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经济与历史
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乃是动态经济学——即个人、团体、阶级与国家间为食物、燃料、物资与经济力量的竞争。政治的体制、宗教的制度、文化的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的实体之中。因此，产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生育控制、社会主义、宗教的衰颓、道德的松弛、文学从依赖贵族政治之保护而解放，小说也以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以及经济史观。在这些运动之中，杰出的人物，乃是果，而不是因。阿伽门农、阿喀琉斯以及赫克托耳[1]，若不是希腊人寻求达达尼尔海峡的商业上控制权，可能至今未闻其为何许人也。是经济的野心引来上千艨艟，齐集伊利昂（Ilium）[2]，不是海伦的面孔“比星光璨灼晚空更漂亮”引来的，那些敏感心细的希腊人知道如何用一片无花果树叶来遮掩赤裸的经济真实之情况。
毫无问题，经济的解释说明更多的历史现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金钱建成了希腊的帕特农万神殿[3]。克娄巴特拉女王统治下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与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像罗马与波斯之战一样，是西方企图获得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美洲的发现乃是十字军东征失败的结果。美第奇家族的钱庄支付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能是纽伦堡的贸易与商业培养出丢勒（Dürer，1471—1528年，德国画家）。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漂亮的散文诗与卢梭激情的罗曼史，而是因为中产阶级上升而居于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需要立法的自由，以及急切希望社会的承认与政治的权力。
马克思虽然并未说，个人行为永远为经济利益所驱使，他也并未臆测说，物质的欲望导致阿伯拉尔（Abelard，1079—1141）的爱情故事、释迦牟尼的佛经或是济慈的诗文，但是可能他低估了非经济诱因在群众行为中所充当的角色，如：由于宗教的狂热，像伊斯兰教徒或西班牙士兵；由于民族的情绪，像希特勒的部队或日本的神风驾驶员；由暴民的自取灭亡，像1780年6月2日到8日发生在伦敦的高登（Gordon）暴动，或是像1792年9月2日到7日，发生在巴黎的大屠杀。这些事件，领导者的动机（常是隐而不显）可能是经济的，但是其结局大半决定于群众的情绪。有很多实例，军事的或政治的权力是明显的原因，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像1917年布尔什维克攫得俄国政权，或者在南美历史中不断的军事政变皆是。谁能说，摩尔人之征服西班牙、蒙古人之征服西亚、蒙兀儿王朝之征服印度是经济力量的产品呢？在这些事件中，证明穷人比富人为强。军事的胜利换来政治的优势，由政治优势带来经济的控制。将领们也可以写成历史的军事解释——军事史观。
依照上述之说法，我们可以由过去经济上的分析而推演出无穷尽的教训。我们看到：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弱，是因为从前辛辛苦苦为罗马军阀提供军需给养的农人以及为祖国领土而奋战的爱国勇士，都变成由少数人所有的大农庄里无精打采的劳奴所取代之故。今天，小的农场无力有效地使用最好的机器来耕作，又迫使农业再度成为由资本家所占有下的大规模生产制度。从前有人说过：“文明是产生在人与锄头之上。”但是人与锄头今天都不再存在了，今天是寄生在播种机或是收割机的方向盘上的一只“手”中。今天农业变成了工业，不久，农民便必须在充当资本家的一个佣工，还是充当政府的一个佣工之间作一选择。
在有等级的历史另一端，又说明：“能够治人的人管理着只能治事的人，而能管钱的人管理一切。”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与贸易的趋势，他们诱导资金的流通，他们使我们的金钱呈2倍3倍的增加，他们控制贷借、利润与风险，他们从事最大的冒险而得到最大的利益。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和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Fuggers），到巴黎与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childs）和纽约的摩根家族（Morgans），[4]银行家均稳坐在政府议会的宝座上，他们以财力支持战争和言行可信的政治人物，偶尔他们还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他们研究过物价波动，知道历史就是通货膨胀，而金钱乃是聪明人不得已才去窖藏的事情。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说明：每一种经济制度，迟早都必须依赖于某种有利动机的形成，去刺激个人或团体从事生产。像用奴隶制度、警察监督或意识形态上的热情来代替有利动机，证明是太不合生产原理的，太不经济的或太属短暂性的。正常而一般性地说，人可由他们的生产能力来评断——除了战时是例外，在战时，他们的地位依照他们的破坏能力而定。
因为人与人的实际生产能力互不相同，几乎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一样，有此实际生产能力的多数是集聚在少数人的手下。财富的集中是这种生产能力集中的自然结果，而且在历史上是有规则地重复出现的。集中的速率视道德与法律允许经济自由（其他因素均是相等的）的程度而不同。专制政体有时暂可延后集中，民主政体，因准许最大的自由，会加速集中。美国人在1776年以前相当的平等，现已被成千上万种生理的、心智的与经济差异上的形式所推翻了，以致目前最富有者与最贫穷者之间的差距，是比自富庶的罗马帝国以来任何时期为大。在进步的社会，集中可能已达顶峰，即由大多数贫穷者人数上的强势对抗少数富有者能力上的强势，然后由此不稳定的平衡产生一种危险的情况。这种情况，历史应付的方式不同，或由和平立法重新分配财富，或由革命手段配给贫穷。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依照普卢塔克的说法，“贫富之间命运之悬殊，已达到最高点，城市似乎处在一种危险的情况，而且要免去这动乱情况，似乎除了用专制的权力或有可能外，已无其他方法可循”。穷人，发觉他们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坏而开始酝酿暴动——因政府掌握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而且贪赃枉法的法院所裁判的每一个案件都对他们不利。而富人呢，对向他们的财产挑战而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自卫。美德风行，温和分子乃选出具有贵族血统的商人梭罗为最高执政官。他贬值通货，借以减轻一切债务人的负担（虽然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低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债而下狱的刑期；他取消赋税与抵押利息的余欠；他建立起一种累进所得税制，使富人所付的比例较穷人高达12倍；他在更受欢迎的基础上改组法院，以及安置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子女，教养费用悉由政府负担。富人抗议他的措施，指为非法没收；过激派又抱怨他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改革免去了雅典的一次暴力革命。
罗马元老院的智慧是著名的，但当意大利财富的集中达到一个爆炸点时，它却通过了一项毫不妥协的步骤，结果，带来了100年的阶级内战。大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公元前162？—前133，罗马共和时期的执政官）本是一个贵族，却被选为人民的保民官（译按：即代表平民的执政官），他乃提案重新分配土地，每一个人所有的土地面积限在333公亩以下，剩下的土地，则分配给首都倔强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此为罗马的特殊阶级，与我们一般所说的平民或庶民均不同）。元老院反对他的提案，指为公然没收。他直接诉之于人民，对他们说：“你们拼死拼活工作是给别人增加财富与奢华，你们被称之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你们没有立锥之地可称之为自己所有。”他还违反了罗马法律，竞选连任保民官，在选举日的暴动中，他却被杀了（公元前133年）。他的弟弟小格拉古（Caius Gracchus，公元前153—前121），继他而起，并继其遗志，然因未能防止一次新的暴动，乃命他的仆人杀死他。仆人遵从他的命令，然后也自戕而死（公元前121年）。[5]小格拉古的扈从3 000人全被元老院宣判处死。马略变成平民的领导人，但当此运动濒临革命边缘时，他却撤退了。喀提林（Catiline，公元前108—前62）组成一支“悲惨贫民”之革命军，提议取消一切债务，但却被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愤激的辩才所掩盖，而死于反政府的战役中（公元前62年）。恺撒希望和解，但是在5年的内战之后，也被贵族所剪除。安东尼把他对恺撒政策的支持与个人的野心和爱情纠缠在一起，屋大维（奥古斯都）在亚克兴海角（Actium，在希腊半岛之西岸）将之击败，并建立起“元首政治”（Principate）制度，使罗马帝国领域内国与国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维持了210年的和平（公元前30年到180年）。
在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经数百年的贫困，慢慢又重新走上财富集中之途，罗马天主教教廷的特权制度也是集中的部分原因。就某一方面而言，宗教改革，即是借减少德英两国对罗马教廷的支付，以及经由俗世强占基督教教会的财产与岁入，而作一次财富的重新分配。法国大革命本欲在乡间借农民暴动，在城市中借大屠杀的激烈手段，达到财富的重新分配，但是结局为财产与特权由贵族阶级转移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于1933年到1952年，又于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罗的和平方法而完成一种温和平妥的重分配工作，可能有人曾研究过历史的缘故。美国的上层阶级曾诅咒过财富集中，也同意过财产集中，且恢复过财富的集中制。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而又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周期性地借由暴力的或和平的部分重分配而趋缓和。就此而论，一切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的心脏之缓慢跳动，财富集中是心脏巨大幅度的收缩作用，强制的再分配是心脏大幅度的扩张作用。
[1]阿伽门农、阿喀琉斯、赫克托耳以及下句中的海伦（Helen），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伽门农传说是特洛伊战役中希腊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阿喀琉斯是荷马《伊利亚特》诗史中的勇士，据说全身除脚踵外，可以刀枪不入；赫克托耳也是荷马前著中的勇士，海伦是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之妃，就是因她貌美无双，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夺去才引起特洛伊之战的。特洛伊之战即《木马屠城记》故事。
[2]Ilium，即特洛伊的拉丁名。
[3]祭祀掌管智慧、技术、学问及战争的女神雅典娜。
[4]上述四姓都用复数，表示为家族，而不是个人，这四大家族中有钱有势的银行家不止一人，故称家族。
[5]两位都是土地改革者，并称为格拉古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