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查拉图斯特拉

哪个孩子没有哭他的父母的理由呢？

我觉得这个丈夫已经成熟，有资格理解大地的意义：可是当我看到他的妻子时，我觉得，似乎大地变成了一座疯人院……

他像英雄一样出去追求真理，最后却获得一个小小的化装的假象。他称之为他的结婚。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

我在卡罗尔的身边醒来。先是驾车从苏黎世来到这里，然后又照顾贝卡吃饭、给她洗澡，忙完这些之后，我已经没有心思和精力去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了。尼采之家近在咫尺，但当时却显得遥不可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去的——向自己这样许诺过之后，我在卡罗尔身旁蜷起身子，让意识和这一天一起渐渐沉入黑暗。

但此刻我已经完全清醒。现在是凌晨3点16分。小时候，我被母亲称作“夜猫子”，会整夜在家中的厅堂和走廊里四处游荡。她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个尽职尽责的模范家长，会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把她的“夜猫子”哄回床上睡觉。“熊宝宝，你真的应该睡觉了。休息好了明天才有精神。”她会这样说。但总有两个声音搅得我难以入眠，自从4岁左右，父亲离我们而去时起，“我”就在头脑中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人，并且这两个“我”总是在不停交谈。

尼采脑中也有这样两个无休止的声音，因此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我和我总是陷入长谈，”他承认道，“如果身边没有一个朋友，该怎么受得了呢？”尼采告诉他的读者，一个隐士的朋友永远是个“第三人”，其作用是像浮标气球那样拖住隐士的两个自我，以防止他们“沉入深渊”。在很多年的时间里，我母亲扮演了这个朋友的角色，维持着我的正常生活，但随着我接近成年，我的夜游行为变得越来越隐蔽、不易发现了。

尼采说得对，如果你身边没有朋友，就有可能沉入深渊。与你的熟人，甚至与你爱的人在表面上相处是更容易的，这里可以使人轻松呼吸并处理生活中的种种实际事务。但有时人会渴望一些深度。我想起了尼采在到达锡尔斯—马利亚之后，吩咐母亲不要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去了哪里。他不希望被人拜访。据斯特凡·茨威格说，尼采曾经住过的卧室空荡荡的，里面只有一件属于他的物品：“一个笨重丑陋的木箱，里面装着两件衬衫和一身套装。”除此之外，就“只有书和手稿，在一个托盘上放着数不清的瓶瓶罐罐和药剂……其中最主要的，是用来对付失眠的那些可怕的镇静剂，水合氯醛和佛罗那。这一大堆令人生畏的毒剂和药物，就是他在这个奇异而寂静的空房间里唯一的帮手了……”尽管有这么多药物，但尼采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部分期间，还是几乎没有睡过觉。

3点38分。这些年来，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利用，或至少是如何欣赏失眠状态。对于幼童的父母来说，失眠这段时间是他们支离破碎的忙碌生活中难得的片刻清净。事实上，这是我许多天来第一次有机会独处。父亲这个身份，从其定义上就意味着一种“共在”的状态。即使当你从你子女的生活中抽身之后——这一般或是因为筋疲力尽，或是出于明智的判断——他们仍然会一直与你共在。幸好，他们经常显得如此活泼可爱，以至于你会忘记他们劫持或侵吞了你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个人生活这个事实。然而清晨时分，万籁俱寂，这让人几乎可以记起自己为人父母之前所享受过的那种孤独。我掀开自己身上的被子，将它在卡罗尔身边裹好，再从被窝里抽出双腿，小心翼翼地缓慢将自己的体重从床垫转移到地板上，没有惊动她。贝卡也一动不动。是时候出去走走了。

林居中心走廊的墙壁是米黄色的，地上铺着鲜红的地毯，贯穿了整间旅馆的长度。这个建筑有三层楼高，因此足够进行一次完完整整的“探险”。“探险”也是我母亲的另一个说法。每当我和哥哥在夏日里百无聊赖，找不到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她就会把我们装进车子，带我们去某个之前没去过的地方转转。只能走，不能跑——我母亲不喜欢奔跑。我们通常都是迈着慢吞吞的步子，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一开始我对此感到恼火，但她向我解释了——并且证明了，缓步徐行的确是观察万事万物的最好方式。万事万物——树木、叶子、甲虫、溪流、念头——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急匆匆地路过，或故意踏在脚下不予理睬的事物。我溜出“美景间”，前去追寻尼采了。

尼采在1881年夏天构想出了“永恒轮回”的概念，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人物才有能力肩负起这一观念所要求的无尽责任，敢于完全彻底、永生永世地承担自己所有的人生决定。尼采自己远远做不到，就连查拉图斯特拉都不行。能做到这些的是Übermensch，或叫“超人”。按照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人类不过是联结了野兽和“超人”理想的那条绳索或桥梁，一个中间阶段，需要被小心沉稳地跨越过去。1882年，正当尼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宏大的哲学目标上时，他遭遇了一些不得不先去解决的实际障碍。其中的一个，就是爱如何持久的难题。

随着“超人”理想的浮现，尼采对于伴侣的矛盾态度也愈发凸显出来。站在外人的角度上，这一切看上去像是他在人生观方面的一次理论发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其实是由那种最剧烈的个人关系破裂事件所催生的理论方面的突破。或许这种阐释有所谓“传记谬误”之嫌——错误地将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归因到其作者的生平经历之上。然而在尼采的例子中，完全规避此种谬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几乎每个字的背后，”尼采曾写道，“都有一段我的个人经历，一次最高层次的自我克服之行动。”

一切始于1873年。当时距离查拉图斯特拉的出现还要很久，尼采尚未与瓦格纳夫妇绝交，而且他至少还部分地怀有对浪漫主义救赎的希望。然后，他遇见了保罗·雷。在给友人埃尔温·罗德的信中他提到过“一个名叫雷的非常爱沉思且有天分的人，他是叔本华的追随者”。雷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他在莱比锡读了哲学，不仅和尼采一样推崇叔本华的哲学，而且也分享他关于道德的历史起源的研究兴趣。雷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并对利他主义这一美德格外着迷。他的假说是：这种对他人的关怀是一种源自达尔文式进化选择的先天特质。尽管尼采后来拒斥了这个立场，实际上还在《论道德的谱系》中猛烈地攻击了它，但最初他也很欣赏雷另类的观点。于是，两个年轻人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这让瓦格纳夫妇不开心了。

“犹太人”在19世纪这短短一百年里，迅速沦为了整个欧洲社会的替罪羊，人们将一大堆社会和政治上的弊病都归罪于他们。瓦格纳的反犹主义根深蒂固。他曾于1850年匿名发表过题为“音乐与犹太人”的文章，而后在1869年又用自己的本名将其重新发表了一次。这篇文章认为，希伯来语是一种“吱吱嘎嘎、尖锐刺耳、蜂鸣般恼人的擤鼻子声音”，会摧毁正常的美感。这篇文章现在被人们普遍当作一份标志性的反犹主义文献，然而瓦格纳在其一生中其实写过数十篇主题相同的文章，旨在证明只有彻底洗除一切犹太元素，德意志文化才能得到救赎。因此，雷进入尼采为数不多的朋友行列，这让瓦格纳极为反感。

尼采在1876年离开瓦格纳的拜罗伊特，可以说完全是雷一手造成的。音乐节还没结束，他们两个就跑回了巴塞尔，并且比尼采小五岁的雷主动为他扮演了助手和密友的角色。“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尼采当时这样向自己的母亲宣称。我毫不怀疑这两个男人，实际上，是彼此相爱的，就像我会期待所有最好的朋友那样相爱。这期间尼采的眼疾犯了，于是雷就会陪他在窗帘紧闭、光线阴暗的房间里待上很久。流言开始在拜罗伊特满天飞。两个单身男子，在暗室里都做了些什么？瓦格纳有了个推测，并且将其飞快地在欧洲大陆的文化圈里传开了：尼采的眼疾是过度手淫造成的，而这种行为的源头是他对和女性性交有着病态的恐惧，他之所以惧怕接近女性是因为他是个隐藏的同性恋者，而同性恋倾向则解释了尼采为什么会和犹太人保罗·雷发展出扭曲的密友关系。这个荒谬恶毒的谣言许多年都没有平息，尼采之所以逃进山中，这个谣言至少构成了其中一部分原因。

或许，如果不是尼采执意要最后刺激一下睚眦必报的音乐家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谣言了。“我们在索伦托！”尼采1876年10月向他的母亲和妹妹宣布。他和雷一起去了那里度假，享受绝妙的海景。只有一个问题：索伦托也是瓦格纳一家的度假目的地。11月4日，尼采和瓦格纳在索伦托最后一次见到对方。关于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有着诸多争议，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那绝不是场愉快的会面。他们无疑提及了，有可能还深入讨论了瓦格纳的新作：充满了明显的男性化元素和基督教色彩的《帕西法尔》。这个题材作为瓦格纳与尼采和他的犹太人同伴分道扬镳的背景板，简直再合适不过了。

真挚感情的标志之一，就是两个人在世人眼中不被赞许却仍然相爱。我和卡罗尔最开始在一起时就是这种情况，那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就连她这样的康德主义者在当时都能完全认同尼采《善恶的彼岸》中的言论。把谨慎的顾虑抛诸脑后，不顾一切地去爱（两者是同一个意思），忍受那些虚假的朋友散播关于你们的流言蜚语，几乎有意去建立一种世所不容的禁忌关系——就意味着成功。尼采是从雷的身上学到这一点的。之后，雷将会在1882年介绍尼采与莎乐美认识，而之后的这段经历只会更深刻地印证以上观点。尼采将他们三个人后来形成的关系模式称作“三位一体”，而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名字中包含的讽刺意味。

尼采的情场战绩向来惨不忍睹。不过也有些人说，他在传统式恋爱交往中的失败经历其实并不能算是真正的失败，而只能说明他的眼光格外挑剔。针对一夫一妻制婚姻，他曾做出过深富洞见的评论：“最好的朋友也极可能成为最好的妻子，因为适于建立友谊的才能，是一桩好婚姻的基础。”然而，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似乎又很赞成叔本华式的强硬的性别歧视。“女人当然可能和男人成为朋友，但这种友情要想长久，其中非得有那么一点儿敌视的成分不可。”而且根据许多学者的描述，他后来流露出的对女性的敌视可绝不只“那么一点儿”。“女人有那么多的理由感到羞耻；在女人身上，藏着如此多的细谨、肤浅、小规矩、小僭越、小放肆和小不逊……要是‘女人永恒的无聊’——这他们可多得很呢！——竟被放上台面，那是多么不幸啊！”在这段尖刻的引文中他还提出女性最好被当成一种“所有物”，“须得小心关起来以免她们跑掉”。然而最终，尼采认为值得被他占有的那位妻子，是个不可能被关起来的人物。

尼采第一次从雷口中听说露·莎乐美这个人，是在1882年的3月13日。雷是在玛尔维达·冯·梅森堡位于罗马的家中第一次见到她的，梅森堡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并在家里组织了一次“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年轻思想家沙龙”。后来梅森堡在给尼采的信中也提到了莎乐美，称自己觉得她“似乎在哲学思考中和你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也就是说，一种实践上的理念主义（a practical idealism），抛弃了所有的形而上学的预设，以及一切想去解释形而上学问题的念头。我和雷都很想让你见见这个非凡的人……”于是，在见到她之前，尼采就爱上了这个年轻的俄国女子。

尼采恋爱的对象有如自然之力：神秘莫测、具有破坏性、令人无法抗拒。“世上没有比她更有天赋，或是更富于思考精神的人了，”尼采在1882年4月第一次见到莎乐美之后这样说道，“她是我遇见的人里最聪慧的。”如此仰慕莎乐美的人绝不止他一个。和她保持着终身关系的里尔克也印证了她的卓尔不凡，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所有的一切都因你而激动。”弗洛伊德称她为“伟大的理解者”，并且频繁地向她寻求智识上的指引。将她引荐给尼采的保罗·雷也爱着她，而且至少向她求过一次婚。她至少拒绝过雷一次。她不需要和任何人结婚，至少不用急着早早就结婚。露生于1861年，是沙皇俄国一名地位煊赫的将军之女；她有足够的钱和足够的自由在20岁出头的年纪一直四处游历、钻研学问；她的追求者众多；而且她非常享受这些追求者所能提供的，多种多样的新鲜体验。她本人也是个出色的哲学家，并且还是最早进行精神分析的几位女性之一。

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很不寻常。尼采有严肃的哲学工作要完成，并且对婚姻，至少是对长期的婚姻多有疑虑，因为他觉得这种承诺会扼杀自己的创造力。与自己母亲和家人的关系已经使他倍感压抑，他自然会反感再平添一份新的束缚。在见到露之前，他曾告诉雷说，两年的婚姻已经是他能应付的极限了，而且，他接下来说，这还只是“考虑到我在接下来的十年需要完成的工作”。然而，尼采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欲求志同道合的伴侣：“我渴望这样一种女人……”他对雷倾诉道。三月末，中年的尼采已经收拾好行装前往意大利，即将开始一段声名狼藉的三角关系。

或许尼采是在锡尔斯—马利亚附近的那块金字塔形巨石上想出永恒轮回这个念头的，但激发了他关于查拉图斯特拉曲折经历的灵感的，完全有可能是在罗马的另一种“巨石”——1882年4月20日那个下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一个空无一人的忏悔室里第一次遇见了莎乐美。“我们是从什么样的星辰上落到这里，才有了今天的相遇？”据莎乐美回忆，这是尼采对她说的第一句话。这场相遇的气氛严肃庄重，莎乐美写道，那位哲学家拘泥礼数的举止让她受到了“欺骗和震撼”。但没过多久，两人间的互动就变得全然脱离了常规，甚至到了疯狂和荒诞的程度。他们第二次遇见时，尼采就向莎乐美求婚了。他解释说：“一个孤独者，总是会太急切地想要伸手抓住他遇见的人。”她拒绝了他。他后来又向她求了两次婚，都以失败收场。

1882年春天，21岁的莎乐美邀请尼采和雷两人做她的旅伴，陪她从罗马回俄国。当然，他们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人最后并没有陪她走完全程，但当他们最终到达卢塞恩的时候，尼采雇朱尔·邦内为三人拍了一张摆出特别造型的舞台式照片，作为他们之间关系的写照——莎乐美站在马车前，手里拿着鞭子，而尼采和雷则充当了马匹的角色，在她身前任她驱驰。尼采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或许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段旅程将尼采带回了他智识生涯的起点——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但这次他的身边多了他仰慕的女子为伴。这些地方与之前没什么两样，但他希望与莎乐美一起故地重游会是全然不同的经历——希望自己这次终于可以克服主宰着他过去大部分生活和写作的孤寂。事实证明，这次的确是全然不同的经历，但和他的希望相去甚远。

尼采最想要的，就是在莎乐美的身上找到他自己，而这个愿望几乎实现了。他们两个在五月一起到萨克罗山远足，这座山位于意大利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奥尔塔上方的位置。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莎乐美将其称作他们关系中实至名归的“最高峰”。此行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随着两人关系的升温，尼采的哲学思辨也愈发激情洋溢，他似乎在自我贬抑和自我膨胀的极端之间不停疯狂摇摆，就像一些人在刚刚成年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的那样。莎乐美不记得他们两个在萨克罗山上有没有接吻，但她的确记得尼采在这段时间的许多言行。他压低声音，向她讲述了永恒轮回的故事，并且“一切迹象都表明他当时心怀巨大的恐惧”。接下来，据他的爱人说，“超人”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

最初，他从自我迷狂的幻想、梦境和狂喜般的异象中造出了这个神秘的更优越的人的理想观念；接下来，为了从自己中拯救自己，他通过一次思想上的跃迁，试图将自我认同为这些优越者中的一员。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分裂的存在，一半在生病受苦，另一半则得到拯救：一个欢笑着的更优越的人。一半是受造物，一半是造物者；一半存在于现实中，而另一半则身处神秘的超现实世界。

我一直觉得这段话恶劣得毫无必要。尼采并不是唯一一个性格中具有矛盾两面的人。对于人类中的大多数而言，“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之间的鸿沟都会偶尔显现，将同样的一种分裂呈现在他们面前。我只能推断说，这条鸿沟对尼采而言始终存在。他始终在需索，而这时是在想象，比他可能拥有之物更多的东西。

在莎乐美这个旁观者看来，此种精神分裂是相当令人不安的，而尼采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缓解她的担忧。“现实”对于他是一片孤寂，而她则是那个让他目眩神迷的“可能”。尼采在莎乐美面前同时展现出了这两面，让她得以看见他的生命所经常踏足其上的那条断崖。他先是解释了自己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我们这样孤独的人，必须要慢慢地了解其他人，即使是我们亲近的人也一样。”然而，这位孤独者话锋一转，开始表达新鲜大胆的可能性了：“坦白说，我等不及了要和你独处，越快越好。”这种表白无疑是诚实的，但同时也流露出疯狂的迷恋，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五月底时尼采在瑙姆堡写信给莎乐美，信中回忆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夜莺整夜在我窗外歌唱。在所有方面，雷都是个更好的朋友，我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他那么好；请记住我们之间的这个区别！当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我经常非常频繁地大声念出你的名字，这让我无比快乐！”即使是对于莎乐美，这样的真情流露也是难以接受的。

夏天过半的时候，在莱比锡——尼采最初求学并开启了自我发现这一哲学计划的地方——莎乐美和雷开始离他而去。他悲痛欲绝，并且像其他许多悲痛欲绝的人那样狂怒：“雷和露这两个人，”他在1883年8月咬牙切齿地说，“连舔我的靴子都不配。”有关尼采和莎乐美的早期评论都把她说成他的秘书和门徒，但这些信件则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她对于尼采而言是缪斯，是永恒的挑战，是驱使着他去推敲究竟何谓“精神自由”的动力。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莎乐美决定要行使自己离开他的自由。后来，她解释说自己“幸好在最后一刻及时跑掉了”。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也干涉过这段关系，不过她绝不是造成尼采与莎乐美决裂的关键因素。起初，尼采对“三位一体”的愿景是成为由三个自由的精神组成的修道会（monastic order），但他很快就开始有了憎恨要和另一个男性同伴分享莎乐美这个念头。“三人间的交流中，”他这样说道，“总有一个人是多余的，使讨论无法深入。”他说这话的本意，是为了论证需要排除掉他和莎乐美之外的第三者，然而在1882年的夏天，莎乐美渐渐疏远的不是雷，而是这位巴塞尔的教授。在接下来的一年，他成了那个被彻底抛弃的人。

发现莎乐美开始疏远他之后，尼采做了许多极度孤独的人这时都会做的事情——他不管不顾地一头冲了上去，直接引爆了矛盾。如果莎乐美不打算要他，那他就非得先嫌弃了她不可。然而木已成舟，莎乐美和雷已经跑掉了（他们在此之后两年才分开），尼采不得不独自吞下嫉妒的酸葡萄。在导致莎乐美决定离开的某封信里，他写道：“不要再给我写这些信了！我哪里看得上这种扯淡的垃圾？你还没发现吗，我希望你能在我面前显出点本事来，否则我就得鄙夷你了。”或许可以把这种鄙夷看成尼采受到了深而长久的伤害的表现，而且很可能的确如此，但现在我发现它是另外一回事，它流露的其实是一个人无法称心如意的愤恨。尼采希望他与雷和莎乐美的关系都“恰到好处”——如修道院般、理想化的，但同时又排他而亲密，并且规则永远由他说了算。他不接受妥协，也无法假装成不是自己的人。在一段关系里，我们常常要对我们所爱的人说谎——讲些半真半假的、合对方心意的话。我们会仔细掂量斟酌哪些话可以说，而哪些话不能说。这些都是恋爱游戏的一部分，而尼采是个糟糕的玩家。他似乎需要说出或写出一切出现在他头脑中的念头，由其听众自行决定接受或离开。当莎乐美决定自己受不了他的言论并离开他时，尼采陷入了狂怒。

查拉图斯特拉身上也有这种狂怒的影子。他咒骂婚姻，时常对他的对话者流露出敌意，而且对世俗礼仪或理智方面的要求缺乏耐心。我想，读者尽可以通过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发展来理解其作者本人这段时间里的混乱焦灼。1882年9月16日，尼采在给莎乐美的信中提到了一种理论，而后她就用这种理论来阐释他的生活——“你将哲学体系的地位降格为其作者个人生活的记录的这个想法，着实是个与我心有灵犀的念头。在巴塞尔的时候，我正是以这种方式教授古代哲学史的，而且我常和学生们讲，这个体系本身已经被证伪并失去了生命力，但是你不能证伪它背后的那个人——你杀不死他。”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一针见血的洞见很多，但头脑混乱的论调也并不少。全书分为4部分，在1882年至1885年间陆续写成，是尼采所有作品中引发了最激烈争议的一部。有些人认为这本书才华横溢，但也有不少人觉得它简直是一派胡言。但我想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是那些最不喜欢这本书的读者，也无法否定站在其背后的那个人。在某种微弱的意义上，人们在查拉图斯特拉这个人物身上看到的矛盾和悖论，就是尼采本人。而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并不存在悖论。尽管有这种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然而在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之间，同时——如果我们够诚实的话，也在这本书和它的读者之间——存在一种高度的忠实。它是现代心灵之分裂本质的真实写照。

1882年11月，在他们恋爱关系的风波已经平息之后，尼采写信给莎乐美，称自己对她的鄙夷只是从对自身的鄙夷中派生出来的：“在今年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是多么不信任自己。我与同伴们的交往，毁掉了我与自己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会摧毁自我，这个危险蕴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核心。有时我们似乎会觉得对此种风险的揭示才是该书的内核所在，而非永恒轮回理念，但其实并非如此。永恒轮回是这部作品的内核，但它会不断地受到加诸自我之上的各种要求的威胁。“自我”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统一的行为主体（尼采很清楚这点），它的繁荣/幸福（flourishing）需仰赖两件事：首先，它要能够最大限度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其次，当它失败时，能够主动接受其命运。陷入爱河会同时破坏这两个条件，尼采在他与雷和莎乐美的交往中认识到了这点。他后来的独身状态，既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境况使然。“亚里士多德说过，”尼采写道，“能独自生活者，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但他漏掉了第三种可能性：他必须两者皆是，换言之，他必须是个哲学家。”

1894年，当尼采已经被送进疯人院，正在一个角落里发狂时，莎乐美写出了首部尼采传记，在其中她提出，他的悲剧结局是注定会发生的。她强调说：“要想理解其作品，我们须得关注尼采作为人的一面，而非他作为理论家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思考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新的关于理论世界的认识，但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心灵的理解，看到心灵可以有如此的伟大，又有如此的病态。”用莎乐美的话说，尼采的哲学思辨和他的内心生命是彻底重合的。使他发疯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脑瘤或梅毒，甚至也不是躁郁症，而是他的哲学。疯狂是他哲学思想的必然结果。过深地沉浸于尼采式的个人主义、怀疑主义、完美主义和偶像破坏主义，就会让人精神变态，并迅速地使长久的伴侣所能提供的那种快慰离自己而去。这就是读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发现的。

旅馆一片寂静，只听见我自己踏在红色地毯上的脚步声。通向林居各客房的门都镶有一种刷了清漆的结实橡木板，是将整条多节的圆木沿着横截面的直径劈成两个半条，然后再将它们并排靠在一起贴上去的，于是每扇门都呈现为完美的镜像——对称的两边一模一样。走过大厅时，我路过了无数蝴蝶、云朵、天使和脸庞，像是一次移动中的罗夏墨迹测验。一个小时后，我在78号房间门口停下来喘了口气：两只相对而立的孔雀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我和它们对看了整整一分钟，然后突然注意到，或者说感觉到背后有人盯着我。一个身着灰色套装的秃顶男子出现在大厅另一头，看上去像在这里值夜班的看门人。他凝视了我片刻，很快地笑了一下，转身走了。很显然，我并不是他在旅馆里见过的第一只夜猫子。

5点51分。我又来回爬了十几层楼梯，脚下加快了速度，汗水开始浸透睡衣。黎明即将降临，我得快点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表面上做出一副好好地生活着的假象。我把身子陷进壮观的大理石楼梯顶端的一把柳条躺椅里，闭上眼睛，想着稍稍休息一分钟就好。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正式开篇之前，其主人公正处在一个中间位置。查拉图斯特拉在他30岁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家乡和附近的湖”，前往高山之中享受精神的孤独。他意欲独自生活——成为野兽和神的结合体，或用尼采的话说，成为哲学家。然而又过了十年，当他来到今天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中年的年龄时，渐渐厌倦了做孤独的智者，“就像一只酿造了过多花蜜的蜜蜂”。换言之，他感到太孤独了，决定回到文明社会中。“于是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往下走。”起初，他在下山的路上没有遇到其他人。不过随着他越来越接近谷地一带，他在树丛中遇到了一个旧相识，一位圣人，此人发现查拉图斯特拉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事实上的确如此。他现在很孤独，而且这让他郁郁寡欢。然而查拉图斯特拉还为他的回归提出了另一个更慷慨堂皇的理由：“我爱人。”他解释道。接下来，他就去山下的小镇中继续寻找更多爱的对象了。

在这部书的开头部分，查拉图斯特拉犯了混淆“爱”和“需要”这个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错误。他假装自己在爱，但实际上他是在极度地需索一些按着他自己形象造出来的同伴。他寻找那些会接受他关于超人的教导，并且对超人的理解和自己完全相同的人，此种行动反映的是一种自恋性的欲望，它必须以一种被事先严格划定的方式得到满足。这就是关于“人类陪伴”的庸俗解释——认为寻找伴侣都是事先有目的地计划好的，用以补偿一种精神上的，或个人化的缺失。然而，查拉图斯特拉在市集上遇到的那些可能与他恋爱或成为朋友的人，都无法填补他的空虚。他们太琐碎狭隘、太愚笨、太像人了。

把爱和需求弄混并为此感到心碎的失落者，绝不止查拉图斯特拉一个。在某种层面上，读者能意识到他的这种对朋友，或对灵魂交流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必然要落空。他需要追随者和听众，但同时他又需要这些追随者和听众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不会去追随或听从他人的人。当他发现镇上的人注定无一够得上他的标准时，查拉图斯特拉很伤心，并且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们不理解我的话……现在他们望着我发笑；他们一边笑，一边还恨我。他们笑里带冰。”说完这些话，查拉图斯特拉又一次离开了，回到他之前走的那些与世隔绝的小径，一步步走进黑暗，“因为他习惯夜行，而且喜爱正眼观看沉睡的万物”。整部书就是关于一个在黑暗和光明、隔绝和陪伴之间往返穿梭的人的故事。

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言”的方式，其中针对查拉图斯特拉为什么不能交上朋友或找到爱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如此浅显直白，以至于我第一次读的时候甚至都没注意到。他与所有其他人隔绝，完全不是因为那些人身上有什么缺陷，而全是因为他强迫他们去听自己带来的消息：“上帝已死。”这是个令人不快的发现，但查拉图斯特拉认为，它已经不该是什么新闻了。

上帝已经死了很久了。我们对神圣之物的信仰，长久以来一直在被许多来势汹汹的力量持续侵蚀着：科学的进步、理性时代、现代资本体系的诞生、消费主义令人分心的种种诱惑。上帝在这些东西面前毫无胜算。他的死没有什么好庆祝的；在最好的意义上讲，也只是制造了一个需要被填补的真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说过的那样，如果上帝不在了，则一切都是允许的；于是人就可以做新的事，或者说必须做新的事了。查拉图斯特拉希望这些新事能够由众多精神自由者所组成的小团体共同来做。他教导人们何谓超人，以及如何自我超越时，心里便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在一个后神学世界里，自我超越是仅剩的几个可供选择的人生目标之一了。这是个令人又激动又恐惧的可能性，会让刚刚萌发的人际关系背负起它无法承受的重量。

所以尼采式的自我超越为何会如此令人畏惧呢？查拉图斯特拉解释说，它包括三段“变化”（metamorphoses）。首先，人必须要变成骆驼，被“过去”“传统”和“文化束缚”的重担压弯了腰。我一直觉得这一段是整个过程中最为残酷的。通常，在我们对骆驼的描绘中，它们总是排成一条完美的直线向前行进，任劳任怨地背负着货物。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骆驼是庞大、固执的生物——事实上，它们堪称“沙漠中的怪物”，并不乐意乖乖服从人类施加的约束。因此，在将重物驮上它们的脊背之前，人类必须彻底击垮它们的精神和意志，使其变得驯顺。人们会将每头骆驼拴在地上，然后饿它们很久。如果饥饿还没有软化它们的倔性子，就继之以毒打。负重牲畜都是这么养成的。

然而就在这时，尼采写道，在最荒凉的沙漠之中发生了第二次变化：“精神在这里变成狮子，它要攫取自由，在它自己的沙漠里称王。”狮子将骆驼身上的重担甩到一边，并且一口吞下了它的前主人（这是唯一合理的推断）。这个阶段对于那些最叛逆的——以及许多看上去刻苦好学的——年轻人颇具吸引力，《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20世纪受到的广泛欢迎与此也不无关系。狮子能“给自己创造自由，甚至对应当去做的义务说出神圣的否字”。这样一个“神圣的否字”是对一切因循价值的否认，是一场清算，一次勾销。不，这些还不够暴力。狮子是唯一一种可以与查拉图斯特拉称之为“名叫‘你应当’的巨龙”之物搏斗并将其杀死的野兽。只有巨龙被杀死，狮子的意志——纯粹的个体意志——才能生存。所以巨龙必须死。

我们中的许多人——如果我胆子大一点，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只能走到这一步。我们拒绝被成规束缚，于是选择作为一头四处游荡捕猎的狮子度过余生。据尼采的说法，做狮子也并不值得羞愧，而且要想一直保持狮子好斗的精神并非易事，因此，长久地做一头狮子是具有英雄色彩的。实际上，直到全书的结尾，我们也并不清楚查拉图斯特拉本人有没有经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变化。有件事是狮子所做不到的，因此它必须再变成另外一种形态。狮子可以将自己从责任和重负中解脱出来，然而它无法从这种否定的态度中创造出新的价值。为了创造新价值，狮子最后必须变成孩子，孩童状态的独特价值就是，“孩子是纯洁……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车轮，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狮子的局限性在于，它仍然与“过去的种种习俗”有着紧密的关联，即使只是为了拒斥这些习俗。尼采认为，孩子却有着忘记过去、只专注于前方这一奇迹般的能力。这个孩子将会创造什么样的新价值呢？查拉图斯特拉暗示，讨论这些价值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它们将会是崭新的，与你之前见到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同。另外，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一种孩子所不知道的担忧。

对于尼采和查拉图斯特拉来说，友谊与爱情是否具有价值，取决于它们能否促进这些变化，推动超人的事业，以填补上帝之死留下的空白。查拉图斯特拉想找的朋友或伴侣可不是泛泛之辈。“在你的朋友的内心里，你要把超人当作‘因’来爱他”，他这样教导人们。这教导背后的观念古来有之：当你爱某人时，你所爱的并不是一个身体或一个人格，而是某种更高的理念。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就相信，真正的朋友，乃是与人身上最高贵的美德为友者。不过尼采对伴侣关系的构想与此稍有不同：他在其中寻找的是超人的理念，而超人是那个乐于主动挣脱一切美德和“正常”的束缚，并以之换取更自由的未来的存在。

尼采在与莎乐美的交往中，初尝了这种关系的滋味。此种关系的确极为令人振奋，但同时也极不稳定，部分原因是双方压在上面的筹码都太高了。当然，无论是在尼采的时代还是在今天，人们都总能找到一些办法去克服这种不稳定性，去妥当地安顿好每件事情，使自己高枕无忧。在当时（在现在也是如此），结婚就是解决办法之一。但尼采担心这种充满爱意的友谊可能会缓慢却确定地向下滑落，不再致力于实现彼此的自我克服，而是沦为一种“邻人之爱”——两个人只在物理距离上而非心灵上靠近对方。“你们聚在邻人的周围，还赋予一个美名，”查拉图斯特拉指责人们道，“可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对邻人的爱乃是你们对自己的薄爱。你们避开自己，逃往邻人那里，想以此树立一种美德；可是我看穿了你们的‘无私’。”

我从躺椅上站了起来，快步走向“美景间”的方向。不过在进门之前，我决定再最后小小地探险一次。走廊里所有的门上都有序号，只有一间没有。我对打开东西有种近乎强迫症般的冲动，于是推了推那扇门。门一下就开了，露出后面的一道窄楼梯，楼梯通向一个位置较高的小厅。里面能看到七双鞋子排列在三扇毫无特点的门前。我猜这就是旅馆工作人员住的地方了。刚要往回走时，我注意到还有一扇上面标着“301室”的门，开了一条小缝。这个小厅空空荡荡的，天花板很低。它的墙壁背后还有一段楼梯，通向另一个厅，我后来才知道那里是天文台。它位于整个旅馆的最高点，视野开阔，窗子呈半环形围绕着房间正对着群山的那一面，此时太阳刚刚升起，将下方的谷地渐次照亮。在这个时候转身离开是很难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最后一句写道，他“离开他的山洞，就像从阴暗的山后升起的太阳，光芒四射”。这种必胜的信念充满了希望和期盼，然而我心里知道，从那些山上下来，还有比这远更凶险的方式。

我后来得知，301室是尼诺的房间，自从尼诺离开后就一直空着。尼诺是旅馆之前的夜班看门人。他和这里服务台的礼宾总管诺尔迪·吉亚马拉是多年的朋友，两人经常在天文台里一起吃饭。诺尔迪回想道，“那里特别靠近天空。在那个地方，你感觉自己像一个国王，但并不需要统治任何东西。我们离工作的地方很近，但同时又感到自己在很遥远的地方，讨论的也是很遥远的事情。”多年以前某个夏日将尽的日子，诺尔迪和尼诺结伴去附近的意大利瓦尔基亚文纳谷远足。他们中途分开了，诺尔迪先走，因为他和理发师有约。“在山路交会的地方，”诺尔迪写道，“尼诺一定是走错了路，走到通往山顶的那条路了。”暴风雨倏然而至，道路变得泥泞难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了68岁的看门人的尸体。有时候，我们得当心不要误踏了那条向上的路。

我将目光向下投向谷底，并慢慢沿着山谷的走向尽我所能朝北方望去，望向圣莫里茨上方的几座高峰。1901年，雷死在了那里。尼采死后，雷搬到了锡尔斯—马利亚居住，并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随着雷年事渐高，他开始过起一种表面上堪称圣人式的生活——有人也称其为托尔斯泰式的，无私地帮助低地的农民们，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这肯定是一种很美的生活。但是在10月28日，雷却动身去攀登更高的山峰了，他独自一人沿着尤利耶山口西边的沙尔纳迪拉河谷的边缘徒步。没人确切知道他是怎么坠落的。据说在雷死前不久，他曾告诉他认识的一个人说：“我必须得一直思考哲学。如果我哪天找不到更多东西可以思考，那也就没必要继续活着了。”在恰当的时候选择去死，这也是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他知道这么做绝非易事，经常关系到有意去选择那条向上的路。

我小心地走下台阶，沿原路走回到柳条躺椅旁，然后回到“美景间”中。此时，我的女儿和我的康德主义者还没有从安静的睡梦中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