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在英国（1726—1728）
1726年，在英国出现了一个年轻人，后来事实证明在18世纪的历史上，他的地位远比亨德尔重要。5月10日或11日，伏尔泰在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踏上英国国土。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个热情洋溢之邦。当时适逢格林威治博览会（Greenwich Fair）期间，泰晤士河面上几乎覆满船只和庄严的风帆。国王乘坐装饰华丽的画舫顺流而下，乐队在前开路。在岸上，绅士淑女骑在昂首阔步的骏马上，骄傲而兴奋。三五成群、穿着假日时装的美丽少女，转移着莲步；她们窈窕优雅的身姿、端庄淑静的风度以及红润的双颊，使32岁的伏尔泰有些情不自禁。但是他不久便忘记了她们，因为到达伦敦之后，他发现他所持有的2万法郎汇票，已经由于该银行宣告破产而作废。他受到一位在法国结识的商人埃弗拉德·法肯纳（Everard Falkener）的救济，在这个慷慨的英国人在伦敦市郊万兹沃斯（Wandsworth）的乡居住了几个月。乔治一世得知伏尔泰的意外事故之后，送给他100基尼。
他持有英国驻法大使荷莱西奥·华尔波尔（译按：即贺拉斯·华尔波尔，荷莱西奥为其教名）写给许多名人的介绍信，使他几乎先后会晤了英国文学或政治上每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曾受到内阁首相罗伯特·华尔波尔、纽卡斯尔公爵、马尔伯勒女公爵萨拉、威尔士王子乔治·奥古斯都及公主卡罗琳的款待。终于，国王也接见了他，并赐赠一只名贵的表，后来伏尔泰将它送给他的父亲，当做谢罪的礼物。他也拜访了“博林布鲁大人夫妇”，并且“发现他们的感情一如往昔”。8月间，他仓促地赶回法国，或许是仍热衷于和罗昂·沙博的决斗，也可能是去处理财务上的问题。他在彼得伯勒（Peterborough）伯爵那里做客了3个月——部分时间也和斯威夫特在一起。另外的3个月，他在伊斯特伯里·马诺尔（Eastbury Manor）受到巴布·多丁顿（Bubb Dodington）的盛情款待，此人虽是一个腐败的政客，但也是菲尔丁、汤姆逊和爱德华·杨等人仁慈的保护者。伏尔泰在那里遇到两位诗人，但阅读他们的作品对他毫无裨益。他决心学习英语，到1726年底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用英语写信。最初的几个月中，他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懂得法语的圈子里；而在英国的文学界和政治界，几乎所有重要人士都懂得法语。在他英语和法语并用的笔记本里，显示他最初曾学了不少低俗的字眼。
就这样，直到伊波利特·泰恩（Hippolyte Taine）以前，法国人对英国文学的熟悉程度，无人能望其项背。他读博林布鲁克的作品，但是发现这位子爵的文笔不如他的谈话精彩。然而，他却可能从博林布鲁克写的《一位爱国国王的构想》（Idea of a Patriot King）中，获致如此的信念：社会改革的最佳机会是经由一个开明的专制政体。或者是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得一些讽刺的伎俩，他不顾斯威夫特的忌恨，宣称自己“远比拉伯雷优越”。他读弥尔顿的作品，立刻抓住事实真相，指出撒旦是《失乐园》中真正的英雄。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他对莎士比亚混淆的反应——羡慕这个“温文的野蛮人”的雄辩，以及在胡闹和粗鄙的“一大群贱人”之中，高贵而优雅的“珍珠”。他的《恺撒之死》（La Mort de César）模仿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寨雷》（Zaïre）中模仿《奥赛罗》。同样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出现在《小美加斯游记》（Micromégas）中，而蒲柏的《论人》也出现在《谈人》（Discours en vers sur I'homme）之中。
来到英国之后，他曾立刻拜访蒲柏，为蒲柏的残疾与苦难所震惊，但也被蒲柏心智与文笔的犀利所折服。他对蒲柏的《论批评》（Essay on Criticism）的评价在布瓦洛的《诗的艺术》（Art Poétique）之上。他也拜访了年迈的康格利夫，很不愉快地发现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剧作家，竟然希望被人视为“一位绅士，而不是一位作家”。他对华尔波尔之前的英国内阁给予作家闲职和养老金的做法，羡慕不已，并且想到法国诗坛领袖般的人物，只为了愤恨一个贵族的劣行，就被关入巴士底狱。两相对照，令他不禁感慨。
他又从文学走入科学的领域，结识了一些皇家学会的学员，开始研究牛顿的理论，这使他日后能在法国接替笛卡儿的地位。英国的名流为牛顿安排的隆重葬礼，给伏尔泰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英国国教的教士，是如何地欢迎一位科学家入葬威斯敏斯特教堂。虽然在访问英国之前，他已成为自然神论者——他曾经从拉伯雷、蒙田、加桑迪（译按：Pierre Gassendi，1592—1655年，法国哲学家）、丰特内勒和贝尔等人学习到怀疑的态度——现在，他从英国的自然神论者——托兰、伍尔斯顿、廷德尔、查布（Chubb）、科林斯和博林布鲁克——获得坚定不移的信仰。后来他的藏书中，便满是他们的著作，以备随时用为参考。更强烈的影响来自洛克，伏尔泰赞扬他是第一位对心智作实际研究的学者。他发现很少异教徒因为观点的不同，而遭受禁锢之祸，也注意到1689年以来，宗教宽容思想的成长过程。他认为在英国没有宗教的固执或狂热，甚至于教友会（Quakers）也安静下来，做安分守己的商人。他访问了其中之一，兴奋地听到宾夕法尼亚是没有阶级、战争或仇恨的理想国。
“我多么热爱英国！”后来他写给杜德芳夫人的信上说，“我多么热爱这些言所欲言的人民！”又有一次，他说：
看看英国在法律上的成就吧：每一个人都已恢复了几乎被所有专制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是：人身与财产的完全自由；公开写作的自由；由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犯罪案件；任何案件的判决均只以公正的法律为依归；撇开那些只限于英国国教徒的就业机会不谈，每个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表白他所选择的信仰。
最后的一行表示伏尔泰了解英国自由的限度。他知道宗教自由还谈不上完全实现，在他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希平先生”（“Mr.Shipping”）因为毁谤国王的谈话而被捕的事件。国会的两院可以因为令人不快的对国会议员的描述，而将作家传询审问；御前的侍臣可以禁止戏剧上演；笛福就曾因为一本讽刺小册而被押受辱。但是，伏尔泰觉得，英国政府虽然不免腐败，却给了人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极富创造力地刺激了各阶层的生活。
例如，此地的商业就相当自由，不像在法国处处受到国内捐税的束缚，而妨碍了发展。商人在内阁中享有光荣、崇高的地位。不久之后，他的朋友法肯纳被派任为驻土耳其大使。站在商人的立场，伏尔泰喜欢英国人的实际，他们对事实、真相和利益的尊敬，他们富裕时举止、态度和衣着的俭朴。但是，他更喜欢英国的中产阶级。他将英国人和他们的啤酒相提并论：泡沫浮在上面，渣滓沉在底层，但是中间是最好的。“如果我能随心所欲，”他在1726年8月12日写道，“我愿意留在这里，只为了学习如何运用思想。”他情不自禁地邀请塞奥特前来访问“一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王国”。
伏尔泰对英国的热爱曾经一度为疑云所笼罩，被蒲柏等人怀疑，他在替华尔波尔内阁侦察保守党的朋友。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怀疑有失公正，事情也就很快烟消云散，而伏尔泰也在伦敦的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之间广受欢迎。当他决定在英国出版《亨利亚德》的时候，从乔治一世、卡罗琳公主和敌对的朝臣们，以至于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送来了预约的款项。斯威夫特请求——或者是命令——分享一部分金额。当这本诗集问世的时候（1728年），伏尔泰把它献给现在的皇后卡罗琳，同时附赠乔治二世一个花球。乔治二世送他400英镑，并邀请他共享皇室大宴，作为回礼。尽管每本的定价高达3基尼，发行的3版仍在3个星期内销售一空。伏尔泰估计这个英国版本使他收益15万法郎。他从这项金额中提出一部分来帮助几个旅居英国的法国人，而将剩余的款项从事多方面的投资，后来他自认这项意外收获是他致富的开始。他也从未停止对英国的感激。
最重要的是，他自英国领受了难以衡量的心智的启发和思维的成熟。当他结束流放的生涯回国的时候，他的行囊中携带着牛顿和洛克的著作；随后的20年中，他不时地将他们介绍给法国；他也带了英国自然神论的书籍，使他面对狼藉者的挑战时，有堪应用的武器。正如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从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学到善良和罪恶一样，路易十五的法国也向1680到1760年的英国学习。伏尔泰不是这个时代中唯一的交流媒介；孟德斯鸠、莫佩尔蒂（Maupertuis，为数学家及天文学家）、普莱沃、布封（Buffon，博物学家）、雷纳尔（Raynal，历史学家及哲学家）、莫雷莱（Morellet，哲学家）、拉朗德（Lalande，天文学家）、爱尔维修和卢梭也都到英国访问；而其他无法成行的人也学习了足够精通的英语，成为英国观念的传播者。后来，伏尔泰在一封致爱尔维修的信中，清结了这笔债务：
我们从英国借来了养老金……偿债基金、船舰的建造和调遣、万有引力定律……7种原色以及疫苗的接种，我们也将不知不觉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他们高贵的思想自由，以及他们对学派琐事的极端轻蔑。
然而，他非常怀念法国。英国有如清淡的麦酒，而法国则是香醇的佳酿。他不断地请求准许他回到法国，显然是在宽容的情形之下，他被准许离开巴黎40天。我们不知道他何时离开英国，或许是在1728年的秋天。1729年3月，他在圣日耳曼·昂莱（St.Germain-en-Laye）。4月9日，他在巴黎，此时他已饱经磨炼，但依然坚定不移，意志焕发，一心渴望着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