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与地球

历史，在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将其界说为：过去的事件与记录。人类史在太空中只占短暂的一小点，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则是戒惧。随时随刻都可能有颗彗星因太接近地球而使我们这个小球体在一种耗热的过程中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可能地球上的人和生物都要被火焰或熏烟窒息而死，或是含着笑脸的太阳，可能由于一个小碎片滑出了轨道——如同我们有些人认为这个行星当初形成时的情形一样——而撞向我们，使我们在狂乱的互相拥抱中结束一切悲愁与痛苦。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有遭受这些命运的可能，反而引用帕斯卡的话，来鄙视宇宙，作自我解嘲。帕斯卡曾说：“当宇宙与人相碰时，人类仍然比杀死人类的宇宙高贵。因为人类知道他要死了，而他的胜方宇宙却一无所知。”历史受地质的支配。每天海洋都在侵蚀陆地，而陆地每天也在侵占海洋，一些城市没于水底，而沉没的大教堂永远敲着它们的丧钟。山脉在有规律的升沉中而起伏；河川暴涨、泛滥或干涸，也可能改变水道；山谷变成沙漠，而地峡也变成了海峡。以地质学的眼光来看，地球表面上的一切都是一种变动不居的形式，而人生活在其上，一如圣彼得步基督之后尘那样的不安全。

气候正如孟德斯鸠和巴克尔（Buckle，1821—1862）所说过的那样严重，但它已不再能控制我们，唯仍能限制我们。人类的才智往往可以克服地质上的难题：如人类可以灌溉沙漠而且在撒哈拉装上空气调节器；人类可以铲平山冈或将山冈变成平地而遍植花木；人类可以建一座海上流动城市横越海洋，可以建造巨鸟飞行天空。但是一次龙卷暴风可于一小时之内毁灭一座历百年而建立的城市；一次冰山倒塌可能摧毁或粉碎一个海上浮宫，而把成千的寻乐客送到极乐世界（Great Certainty）。若雨水太少，像在中亚细亚，将文明埋于流沙中；若雨水太多，像在中美洲，又将文明阻塞于沼泽薮地之间。若我们最适于居住的地带，气温平均提高20℃，则我们就会恢复到昏睡不醒的蛮荒世界。在亚热带的气候中，一个有5亿生灵的国家，虽可以像蚂蚁一样繁殖，但是若热度降低就可能再被从富有生气地区而来的战士所征服。虽然人类世世代代在建立起日渐成长的统治地球能力，但是人类仍然注定要变成与草木同腐的命运。

地理是历史的母体，是历史的哺育之母和教养之家。地上的河川、湖泊，沙漠中的绿洲、海洋，引导游民定居于其沿岸，因为水乃是有机体生存条件，是城市的生命，并且为运输与贸易提供廉价的通路。埃及是“尼罗河的赐物”，而美索不达米亚也是在“两河之间”及沿其支流两岸建立起瓜瓞绵延的文明。印度人是印度河、婆罗河与恒河之女。中国也受到几条大河的恩惠（像美国一样），每因其经常改道泛滥而肥沃了流经的土地，使其人民赖以维生，也使其人民因而烦恼。意大利的台伯河、奥诺河与波河的河谷首获开发。奥地利沿多瑙河而成长，德意志沿易北河和莱茵河而成长，法兰西沿龙河、卢瓦尔河与塞纳河而成长。约旦古城帕特拉（Patra）和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皆是受到沙漠中的绿洲而获滋长。

当希腊人生殖太快而受到原有疆界限制时，他们发现了地中海沿岸（柏拉图说“像青蛙围绕池塘”）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地。从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争到1588年西班牙舰队的挫败为止的2 000年期间，地中海南北两岸都是白人处于优势的敌对地位。但是在1492年及其以后，因哥伦布（Columbus，1446—1506）与达伽玛（Vascs da Gama，1469—1524）的航行引导人类征服大洋，地中海两岸人民的统治权也受到了挑战，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威尼斯相继萎缩，文艺复兴开始衰落。大西洋沿岸国家继之而起，最后伸展他们的霸权超过了半个世界。乔治·巴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约在1730年曾说道：“帝国采取了西进的政策。”它是否要继续横越太平洋，输出欧美工商业的技术到中国去，像其以前输送到日本一样？东方的富庶，加上西洋的最新科学技术，是否会带来西方的衰落？

飞机的进步或将再一次改变文明的地图。贸易的路线经由河川海洋将越来越少，人与货均将越来越多采取空运直接送到其目的地。像英法等国，势将失去其犬牙交错之海岸线上商业利益之便；像俄国、中国、巴西等国家，过去受到广袤内陆的阻隔远超过其海岸线的便利，也将因采取空运而消除了往日的部分不利。今后濒临海岸的城市，势将因由海陆联运货物交易减少而无复往日之富。当运输与战争上的海权最后由空权取代时，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一次根本上的革命。

地理的影响，历史因素，因技术的成长而消失。地形的特性与外貌，虽可以为农业、矿业与商业提供机会，但是只有在领导者具有想象力与创始力，以及继承人的辛苦经营下，才有可能变为事实，而且唯有大家同心协力（像今天以色列）才能使一种文化超越无数的天然阻碍。是人类在创造文明，不是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