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的开始

只部分达到理性自由的人，在大地上除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漫游者之外，不会有别的感觉——但并非是一个走向最终目标的旅行者，因为不存在最终目标。

——弗里德里希·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

我经常告诉学生说，是哲学救了我的命。这是真的。但在初访锡尔斯—马利亚的时候（我是在前往科尔瓦奇峰的路上经过那里的），哲学却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是1999年，我正在写一篇研究论文，探讨尼采与和他同时代的美国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著作中讲述的天才、精神失常以及审美经验。将满20岁的我，之前一直在家乡过着被呵护备至的生活，几乎从未踏出过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无形围墙，于是我的指导老师就特意做了一些行政上的安排，设法让我逃离温馨的枷锁。在我大三学年结束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空白信封，里面装着一张3000美元的支票。“你应该去巴塞尔。”他建议道，心里很可能清楚我不会在那里久居。

巴塞尔是尼采生命中的转折点——之前他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者，过着与其他学者没什么两样的惯常生活，但在去了巴塞尔之后，他就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成了欧洲独一无二的哲学家式的诗人。他于1869年作为巴塞尔大学最年轻的终身教员来到这个城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写出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并在其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悲剧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可以调和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两种矛盾冲动：一是对秩序的欲求，二是古怪却又不容否认的对混乱的渴望。未满20岁的我刚来到巴塞尔时，不由自主地认为，是前一种冲动——尼采称之为“阿波罗式”的，对稳定和理性的狂热追求——在现代社会占了上风。

巴塞尔的火车站堪称“瑞士精确性”的典范。仪容美丽、精心打扮的人们，轻盈地穿过车站壮观的中庭，登上永远不会误点的列车。街道对面矗立着一座巨大的圆柱形摩天大楼，那是全世界最具权力的金融组织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所在地。我走出车站，在银行外边吃早餐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大群西装革履的“阿波罗”拥进银行大门，准备开始工作。“受教育阶层，”尼采解释道，“正在被一个分外可鄙的金钱经济裹挟着往前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虽然承诺丰厚的物质回报，但前景却惨淡荒凉：“世界从未像今天一样世俗过，世界上的爱与善也从未如此缺乏过。”

根据尼采的观点，爱与善并不会在规行矩步的严密秩序中实现，而是要到它的反面——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中去寻求。他在巴塞尔本应过着快乐而井井有条的生活，从事智力活动，并且在高雅阶层的圈子里交游。但甫一到达这个城市，他便迅速与浪漫主义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交上了朋友，于是那种正常生活就走到了尽头。他在巴塞尔大学教授的是古典语言学，研究语言和词语的原初含义，一种看上去完全无害的学问。但是与他更为保守的同僚不同，尼采深知在这类理论上的考古挖掘，可能蕴含着多么激进的颠覆性力量。在《悲剧的诞生》中，他宣称西方文化尽管堂皇而精美，却是构筑在很久以前由狄奥尼索斯亲手规划的地基之上的。在尼采和瓦格纳友谊的早期阶段，他们共同致力于挖掘这个地基，使其重见光明。

狄奥尼索斯似乎不住在巴塞尔。荷马称他出生在远离西方文明世界的地方——“靠近埃及的河流”。他是希腊诸神中无法无天的野孩子，阿波罗试图约束他的努力均告失败。他还有一个别名“解除束缚者”（Eleutherios），这位粗野不羁的美酒与寻欢作乐之神经常被刻画为漫游在山丘之间，与他的养父、整日醉醺醺的贤哲萨梯西勒努斯为伴。用“漫游”这个词形容他的行径还严肃了点，一个更准确的表述可能是“到处浪”——在城市边界之外的树林里一路走，一路狂舞滥交。

瓦格纳年长尼采30岁，与尼采的父亲同年。尼采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在尼采5岁时死于“大脑软化症”（a softening of the brain）。不过瓦格纳身上可没有一点“软化”或死亡的影子。瓦格纳的中期作品是“狂飙突进”的代表，而这令尼采倾倒。瓦格纳和尼采都深深鄙夷小资产阶级市民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认为，最好的生活是一种轻松、平淡、准时、循规蹈矩且不越雷池一步的生活。在巴塞尔，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谋生”都是件简单的事情：一个人上学，工作，挣些钱，买些东西，去度假，结婚，生小孩，然后死掉。尼采和瓦格纳都知道，这种生活有其无意义的一面。

在《悲剧的诞生》开头，尼采讲了一个弥达斯王和西勒努斯的故事。弥达斯就是那个著名的“点金手”国王，他向狄奥尼索斯的同伴西勒努斯求教人生的意义。西勒努斯看了国王一眼，毫不客气地直接对他说道：“哦，悲惨短命的族类啊……为什么要逼迫我说出那些你们不便知晓的事情呢？最好的命运，你们完全无法拥有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要存在，不成为任何东西。但还有次好的命运，对你们来说，就是速死。”坐在国际清算银行的台阶上，看着那些行色匆匆赶着去上班的男女时，我感到西勒努斯可能是对的：有些生命，的确是越短越好。不过，尼采和瓦格纳都相信，人应该充分享受其生命，得到最完满极致的体验。

“只有将其视作一种美学体验，”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坚称，“存在与世界才能获得正当性。”这就是尼采对西勒努斯之箴言的回应，也是唯一一种可以战胜现代虚无主义的方式。美学（aesthetic）一词来自古希腊语“aisthanesthai”，意思是“知觉、感知、感受”。只有通过以另一种方式知觉世界，并深刻地感受它，西勒努斯才能满足。如果痛苦和死亡不可避免，我们或许也可以转而拥抱它们，甚至于欢欣鼓舞。尼采认为悲剧中自有裨益：它向我们证明了苦难不仅仅是折磨；苦涩粗粝的疼痛仍然可以被引导，被纳入整齐的秩序，甚至可以变成美而崇高的东西。通过拥抱而非逃避悲剧，古希腊人找到了一条克服悲观主义的道路，而悲观主义正是当下迅速占领着现代社会的东西。

我本应在巴塞尔停留几个星期，并在图书馆里度过大部分时间，但在这个城市的街头漫步时，我意识到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巴塞尔的街道实在太直、太安静、太庸常了。我需要去感受些什么，以打破这种麻木的状态，向自己证明我还神志清明。可能还是人生中头一遭，我有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而非别人觉得我该去做的事情。刚一到达尼采曾经执教过的大学，我就知道自己要尽快离开这里。

到了1878年，《悲剧的诞生》中洋溢着的那种希望感开始消退了。尼采的健康状况渐渐恶化，同时显示出精神不稳定的最初征兆。他的应对办法是“隐居山林”（literally headed for the hills）——在之后的十年里，他一直在阿尔卑斯山脉区域四处旅居，进行哲学思考：先是住在施普吕根，再到艾格峰山脚下的格林德瓦、圣贝纳迪诺山口、锡尔斯—马利亚，最终到达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镇。沿着这条路线重走一遍，就是在重温尼采在他的最高产时期的经历——在这十年里，他如痴如狂地写作，创作了一系列对现代存在主义、伦理学和后现代主义都影响深远的开创性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敌基督者》以及《瞧，这个人》。在巴塞尔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晚上，我决定重走尼采当年走过的道路——许多学者认为，这条路线勾勒出了他作为天才的跃升路径，也见证了他坠入疯狂的过程。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先出门跑了一大圈，以确证自己前一天所怀疑的事情——巴塞尔的确全无灵魂，我的确来错了地方。接下来的第一站是位于阿尔卑斯山脉高处的施普吕根。我起初以为这次旅程的终点将会是都灵——尼采1888年在那里写出了《敌基督者》，随后不久就精神失常了。在都灵，他发现了那种接近疯狂边缘的哲学，其目的不在于教导我们，而是要让我们感到恐惧。尼采规劝我们，想要阅读《敌基督者》，就必须培养出“一种从力量中生出的、去探求无人知晓其答案的问题，勇于叩问禁忌之倾向”。恐惧自有它的用途。那些最让我们惧怕的问题，正是最值得我们立即投入全部注意力去思考的问题。我尽了最大努力去思索接纳这个想法。火车终于开动了，它慢慢地，把山谷和我对禁忌之物的恐惧一起抛在了身后。

和尼采的状况相类似，我的父亲在我4岁那年也患上了精神失常。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死了，而我的父亲则离家出走了。他与我同名，也叫约翰，在20世纪80年代曾从事国际银行业，专精三角套汇业务。这是一种利用美元、日元和英镑三者在外汇市场上汇率调节的低效之处谋利的交易形式。今天，这项工作已经交由计算机来完成，但在外汇套利活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在操作的。我儿时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关于我的外祖父试图解释他的女婿是干什么的。他拿出一盒玻璃弹球，里面有蓝色、绿色和紫色的。想象一下，他说：“你可以用10个蓝色的弹球跟我换7个绿色的。然后你又找到另一个人，他愿意用12个紫色的换你那7个绿色的。现在你再拿这12个紫色的来换11个蓝色的。”于是他把最开始那10个蓝色弹球递回到我手上，又从盒子里另拿了一个扔给我：“懂了吧。”这就是套汇——无中生有的美事，好得有些不真实。

“曾经是为了‘爱上帝’而做的那些事，”尼采说道，“现在人们都是为了爱金钱而做了。”我父亲做这份工作，既是因为爱金钱，也是因为爱体验。他是个热衷于获得各种新鲜经验的人：飞行、航海、驾驶、骑马、滑雪、派对、远足——任何一种可能会让人心潮澎湃的活动，他都做过。在外人眼里，他是个相貌英俊的男人，富有到了可耻的程度，还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光彩照人的儿子。但外表常常具有欺骗性。就像尼采在他的巴塞尔生活接近尾声时所坦承过的那样：“我意识到，在我愉快的表象之下……有着深深的忧郁。”我的父亲也怀有与之相似的隐秘意识，他试图以光鲜的假象将其掩饰起来——但最终还是被驱赶进了抑郁、酗酒的深渊，并失踪了。空手套利的确是个好到不真实的行当。

小时候，我只是隐约察觉到一点父亲的异常表现，但到了19岁那年我才开始如切身体验般清晰地理解了那种感受。他感觉到的，是尼采称之为“伟大和不可能之物”的吸引力，感到自己爱过某种无与伦比的东西之后又失去了它，并因此渴望得到补偿。他自己大部分人生里同样缺席的父亲，将生命全部消耗在了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城外的一个纺织工厂里，为了供养妻子。他的妻子喜欢钱，却为自己有一个必须辛苦劳作才能赚到钱的蓝领丈夫感到羞耻。我的祖父会在晚上偷偷溜回家，吃晚饭，然后坐在客厅角落里的一把扶手椅上，自己一杯又一杯地喝下那种能让一切没入黑暗的烈酒。爱永远是有条件的，必须努力去赢得，而且永远不够多。这种被剥夺感并非来源于贫穷，而是来源于一种并不专属于我们家的、关于爱和情感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爱是一种交易。当然，人们能从买卖感情中获得的满足感，与他们能从买卖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是一样多的——都是一点都没有，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坚持尝试着去做这笔交易。爱之条件的彻底破产，让一切都陷入疯狂的盲动。

祖父死于肝硬化之后，我父亲也发现了祖父曾经喝过的那种烈酒，他还买了一张红色的皮质双人座椅放在客厅一角。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频繁地旅行，总是出门在外，总是在寻找下一桩交易。某次离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他先是去了费城，又去了纽约。在某个时刻，他失去了踪迹。

列车穿过了位于列支敦士登边境的皮措尔山脚下的小镇拉格斯。我打量着拉格斯之上的几座小山，山腰上有羊群在懒洋洋地吃草。塔米纳溪谷就位于山岩中的某处，这是一条狭窄的岩穴，富有治疗功效的Pfäfars矿泉就从这条石穴中流过。700年来，朝圣者们纷纷涌入山间，想用这里的泉水恢复元气，濯洗掉日常活动的污秽。19世纪40年代时，人们开始铺设管道把泉水引下山，供拉格斯现已闻名遐迩的浴场使用。39岁时，被巴塞尔的生活消磨得筋疲力尽的尼采来到这个温泉浴场疗养，希望可以摆脱从少年时代就一直折磨着他的偏头痛。正是在这里，他萌生了放弃履行教授职责的念头。“你能猜得到，”他这样写道，“我内心深处是多么的忧伤和痛苦……我所要的仅仅是自由……我为这困住我的数不胜数的不自由而感到狂怒。”他要离开巴塞尔，去更高的地方居住。随着拉格斯渐渐淡出我的视野，我可以体会到这样一个疗养地的吸引力，但也能感觉到那些让逃离变得如此令人苦恼的重重力量。

尼采的牧师父亲死去后，这个在童年时被称作“弗里茨”的男孩，做了大多数虔诚的路德宗信徒会做的事情：他变得更加虔诚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就试图从事神职活动，被同学起了个“小牧师”的外号——这可不是什么友善的称呼。尼采太过聪颖和擅长自省了，这使他与同龄人格格不入，遭到了班上同学残酷的嘲弄。当他不能得到同辈的认可时，弗里茨就转而向上帝寻求肯定：“神给予的一切，我都会满怀欢乐地接受：无论幸福还是痛苦，贫穷还是富有。而且我会直面一切，甚至是死亡。因为终有一天，死亡会让我们所有人再次在永恒的欢乐和至福中团聚。”这种满怀欢乐拥抱对立两极的愿景——即使是最强烈的生死对立，尼采终其一生都没有抛弃，也没有完全实现它。

这个年轻人难以获得同伴，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举止粗鲁或是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年轻的弗里茨羞涩、礼貌、恭敬到了过分的程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籍都是他最好的朋友。15岁时——正是其他年轻人初尝叛逆滋味，开始胡闹的时候——尼采建立了一个有排他性质的读书会“日耳曼尼亚”。读书会只由很少的成员组成：尼采本人，和另几个被他认为足够喜爱读书的男孩。读书会首次集会时，他们带了一瓶廉价的红酒，徒步进入普夫达学校之外的美丽堡（Schönburg）遗址，在那里宣誓效忠文学和艺术，并将酒瓶砸碎在城堡的雉堞上以铭记这一盟约。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日耳曼尼亚”的成员们定期聚会，分享诗歌、散文和论文（正是在某次集会上，年轻的尼采朗读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命运与历史》），并表演了瓦格纳的最新剧目，其中包括《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这就是尼采心目中的人生快事。

火车带着我向高处行进时，我开始想到这种童年的荒谬之处——它可能只比那种会花9个星期去早已死去的哲学家住过的地方朝圣，荒谬那么一丁点儿——想到对他来说，融入集体是多么困难。

弗里茨试着做一个正常人，但事情并不顺利。事关日常生活的时候，他有时会做得过火，更多的时候他会对庸常感到厌倦。离开普夫达这所全德意志数一数二的寄宿学校后，他进入了波恩大学，并在那里成功地伪装出了一副与常人无异的表象——聚众饮酒，假期旅行，还谈了次短暂的恋爱。他试着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喝酒，然而有那么一晚他彻底放开了猛喝，却因为烂醉如泥而差点被学校开除。在家信里，他向母亲描述了这件不幸的事，并抱怨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酒量”。到了加入“Burschenschaft Frankonia”（相当于美国的大学兄弟会）时，他在“融入集体”方面的意愿和努力也达到了极限。其实他并不喜欢啤酒，他喜欢酥皮点心，而且他非常非常喜欢读书研究。仅仅十个月之后，他离开波恩去了莱比锡，此时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做个正常人”纯属浪费时间。

15岁到20岁之间，弗里茨的生活中有两个人能给予他安慰：他的母亲弗朗西斯卡和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他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从普夫达毕业的时候开始阅读爱默生作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位美国超验主义者很快就成了“一位好友，即使是在黑暗时刻，他也能激起我的兴致。他拥有那么多的怀疑精神（skepsis），那么多的‘可能性’，以至于在他眼中，就连美德也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最理想的状况中，哲学应该是不经思考而自动习得的——不是机械地死记硬背，而是用心领会，并在现实中践行。这是知识中最个人化的一种，旨在赋予个体在没有老师或牧师指引的情况下，独自为自己的生活做决定的勇气。爱默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怀疑精神”，正是这种批判性的怀疑，使得尼采没能像之前设想的那样成为牧师。“世界上存在一条唯一的，除了你没有其他人能踏上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哪里？不要问这个问题，”尼采教导我们，“沿着它走下去就行了。”这条依靠自我（self-reliance）的道路，最终将他引向了阿尔卑斯山脉的大道。

吸引尼采的，是爱默生普罗米修斯式的个人主义，还有他关于孤独的观念。爱默生认为孤独并不是某种需要不惜一切去弥补和修正的事物，而是一个需要被推敲（contemplate），甚至被享受的独立时刻。事实上，在其允许一个人不受社会条条框框束缚的层面上，孤独是最适合哲学家的一种状态。这种浪漫主义冲动深植于这两位思想家的内心之中，审美体验是肯定生命（life-affirming）的，不只是在抽象理念上如此，而是融会在个体的情感和心智趋向之中。22岁时，在一封写给友人卡尔·冯·格斯多夫的信中，尼采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那位美国哲人的仰慕：“一个人有时会片刻陷入安静的沉思，审视自己的生命，带着欢乐与悲伤交织的心情……爱默生如此恰切地描述了这样的时刻。”成年之后，尼采开始将某些类型的经验——包括这些“陷入安静沉思”的时刻——视为逃离生活之苦痛的方式，并开始被这位在19世纪40年代开启哲学经验转向的哲学家所吸引。

认为人可以通过将自身沉浸于现世的生命体验中以获得超越性，认为超越性不位于外界的某处，而只在于对生命做更深入的探索，诚然是个奇怪的想法。但正是这个想法点燃了年轻的尼采对爱默生的热情。传统的宗教救赎之路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已被斩断：德国的“高等批评”，即一种将福音书作为历史文献而非圣言来解读的圣经学，颠覆了教会在精神上和存在上的权威；同时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让十字架在全能的美元符号面前黯然失色；现代科学——以达尔文于19世纪中叶做出的发现为代表，也只是进一步地侵蚀了宗教信仰。一个人可以有信仰，并且在某些时刻深刻体验到近乎神圣的意义感，但他只能在切实、可观察的存在之流里这样做了。

爱默生在发表于1844年——尼采出生那年——的论文《论经验》中写道：“除非一个人获得的好经验预示着下一个更好的经验，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十分满意的经验。向前，再向前！在自由的时刻，我们知道生活的一幅新图景……已经成为可能。”这是爱默生笔下最洋溢着希望的调子，但尼采清楚，爱默生式的昂扬同时也需要人们学习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承受经验。对于爱默生来说，自我超越发生在欢乐与悲伤交集的夏日时刻，在艳阳高照的正午，人们意识到一天的时光已然过半，白昼行将没入黑暗。这个年近四十、第一任妻子死于肺结核的美国人对个人生活中的悲剧绝不陌生，他也帮助了弗里茨克服并忍受自己的个人悲剧。在发表于1841年的名篇《自助》的姐妹篇《补偿》中，爱默生承诺说：“每一样灾害，只要我们没有屈服于它，最后它都会成为恩人。”尼采花了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去努力内化这条信息，反复地表达类似的意思，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见于《偶像的黄昏》：“那些没有打倒我的，”他这样声言，“让我变得更强大。”

我知道这句话，以及《偶像的黄昏》整本书，都是他在锡尔斯—马利亚停留期间，狂热地工作一星期写成的。在探索了施普吕根后，我的下一站就是那里。或许我可以徒步过去，我身上带了运动鞋和人字凉拖，路程不会超过25英里的。

道路和铁路本应将两地沿着可能的最短距离连接起来，但在山区，道路绕着山脚和悬崖蜿蜒展开——唯一平直的公路就是隧道，它们从山峦中间横穿而过。我透过火车的车窗往下看。火车正在向施普吕根行驶，路上在当地的首府，一个名叫库尔的城镇停留了一会儿。我想象面前就是尼采曾经徒步过的路，一条窄窄的、从花岗岩中凿出的石子小路，消失在前面的山峰之中。它很美，但同时也很凶险。小路有几英尺高的路肩和一条护栏，然后又陡然直降了看上去有一千英尺。护栏是最近才装上去的。当尼采来到山间的时候，他是踏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

列车进入了一个陡峭的山谷，两边的山比新英格兰的任何一座山都要高。我有生第一次欣赏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雄伟气派。如果有什么地理景观可以被称为尼采式悲剧美感之缩影的话，那么就是这里了：古雅、整齐的瑞士小村庄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宽广的山谷草地上，而谷地先是平缓地展开，而后突然让位于由岩石和冰组成的、直入云霄的山崖。极端，在这里构成了完美的和谐。

“我很轻松地沿着山路向上，”尼采在库尔短暂停留的期间报告说，“一片宁谧的图景出现在我的面前……绝美的风景在我的身旁不断变化，渐次展开。”登上去施普吕根的列车之前我向四周看了看，觉得进山的路程不可能像他说的那么惬意。这样的长程徒步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对于致力于找到更轻松省力地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的办法，并以此为荣的文化来说。尼采称这样的文化为“颓废的”（decadent）。这个词源于拉丁语中的“脱离、掉落”——就像列车脱离了轨道。

根据尼采和爱默生的看法，现代性已经脱离了生命的轨道。它背离了那些曾赋予人类以活力的基本冲动。动物天然热爱玩耍、竞赛和攀爬——去消耗能量，并从力量感中得到愉悦。然而，我们这些追求文明和虔诚的现代人，在这一过程中杀死或囚禁了自己内心的动物性。在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助力下，人类这种生物被允许变得柔弱。当一个人“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少是为了行使自由意志的欢乐而这样做的，而是为了在未来拿到薪水。人们不再充满激情地生活了，他们只是将生活一再拖延下去。

导致尼采逃入山中的原因有很多。他生病了——眩晕、头痛和眼疾一直缠绕着他的后半生——他也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写作。他在寻求更深刻、更高的新体验。而且他在巴塞尔也遭受了一些冷落。出版于1872年的《悲剧的诞生》在语言学界引发了一场“字义主义者”（literalists）和“存在主义者”的分裂。字义主义者认为，研习语言的原始含义是为了“得到正确答案”——通过严格还原并掌握古人在其生活的时代对词语的理解，来突破我们阐释古代文献时的局限。尼采和一小部分存在主义语言学家则认为，这种学术上的时间旅行既不合时宜，也不可行——“语言学者的任务，是借助古典世界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时代。”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它可以丰富我们对现时的体验。这个论点，是尼采在一篇题为《我们语言学者》的未完成论文中提出的，直至今日这篇文章也没有被正式发表，至少部分是因为《悲剧的诞生》已经引发了太多的争议。该书一出版，尼采多年的导师、字义主义阵营的领袖弗里德里希·立敕尔就宣布与他最有前途的学生断绝关系。

立敕尔认为尼采身上有两面性：他有时是个聪颖而严肃的学者，能够弄清楚古希腊文中最晦涩而令人迷惑的段落；同时他又是个“耽于幻想、聪明得过了头”的疯子，“挺进了不可理解的领域”。尼采信奉的狄奥尼索斯精神让他在巴塞尔的知识分子圈子中不受欢迎。《悲剧的诞生》招致了猛烈的抨击，其中一篇差评还出自他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笔下。这名曾被他的某位著名导师评价为“无论他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前途光明的年轻学者，一夜间成了学术界的弃儿。于是他在1872年出发前往施普吕根，开始了一次山居生活试验。仅仅几年后，他就认真地在山中安家了。“随着我们渐渐接近施普吕根，”尼采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心中涌起了强烈的、想要留在此地的欲望……这处幽深的阿尔卑斯山谷……正是我所需要的。这里有纯净而强劲的空气，形态千变万化的山丘和岩石，而这一切的外围还环绕着巨大的、终年积雪的山峰。不过，最让我感到愉悦的是那些美妙绝伦的山路，我可以在上面一连走上几个小时。”当尼采来到施普吕根之后，他住进了城郊的一家小旅舍。在巴塞尔，他既受万众瞩目，又被人群唾弃，而在这里他只是个陌生的客人，村民们也都只把他当作陌生人对待。尼采在信里告诉母亲，他很享受这种匿名赋予的自由。“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角落，”他写道，“可以让我获得力量，带着新鲜的活力去工作，不被任何人打搅地生活。在这个地方，人类似乎变得像幽灵一般。”

结束了5个小时的车程后，我不得不承认，在如此坚固恒常的自然景观面前，人类的存在着实堪称转瞬即逝。人们从火车中鱼贯而出，各自向他们位于山间的小屋走去，车站里只剩我独自一人大口呼吸着稀薄的空气，我还不知道晚上要去哪里过夜。不过这时才刚刚下午三点，群山在召唤着我。我穿着人字拖鞋，背着30磅的行李，开始了我的第一次阿尔卑斯山徒步之旅。

我沿着一条古老的、从施普吕根市中心通向山中的骡马道前进。一个小而不起眼的路标指出通向伊索拉的路，那是一个位于30英里外的意大利边境上的村庄。我本来只想做一次短程徒步，在天黑之前就转身回城的。步行是最能“肯定生命”的人类活动之一，是我们组织空间，在这个广阔世界里为自己找到方向的途径。它鲜活地证明了，重复活动——不断将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实际上可以让人做出有意义的进步。无怪乎为人父母者会庆贺自己的孩子迈出第一步——步行是一个人最初而且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独立标志。

这条小路相对平缓，某些地方还铺了鹅卵石，于是我很快就走出了很远。步行对身体有着切实的好处，但对于艺术家和尼采这样的思想家来说，它同时也与创造和哲思密切相关。“让思绪四处漫游”“步履不停地思考”“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表达方式绝不仅仅是些简单的修辞而已，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真理：某种思想的开放性只见于移动的状态之中。用18世纪哲学家卢梭的话说：“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散步时完成的，乡间就是我的书房。”哲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在行走中思考的历史。当然，许多哲学家会为了写作停下脚步，但这最多是一种暂时的栖息、短暂的驻足，为了稍稍回顾自己走过了多少路。佛陀、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耶稣、康德、卢梭、梭罗——这些思想家都从来不会静止太久。其中有些着实狂热的步行者还意识到，漫游最终会将你引向其他事物，引向真正的远足。这就是尼采在阿尔卑斯山脉中所发现的。

当时他30岁，身体还足够强壮到可以梦想登上山顶。“攀登到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没有达到的高度，进入阿尔卑斯山纯净而冰冷的寒风之中，那里没有迷雾遮蔽双眼，所有事物的一般结构都以简洁、原始而优雅的方式显现出来，无比清晰，一目了然！”与绝大多数职业活动不同，远足可以让人在这项活动中得到即时的回报，并且它那些最艰苦的方面，往往也最有裨益。你的四头肌和小腿肚里因乳酸渐渐堆积而产生的钝痛提醒着你，你的肉体是真真切切地活着。将疼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一种怪异的意义上颇具肯定性：你能坚持到下一道山坡，或是下一簇巨石旁吗？生命经常是痛苦或令人烦恼的，然而远足者至少可以决定他或她自己受苦的方式。

朝伊索拉的方向走了4英里后，我被汗水浸湿的人字拖鞋滑掉了，脚后跟几乎磨掉了一层皮，只能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一瘸一拐地回到施普吕根之后，我钻进城郊的一座谷仓，摊开睡袋在这里过了一夜。我必须第二天重整旗鼓，继续寻访“敌基督者”的旅程。我是这样安抚自己的：对尼采来说，重点不是避免苦难，甚至也不是征服苦难；和之前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他认识到受苦是人类境况中不可避免的基础事实。但以禁欲式的态度回应受苦，就是将其理解成对生命的一种不满。我所面临的，由尼采提出的挑战，是去全身心地拥抱生命，包括其中的一切苦难。当他在其写作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写下“人们理解我了吗？——狄奥尼索斯反对被钉十字架者”这样的话时，他意图展示受苦并不是对我们生命体验的反驳，我们必须去欢迎和拥抱苦难，一如欢迎和拥抱幸福。实际上，尼采经常暗示的一点就是：幸福至多不过是个次要的目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创造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在山间度过了一生后总结道：“幸福？我到底是在追求幸福吗？我是在追求我的事业！”

我在施普吕根周围的山间度过了两个星期，让自己熟悉行走的快乐，感受站在原地不动是多么令人不适。白天的光景极为明媚愉悦，流逝得飞快；而黑夜则长得令人难以忍受。厌倦、酸痛、晒伤——只要一停下脚步，一切不快就降临到我身上。我心心念念地盼着太阳升起，好让我再次出发。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这样告诉他的读者：“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步行中成形的。”而年轻的哲学学生自然会做出这样简单的推论：行走得越多越好。阿尔卑斯山间大多数难走的小路实际上根本不是路，只是由地上的沟痕和石块的位置画出来的一些似有还无的痕迹。在这里，一个人可以意识到步行活动的隐藏本质——往哪里走、怎么走，都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每个走在自己路上的灵魂都步伐坚定，”爱默生在他的演讲稿《智性的自然史》中这样写道，“而其他那些看不清自己道路的灵魂都对这一点感到震惊。”这其中有种可怕的自由，而站稳自己的脚跟是很困难的，我渐渐发现了这一点。不过一旦你开始了徒步旅行，彻底停下来就变得极为困难。

事后想来，我知道自己本该更惧怕那些山的。然而当时我只是在施普吕根周围徒步了数日之后，就试图去征服它们了。如果一只乌鸦从施普吕根沿直线飞向尼采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居住的小村庄锡尔斯—马利亚的话，它只需飞行31英里就可以到达了。然而没有乌鸦会从这条路线上飞过。它们会绕过上哈尔布施泰因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普拉塔峰。这座山高11129英尺，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坐在飞行在它上方200英里高处的飞机上可以看见它。但当你进入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丘陵地带时，那些真正庞大无匹的山峰却会被那些仅仅是高峻的山峰抢走风头。我事先购置了一件轻便大衣、一个头灯和一根登山杖，觉得靠着这些装备到达那里是绰绰有余了。为了保险，我买了指南针和地图来确保自己不会走错方向——我计划抄近路从山间径直穿过去，我还带上了睡袋以防夜间降温。接下来我就朝着普拉塔峰的方向一连行走和攀爬了15个小时，直奔黑暗之中。

我之前从没在这种荒僻的地方露营过。太阳落到了西边的山峰背后，气温也陡然降了下来。这时我已经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夜晚将不是一般的寒冷。我为什么不乖乖走那条该死的骡马路？我加快了脚步，试图寻找一个可以提供些许遮蔽的地方，但无奈在林木线[1]以上的高山区域，这样的庇护所少得可怜。最后，我找到了一处花岗岩壁上的凹陷——它太浅了，实在称不上一个“岩洞”——便决定在这里过夜。黑暗已然降临。我身上带了火柴，但之前忘记沿路捡拾用来烧火的木头了。

放宽心，这里没什么好怕的。自从早上离开人们习惯走的骡马路起，直到这时，我一个人都没遇见。这意味着如果我死了，尸体不会被人发现；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会有人会在夜里来杀我。瑞士人并没有谋杀别人的爱好。没什么好怕的。四周唯一的生命迹象来自偶尔露头的土拨鼠，和山下传来的遥远而断续的牛铃声。整个阿尔卑斯山脉可能有一百只猞猁，但山谷里的羊足够它们吃的。我想狼和熊早在几十年前就销声匿迹了。没什么好怕的。几颗星星出现了一会儿，顷刻间又消失在笼罩着群山的云层之后。我终于彻彻底底地孤身一人了，就像我常会怀疑的那样。

完全、彻底的黑暗——让我恐惧的，恰恰就是这空无一物。据尼采说，起初，“人类周围撕开了一道阴森叵测的裂缝——他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何解释，如何肯定自己，他罹受着他的意义问题”。我把头灯的亮度开到最大，试图让它照进面前的黑暗。然而，放射出去的灯光在不远处就渐渐消散无踪了。在《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中，尼采曾这样写道：“曾经有过一个星球，它上面的聪明的动物发明了认识。这是‘世界历史’的最为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的一刻，但也仅仅是一刻而已。在自然做了几次呼吸之后，星球开始冷却冻结，聪明的动物只好死掉。”曾经如此用力、如此灿烂地燃烧过，继而却毫无预兆和解释就湮灭无迹——当尼采向阿尔卑斯山脉进发时，萦绕在他心中的就是这样的念头。

我缩进睡袋里躺下，但渐转猛烈的山风还是将耳朵和面孔刮得生疼，直到天亮都未能入眠。我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挣扎着回到施普吕根的了，只知道这段路程花了整整两天。不知是寒冷还是狂风在我的耳垂上留下了一道伤疤——直到最近，这都是这场疯狂的旅程给我留下的唯一标志。

那一夜之后，就没有什么能够惊吓到我了，我渴望更深和更高的体验。一个星期后我徒步并搭便车，沿着较为平坦畅通的道路走了50英里，从施普吕根到达锡尔斯—马利亚，住进了那里的“尼采之家”，尼采本人19世纪80年代一直在这里度夏。“尼采之家”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古老的枞树林深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关于一个在山中居住的人的故事。“查拉图斯特拉30岁时，”叙述者这样说道，“离开他的家乡和他家乡的湖，到山里去。”而在尼采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他正被与世隔绝的生活所吸引，并且差一点就陷入这种全然孤立的境地。查拉图斯特拉是个隐士，但他同时也在暗地里渴望有人陪伴。在之后章节的叙事中，他在高山岩洞的荒凉孤独与山下城镇中有秩序的生活之间来回穿梭。隐居的目的不是永久逃离，而是去山顶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好让自己得以继续在谷底城市里，在他的同伴中间活下去。这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在人群中保持自己的个性，在集体中与他人互动而不被集体吞噬。

当然，19岁的我全然不知该如何做到这一点，而是选择了孤独和虚无。

今天，“尼采之家”的一楼成了一间博物馆，展品由现代艺术和关于尼采的物件构成：他的死亡面具、照片和在此居留期间的信。博物馆的楼上是三间卧室，供那些来到锡尔斯—马利亚寻找启迪的学者和艺术家们租住。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关于尼采和葛哈·李希特画作的学术研讨会，与会人员离开后所有的房间都空了出来，于是我得以随意选择房间入住。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挑了最接近尼采当年住过的那间屋子——它的墙板是未经打磨抛光的原木，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和一盏孤零零的台灯。太阳西沉的时候，整座房子都渐渐沉入黑暗，只有这盏台灯还倔强地发着光。我每个傍晚都流连在“尼采之家”的厅堂里，细细注视研讨会留在墙上没有摘下来的李希特的作品，许多闪着幽光的头骨照片上泼洒着油彩。“在对伟大和不可能之物的追求中死去”——萦绕在这些画作间的，是这样一句话。画家跟随着尼采的脚步，离开家来到锡尔斯—马利亚，而这就是他所找到的。

31天逐个膨胀开来又被压扁下去，悄悄溜走了。我渐渐停止了进食和睡觉。我的头发变得长而蓬乱，裤子也日益松垮。这段时间里我给母亲打过一次电话，她称电话里的我“有点心不在焉的”——这话从一个加尔文教徒口中说出来，就意味着她认为你彻底精神失常了。她的评价不无道理。与尼采为邻，是会有这样的效果。如果一个人让身体长时间饥饿或超负荷工作，那么他最终会死掉，但在此之前，竭力求生的欲望会让肾上腺素最后一次爆发，使身体释放出超人的能量。住在锡尔斯—马利亚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我前所未有地切身体会到了尼采所宣称的：“我不是人，我是炸药！”每个夜晚我都毫无睡意，甚至感觉不到饥饿。我不停地回到书桌旁，回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中去。在早上第一缕阳光刚刚露头时，我就出发去房后尼采常去的山路上来回行走，试图尽可能地进入他的世界，成为他。

在这首哲学长诗的某一点上，查拉图斯特拉向生命质问道：“我是猎人，而你会做我的猎犬，还是猎物？”这是一个我永远不能回答的问题。句中Gemse这个词通常被理解成“猎物”，但它的字面意思其实是“岩羚羊”，一种奇异而难以捉摸的动物，我想直到今天，它们还在比锡尔斯—马利亚海拔更高的区域活动着，靠吃林木线上方仅有的那么一点植被为生。它们强壮、孤独、步履稳健。在尼采1888年秋天最后一次拜访锡尔斯—马利亚时，天还没亮，他就被房东出发狩猎岩羚羊时发出的声音吵醒了。当时他正在思索《偶像的黄昏》，即他最为黑暗和晦涩难解的作品之一，于是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谁知道呢！或许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是在狩猎岩羚羊吧。”

我尽最大努力继续尼采未完成的狩猎，徒然地寻找这些如潘神（Pan）般的生灵：整夜阅读，白天则出门向悬崖峭壁进发。我内心的一部分被远处光辉灿烂的山峰，被四周环绕的湖泊反光照亮的小山所吸引，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心中也日益涌起一种对深谷的痴迷，越来越向往那种只有置身于群山之中才能窥见的深度。我得知，某些最险峻的山峰最适于观赏生命中的深谷和罅隙。探究尼采活跃而高产的一生，也意味着必须直面他心中不断涌起的逃离生命的冲动。死亡的诱惑与他如影随形。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写道：“我们不能亲手阻止出生，但我们可以弥补这个过错……当一个人舍弃自己的时候，他就做出了世上最值得尊敬的事情。”舍弃自己，将时间的幻灭和易逝掌控在手中，确有其可敬佩之处。我所恐惧的是无声无息地无意识地消亡。

禁食就是对生命的管制，将生命牢牢牵在自己身边，有计划地、精确而缓慢地将自己解决掉。这是一场长时程的自杀。在八月末的某天，我判定自己的禁食进程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时距我的2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在尼采度夏的房屋后，我制订了计划。我可以更极端地减少食量，但那样会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我会先饿到晕倒，然后被某个路过的好心人送进医院，在那里更多的好心人会往我的身体里打各种各样的注射液，送我出院的时候还不忘体贴地加上一句，“放轻松点，没什么大不了的”。服毒会容易得多，但我搞不到毒药。在瑞士，一个美国年轻人也买不到枪。割腕显得太自我沉溺、太浮夸了，像是真正不懂事的青少年做的事情。房子一楼的储物间里有条尼龙绳。或者用汽油和火柴？所有这些方法看上去都无比老套，但同时在现实中都不无可行性。

对为数众多——多到让你吃惊——的人来说，自杀最令他们恐惧的一点是，它可能会失败。死掉比活着好，但杀死自己这个行为本身困难而风险重重。登上科尔瓦奇峰顶后我看到一个裂谷，从那里跳下去很可能就此一了百了，然而我仍然担心这只是“很可能”而已。尼采在阿尔卑斯山居留期间，也思考过这种虚无感。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用是否愿意直面这些被视作禁忌的可能性，作为衡量一个人力量的标准：“看到深渊，却以鹰眼看它，以鹰爪抓住它的人，这种人才有勇气。”说出这些满溢着希望和力量的话语的，是查拉图斯特拉，而非尼采本人。在危险边缘，尼采会同样坚定，但他同时也更脆弱，更多地是一个人。在《新约》中，深渊[2]被描写为怪物和恶魔所在之处，到了13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则开始想象深渊里藏着的其实是至高神的奥义。无论是恶魔还是上帝，深渊都在那里等待着你。尼采坚持说：“如果你长久地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回以凝视。”

科尔瓦奇峰上的那条裂谷很窄，仅6英尺宽，却可能有250英尺深。我在那里的最后几天一直在菲克斯山谷间冰川平原的一块巨石旁过夜。我常常去我的深渊旁，往下面扔石头以探测它的深度，试图计算石头砸到谷底的岩石上用了多长时间。100英尺？200英尺？我算不明白。如果我头朝下坠落的话，有可能会摔死，但也有可能摔断脊柱，终生瘫痪。最大的可能性是，我最终还是会死掉，但不是像计划中的那样瞬间殒命，而是躺在谷底缓慢地失血而亡。刻意让自己疼痛是一回事，而因为搞砸了计划而死状悲惨，似乎背离了自杀的本意。于是我继续等待，但每次醒来，那个念头都挥之不去。

很明显，或许也很幸运的是，我最终还是胆怯退缩了。在计划中于锡尔斯—马利亚停留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的意志崩溃了，重新开始进食。我爬上“尼采之家”后面的小山坡，看到一座庞大的酒店，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是我进入过的最宏伟壮观的建筑。这时我身上还剩下一大笔钱——600美元，这都要归功于之前极度简朴的生活方式。我在晚餐上花掉了其中一大半。晚餐有六道菜，每一份分量都很小，然而加在一起就不少了。葡萄酒也是这样，每杯看上去都不多，但杯子走马灯一样不停出现又消失，我也不停地把它们喝下去，借以缓解自己的罪恶感和尴尬。这顿饭吃了整整3个小时。而且最后我竟然顺利地走出了酒店富丽堂皇的门厅，没有摔倒也没有呕吐。回到“尼采之家”，我突然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小房间无比温暖和舒适，于是终于在很多天里第一次陷入了沉睡。我睡了很久很久，醒来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我错过了去都灵的火车，但在某个层面上，我感到很轻松。查拉图斯特拉承认道：“我需要伙伴，而且是活的——不是我随心所欲带往我要去的地方的死的伙伴和尸体。我需要的是跟随我的活着的伙伴，他们因为希望跟随自己而随我而来，我们一起去往我想去的地方。”或许都灵可以下次再去。而下一次，我不会再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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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reeline，指山上树木生长的最上限。——译者注

[2]abyss，思高本《默示录》译为“深渊”，和合本《启示录》译为“无底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