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理性）的一些理由

赤裸裸的暴力我还受得了，可是赤裸裸的明智我完全不能忍受。这样运用头脑不够光明正大。这是对理性的暗算。

——奥斯卡·王尔德，

《道林·格雷的画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

我能勉强算是个存在主义者，所以向来怀疑关于理性的哲学谈论。“理性”是哲学中闪光的语词之一，被赋予神学的意蕴和解释。一些哲学家坚持认为，上帝本身就是“理性”（由此回避了信上帝是否是理性的这个问题）。其他哲学家则显得温和些，把理性描述为“上帝般的”。人们常常这样来呈现理性：无论是在哲学之内还是哲学之外，仿佛理性就是最终的仲裁人，一切人类行为的最高法庭，一切争端和分歧的终极解决方法。有时，理性的辩护者向我们保证（不过常常是假设）每个难题都有一个正确答案，每个悖论都有一个解决之道，每个（合乎情理的）问题都有一个答案，每个谜团和奇迹都有一个理性的解释。17和18世纪（启蒙时代）的一个主导性前提就是，一切事物都能得到解释，即“充足理由律”。17宇宙是理性的，因为“上帝不会毫无理由做任何事情”。由于我们是理性动物，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也可以通过人的双手和人的思考，根据上帝赋予的相同理性及其自然法则，变得秩序井然。

有这样强有力的主张和高远的期待，有这样的允诺和万物中先验统一的视野，难怪我们这个时代——有两次世界大战、核武器以及现在的“新世界秩序”的时代——充满了失望、挫折和愤怒，所有这一切用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Bernstein）那颇有韵味的表述来说，就是显示了一种“对理性的愤怒”。实际上，理性承诺如今看来太像政治选举的承诺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理性的强调显然只是修辞，说自己的立场是“理性的”，不过是试图说服对手相信自己立场的优越性，而且由于这一论证无法反驳，所以常被误解为是一个证明。（哲学中有一个较为奇怪却经久不衰的诡辩修辞手法：对手若无法反驳某个反常的立场，恰恰可被用作支持这一立场的论证。）

有一个正产生影响的论点认为，合理性是男性、白种人、资本家反对女性、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文化的阴谋。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合理性的误解。但是，我非常理解那些对所谓“理性”心怀疑虑的人，他们认为，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感性、风俗和信仰的理性，无异于牛津剑桥以及其他精英大学培养的男学生的辩论伎俩，是殖民统治的武器。人们因剥削或压迫而义愤填膺，却有人以保持“理性”为名要人们放下这种义愤，显然是一种权力计谋。只因未受教育者和穷人没有理性地（即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对他们那些表达不清的愤慨置之不理，至少可以说是回避了眼前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合理性不过是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康德主义者，他能够找到一条理性（甚至“绝对”）的原则来为任何事情辩护，甚至为其卑鄙的自利辩护。

当然，还有一种使用“理性”的方式，其功能就像是一个消音器、一块湿毛毯，为的是扑灭炽热的激情和同情，而提倡冷酷、毫无激情的理性。人们带着极端的偏见，对那些真正在乎者们的诉求不予理会，而那些宣称“合理性”——常常是在极其狭隘、经济的意义上，主要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人的政策反而得到支持。然而，那些理性的观点常常被证明无非是一些与己无关（uninterested）的观点（而绝不是公正［disinterested］的观点），即那些不介入、不参与甚至不关心的人的观点。我以为，每一个关于“不理性”的指控，确实都要详尽的阐明，比如“未受教育”、“笨拙”、“漫不经心”、“无效率”、“自败”、“有违程序”、“不能导出最佳结果”、“过度关心”、“不公正”、“不公平”，或者有时是“过于公平而有违我们的利益”。我怀疑，在哲学中，这类阐释的结果通常不会是“无效”、“无根据”或“不一致”的，而更可能是“热心”、“过于情绪化”、“个人介入太深”或“令我尴尬”的。我常常注意到，在哲学讨论中，指责“不够哲学”，其实指的是“不够超然和中立”，或者用病理学的术语来理解，就是“肛欲冲动还不够”，即“不是在玩哲学游戏”。因此，“合理性”成了一个敬语，它具体的意思或许可以表述如下：冷酷的专业化、冷漠无情或伪装起来的麻木不仁——或神经官能症。

不用说，哲学家们（或者说大多数哲学家）偏爱合理性。甚至那些抨击合理性的哲学家（比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通常在这样做时，也基于显然的理性根据，运用论证、类推和反例，更别提他们会运用思想和语言，且大多数时候符合语法和逻辑。不过，人们不应太计较这个仅存于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哲学家们常常竭尽所能要创建的，事实上是一开始就认可了的东西：合理性德性的最佳典范是哲学家。观念上来看，合理性完全可以不需要哲学家，成为思考自身的纯粹思想，但是由于缺乏这种神圣的纯粹性，英美哲学家就成了理性的尺度，尽管他或她也只是有限的。从乌贼到海豚和类人猿，从“原始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到东方最精致的文化，更不用说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芬兰人，所有其他被推定为理性的生命，其理性程度的高低都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像（狭义的）西方传统中的哲学家们那样行事——阐明抽象的概念、区分modusponens（肯定前件式）和modustollens（否定后件式）、收集证据和集合论证、清除和批判假设（当然包括他们自己的假设）、反思自己说的话的意义并与反对自己主张的人争辩。

然而，合理性概念不会有简单的解释。技术的含义增多，日益严格的标准使得人们最后只能说，除非一个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或者至少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哲学家们教会类人猿说话时，会怎么做？”有人曾这样问剑桥大学的哲学家安斯康姆［G.E.M.Anscombe］。她回答说：“他们会提高门槛。”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人们常说或至少暗示，合理性不仅要求会使用一套复杂的自我指涉语言以及能在一般情况下做到一致性和融贯性，而且还要求一套自我批判的元理论。18理性的这种通胀，并不完全限于西方。在对pramana（量）这个吠陀概念的详细分析中，世界上第一流的梵语学者莫汉蒂（J.N.Mohanty）论证说，合理性不仅必须根据哲学观来设想，还需要一种“包括证据、合理的正当理由和批判性评价的理论……以及一种关于这些理论实践的理论”。19坚持理性的生活需要这样彻底的理论阐述（“省察的生活”），只会使我们绝大多数人寸步难行。20

自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们把哲学反思当作合理性的标志，甚至是一种“值得过的生活”的条件（苏格拉底自己未必有这样一种“理论”）。不用说，这会把诸多文化排除在外，因为很多文化不鼓励或不发展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认为神话和隐喻比粗俗、毫无想象力的字面白描有趣得多，对它们而言，知识论不是一个有趣或值得费心的关注，“正当理由”也与理智的自主性无关，而是一个权威或传统问题。实际上，这种合理性观念并不适用于任何种类的“高等”动物，无论这种动物多聪明。21尽管如此，每当看着我们养的狗露（Lou）和弗里茨（Fritz）又发现了冲出院子栅栏的新花样，或想到了一个让我们打开狗食罐子的新花招，我们就会不禁认为它们有某种理性，而它们一旦做了某种极其愚蠢之事，我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们不理性。（弗里茨不止一次想叼着一根三十六英寸长的棍子通过二十英寸宽的门道。露则会挠身上的疮，搞得我们只好再三把它带到兽医那儿。）“理性”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有多少答案，完全要取决于所问问题的内涵和关键是什么。如果只是想要沙文主义式地颂赞我们这个特别易于自我毁灭的种类，我想我们还是推迟这样的欢庆会为好。22

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家在美好生活上叠加了一层自我反思，并且荒唐地主张“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让——保罗·萨特也一样，他高傲且充满焦虑地强调具有“净化作用”的反思，并把“绝对自由”强加于我们，若抛开这些观点，那么很显然，一种理性的（而且可能是幸福的）生活很容易被那些没有任何哲学爱好或天才的人所获得。实际上，就另一面而言，我们应该铭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克尔凯郭尔、加缪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deUnamuno），以及许多惯于打破旧习的古代哲学家和亚洲哲学家，他们认为合理性意味着焦虑和受苦。尼采（在他的《快乐的科学》中）评论说，唯有在我们认识到反思意识完全多余时，它才有哲学上的韵味，而尼采哲学的诸多内容，就是在申辩一种拥有较多“本能”、较少反思的创造性生活。23

有时，哲学家们会主张理性本质上与反思、思考和“二阶”评价（对我们各种欲望的偏好、对我们各种信念的接受）密切相关。24但是，理性或不理性的是行为本身，而不是对行为的评价。（当然，反过来说，这种说法也可以是理性的或不理性的，但在这里还是不要跳到元层次去讨论方法、标准和最佳策略为好。）理性不必是反思性的，尽管像我们自己这样能够反思的生命，显然在某些有趣的方面更为复杂。要去大体上了解理性，科学理性的范式会是一个错误的基础。“省察的生活”也是如此。过度强调语言、思想、考量或原则，或许对理性而言要求太多。抑或是要求太少，因为我不认为过度强调推理和表意清晰的理性，是疏忽的结果。我倒认为，这是限制哲学讨论——或许还有美好生活概念——的一个工具，把讨论内容最后局限到了一般专业哲学家才有的技能和人格特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