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渊大酒店

我们并无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我们并不认识自己。原因很明显，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因此又怎么可能发生我们突然有一天找到自己的事呢？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1887

在1888年年末，尼采从锡尔斯—马利亚迁居都灵期间，他曾反思，或坦承，或哀叹道：“我是个颓废者。”但除此之外，他也坚持说，“我同时也是其反面。能证明这点的一条依据是，我在身处悲惨状况之中时总是本能地选择正确的道路，而颓废者则会一贯地选择以不利于他自身的方式行事。”称尼采为“颓废者”或许听起来很奇怪，但他深知颓废仅仅意味着处在衰退的最后阶段而已，而他本人的确在这个阶段。尼采知道自己身上的病症，并且采取了激烈的措施以抵制这种病症的影响，先是在锡尔斯—马利亚，继而在意大利。衰退不可避免，但人们当然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它。

锡尔斯—马利亚将永远作为他与颓废的诱惑搏斗过的地方而留存在尼采的记忆之中。他在那里居住的那间旅舍是杜里施家族的产业。当时它还没有成为“尼采之家”，只是一所某位老教授常来度夏的寄宿公寓而已。尼采无论是到来还是离开时都很安静，鲜有受到村民们的关注或打扰。1883年夏天，他曾将数百本书搬进他狭小的卧室，这些书可能是他仅有的伴侣。在很多个夜晚，当他的房东睡着之后，尼采就会独自坐在黑暗、寂静、空荡荡的房间里。他承认，身处这个简朴孤寂、天花板低到伸手可及的卧室常常是种难熬的监禁。“晚上独自坐在这个狭窄而低矮的屋子里，让我倍感艰苦。”然而，这种艰苦是他刻意为之的。他所遵循的禁欲生活制度并不承诺来生的幸福安乐，只会使他变得更强健，或许还可能为他推迟终将来临的崩溃。

带着这个念头，我决定回到尼采之家。这个决定是我在林居记起我父亲的贻贝，并且见到维尔特—米农钢琴的那个晚上之后做出的。多年前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年轻的我仍然能感觉到尼采是如何在与颓废搏斗。你无法避免地会筋疲力尽，但如果你够勇敢的话，可以选择将自己燃烧得快些，甚至于更快些，灿烂明亮些。可能今天的我身上还留存着那种状态的痕迹。

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座房子没有任何新奇之处，没有什么能够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他自己或他正在处理的事务上吸引开来的东西。它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对公众开放，即使在开放了之后，也几乎不在任何热门的旅行参观路线上。它既公开又私密，恰切地象征了查拉图斯特拉所体现的，在存在主义的山中和众人居住的谷地之间进退徘徊的两难境地。似乎在这里，人曾经可以静静地探究野兽的存在，和真正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当时尼采之家的主人养了一只巨大的猎狼犬名叫“梅林”。梅林待人友好与否全凭它自己高兴——换言之，它是只令人畏惧的狗。“它喜欢你。”旅舍主人第一次见到19岁的我时这样说道。当时梅林闻了闻我的胯部。在夜里，这只狗非常安静，不会发出一点声音。但我还是不由得想象它仍然在那里，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当我深夜在这座房子空无一人的短短走廊里游荡时，我心里有点希望碰到它。但这从来没发生过。

在那些日子里，尼采住过的那个房间并不总是上锁的。我就进去过几次。它看上去和闻上去都和走廊另一边我自己的房间没多大区别，两者几乎互为镜像。这就是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创造发生之处。我会在里面稍微停留一会儿。即使在当时，我也知道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这四面墙同样也见证了伟大的渴望，却近似于可悲的妄想。“我不是人。我是炸药！”——这个想法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浮现的。炸药（Dynamite）这个词来自希腊语“dunamis”，意为“强力”。一个人如何能成为炸药，成为强力意志呢？根据阿多诺的说法，艺术的意义就在于将混乱带入秩序。即便是最小的一丁点儿炸药，也能造成多少混乱？我在第一次锡尔斯—马利亚之行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

记得那时，并不宽敞的大厅总是空荡荡的，只有我和墙上的画作——李希特那些涂抹过的头骨画为伴。关于这个，哈姆雷特看见约里克的头骨时说得最妙：“唉，可怜的约里克！我从前认识他的，霍拉旭。他是个滑稽百出、异想天开的家伙……现在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直犯恶心。这上面本来挂着两片嘴唇，亲过我不知有多少次。现在好，你的挖苦呢？你的调皮呢？你的歌曲呢？你逗得满堂大笑的滑稽劲儿呢？”当19岁的我看到李希特的那些头骨照片，“觉得心里直犯恶心”的时候，我冲向自己所能去到的最高的山峰，并最终登上了峰顶，却没有找到我想寻找的东西，之后便在深渊的边缘驻足。在他更有名的一幅头骨画上，李希特用擦窗子的刮水刷涂抹了一条厚厚的蓝色颜料，随意地染脏了人类的面孔。他在解释为什么采用这一奇特的技法时说：“当你手里握着的是画笔的时候，你能控制它。你先把颜料蘸到笔尖，然后下笔。出于经验，你完全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而当你手里是刮水刷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种控制。并不是失去所有控制，但有一部分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了。”只是在约里克的脸上放一点点“炸药”，仅此而已。

他们在我离开之后特意将“炸药”从尼采之家去除了。17年后的这间房屋内部清洁、崭新，毫无生气。尼采一定会感到极其反感。这里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可以让某位偶尔来访的苦闷烦忧的旅人在步入无情的大自然之前暂时喘息一下的地方了：现在它成了一座正经的展览馆和作家度假胜地。充溢于其间的紧张、渴望和自由感一扫而空。我的第二次，只怕也是最后一次到访，是在一个夏末的上午。当时下着雨，恰好我也盼着能有点沉郁，来平衡自己之前在林居享受到的多日安闲适意。然而，尼采之家让我失望透顶。

整座房子里灯火通明，挤满了人。我刚进门就听到从厨房里传来的欢笑声，一路沿着楼梯飘到大门口。我迅速地数出了五个、六个、七个不同的声音，当时就想转身走掉。不过我还是缓步上了楼，来到我以前住过的房间，和那条我曾在许多个漫长的夜里来回游荡过的走廊。之前的那些李希特作品都不见了。这位艺术家留在整座房子里的唯一遗迹，就是二楼的一块彩色玻璃，由几何图案构成的斑斓色块装饰着朝西的窗子，它和我记忆中年轻时在这里看到的那些头骨画毫无相似之处。在阴沉的午后，这块花窗显得乏味、丑陋，与四周的环境格格不入。这可不是什么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座堂，我烦躁地想道。这是一个凡人——而非一位圣人曾用尽全力试图与生命的诸多悲剧和解的地方。我的那些污迹和炸药现在去了哪里？李希特的这块彩色玻璃是从他本人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作品《4096种颜色》中衍生出来的，那幅作品是将一张每边长8英尺的正方形画布划分成4096个方格，并依颜色光谱用油彩将它们逐个上色。上色这部分工作是他雇学徒做的。我理解他的作品背后可能有某种深奥的美学理论，但在尼采之家这个天光昏暗的午后，它看上去是如此荒谬可笑，我要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当场把那玩意敲个粉碎。我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移到墙边的展品上。

这间房子被改建成了一个展厅：墙上的导轨灯光照亮着一排曾来到锡尔斯—马利亚寻访“超人”的历史人物的画像。楼下传来了更多的笑声。这里不只是一个展厅，还成了某种住宿酒店。我能听见客人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吃着酥皮糕点，一边谈论尼采和永恒轮回。1962年，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写了一篇文章指责阿多诺和其他拥入锡尔斯—马利亚并在林居住下的学者们。他将其称作“深渊大酒店”：一座矗立在深渊边缘的豪华酒店，供人们在奢侈享受中观想（contemplate）存在的虚无，在舒适的展厅里欣赏世界的末路。更多的欢笑声传来。我不敢想象尼采之家本身竟然变成了这样一座深渊大酒店，但事实似乎的确如此。

我一边沿着长廊前行，一边看着这些展品。这里是阿多诺和他的朋友，写出过《单向度的人》的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本书解释了现代性扼杀人的自我实现的倾向。他们旁边的是露·莎乐美的情人里尔克，他也是恩加丁山谷的常客。那边挂在展厅一角的则是托马斯·曼的照片，曼曾于20世纪40年代中叶在阿多诺的协助下写出了小说《浮士德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无比富有的曼将林居而非尼采之家当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所有这些人都试图捕捉到关于尼采的一些东西。

《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名叫阿德里安·莱韦屈恩，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以尼采为蓝本的。与歌德的作品《浮士德》和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形象一样，莱韦屈恩也有着非凡的才智，并深深遗憾于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如此有限——毕竟，那不过是人类的知识而已。他想要的远不止于此。于是他故意感染上梅毒（至今还有许多人认为是梅毒最终导致了尼采发疯），以求陷入疯狂状态来强化自己的才能。不出所料，在这之后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小说的情节，都迅速堕落了下去。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迷恋上了末日审判和基督受难的莱韦屈恩召唤他的朋友们（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众门徒）来到他身边，见证他将自己钉上十字架。

曼的浮士德尝试去复活尼采，但我不禁要觉得，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失误了。在写作《浮士德博士》时，曼处于流亡状态，同时正在发生一场世界大战——这部分似乎与尼采的精神有共通之处，然而他却在洛杉矶。曼喜欢洛杉矶这个地方，经常高高兴兴地在太平洋帕利赛德[1]的豪宅附近牵着他的卷毛小狗散步。这位爱时髦而好交际的诺贝尔奖得主颇为喜爱洛杉矶稳定的温煦气候。他是逃离了欧洲的残酷暴行才来到这里的，因此也理应享受些好天气。然而，富足的加州是个颓废之地，它与尼采的智力事业调性完全不合。住在这里，就像是在屈从于文明的下行的倾向，而非抵抗它。

我又路过了两张赫尔曼·黑塞的照片，里面的他似乎正从黑色镜框中严厉地看向你，脸上带着他一贯的那种充满怀疑的神情。或许他的疑心不无道理。也许，存在于乏味的现实与无限的可能性之间，以及社交生活与完全的本真性之间的不一致的确是值得深深忧虑的，甚至更糟。我转身离开黑塞，向尼采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走去。

我再一次在不经意间错过了午饭。我一点都没有感觉饥饿。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了，阳光开始透过李希特的彩色玻璃窗倾泻进室内。尼采的卧室上了锁。现在有些地方成了禁区。展厅的管理者在离开前一定特意锁好了这一间，而且即使在它没有上锁的时候，人也是不能随便进出的，有一根粗粗的白色绳索拦在两道橄榄色的门框之间。绳索的末端打成一个绞索式的绳圈套在门把手上。我思考了这个形象良久，但随即决定先去收拾自己的卧室，让它在卡罗尔过来找我之前看上去体面点。卡罗尔听说这间房子已经没有之前那么让人害怕了，于是就答应了来这边和我住上一晚，贝卡可以暂时托付给我们的一个朋友照顾。但首先，我们全家人要一起去徒步游览菲多茨山谷。按照尼采的说法，一个人可以选择去做颓废者，但也完全可以选择其反面，如果他想找到那种正确的，在悲惨的境况中治疗自己的方法的话。

菲多茨山谷是菲克斯山谷的同胞兄弟，只是更粗犷些，没有菲克斯山谷那么秀丽。这里的冰川平原相当狭窄，穿过山谷的河流两岸不时出现陡峭的花岗岩壁。我确信我们走不到岩壁那边了，但可以先试着朝那个方向前进。要想到达那里，徒步者必须穿过林居后边高低起伏的拉雷特森林。这片森林与美国东北部的那些森林很不一样。在阿迪朗达克山脉或白山山脉，一旦你进入了森林里，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这些森林无边无际，几乎没有中断地向北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冻土平原地带。而拉雷特森林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一条条松柏荫蔽、碎石铺成、落满松针的林间小径尽头会突然出现一片开阔的风景，或是野花盛放的大片草地，在上面你只能走土路或是踩着草前行。大多数来访锡尔斯—马利亚的哲人——尼采也在内，都很喜爱来这里散步。在拉雷特这个高度，你可以俯瞰四周，但它又没有高到会让人眩晕的程度。我想着我们可以先在前面的瞭望点停下来欣赏一会儿下方的湖景，然后再向南边的谷地更高处进发。早晨的雨已经停了，在那边看到的景色定会美妙绝伦。

贝卡却有她自己的想法。森林里有很多野花，而她非得把这些花采个遍不可。她中意的不是那些大而招摇的花朵，而是小小的、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或掉落不见的那些。既然草地上就有这么多漂亮的花儿，干吗还要沿着山路继续往前走？——因为，我起初是想去某个目的地的。卡罗尔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哄劝央求着贝卡又走了一个小时。在草地上，她可以奔跑、跳跃、旋转，但一开始老老实实地走在山路上，她就莫名变得非常容易累。这就像带着一只小狗散步一样。但随后，在一个顿悟的瞬间，我们决定放弃了。今天的冒险活动就到此为止好了。我们到了离瞭望点半英里的一片开阔草地，贝卡看见草地中间有一大簇毛茛花，便直冲了过去，欢喜地滚倒在花旁。她坚持走了差不多1英里。她今天累坏了。

这是个度过下午的绝佳地点。距离贝卡约100码的小山上，坐落着一间白色木屋，令人欣慰地提醒着我们，自然也可以容得人类生活于其间。而且经常是些美丽的生命：贝卡这时又一次穿过高高的草向我们奔跑过来，双手高高挥舞着，向我们展示她收集的花儿。她跑到我们近旁，递给我们每个人一大把花瓣，嘱咐我们细心保管。“千万别弄丢它们，拜托了。”她低声请求道。贝卡很有礼貌，但同时也无可置疑地执拗。卡罗尔和我在附近的一个小山坡坐下，看着我们的女儿玩耍。“在每个真正的男人内心，都藏着一个想要游戏的孩童。”尼采曾这样说过。他很可能是对的，但要谈到在现实中真的与孩子一起玩，通常还是女性哲学家更在行。

我思考着手里的花瓣。历史上，此类事物向来无法进入思想家们的视野，但一位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埃拉·莱曼·卡博特曾经写到过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其中发生的事情，正与此刻卡罗尔和我与贝卡和她的花儿之间发生的事情相似。卡博特有一次带着一群孩子去摘樱桃（家资颇丰的她收养了几十个儿童），其中一个幼小的孩子将三颗樱桃递到她手上，却不是要给她吃，而只是让她看。起初卡博特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然而她转瞬间明白了：“我再一次意识到我们是多么迟钝、愚笨、渎神，竟然会看不见这三颗在我们指间整整齐齐排成一行的樱桃中，那强烈的压倒一切的欢乐。”我从背包里找出一个带拉链的自封袋，小心地将贝卡的花瓣装了进去。我们在新英格兰的庭院里有许许多多的花儿，但贝卡对它们并不特别感兴趣。阿尔卑斯山中的花儿在某种意义上是特别的：它们是贝卡在一个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世界里发现的东西。在我们徒步旅行的这一路上，她感受事物的方式发生了些微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已经足以让人看出区别。对贝卡来说，阿尔卑斯山中的每一朵花都是全新的，是它这一类中的第一朵，值得她的关注和保护。

卡罗尔拉起我的手，指向小山上的那间木屋。我抬头看去，看见有个赤身裸体、青铜色皮肤的男孩，年约7岁，敏捷地溜了进去。片刻，他又提着一个水桶出来，在门外的龙头上接满了水。这个男孩比贝卡略高一点，从头到脚均匀地晒成同一个色调。随后他的母亲，一个30多岁、身材魁梧的漂亮女人也出来了，将她棕色的、一丝不挂的身体摆在太阳椅上。她向草地这边看了一眼，懒洋洋地朝我们挥了挥手，然后闭上了眼睛。她挥手的动作中有种浑然不觉的自在之感：她并没有裸露癖，但她也完全不在乎别人看见自己的身体。我是个每时每刻都会隐约对自己感到不适的人，因而几乎无法理解这种态度。贝卡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就又回到她的花儿中了。我松了一口气，看来她还没有继承我的那些焦虑。不一会儿，她站起身来，朝着从山上汩汩流下的那条窄而清浅的小溪走去，我强忍住了喉咙里那声本能地想要阻止她过去的尖叫。她继续走到了小溪旁，并且在这一整个夏日午后，都尽情地拍打着水花。

传统上，父亲的身份向来意味着对子女的可能性的限制。那个我们熟悉的表达“老爸最懂”（father knows best）中暗含的后半句是“而孩子不懂”。这种立场显然有其正确之处：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爬到了危险的高处，他的父亲当然需要制止。孩子有时会去探索一些对他们自己的身体或心理有害的可能性，而我们作为父母的职责，就是时刻注意着存在自由（existential freedom）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构成的这些威胁。然而，尼采以及后来的存在主义者们都认为，被我们夸大的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所映射的，常常不是某个特定情境中实际存在的危险，而是我们自己的焦虑感。

焦虑和恐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千方百计地避开它们。更具体地说，我们避开那些会引发焦虑和恐惧的事物，例如蜘蛛、考试、枪击、小丑、湍急的河流。然而，此类经验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哲学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的一个总体上的共识是，人类做不到，也不应该去回避它们。尼采这样的存在主义者认为，恐惧并没有具体的对象或成因，而是从人之为人的本性深处令人不适地弥散出来的。用克尔恺郭尔的话说，恐惧来自“对自由的可能性的感知”（sense of freedom's possibility）。想象你在现在的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性，将它们的数量乘10，再乘10，最后再允许自己考虑一下，你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向自己禁绝了的那许许多多的选择。现在你所感受到的，就类似于某种模糊和弱化了的，对自由的无限可能性的意识。成年人世界惯常的例行程序通常会麻痹我们对这种恐惧的敏感，但小孩子会尽力提醒我们这种恐惧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孩子？当然，几乎所有父亲都觉得他们的行为是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着想，但我渐渐意识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保护孩子，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在回避自己的焦虑，或在与这焦虑苦苦纠缠。我们越是辩称自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就越强烈地显示出，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孩子以他们让人或愉悦或痛苦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人之为人是怎样一回事。贝卡无拘无束的好奇心、天真的勇敢和全无羞耻感，让我想起我自己在某个遥远过去的时刻，也曾拥有过这些可能性——而且我经历了一番周折才抛弃了它们。

接近傍晚的时候，天放晴了。太阳的位置仍然很高，但它已经快要没入西边的群山背后。最后的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一家坐在上面的那块草地上。卡罗尔带了水果和一瓶巴罗洛葡萄酒过来，我们三个人吃水果，我和卡罗尔喝酒。我们刚刚吃喝完毕，正打算收拾离开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开始只落下来几个雨点，渐渐下起了如薄雾般的细雨，后来变成了倾盆大雨。天空仍然看不见一丝云彩——只是呈现出一种明亮的、微微发着光的湛蓝色。但的确是在下雨，而且下得很大。这场雨是在字面意义上“平空而起”的，谁都不知道雨水来自哪里。我之前也遇到过太阳雨，那是在我二十几岁时，有次独自驾车穿越全境，途经蒙大拿州东部时的一个黄昏。一场暴雨在离我几英里处聚集又落下，伴着正渐渐西沉的落日的余晖。雨水被高空的气流在水平方向上吹到很远之外，吹到了一片并没有云彩的天空才落下。但在平原上，我仍然能看见远处天空中有阴云，因此那场雨没什么奇怪的。但菲多茨山谷的这场雨则完全不同。最初产生这些雨水的云被群山遮住了，因此看上去雨点就像是从阳光和蓝天中凭空幻化出来的一样。贝卡咯咯笑了起来，我和卡罗尔飞快地把东西收拾好，背着贝卡匆忙赶回了林居。

我知道太阳雨有某种神话意义，但当时我完全没办法好好思考这件事。我只能想到另一个可以形容这类暴雨的词：“serein”，它来自法语中表示“静谧”的词，或者古法语词“serain”，意为“傍晚”。夜幕降临时一场令人平静的大雨，会通向真正静谧的体验。我们回到旅馆，脱下身上湿透了的衣服，三个人一起挤进了“美景间”那个四足呈爪子形的特大号浴缸。我们很快地吃了个晚饭，来照看贝卡的人也到了，于是卡罗尔和我手牵手向尼采之家走去。

其他客人还没有睡下，他们正聚集在楼下的厨房里愉快地聊天，谈论尼采生命最后的日子。卡罗尔和我沿着楼梯上了二楼，她评论说“这个地方看上去挺快活”。我不得不同意这个评价。我们躺倒在床上，几个小时后决定睡觉。卡罗尔马上就睡着了，只留下还没能适应现在这座“深渊大酒店”的我自己。现在我对它的态度极为矛盾。它现在显得静谧、安稳，令人愉悦。这间房子已经变成了让当年第一次来这里时的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样子——一个供情侣和友人共度温馨时光的旅舍。或许存在的暴雨会降临，但即使在雨中，也仍可能有一缕阳光从不知什么地方悄然出现。这些都是真的，但此时此地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在困扰着我，某种诡异的或令人不安的东西。

我翻身趴在床上，用手肘支起上身，腹部肌肉紧绷着贴在床垫上。我一生中有很多时间都是以这个姿势度过的。直到今天，只要条件允许，我还是会在吃完饭后找一块地方，把自己的身体摊平趴在上面，直到那种让我感到不适的饱腹感渐渐消失——大多数人会称之为“满足”。我的手臂和肘部现在已经不会感觉到累了。我盯着卡罗尔看了好一会儿，拂开她落在脸上的头发，又回到了原来的姿势。她将这个姿势叫作“狮身人面像”，并会温柔地提醒我放松一点，别活得那么紧张。但今晚不行。我又翻了个身侧躺下来，几乎是下意识地用大拇指用力按压着肋骨。这也是个熟悉的动作，一种从我的年轻时代延续至今的惯性行为，它是让我确认自己还在这里，或者有适当比例的我已经不在了的一种方式。

我之前一直避免想这件事，但此刻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继续逃避下去已经不可能了。除了“serein”，太阳雨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在全世界的民俗传说中，这种天气现象都被赋予了惊人相似的意义：法国人叫它“狼的婚礼”——雨水被认为象征着新娘的泪水；菲律宾人的说法则更可怕，他们说太阳雨标志着提克巴朗马人（the Tikbalang）的婚礼，这是当地神话中一个恶作剧的魔鬼，会故意将行路人带入歧途，这会使他们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我难以想见谁会爱上这样一个形象，更不用说和他结婚了：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抻长了的人类，瘦骨伶仃，衰弱不堪——只是脖子上长了个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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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acific Palisades，美国加州一风景优美的海滨地区，是个有许多豪宅的富人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