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恋癖、病态的唯我论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子》

有人说，死亡是终极的哲学主题，所谓终极，并不只是指“最后”这种最简单平凡的意思（如在“我们生命的终结”时），它还意味着：死亡连同重大的苦难，能使那些太过实际的人也去进行哲学反思。这种说法有时是真的，但也有些言过其实。马丁·海德格尔的著名命题，我们的生存就是向死而在，虽然并非完全清晰明了，却让人们点头称是，就像波爱修斯（Boethius，480——524）更为古老的观点一样，他认为，“哲学的慰藉”就是对死亡的超越。1不过，尽管哲学家确实有必要反思死亡的必然性，但我认为，过分夸大它的重要性也是个错误。然而，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在今天，海德格尔圈子之外的哲学家，以死亡作为著述主题的极少。2当然，生物伦理学近来的一些问题也会涉及死亡的定义，而且死亡的不可欲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不过，死亡的性质及其不可欲本身很少被当作值得探讨的主题。或许正因为此，死亡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被讨论时，常常被过分夸大。不只是哲学家，还有一般人，都被指责为以各种方式“否定死亡”。死亡被“干瘪化”为一个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最为干瘪的处理，当然是完全不闻不问了。不过，某种干瘪化处理本身会是有一定分量的哲学学说，比如伊壁鸠鲁对死亡的看法，简而言之，就是死亡“什么也不是”。

与此相反，我也听闻许多人说，死亡是终极的悲剧。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不过是陈词滥调，而且极不正确。一个人可能会（而且理应）害怕，自己配偶或孩子的死亡比自己死去更是个悲剧（这里限于个人悲剧的范围，不考虑战争、大众杀手、核爆炸、大屠杀的集体恐怖）。此外，人们可能认为，死亡是一个人最后的（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是终极的）悲剧，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是这种人尽皆知的老生常谈，如果没有一些细碎的条件限制，也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曾援引梭伦（Solon）的一个著名段落，论证说：“在死去之前，没人称得上是幸福的。”3乍一看，这种说法无论是作为幸福命题还是死亡命题，都是胡说谬论。说一个人在死后的幸福，有什么意义可言？而且，说一个死人是幸福的，是什么意思？可是亚里士多德的论证，若被完全展开，是很有意义的。我们一旦放弃“感觉幸福”这种现代享乐主义观点，而采用亚里士多德更具包容性的“过着并过过美好生活”的说法，那我们就会认识到，悲剧绝不限于活着的人。羞辱和丑闻甚至在死后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好名声”，反映着他的生活及生活方式。“某人现在必定在坟墓里晕头转向呢”，这不过是句贫乏的诗，却提及到了这一明显的事实，它与不朽、轮回或死后生命之类更富雄心的信念毫无关联。4某人自己的死，并不是终极悲剧。无论是死前还是死后，甚至从死者的角度（尽管只是设身处地想）来看，都还有更糟糕的事。

同样轻率的，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死亡是终极的惩罚，当然，这是惩罚死罪典型的正当理据，“穷凶极恶”的人理应判处死刑。可是，死亡绝不是终极的惩罚，除非这里又是在简单直白的意义上说，死亡是最后的惩罚。（事实上，在这个意义上也不是如此。比如，以色列士兵用推土机铲平了巴勒斯坦某个已死的恐怖分子的家，目的是进一步惩罚这个恐怖分子。人们可以说，若奖赏和荣誉在死后被剥夺，死亡就不是最后的惩罚，而一连串羞辱之一。）有很多事情，比死亡更糟糕。让人痛苦、衰微、致命的疾病就比死亡更糟糕，正因为此，将自杀和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正当请求一直都存在。折磨常常也被认为比死亡更糟糕。伊丽莎白时代的死刑执行旷日持久，受刑者会被阉掉、挖内脏、五马分尸，有时还要被剥皮和毁容，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彻底的羞辱，如此一来，死亡倒成了一项慈悲的善举，令人松一口气。有时，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会认为死去更好，而且偶尔还能得偿所愿。1965年，犹他州普罗沃监狱的加里·吉尔默（GaryGilmore）要求把自己判处死刑，由此开启了旷日持久、充满血腥的行刑狂欢，在所有“先进文明的”国家中，似乎只有美国人民会有这种需求和享受这种场面。5那些同等文明国家（并非都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自杀率也足以表明这种虽不理性却很盛行的对死的需求，很多人宁愿去死，也不愿承受社会、经济、家庭、职业或心理的羞辱和失败。死亡并不是发生在人身上最严重的惩罚或最糟糕的事情。实际上，还有死得其时这样的理想情形，即在美好生活将近之时死去，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