗三世要他们签字声明信仰了事，但是埃尔科莱解散学术院（1546年），令一个不愿悔改的路德教徒在费拉拉被处死（1550年）。1568年天主教的反动转趋强烈时，13个男人1个女人在摩德纳以异端被焚。

在卢卡地方，奥古斯丁教团的修道院副院长彼得·韦尔米格里筹组博学的学术院，引进特殊的教师，鼓励自由讨论，且告诉会众不必把圣餐看成神秘的变化，只需当它是纪念基督的受难就行了；他是路德教外的路德。设在热那瓦的一教团传他质询，他逃离意大利，公开谴责天主教的错误与滥权，又接受了牛津大学神学教授职位（1548年）。他参与编撰《一般祈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1552年）时的论争，当天主教在英格兰再度得势时他离开英国，1562年死于苏黎世，仍担任着希伯来文教授。他那在卢卡的小修道院有18个教士跟随他舍弃教职与意大利。

由于简·德·巴尔德斯（Juan de Valdés）的影响，贝加莫的索拉诺主教（Bishop Sorano of Bergamo）、威弥利和一些其他的人改变了新观念。他和他的兄弟阿尔霍诺（Alfono）是卡斯提贵族的后裔，也许是历史上最具天赋的孪生兄弟阿尔霍诺倾心于伊拉斯谟，后来成为查理五世的拉丁文秘书，写了一本《哺乳对话集》（Dialogo de Lactancio，1529年）来为攻击罗马教会辩护，他以为如果罗马教会把路德公允地批评的滥权之处改过来，路德就不会脱离罗马教会了。简在同书补上一篇——《德默丘里奥·卡龙对话录》（Dialogo de Mercurioy Caron），他的异端是政治方面的：应使富人自力谋生；穷人有权分享富人的收入；王侯的财富为人民所有，而不该在王侯间的或宗教的战争中损耗。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很自然地选上了简，使他在30岁时就任御前大臣。然而简却搬到那不勒斯去，矢志写作与教学。他依然效忠罗马教会，但信仰上则支持路德的释罪论教义，认为虔诚的神秘主义比任何以外在仪式来表现虔敬更崇高。许多名绅士、贵妇聚集在他的身边，接受他的领导：威弥利、伯纳迪诺·奥基诺（Bernardino Ochino）、诗人马坎托尼欧·弗拉米尼奥（Marcantonio Flaminio）、彼德罗·伽纳塞奇（Pietro Carnesecchi）、维多利亚·科隆纳（Vittoria Colonna）、科斯坦查·阿瓦洛斯（Costanza d'Avalos）、阿马菲的女公爵（Dutchess of Amalfi）、西班牙大宗教裁判官的女儿伊莎贝拉·曼莉闺（Isabella Manriquez）以及朱丽亚·贡萨加（Giulia Gonzaga），她的美色我们已有所闻。简·巴尔德斯死后（1541年），他的学生四散于欧洲各地。包括维多利亚·科隆纳在内的一些人留在天主教会内，有些人则把他所教的发展为公然的异教学说。3个较不出名的学生于1564年在那不勒斯被砍头焚烧；伽纳塞奇于1567年在罗马被砍头焚烧了，朱丽亚·贡萨加的命因残酷不仁的保罗四世之死而得救；她于1566年入女修院，而那不勒斯的改教分子则随她而销声匿迹。

伯纳迪诺·奥基诺历经宗教演变的各阶段。他的出生地是锡耶那，靠近圣凯瑟琳出生的地方，但是他却向她的宗教虔敬挑战。他原本加入圣弗朗西斯教团，但是发现他们的仪规太松懈，于是转而投入较严的圣芳济教团。奥基诺那种禁欲的无我深深地令他们惊异，他的肉体的苦修亦然；当他们选他为司教总代理时，他以为找到了圣徒。他在锡耶那、佛罗伦萨、威尼斯、那不勒斯、罗马的布道辞，在意大利各地引起回响；自从100年前索沃纳罗拉（Savonarola）在世时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么热诚与雄辩滔滔的声音。查理五世亲自跑来听道；维多利亚·科隆纳深受他的感动；彼德罗·阿雷蒂诺是个罪迹累累的人，听他布道后内心里起了极虔敬的骚动。任何教堂都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会众。谁会想到这个人死时是个异教徒。

但是他在那不勒斯遇上了巴尔德斯，也因而熟识了路德与加尔文的著作。释罪论很合他的心；他也在布道时开始暗示。1542年他被威尼斯的教皇使节召见，受命不准布道。不久之后，教皇保罗三世邀他到罗马讨论某些圣芳济教徒的宗教观。奥基诺本来信任开明的教皇，但他畏惧宗教法庭无边的权力，而孔塔里尼红衣主教也警告他有危险。这位意大利的圣人与偶像，当他与彼得·韦尔米格里在佛罗伦萨相遇之后，突然决定与他一样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到新教的地域去。科隆纳有个兄弟给他一匹马；他留在费拉拉时，雷内供应他衣物。他路过格里松（Grisons）到苏黎世去，然后又到了日内瓦。他赞成加尔文所创的清教徒的仪规，但是他的德文比法文好，他搬到巴塞尔，再到斯特拉斯堡，最后到奥格斯堡，想靠口才或写作谋生。1547年，查理五世清剿米尔贝格（Mühlberg）的新教徒之后，进军奥格斯堡做日耳曼的主人。他获悉他在那不勒斯听到的那个圣芳济僧住在那里，而且结婚了；他下了逮捕令；然而执行的官员们偷偷地放过他。他逃到苏黎世和巴塞尔，就在近乎断炊之时，克兰默（Cranmer）大主教邀他到英格兰去。于是他在坎特伯雷工作了6年（1547—1553年），担任支薪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对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有强烈的影响；但是当玛丽·都德登基时，他匆匆地逃回瑞士。

他在苏黎世获得某一会众的牧师职位，但是与他的惟一神教观有了抵触，他发表了一篇对话录，主张一夫多妻的那个人比主张一夫一妻的论点可取，结果他被革职了。他受命三周之内离开该城，虽然时值12月（1563年）的大寒天。巴塞尔不准他停留；纽伦堡只容许他短住；不久，他举家搬到波兰去，因为比较来说那是个不受欢迎思想家的避难所。有段时间他在克拉科布道，当国王下令驱逐所有非天主教的外国人时（1564年），他也被赶走了。从波兰到莫拉维亚的路上，4个孩子中有3个因鼠疫而死。他比他们多活了两个多月，1564年12月死于夏考（Schackau）。他最后所说的话是：“我不愿做个布林格教徒（Bullingerite）、不愿是个加尔文教徒，也不愿是天主教徒，只想当个基督徒。”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艰险的呢！

意大利当然不可能走新教的路。一般百姓虽然反对教权，然而即使他们不上教堂，他们还是生活在宗教中。他们喜爱被时间圣化了的仪式，有益于人或会安慰人的圣徒，和那些使他们从穷困的生活提升到伟大歌剧的崇高之深信不疑教条（上帝的死，救赎了沦落的人）。带着强烈宗教信仰的西班牙，她统治意大利，在两个半岛发展了天主教的势力。教廷的财富是意大利的传家宝与天赋的利益；大多数意大利人会把想结束这个受贡的人看做丧心病狂。上层阶级因意大利中央地带之政治权力而与教廷有所争执，但是他们喜爱天主教，因它在维护社会秩序与和平的政府方面是个活泼的助力。他们深知意大利艺术的荣耀不能没有罗马教会，需要她的各种传说来引发灵感，也需她的财力来支持。天主教本身已成为艺术；它的感官因素已湮没禁欲与神学的因素；彩色玻璃、香炉、音乐、建筑、雕刻、绘画，还有戏剧，都是罗马教会里的活动，也为她所有，这些艺术汇流在一起，更可见他们与罗马教会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艺术家与学人无须脱离天主教改奉他教，因为他们潜心学术与艺术就是改教。成百上千的学人与艺术家由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来支持；许多人文主义者、某些温文的怀疑论者，在罗马教会里身居高位。意大利深爱可及的美，而剥除了不可及的真理。而且，难道那些好发异想的条顿人、那个日内瓦的小教皇，或那个残酷不仁的英格兰国王，就找到了真理吗？当意大利的知识阶层差不多忘却了地狱与天谴之时，那些改革家的叫嚣是多么无聊而令人气闷呀！我们很能了解那种静静地、私下地放弃基督教神学，而支持朦胧的、温暖的合理神论的处境，但是以定命、宿命的恐怖来取代化体论的神秘，看来就像是一条从振奋人心的象征主义走向自杀的荒谬之通道。就在这个时候，当罗马教廷对意大利人民的异教癖好广加宽恕时，加尔文却要求全世界自梏于清教徒的严训之中，威胁着要从人生中排除所有的愉悦与自主权。然而，如果野蛮的条顿人与英国人不把他们的资财进贡到意大利来，那么意大利人的愉悦与艺术又能如何继续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