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种族与历史
在这地球上，约有20亿有色人及约9亿白人。但是，在1853年到1855年间，当戈比诺（Comte Joseph-Arthus de Gobineau，1816—1882）的《人种不平等论》（Essai Sur I.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一书出版时，很多白人非常得意，因为他在该书中宣称：各种族人在生理结构上、心智能力上与性格品质上，各承袭了不同种族的禀赋（像个人一样），并且其中有种族名叫“雅利安”（Aryan）者，乃天生比其他所有各族都优越。他说：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所完成的每一件伟大、高贵而辉煌有益的事，都是同出一源，在科学、艺术以及文明方面，都是由一个胚种发展而成的……这粒种子只属一个家族所有，其不同的分支统治了宇宙间所有的文明国家……历史显示：一切文明皆起源于白种人，无白人之助，无一人能生存，而且只有一个伟大而辉煌的社会，才能保持创造此文明的种族之高贵血统。
有利的环境（戈比诺所辩称的）不能解释文明的兴起，因为相同的环境（例如土壤肥沃的河川），灌溉出埃及与远东的文明，但却并未产生北美印第安人的文明，虽然他们也是居于沿各重要河水的土壤肥沃地区。文明也不是由制度产生，因为在各种不同的制度下，都曾兴起文明，甚至在极端相反的制度下，如在埃及的专制制度下与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下。文明的兴起、成功、倾颓、衰亡全赖种族承袭的禀赋。文明的退化，这句话本身就是说远离了原来的宗氏、家系、种族。“只有在血统经过各种混杂之后，民族才退化。”这种情形，通常是因与征服的蛮族通婚的结果。因此，美国与加拿大白人（他们未和印第安人通婚）比拉丁美洲白人优越（他们与印第安人通婚）。只有那些因自身血统弄乱而羸弱的人们，才标榜种族平等，或者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凡具坚强禀赋而矫健的民族，都有种族意识，他们都本能地不愿与外族人通婚。
1899年，英国人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却把德国视为其故乡，发表了《19世纪的基础》一文，该文把始创的民族由雅利安人缩小为条顿人。他说：“真正的历史是从日耳曼人用铁腕强攫古代的传统之时开始。”假如但丁在世，他要痛斥张伯伦像地道的德国人。他会感觉，他像毫无错误地听到圣保罗（约死于67年）在致加拉西亚（Galatians）人书信中的德国语调，并且他虽然不能十分确定耶稣是德国人，但他相信，“谁坚持耶稣是犹太人，此人不是无知，就是不诚实。”德国的作家们礼貌周到，不会反驳他们的客人：像特赖奇克（Treitschke，1834—1896）与贝恩哈迪（Bern-hardi，1849—1930）也认为德国人是现代各民族之最伟大的民族；瓦格纳（Wa-gner，1813—1883）又将此理论运用于音乐上；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1893—1946）使德国人与土地都奋激起的“20世纪之神话”；而希特勒（Hitler，1889—1945）基于此偏见，更鼓动德国人去屠杀一个民族，并且去从事征服欧洲的工作。
美国人格兰特（Madison Grant，1865—1937）于1916年在《伟大民族的逝去》一文中，他把雅利安族的文明成就，局限于其族之一支而称之为“北欧人”（Nordics）——包括斯堪的那维亚人、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Scythians）、波罗的海沿岸的日耳曼人、英吉利人和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这些金发、碧眼的“漂亮动物”（Bland beasts）中的某一支部落，由于北方冬天的严寒困苦，经横扫俄罗斯、巴尔干而进入南方昏昏欲睡的懒散民族之居地，在一连串的征服过程中，揭开有文字记录之历史的序幕。照格兰特说法，“萨卡人”（Sacae）（或即西徐亚人？）入侵印度开发了梵语（Sanskrit）成为“印欧人”的语言，而且建立起阶级制度，以防止他们与本土落后民族通婚而致退化。切梅里亚人（Cimmevians）则经高加索而涌入波斯，佛里几亚人（Phrygians）则进入小亚细亚，阿肯人（Achaeans）与多里安（Dorians）则进入希腊与克里特（Crete），翁布利亚人（Umbrians）与奥斯坎人（Oscans）则进入意大利。每个地方的北欧人都是冒险者、勇敢的战士和严守纪律的人，他们臣服了或者说奴役了苟且、不安又懒散的南方地中海沿岸民族，而且他们与温和安静而又沉默的阿尔卑斯族人（Alpine）通婚，乃产生了雅典人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与罗马之共和。少数通婚的多里安又变成斯巴达人，也就是这个尚武好战的北欧阶级统治地中海沿岸的农奴。在阿提卡的北欧后裔，却因通婚而羸弱了，导致在伯罗奔尼撒（Pelopennesian）战争中，雅典人被斯巴达人所败，希腊也被马其顿人和共和时代的罗马之较为纯种的北欧人所臣服。
北欧人另外的扩张——从斯堪的那维亚及北日耳曼起——由哥特人与汪达尔人征服了罗马帝国；盎格鲁人（Angles）与撒克逊人征服英格兰，并为其起一新名（英吉利）；法兰克人（Franks）征服了高卢并为其命以己名（法兰西）。其后，仍是由北欧的诺曼人（Normans）征服了法兰西、英格兰与西西里。北欧的伦巴底人追随他们长髯祖先之后进入意大利，经过通婚，又激起米兰与佛罗伦萨以生气，而引起文艺复兴。北欧的瓦朗吉亚人（Varangaians）征服了俄罗斯，并且一直统治其地到1917年。北欧的英吉利人则殖民美洲与澳洲，并征服了印度，且在亚洲每个重要港口建立起他们的前哨站。
在我们这个时代（格兰特悲叹着），北欧种族却日渐萎弃他们的雄长地位。1789年在法兰西失足，诚如卡米耶·德穆兰对他的咖啡屋听众所说的，法国大革命乃是本地高卢人反抗条顿族的法兰克人之叛乱，因后者在克洛维（Clo-vis，法兰克王，481—511年在位）和查理曼（Chavlemagne，亦法兰克之王，766—841年在位）的领导下征服了他们。十字军战役、三十年战争、拿破仑诸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拖垮了北欧后裔，使其子孙太瘦弱而没有欧、美、阿尔卑斯人与地中海民族的较高生殖率。据格兰特预测，到2000年左右，北欧人的统治权即将完全倾覆，而且由他们的倾覆，西方文明也将因新野蛮民族从海内外各地全面崛起而消失。格兰特聪明地承认：地中海沿岸的“种族”虽然在体力上比起北欧人与阿尔卑斯都较差，但在智慧与艺术的成就上却已证明是优越的，该族一定也会有希腊与罗马的古典繁荣之光荣。不过，这可能仍应归功于杂婚太多而具有北欧人血液的关系。
在人种理论上，有些弱点是很明显的。中国学者会提醒我们：他的祖先在历史上创造了最久远的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直到现代，他们出现了无数的政治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圣贤。墨西哥的学者可能指向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玛雅（Mayan）、阿兹特克（Aztec）与印加（Incan）文化之堂皇建造物。印度学者虽然知道在耶稣前的1 600年间有雅利安人渗透到印北地区，但他能想起的可能仍是印南的黑达罗毗荼（Dravidic）民族曾产生了他们自己的伟大建筑家与诗人。马德拉斯（Madras）、马都拉（Madura）与特里奇诺波利（Trichinopoly）等地庙宇乃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构造，还有吴哥窟（Angk-ov Wat）高棉人（Khmers）神塔，更是惊人。历史是色盲的，任何肤色都可以发展成一种文明（在任何有利的环境里）。
即使把人种理论局限于白人，仍有很多困难。闪族人会想起巴比伦、亚述、叙利亚、巴勒斯坦、腓尼基、迦太基与伊斯兰的文明。犹太族人会想起把《圣经》与基督教传到欧洲，而且把大卷《古兰经》送给穆罕默德。回族人可能列出一张统治者、艺术家、诗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名单，这些人当西欧摸索于黑暗时代（约565—1095）中时，他们曾征服并且治理从巴格达到科尔多瓦（Cordo-va）白人世界中的主要地区。
埃及、希腊与罗马之古代文化，明显地都是由地理上的机会与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由种族上的结构，而且他们文明中的绝大部分具有东方源流。希腊从小亚细亚、克里特、腓尼基与埃及取来艺术与文字。在公元前第二个1000年里（公元前20世纪到前10世纪），希腊文化是迈锡尼人（Mycenacan）的文化，其中除部分源于克里特外，可能是由小亚细亚学习而来。当“北欧”的多里安经由巴尔干到来时，到公元前1100年，他们摧毁了这个原始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其后数世纪间，只有在吕库古斯（Lycurgus）的斯巴达人，在塔勒斯（Thales）的米利都人（Miletus），在赫拉克略（Heracleitus）的以弗所人，在萨波（Sappho）的莱斯波斯人（Lesbos），在梭伦（Solon）的雅典人曾使历史上著名的希腊文明偶一重现。从公元前第6世纪向前推，希腊人沿地中海两岸的都拉佐（Durazzo）、塔兰托（Taranto）、克罗托纳（Crotona）、雷焦（Reggio）、卡拉布里亚、锡拉库萨（Syracuse）、那不勒斯、尼斯、摩纳哥、马赛、马拉加等地散布其文化。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城市以及可能由伊特鲁里亚（Etruria）的亚洲文化带来罗马文明，从罗马又带来西欧文明，从西欧又带来南北美洲的文明。在第3世纪及其后几世纪中，各种不同的凯尔特族、条顿族或亚洲各族都曾蹂躏意大利而摧毁了古典的文化。南方人创造文明，北方人予以征服、毁灭，然后又借过来推广出去：这就是历史的概要。
有人想借测量各人种脑力与面孔或与重量关系，企图把文明与种族拉上关联，对这种问题未曾露出一线曙光。假如非洲黑人未产生伟大的文明，可能是由于气候与地理上的条件阻碍了他们，难道任何白种民族在那种环境中定能表现较佳吗？多少美国黑人，虽然遭到无数的社会压抑，而在最近100年中，在各专门职业、艺术、文学等方面，仍有很高的地位，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历史上，种族的任务，与其说是创造的角色，不如说是准备的角色。各种各样的民族，在不同的时间由四面八方来到某一地区，他们彼此之间，或与本地居民血统、传统与生活方面互相混合，就像两个不同源的水塘一样，互相婚配融合。如此人种上的混合，经几世纪以后，就可能产生新的类型，甚至新的民族。像英吉利人，就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人、撒克逊人、朱特人（Jutes）、丹麦人与诺曼人混合而来的。当新的人种形成其自己的独特文化表现时，也就构成新的文明——包括新的生理、新的性格、新的语言、新的文学、新的宗教、新的伦理与新的艺术。所以说，不是种族创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人种：即由地理、经济及政治的环境创造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人的类型。与其说是英吉利人创造了英吉利文明，不如说是英吉利文明塑造了英吉利人。假如一个英国人不论到何处，都带着英国文明，即使在廷巴克图（Timbuktu）[1]也穿戴整齐赴宴，并不是他在该地从事新文明的创造工作，而是他觉得，即使在该地，英国的文明也主宰着他的心灵。传统与类型如此的不同，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北方民族在热带地方居住几世纪之后，便养成了南方民族的性格，而由慵懒悠闲的南方北上的人民子孙，他们也会发现，渐渐变成北方人心直口快的性格。
准此而论，美国文明仍在种族混合的阶段。在公元1700年与1848年之间，佛罗里达北部的白种美国人，主要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他们的文学却是古老英格兰的精华。1848年，美国门户敞开以后，欢迎所有白人。一个新人种的混合于焉开始，这新人种自然不是几个世纪就可以完成的。当混合停止时，一种新人种的形型即成形，其时，美国可能会有自己的语言（与英文不同，就像西班牙文由意大利文变来一样），自己本土的文学，自我特征的艺术。这种种变化已经是隐然可见，或者说是嘎嘎有声的进行中。
“种族的”不相容，在人种的起源上有某些根本因素，但这些因素也可以说是因固有的文化不同而产生的，或者说是优越感——像语言、衣着、习惯、道德与宗教。这种极不相容的情形，除了推广教育外，无他法可治。历史的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乃合作的产物，几乎每个人对它都作有贡献，文明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具有开化心灵的人们，对待每一男女，即使是下层的，也会把他看成是创造及献力此文明团体中的一分子。
[1]西非洲蛮荒未开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