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合理性及其兴衰
当事物的某个特征影响了人们的思虑，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把这一特征视作赞成或反对某个行动的理由。但到底是问题的哪一面解释了哪一面？是影响先出现，然后解释作为理由的某事物的意义吗？持这一立场的哲学家有休谟和圣奥古斯丁，后者写道：“在意志和爱的牵引中，一切要追求或避免之物的价值就显现了出来，然后我们才考虑它具有较多还是较少的价值。”持另一种立场的哲学家则忠诚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时还包括康德。他们认为，我们的激情天性完全受控于真理和理性。阿波罗统治着狄奥尼索斯。这一阳光景象的问题在于，阿波罗的控制是不可理解的……我们为何要关心什么事呢……奥古斯丁的立场就不会有这样的困难：我们谈论理由说明我们早就关心这一点。
——西蒙·布莱克本（SimonBlackburn）
哲学一词本意是爱智慧，但哲学家真正所爱的是推理。
——罗伯特·诺齐克，
《合理性的本质》（TheNatureofRationality）
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
——帕斯卡尔（Pascal），《思想录》（Pensées）
谈论了这么久的情感，那合理性呢？对情感和激情生活的辩护是对合理性的拒斥，还是对合理性的补遗，又或是补充甚至提高？但是，根据理性和情感来思考，并不能撼动旧有的二分法，尽管理性应该是激情的奴隶还是相反这一问题确实重要，但在我看来，根本问题在于理性与情感之间有害的虚假对立，仿佛两者分别占据人类生存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源自人类心灵的两种互不相干的能力。激情的生活不是毫无理性的生活，不是没有理由或反对理性的生活。实际上，如我所提示的那样，我们的情感不仅为我们提供诸多理由，激情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方式。反过来也是如此，合理性并不独立于激情，它也不是情感围绕着找到自己恰当位置的逻辑结构。合理性，至少在哲学中，有成为“最干瘪的”概念的危险，即成为“思想思考其自身”（亚里士多德在某个极为短视的时刻如此宣称）。合理性常常易于成为纯粹的逻辑、纯粹的“推理”，而缺乏或至少独立于敏感、好奇和经验之外。1
请注意，在“理性与情感”的二分中，理性是单数。理性与推理和合理性一道意味着一种单一的能力，体现为正确地思考，沿着被证明的道路通向真理，或者至少通向论证得最好的说明或辩解。与之相对，情感是复数。我们确信存在着诸多方式的非理性。但我认为，理性并不是巨石一块，而且，若我们如此分离合理性与我们的情感生活，把情感降级到非理性的领域，只会使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根据休谟留给我们的遗产（“理性是且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2），合理性应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手段，即纯粹“工具性”之物。终极目的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但是，把生活的终极目标排除在合理性领域之外——使之不受批评、评价和评估——是荒谬的，恰如休谟在评论时自己清楚承认的那样：“宁愿毁灭全世界也不愿划伤自己的一个指头，并不与理性相悖。”3情感尽管也是工具性的，但它们自身构成了目的——实际上是终极目的，即我们真正关心之事。
威廉·詹姆斯谈到了哲学中的两种主要激情，“我们渴求区分的激情”与“渴求简洁的激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的激情一起构成了一种“辩证法”，由此避免了线性“推理”的合理性模型，表明了合理性是某种比纯粹的“推理”更为复杂有趣的东西。4它同时涉及心灵（mind）和心脏（中国人精明地拒绝区分这两种器官，将其统称为心）。如果哲学不只是被这些激情所驱动，还是由它们构成的，那么哲学作为合理性与情感势不两立的说法，就肯定错了。换一种说法来表述：情感似乎不必在万能的理性法庭接受审判。理性本身就要受到审判，而且不只是——如康德以及许多其他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在自己的法庭中接受审判。实际上，问题或许应该是：合理性如何满足我们的激情，尤其是我们的生活激情？5
什么是合理性？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干瘪的意思。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复杂、组织甚至优雅。合理性的核心表明了我们的经验中有某种丰盈且富有肌理的东西。相应的，推理并不限于我们批判、论证甚至“厘清事物”的能力，而且还包括洞察力和识见，让我们能在复杂中看出秩序，从无序和混乱中找到意义，并进行区分和简化。（庄子谈及孔子时说：“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6）只有批判和论证技术，而没有洞察力、关心和识见，就不只是空洞而已了。在哲学之外，它们总是盲目的，因鼓励愤世嫉俗而有给我们带来社会灾难的危险。7
“合理性”是一个敬语、一种认可和赞美之词。说某物是理性的，实际上是极为看重它——在哲学中是最高的评价（因为如今人们都羞于宣称某个哲学主张是“真的”）。在谈及人类时说他们是“理性的”，这并不只是描述人类学的一个说法，它还有那么一点自鸣得意的味道。说一个人的行为或一个观念是理性的，就是说它某个地方是非常正确、有序、适当、恰切、值得赞美的。尽管如此，“合理性”仍是一个在根本上充满争议的概念，我们既不能弃之不用，也无法最终达成共识。在哲学中，理性和合理性或许得到了至高的赞美，但它因什么而得到赞美这一点绝非一目了然——或者，有时候它是否应该得到赞美也并不清楚。
将合理性概念限于或聚焦于哲学推理，限于纯粹的“工具”理性，等于把它榨干到什么也没有剩下，即剥去了它丰富的神学、哲学和科学史。8合理性，无论方式是反思还是洞见，长久以来都与上帝、终极真理以及世界真实存在的方式有重要关系。在柏拉图看来，理性的洞见近乎性爱的迷狂，是对完美形式的洞见。合理性——作为对洞见和理解的要求——一直是哲学的主题，而不只是其方法、手段和主要“能力”。合理性也一直与善、价值密切相关，而不只与有效性和机灵相连。把合理性简化为推理，把推理简化为逻辑和论证，所剥夺的不只是哲学的激情，还有其实质。例如，认为自由意志问题仅仅是数量众多的对立主张和论证，就漏掉了引发这种问题的人类情绪和焦虑。因此，如今许多哲学家在讨论诸如堕胎和安乐死这类让人心绪复杂的当代问题时，也主要把它们看作相互对立的论证，而绝无羞耻或尴尬之感。诚然，这或许比时而打断这种争论的粗暴行为要好，但毫无疑问，它漏掉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今天的哲学家们常常过于赞美逻辑和论证，以至于排除了别的一切。这种对哲学最干瘪一面的强迫关注，不但赶走了成群的好学生、公众和学术同行，还使得一些人（可能傻乎乎地）与那些熟悉时事但似乎要彻底拒斥合理性的哲学家们结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