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等人

确实，人是一条不洁的河。要能容纳不洁的河流而不致污浊，人必须是大海。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年

我们决定全家一起追随尼采进山，然而在此之前，我们需要首先面对机场和一场跨大西洋飞行的考验。而据我所知，这是整个旅行中最乏味的一部分。尼采以其关于高山的哲学而闻名，然而他哲学生涯的开端却是在远离群山之处，始于批判现代文明对生命力量的压制和削减。他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解释说，妨碍人们成为“超人”的最大阻力，就是他称之为“末等人”（the Last Man）的角色，“末等人”代表了现代世界所特有的、死气沉沉的高效。“超人”是人类的未来理想，是我们可以追求并最终达到的目标。然而“末等人”却使得这条探索之路困难重重。在那个雾气朦胧的8月傍晚，我几乎能肯定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就是由“末等人”建造的，而且他现在仍然阴魂不散地盘桓在那里。

今天，从洛根机场的跑道上亮起的灯光完全遮蔽了星空，飞机的轰鸣也让人无法集中精神思考任何事情。机场建成于20世纪上半叶，为了修建它，本来隔在波士顿与大西洋之间的整整2384英亩土地被铲起铺平。当时有几位生活在海滨平原上的、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横躺在运走沙子的卡车前以示抗议，不过这几位勇士随即就被警察塞进车带走了。秩序得到了恢复。海滩消失了，在原处建起了6条跑道，每年运送的旅客达3000万人之多。我们到达机场的时候，简直要以为那3000万人此刻全都在机场里呢。

跨大西洋旅行刚刚兴起的时候，世界还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那些敢于冒险踏上这一旅程的人，有相当大一部分会染上致命的疾病死在路上，可能只有一半的人最终能够到达目的地。然而今天，“大地变小了，”尼采写道，“使一切变小的末等人在上面跳着。”根据查拉图斯特拉的观点，末等人视安全和舒适为一切幸福的根源。人生就像乘坐红眼航班一样，应该尽可能轻松平顺地度过。“‘我们发明了欢乐！’末等人欢呼。然后他眨了眨眼睛。”尼采在巴塞尔的经历让他知道，这种心满意足自有其麻木和虚假。当我环视洛根机场时，注意到在尼采逃入锡尔斯—马利亚的150年后，这一点仍然没怎么变。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尼采当年曾经对这个国家寄予厚望：美利坚合众国是希望之地，他认为，在那里个人主义和自由或许会真正生根发芽。在这件事上，他可能犯了个错误。

我们踏上机场航站楼的自动人行通道，经过一大排似乎没有尽头的零食摊，来到了一座大型商场的门前，旅客可以在这里购置旅行必需品：充气颈枕、电热毯、手机充电器等。然而尼采的作品却无迹可寻。

显然，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美国也跟随欧洲的脚步，开始追求舒适便利，弃绝美感和风险。而尼采认为，对维持健康表象的痴迷远远算不上真正的健康。在这一点上他与古罗马历史学家、哲学家塔西佗所见略同。尼采这样写道：“在讨论人身体的健康时，医生们不会赞赏那些要靠终日忧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才保持健康的人。仅仅不生病算不得什么……如果身体没出毛病就是他最大的成就，那么他实际上与残疾并无两样。”根据尼采的看法，“健康”分为两种：一种是空洞无意义的，仅仅是在试图尽可能拖延死亡的时间；而另一种则是肯定性的，它完全地拥抱生命，包括其中所有的缺陷和过度。

30岁时，尼采已然开始被一系列病痛侵袭。他在普法战争中作为医护人员服役时感染了白喉与痢疾，还有我们今天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毛病。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试图治好这些病，却未能如愿。不过，当他在巴塞尔的教授生涯结束时，尼采开始重新构想“健康”的意义。他再次回到古希腊汲取思想资源，称希腊人那令人赞叹的力量是“agon”的产物——这个希腊词语的意思大致是“摩擦”或“较量”，而较量绝不会令人舒适。病痛可以让人最终屈服于它的淫威，但也可以成为一种供人英勇抵抗的试炼。尼采称，希腊人从不否认人类的痛苦和局限性，而是力求将其通过艺术转化成更好的东西。希腊悲剧中的人物会把握并接纳受苦为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主动领受苦难，因而失败和限制就变得富有意义，甚至变得光荣。人类的存在是残酷、艰辛的，而且短暂得令人心碎，然而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们找到了一种让生命的戛然而止也充满美感或者说美学意义的方式。当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声称“存在只有作为一种美学体验才能被证明”的时候，他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美学体验——对优美或崇高之物的经验，经常被认为不应属于现代哲学家的研究范围。随着科学革命的进程加快，人类进入了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开始将理性和道德的理想看得高于其他一切。人的决策和行动应该受实践智慧、逻辑和理性等普世原则而非某种模糊的、对美感生命的追求引导。与之相反的是，尼采相信追求审美体验是我们用以对抗存在的恐怖的唯一出路。古希腊人是在一种最强健的意义上理解美的——他们认为，美就是将苦痛和折磨升华成某种富有创造力的、令人心驰神往的东西。对希腊人来说，“为艺术而艺术”是无法理解的，艺术的目的在于让人们学会像欣赏一件艺术品那样看待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甚至是丑恶与卑鄙。

我的目光越过航站楼，投向一间运动主题的酒吧墙上闪烁的电视屏幕。环法自行车赛进行得如火如荼，靠两条腿驱动向前的骑手们正在阿尔卑斯山间行进。在山中，可能发生撞车、脱水、肌腱拉伤、骨折……他们可以说是在自杀。但这同时也是一项很美的活动。洛根机场里一群喝着啤酒的美国人聚集到酒吧桌旁，开始一边吃汉堡一边看比赛。我们的文化中仍然残存着与那些悲剧斗争相关的痕迹，但已经微弱到几乎不可见。高风险的激烈赛事被仅仅视作奇观，而非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们艰难地挤进餐馆，给贝卡点了个套餐，自己喝了些东西，观赏着墙上骑手们翻山越岭的二维图像，尽可能愉悦地打发掉起飞前的这段时光。

在之后一个小时里的某个时刻，我发现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见了。我在酒吧、洗手间和其他店铺里到处寻找，却一无所获。他不在了，我多年的伴侣，在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伴我身旁的久经风霜的良友，最后还是抛弃了我。卡罗尔安慰我说，到达目的地后总可以买一本新的。航班开始登机了，于是我们跟在其他乘客身后排成一条直线走向闸门，出示登机牌，走过舷梯和过道，找到各自被分配的座位坐下。贝卡溜到了我们两个中间，我们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漫长飞行了。一个体型庞大的人将身体塞进了附近的一排座位，并开始把自己安排得舒舒服服——枕头、毯子、羊毛袜子、隔音耳机、安眠药片。“末等人”眨了两下眼睛，露出睡意蒙眬的空洞微笑，飞机还没起飞就睡得不省人事了。我也向后躺在了椅背上，把贝卡拉到膝头，尽可能放松下来。然而我始终无法摆脱那种被尼采称作“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的东西——不恰当的念头、不合时宜的思绪。

Unzeitgemässe Betrachtungen这部文集，通常被翻译成《不合时宜的考察》（Untimely Meditations），收录了尼采30岁到40岁之间写作的文章。后来他称这些文章“为我深藏于内心的所有消极和反叛提供了发泄的出口”。一个一体两面的主题贯穿《考察》一书始终：激烈拒斥西欧的整个智识、政治和文化建制，同时许诺捍卫一幅替代性的“生命图景”。在绘制这幅图景时，他将借助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用尼采的话说，这种悲观主义“背后自有一种理想，一种强力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严肃性，对浅薄和无实质之物的厌恶与对健康和简朴的热爱”。悲观主义让他摆脱了“认为日常生活有意义”这个错误想法，进而得以准备好追寻更高的目标——至少暂时地去拥抱超越性的可能。尼采曾一度相信这种超越性蕴含于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中。

尼采是在他在巴塞尔即将开始担任巴塞尔大学教授时遇到瓦格纳的。他当时正在寻找一位导师和一条逃离学院思维方式条条框框的道路；而瓦格纳也在寻找一个能够发表文章捍卫自己音乐的门徒。他们第一次见面，就在热烈深入的哲学讨论中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瓦格纳邀请这个年轻人去拜访他位于特里布申、卢塞恩湖畔的夏季寓所，尼采接受了邀请，由此开启了一系列类似性质的短途旅行，在1869年后总共有20次之多。这些旅行为他早年的浪漫主义信念奠定了基础。大体上说，浪漫主义者相信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融入自然，被宇宙精神所启发，面对自然的无限去探索最深邃的主观情感体验——无论是美学的、道德的还是精神的。瓦格纳的特里布申寓所的布置，也旨在推动这种形式的自我发现。作曲家在那里为他前程似锦的门徒特别保留了一间客房。在提及他同瓦格纳度过的最初一段日子时，尼采这样写道：“我只能说，似乎我们头顶上永远是晴空万里，见不到一片投下阴影的云朵。”

巴塞尔学术界的气氛狭隘而偏向科学主义，充斥着乏味的等级制和对高级文化的附庸风雅。尼采称其为一个索求并奖赏从众和卑躬屈膝行为的“犬舍”。瓦格纳和他的伴侣在卢塞恩创造出的那个世界则全然不同，它超凡脱俗、富有神话色彩和奇思妙想，到处都是缪斯和天使。瓦格纳建立的国度是刻意反现代的，其背后的指导原则是只有通过崇拜来自遥远过去的美，才能拯救丑陋的当下世界。这一想法与尼采作为语言学家的直觉很合拍，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成了瓦格纳最热切的拥护者。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提道：“如果你没有个好父亲，就应该去为自己找一个。”他试图让瓦格纳充当这个“好父亲”的形象，但这个愿望最终落空了。

然而，在卢塞恩找到一个位置并非易事。尼采说到底仍然是个保守派母亲教养出来的儿子，这让他始终难以彻底认同作曲家的生活方式。瓦格纳此时刚刚与柯西玛·冯·布罗（李斯特之女）生下他的第三个私生子，这种伤风败俗的行径让年轻的教授颇为不适。这对夫妇最终正式结婚时，尼采可能是最为之高兴的人了，之前两人非法同居期间他每次见到他们在一起，都会变得尴尬而沉默寡言。因此，瓦格纳与柯西玛在1870年夏天的婚姻，标志着尼采对他们艺术构想的投入进一步加深了。与其他许多建立在仰慕崇拜之上的关系一样，尼采与作曲家间的情感关系也是极为不平衡、不正常的。瓦格纳将攻击他音乐的敌人列了一个“死亡名单”，然后将在学术观念上“刺杀”他们的任务分配给了尼采，后者在他们友谊的最初几年，心甘情愿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成了“拜罗伊特运动”在哲学上的代言人，这是一个详尽的计划，旨在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巴伐利亚小城脱胎换骨，变成浪漫主义者的朝圣之地。拜罗伊特大歌剧院于1872年奠基时，尼采也在现场，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位“瓦格纳哲学家”。《悲剧的诞生》于同年出版，并在巴塞尔的传统语文学界得到了一片恶评，但瓦格纳的拥趸却热情地拥抱这部作品，把它当成一部复兴欧洲文化的操作指南。柯西玛祝贺了尼采这部作品的成功，将其评价为“获取瓦格纳知识的最佳来源”。她这一双面性的措辞颇有讲究，既是称赞也是贬低。儿子须小心从事，不得僭越其父的地位。

在柯西玛的心目中，尼采之所以受欢迎，全赖他扮演着她丈夫天才思想的传声筒角色。尼采的名声附丽于他的从属地位。到他完成《不合时宜的考察》中的第四篇文章《瓦格纳在拜罗伊特》时，这位年轻的教授已经开始理解自己的处境，而他对瓦格纳的看法也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坦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位父亲是一个“奇怪的谜团”，但尽管如此，他仍然像一个鬼魂或一个神那样，要求被敬拜。然而尼采的爱却鲜少得到回应，即使在有回应的时候，瓦格纳的垂青也从来不是免费的。

瓦格纳在某个格外温柔多情的时刻在给尼采的信中写道，“你是生命带给我的唯一奖赏”。然而这一次，或者说每一次都是如此，这位年长者的赞扬要求得到回报。他想让哲学家做他们夫妇第三个孩子齐格弗里德的指导教师。“他需要你，”瓦格纳写道，“这个男孩非常需要你。”在许多方面，尼采都是真正“需要”他人的那个，而他的“父亲”深知这一点。《悲剧的诞生》出版后，瓦格纳向他年轻的门徒倾吐心声：“我跟柯西玛说过，你是我心里第二亲近的人，仅次于她。”这可能是真的，但这样的赞扬之外也伴随着辱骂和贬损。随着尼采进入中年，他渐渐在字面意思上成了瓦格纳夫妇的“小跟班”——替他们去巴塞尔的商店里买鱼子酱和杏子果酱，到装订商那里去重新装订瓦格纳的经典作品集，甚至去裁缝店为瓦格纳取过内衣——最后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与瓦格纳一家关系亲密。理论上，尼采和瓦格纳的关系应该被赋能和自由所定义，但实际上它经常体现为一种明显的掌控和压迫。

最终，瓦格纳完全未能缓解年轻的尼采的痛苦，或是他对生活总体上感到的紧张不适，也就毫不令人意外了。生性冷漠而悭吝的作曲家是个很差劲的“代理父亲”，然而还存在另一个表现为哲学问题的难题。尼采坚持认为，只有美学体验才能证明存在是正确的，而人生的价值则体现为对生命乐章中的所有音符都能有所感知，并能相应地与之协调——不只是昂扬的高音，也包括那些最轻柔微弱的音域。在他逃进锡尔斯—马利亚的山中之前，他开始认为瓦格纳缺乏这种敏锐和专注力，认为瓦格纳所谓的艺术实际上并无法在美学上令人愉悦。沉寂，然后一串渐强音，再次沉寂，再一串渐强音——瓦格纳带着他的听众一轮轮地重复这个“绝望—救赎”的情感循环。这套操作初见会让人感到惊艳，但尼采最终得出结论：它几乎毫无实质性内容。这种残暴的宣泄和净化具有其魅力，能让小资产阶级顶礼膜拜，但同一个循环听多了人就会渐渐厌倦。尼采已经厌倦了。在某个瓦格纳对自己的成功还没那么确定的时刻，他曾考虑过如果干脆在自己的歌剧作品中完全放弃音乐的话，是否更能实现他设想中的情感冲击力。在这一点上他可能是对的。配乐在瓦格纳戏剧的宏大制作中只是个附属品，而非其核心的组成部分。当尼采开始反对瓦格纳的时候，他写道：

我先端出下面这个观点：瓦格纳的艺术是病态的。被他带到舞台上的问题——纯属歇斯底里的病人的问题，他那情绪的痉挛，他那过度亢奋的敏感，他那要求越来越强烈的作料的趣味，他那被他装扮成原则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他对被视为生理类型的男女主人公的选择（一个由病人组成的长廊！）——这一切加在一起，表现为一幅无可置疑的病态画面……

对这位哲学家来说，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这些宏大而愚蠢的演出是在索求盲目的狂热。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去看一场瓦格纳的歌剧与参加宗教仪式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别，而这位作曲家对同时扮演大祭司和典礼官简直求之不得。当时德国人在普法战争中刚刚取胜，发起于1876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恰逢其时，作为一种半宗教半政治性质的仪典崇拜而出现，将日耳曼民族主义与某种狂热的新教主义熔于一炉。根据尼采的说法，瓦格纳此时已经成了一个推销员或民族英雄，而不是真正的、忠于生命本身的艺术家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能不全然是瓦格纳的本意，但他和他的新婚妻子都爱上了他们迅速获得的明星身份。许多德国人认为，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是出自上帝的旨意，而瓦格纳的歌剧则被当成了对上帝和国家两者的终极赞颂。

所有这一切都让尼采感到厌恶。他和瓦格纳的关系始于莱比锡的那场关于哲学和拒绝从俗的私人交谈，但十年过后，却变成了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上高歌猛进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这段关系最开始许诺的是自我肯定，如今却沦为在偶像崇拜名义之下的自我克制。起初的创造力和内在表达，成了大众趋之若鹜的商品，同时其价值也变得可疑起来。这对于尼采来说，是对友谊的巨大背叛。回忆往事时，他这样描述拜罗伊特的第一场盛会——“我们又一次地发现瓦格纳将‘日耳曼人的美德’披挂全身”。音乐节的观众——它逐渐聚集起了越来越多的狂热拥趸，让歌剧这种美学表达的至高形式变成了粗俗的国民娱乐。“瓦格纳追随者，”尼采说道，“成了瓦格纳的主人——嚷嚷着‘日耳曼的’艺术、‘日耳曼的’大师、‘日耳曼的’啤酒。”

美学体验能够证明人类存在是正当的，但也同样可以使其变得无意义。艺术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大可以用来分散其受众的注意力，遮蔽其目光，使其盲而不自知。到了1878年，尼采与瓦格纳最终决裂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危险：拜罗伊特的狂热信徒“需要瓦格纳做他们的鸦片，以获得沉醉迷狂的体验，暂时忘掉和摆脱他们自己……”对当时的很多德国人来说，这就是“救赎”的意思：在爱国主义和基督教的奇观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陷入自我遗忘的迷狂。尼采被彻底激怒了，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降，他写下的所有文字都沾染上了这种愤怒。尼采从被瓦格纳吸引到与之决裂的经历，对于他退隐山中的这个选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而算是他伟大远足的背景故事。

透过飞机舷窗的遮光窗帘，能看到阳光正在变亮。我们快到了。熟睡的贝卡在我怀里动了一下。她是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但被抱得太紧了。我松了松手臂，闭上眼睛。

瓦格纳对尼采的吸引是缓慢而几乎难以察觉的。我能理解这一点。在开始痛恨我的父亲之前，我曾经想要成为他：毕竟他的确相貌堂堂、魅力四射，而且令人难以捉摸，因此是一个值得崇拜的对象，特别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在我4岁到10岁之间，父亲偶尔会告诉我，他从没想过要孩子，但在我出生之后，他也并没有像之前所以为的那样把我当成负担。于是我渐渐就会开始回忆，实际上是回味这些奇怪的、摇摆在骄傲和羞愧之间的时刻。

在我们还没断绝父子关系的时候，他有时会在周末突然造访，给我们穿上适于乡村俱乐部场合的服饰，将我们从与母亲的平淡生活中拉出来，带到德文郡马术表演会上看他的女朋友比赛。这被当成一种款待，奖给表现优秀的孩子的例外假期。骑手们操纵着他们驯顺的马儿完成舞步时，我们就安静地坐在一块红色格呢毯子上鼓掌，但也不会拍得太响。即使在当时，我也很同情那些马。我们在这个场合要穿的花呢衣服又紧绷又扎皮肤，但我们每次都乖乖地，甚至是兴高采烈地穿上它们。因为只有非常“幸运”的小孩，才能得到这个让自己不舒服和尴尬的机会。与瓦格纳交游的经历让尼采明白了一个道理，之后尼采又将其传授给了他的读者——我们内心深处对美和对爱意的渴求，其根源经常是匮乏、忧郁和痛苦。

被安全带绑在飞机座位上的我，开始试着放松手臂，打算小睡一会儿，并且除了山什么都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