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思想
我们不能期望第二次流徙时期的犹太人会有任何高度文明；他们的精力在奋力求生时已消耗殆尽。他们一度极为优越的教育，也因搬家和生命的不安全而中断；当基督教在欧洲兴高采烈地迈向文艺复兴之时，基督教世界里的犹太人却走进他们的居住区与神秘学说。第二戒律禁止他们参与艺术复兴的工作。犹太学者虽多，大多数却埋首研究《塔木德》经。也有像普罗菲亚特·杜兰（Profiat Duran）和亚伯拉罕·德巴尔梅斯（Abraham de Balmes）等的文法学家，如埃塞斯（Isaac ibn-Pulkar）等翻译大师把阿尔—盖查里（al-Ghazzali）作品译成希伯来文，如雅各布·马丁（Jakob Mantin）把阿维森纳、阿威罗伊、迈蒙尼德斯、列维·本·热尔松作品译成拉丁文。艾利亚·列维塔（Elijah Levita）向正统的犹太人提出警告，他确定地认为（1538年）《旧约圣经》里马索留蒂克（Masoretic）的经文——即经文本身加上注解，附加子音上下以表示母音之符号，以及标点符号等——不会早于5世纪。
亚伯拉贝内尔一家人的流浪记可以表现出15、16世纪犹太知识分子命运的盛衰。唐·埃塞斯·亚伯拉贝内尔（Don Issac Abrabanel）1437年生于里斯本，曾任葡萄牙阿方索五世的财政部长；但是他在公余之暇致力《圣经》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并把他宽敞的家作为学者、科学家与政要聚会的沙龙。阿方索死后，亚伯拉贝内尔失宠，逃到西班牙（1484年）。他埋首写作《圣经》里历史部分的评注时，“天主教徒斐迪南”征召他入宫，前后8年之间他参与卡斯提的理财工作。他设法挽救1492年降临犹太人头上的大灾难；失败之后，与他们悲戚地到处流浪。他在那不勒斯城获得政府聘用，然而法国来的入侵者（1495年）却劫掠他家，破坏他心爱的图书馆，他被迫逃往科孚。他在那里尽一个犹太人的本分努力著述：“我的妻子、儿子，还有我的书都离我很远，我孤零零的，流落为异邦的陌生人。”他又到威尼斯，得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1503年）。在他运气起伏不定之间，他抽空撰写一些哲学或神学作品，这些作品如今看来并无生趣；不过，他却立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经书上的事件和观念，得视当时之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情况来作了解。他一生最后6年的时光或许在不常见的安全与和平中度过。
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光彩。萨缪尔·亚伯拉贝内尔（Samuel Abrabanel）在萨罗尼加城极为得意，在那不勒斯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并由于他的许多慈善事业而赢得人民之爱戴。犹太·莱昂·亚伯拉贝内尔（Judah Leon Abrabanel）——莱昂·赫伯努斯（Leo Hebraeus）——在几内亚和那不勒斯两地行医极为有名，使得人们只称呼他莱昂·梅第戈（Leon Medigo）。他学过好几种学科，写诗，亦从事玄学之研究。1505年被任命为龚查罗·德戈多巴（Gonzalo de Cordoba）的私人医生，不幸两年后，这位“大船长”随斐迪南垮台，莱昂就去威尼斯与乃父相聚。他的那本《爱之语》（Dialoghi d'Amore—成于1502年，1535年印行）颇为文艺复兴时期之意大利人所喜爱，这些人认为对爱情作哲学上的分析，是赢来爱情战场上胜利的前奏，也是不可少的一个步骤。知识美——即秩序、计划以及和谐的美——优于形态美；这本《对话录》主张：美之极是宇宙的秩序、计划与和谐，也就是神圣的美之外在表现；爱情由对形体美的赞扬与追求的阶段经知识美而达对天堂美的赞扬与追求，最高潮是对上帝的知识爱——对天体秩序的了解与体会，以及和圣神结合在一起的渴望。这本书的原稿卡斯蒂利奥内（Castiglione）可能看过，他在他那本《科迪加诺二世》（Cortigiano II）（1528年）中也使贝姆波（Bembo）这个角色谈到同样的看法；而书印成之后可能经一世纪的辗转，影响了斯宾诺莎的那本《知性改进论》（Amor dei intellectualis）里所持的看法。
散居各地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喜欢这种轻妙的“爱”，而喜欢乌斯科（Usque）用葡萄牙文写成的那本充满热情的散文诗《慰以色列之忧伤》（Consolation for the Sorrows of Israel，1553年于费拉拉城）。该书刻画犹太人国家盛衰的连番更替，并以犹太人仍为上帝的选民之保证来安慰他们。犹太人虽因他们有罪而被上帝处罚，但是借着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已被净化；世间的邪恶不足以在他们通往幸福与荣耀的神圣命运中欺诈他们。
无可避免地，犹太人对科学方面的贡献因其整个民族被长期肢解而慢了下来。除了不安全、贫穷和不稳定等因素足以窒碍科学方面的研究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可算是最受敬重、也最具影响力的犹太教牧师之一的所罗门·本·亚伯拉罕（Solomon ben Abraham ben Adret）（住巴塞罗那城），在这个时期一开始（1305年）就下令禁止向任何年龄在25岁以下之犹太人教授科学或哲学方面的知识，违者逐出教会，所持理由是：这种教导可能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虽然如此，托利多城的小伊萨克·伊斯雷利（Isaac Israeli）也综合了当时的天文学（1320年），并澄清犹太历和纪年表；塔拉斯康（Tarascon）城的埃马努埃尔·博费尔斯（Immanuel Bonfils）也画出极具价值的天文表，也成为指数与十进式微积分的先驱；马约卡（Majorca）城的亚伯拉罕·克勒斯卡斯（Abraham Crescas）——也就是“亚拉冈政府地图与指南针的权威”——画了一幅“mapamundi”（1377年），被公认为当时最佳的世界地图，以至于亚拉冈把它当做一项极突出的礼物，拿去送给法国的查理六世，如今成为法国比伯里奥泽克·纳辛内尔（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珍藏。亚伯拉罕之子耶胡达·克勒斯卡斯（Jehuda Crescas）是“航海家亨利”设在萨格雷斯（Sagres）港的海洋实验所的头号顾问，并帮他绘制探险航程图。佩得罗·纽内斯（Pedro Nuñes）的那篇《天体论》（1537年）为莫卡托（Mercator）和现代制图法做开路先锋；而加西亚·德奥塔（Garcia d'Orta）的“Collog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medicinães”更是创植物学的新世纪，并且奠定了热带药物的基础。
亚伯拉罕·查库托（Abraham Zacuto）是15世纪犹太科学界主要人物之一。在沙拉曼卡（1473—1478年）执教期间，他收集了他那份《永久历书》（Almanach Perpetuum），其中的天文表被用来当做达·伽马、卡布拉尔（Cabral）、阿尔伯克基以及（1496年以后）哥伦布航行之指南。查库托也是逃离西班牙（1492年）的逃难者之一。他在葡萄牙获得暂时性的庇护所；他被皇室召集去咨询有关达·伽马远征印度的筹备事宜，而船上也装有他改良过的星盘。然而1497年的迫害，也把他驱出葡萄牙。他贫穷地流浪数年之后，定居于突尼斯城；而他在那里，利用年老的时光以撰写民族史自娱。他的弟子约瑟夫·维西诺（Joseph Vecinho）是葡萄牙约翰二世的御医，奉命画出几内亚海岸沿岸的纬度和赤纬，而他所画之资料果然对达·伽马颇为珍贵有用。维西诺是约翰二世召来洽商有关哥伦布建议西行寻求通往西印度群岛（1484年）的委员之一，当时他持反对意见。
犹太医生仍是欧洲各国竞相礼聘的对象。虽然有着宗教上的谴责和官方的约束，而且本身又得冒生命危险去为显赫的基督徒看病，他们仍是诸教宗与国王最欢迎的人物。他们对医学方面的贡献，除了德奥塔的热带药物之外，如今看来都不算杰出；但是阿马图斯·鲁西塔努斯（Amatus Lusitanus）却是医生和犹太人优良传统的典型。他被葡萄牙的“宗教裁判所”逐出之后，前后在安特卫普、费拉拉和罗马等地停留过，最后定居于安科那城（约于1549年），他在该城时常奉召去为那个过去曾经尽力要摧毁《塔木德》经的同一个教宗——尤里乌斯三世医病。终其一生，他矢守诺言，绝不计较医疗费用，从不接受珍贵礼物，免费为贫民施医，病患不论是基督徒、犹太人或土耳其人一律医治，为热心应诊，不管时间与距离的远近，皆阻止不了他。他的那本医书Curiationum medicinalium centuriae septem（1563年）记录了他700个病历的诊疗记录；这些世纪全欧洲的医生都悉心研究，并倍加珍惜。波兰国王邀请阿马图斯为其私人医师；鲁西塔努斯却宁可留在安科那城；不幸，保罗四世要求意大利境内的马拉诺斯不皈依就拘禁之时，他在1556年再度被迫浪迹天涯。
本·阿德雷特（Ben Adret）对科学与哲学方面暂时性的禁令，对哲学比对科学的效果小，在法国的效力比在西班牙差。迈蒙尼德斯的影响在犹太人之间极为强烈，他们设法在法国南部活下去。约瑟夫（Joseph Kaspi）胆敢撰述逻辑与伦理学方面的论文来指导自己的儿子，并且为他从迈蒙尼德斯的《解惑》（Moreh Nebuchim）接受到古典解说的自由哲学传统辩护。这种趋近方式产生了一个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列维·本·热尔松，基督教圈子里的人称他热尔松尼德斯（Gersonides）。他跟大部分犹太思想家一样，也以行医为业，也了解希波克拉底“医生兼哲学家”的理想。他生在巴格诺斯（1288年）一个书香之家，一生几乎全住在奥伦奇、佩皮南（Perpignan）和亚威农诸城，并在诸教宗保护下平安无事地做事。各种学科他几乎没有一门不学，也不放过任何哲学难题不去思考。他是精研《塔木德》经的学究，对乐理颇有贡献，也写过诗。
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他可算是当时的泰斗之一。他（1321年）先于莫罗利科（1575年）和帕斯卡尔（1654年），发现用数学归纳法的方式来算出“n”个物件简单的排列法的公式。他的三角学论文为雷吉奥蒙塔纽斯铺路，而且评价颇高，使得教皇委人把它译成拉丁文，成为De sinibus chordis et arcubus（1342年）。他发明了、至少大大地改良了计量星星高度的测量仪器；这种仪器作为航海界的宠儿达两个世纪之久。他自己观察天文，并颇有见地地批评托勒密系统。他讨论到、却排斥太阳为中心的假设，由其讨论的方式看得出当时少有支持他的人。他制作了模糊镜箱（camera obscura），并且与观测距离的仪器配合使用，来更精确量出太阳和月亮表面直径的变化。
正如同本·热尔松的科学衍生自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一样，他的哲学也是根据阿威罗伊对亚里士多德的注解之认真研究。在1319—1321年之间，列维对这些注解再加以注解，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在逻辑、物理、天文学、气象学、植物学、动物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的论文；而在这些学科之外，当然，他还一再研读迈蒙尼德斯。他自己的哲学，还有他大部分的科学方面的作品，多收入一本希伯来文的作品中，该书的书名也仿效时尚，定为《主的战役》（Milchamoth Adonai，成于1317—1329年）。在中古犹太哲学作品中，该作品仅次于“Moreh Nebuchim”，而且继承迈蒙尼德斯的未竟之志把希腊思想和犹太信仰调和，结果大大损害了信仰的部分。当我们想及阿威罗伊和托马斯·阿奎那两人也曾同样地想把回教与基督教的教义拿来和亚里士多德调和的时候，我们大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中古神学的冲击已造成其瓦解，以及由“信仰的时代”转入“理性时代”的改变。热尔松尼德斯缓和正统派人士的反对之方法是公开表示，如果他的见解与经典相违背，他愿意放弃他的看法——真是学究们的老套诡计。虽然如此，他还是不停地大肆剖析上帝、创世纪、世界的永恒性、灵魂的不灭等；当他的结论和经典冲突时，他把经典的原文大大地曲解，使得批评他的人把他那本书改名为《与主为敌的战争》（Battles against the Lord）。列维说：我们绝对不可以按字面的意思来相信约书亚使太阳静止等这一类的故事；这些类似的“奇迹”很可能是原因不详或已被遗忘了的自然现象。他最后还毫无隐瞒地说出他的理性主义的主张。他说：“摩西五经无法叫我们不把我们的理性要我们相信的事物信为真实。”
热尔松尼德斯从“自然界的系统”引申出来上帝之存在就像后来的无神论者霍尔巴赫（Holbach）一样；宇宙的规律与秩序显示出某种宇宙的“心智”。在这个东西之外，他还加上底下这个目的论的看法：天下之生灵似乎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计的工具，而上帝赋予每个生物体某种自卫、发展和生殖的工具。当做宇宙或秩序的世界是及时创造出来的，却非无中生有；在永恒之中早已先存有某种惰性、无形的物质；创造只是给这种无形之物以生命与形状。在上帝与被创造出来的形态之间，有一种居间的力量，热尔松附和亚里士多德和阿威罗伊的看法，把这种居间力称为“nous poietikos”，也就是积极创造的智力；神化的智力之放射引导万物，而成为人类的灵魂。由于灵魂依赖个人的感觉，灵魂是会灭亡的；由于它了解共相，且理解世界之秩序和一致性，它也就有意识地成为“积极智慧”的一部分，因而不朽。
犹太人排斥本·热尔松的哲学，认为它根本上是阿威罗伊主义——一种将来终究会瓦解宗教信仰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形式。基督徒中的思想家却研究他，而斯宾诺莎更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有思考力的犹太人的心智则由克拉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ascas）更忠实地表达出来，他接受了所罗门·本·阿德雷德的保守主义。克拉斯卡斯1340年生于巴塞罗那城，也经历过一段激烈反犹太的生活。他曾因亵渎“圣饼”而遭逮捕，不久即被释放，他的儿子不幸在结婚前夕，在1391年的大屠杀中被杀死。宗教迫害只有增强汉斯戴（Hasdai）的信仰，因为只有借着信仰公正的上帝的确存在，而且也有一个补偿人类的天堂，他才能够忍受这种既不公平、又多折磨的生活。他儿子殉道后7年，他用西班牙语出版了一本Tratado，他想借着该书向基督徒解释犹太人不该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他很有礼貌地、很温和地主张说基督教独断的教条中“人的堕落”、“三位一体”、“圣灵怀胎”（Immaculate Conception）、“基督之化为人”（Incarnation）、“基督拯救世人免罪之受难及死”（Atone-ment），以及“化体论”等，都包括无法克服的矛盾和荒谬。然而，在他撰写他主要作品《上帝之光》（Or Adonai，成于1410年）时，他却采取基督徒可能会为这些理论而辩护的立场；他排斥理性，并要求理性屈服于信仰。虽然他并不是正式的犹太教牧师，他却也有着牧师般的看法，认为更新的迫害无非是对那些使启示的宗教屈服于理性化的冲淡的人一种神罚。他要是写了哲学，那并不是说他景仰哲学，而是想证明哲学和理性的弱点，强调信仰的必要。他也非难迈蒙尼德斯和热尔松想把犹太教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加以调和的尝试：这个希腊人算老几？上帝凭什么要和他看法一致？他抗议亚里士多德派人士认为“上帝最高的特质是知识”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是“爱”才对；上帝就是“绝对的善”。克拉斯卡斯承认理性不能使上帝的先知和人类的自由相调和：因此我应该拒绝理性，而不是拒绝自由。我们必须信仰上帝、自由意志和不朽，以求吾人心境的平安和道德的健康，我们无须借口用理性来证明信仰。我们必须在会瓦解我们的信仰、带来绝望的那种自负、脆弱的理性，和只有凭借着它我们才能够承受生命中的羞辱和匮乏的那种谦卑地信仰上帝的道，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克拉斯卡斯是最杰出的中古犹太哲学家行列中的最后一个人。他并没有立刻得到同胞的欣赏，因为他的学生约瑟夫（Joseph Albo）那本可读性更高的《基本原理》（Ikkarim）吸引了哲学爱好者的注意；这本书以折中的方式把迈蒙尼德斯和克拉斯卡斯两者拿来和那种不打算承认信仰的非理性的正统犹太教合并在一起。约瑟夫死后（1444年），犹太人不再涉足哲学，几乎也不过问历史，直到斯宾诺莎时为止。大屠杀、扰乱、贫困、居住和职业的限制等等，已使他们颇受挫折，而且使他们的人数降至耶路撒冷70年沦陷以来的最低点。这群被鄙视、被排挤的人只有在悲伤的圣诗和聚会所里安慰他们的友谊中得到避难所，也只有寄望上帝宽恕他们，现世的公平化，还有天国的祝福才能使他们的心灵有所逃避。学者埋首研究《塔木德》经，把他们的理智局限于阐释救人的律法，有些则步入把不幸升华为天国一类的幻想的神秘学说。犹太人的诗歌再也听不见了。只有极少数偶尔迎着暴风雨敢大胆地抬起头来，或是把人生的讽刺以沉思的雅谑和邪门的智慧来加以软化。只有等到阿姆斯特丹的那个谦卑的犹太人[1]胆敢把犹太教经院哲学和笛卡儿学说分成宗教和科学的至高合并物时，犹太人才会在不分种族、不分时间的心灵国际中，自长期的、治疗的昏睡中醒来。
[1]译按：指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犹太人，自幼受神学教育，精犹太教法典、中世纪经院哲学，后来倾心于笛卡儿与布鲁诺的思想，成为近世时期欧陆理性论的巨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