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死亡的思考

真实的是，生命毫无意义。我似乎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生活道路之后，走到了深渊的边上，并且清楚地看到，前面除了死亡以外，什么也没有。欲停不能停，欲退不能退，闭眼不看也不行，因为不能不看到，前面除了生命和幸福的幻象，真正的痛苦和死亡——彻底灭亡以外，什么也没有。

——列夫·托尔斯泰（LeoTolstoy），“忏悔录”（Confession）

我的死如同我的生，皆在我能力之外。

——奥斯卡·王尔德

我只有两次直面死亡（开车和骑摩托车无数次的千钧一发不算，因为太快而没法有意识地面对）。恰如海德格尔有些晦涩的观点认为，无论这些经验是否会激发（更不用说确保）“本真性”，它们都会让人直面自身。我常常反思死亡，我想海德格尔也是如此，但这与直面死亡不是一回事。最起码，面对死亡是一种极具情感性的经验。与之相比，反思死亡就显得有所疏离、过于抽象，未能触及到所思考的现象。恰如笛卡尔的著名观点，人在思考的时候，最清楚知道自己是活着的——或者说，难以想象自己并没有活着。

不过，反思死亡要做到不肤浅、不轻率，很难。甚至像这周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这种事情越来越常见），一个好朋友或熟人突然去世了，都让人觉得很抽象。可是，这种事情向来如此突然吗？或者说，这样的事情总是令人震惊吗？甚至“死了”（dead）这个词单调乏味的发音、“死亡”（death）口齿不清的咬舌音，都表明了它的不现实性。7然后，还有死亡的观念，既可怕又不可理解。撇开人生细节不说，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逃避死亡，没有一直很负责地去做，但显然很成功。我想，在这点上，我并不孤单。我从小到大都在医学上被诊断为有死亡的危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我也有充足的机会反思这些问题，因此，我无法避免思考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生命的意义问题。我从来没有为了逃避这个问题而完全“忘我地”沉入日常生活的喧闹之中，不过，事实是，我其实经常这么做。

哲学为我提供了处理这一问题——既然不能完全避开——的一种微妙（或许还算是伪善的）手段。似乎绝大多数人谈论死亡时会觉得不自在。在哲学领域里，这样的谈论倒是十分惬意，但这是因为我们在“勇敢面对”，还是因为我们将自己隔绝或免疫于真正的思考之外呢？不必说，随着讨论的语言变得越深奥，越远离平常的“喋喋不休”，自欺的可能性也变得有增无减。但是，通过针对死亡的谈论、思考和写作，我至少努力做到了面对抽象的死亡，恰如我一再说的那样，哲学观点实际上对我们自己的感受、行为和真实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都曾警告我们说，不要把“所有人都会死，我是人……”这种粗糙的三段论与实际面对死亡混淆起来。但是，抽象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会变得具体而充满激情，纯粹的思考在什么程度上会成为真正的直面现实，这对于哲学家而言是一个棘手的“元”问题。能花时间阅读海德格尔和萨特，愉悦地翻阅庄子或在浏览西藏《度亡经》，理解其中极其复杂的抽象概念，并不一定意味着就真的能与死亡和解。然而，不去思考死亡，或者干脆承认对死亡毫无见解，也不是搭上死亡快车的一种更为诚实的做法。我若对自己诚实，就很清楚，所有这些对于“某人自己死亡”的谈论，根本上都与我毫无关系。这让我的说辞既有些歇斯底里，又有那么一点学者气息，像是为了不跌倒而狂舞不止。

在这些问题上，一个人怎么可能“清楚”呢？我读了些关于死亡和濒死的论述——关于他人的死亡和濒死的论述——并且吃惊地发现这样一种看法：这些问题应该被科学地争论和归类。不是说这样的工作不必要或者无趣，而是这是一项可怕的工作，但还得有人来做。不过我记得，在医学院时——很久以前了——我年轻的同事都想着如何来避免直面死亡，要么干脆不面对，要么把它看成例行公事，要么就扮演“其他人”的角色，不管是英雄、帮手还是旁观者。在阅读某些一流分析哲学家论死亡的著作时，我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书中那些细致且时常敏锐的思想总会被硬塞到技术难题的框框之中。8避而不谈，在这里也成了惯例。这里的伎俩大家很熟悉：把残酷的事实转变为悖论，然后集中精力解决悖论。几年前，我参加一场关于恶的讨论会，就听到一个非常聪明的分析哲学家把恶的论题转为苏格拉底的悖论（“一个人能够有意犯错吗”），经过漫长的论述之后，最后以论述想吃一根香蕉意味着什么结尾。（我不是在开玩笑。）犹太人种族大屠杀，波斯尼亚、卢旺达和缅甸的骇人情况，还有贩毒集团，通通从视野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技术性问题，讨论着欲望、意图和（最小意义上的）行动之间的关联。由此，即使不用触及我们真正关心的主题，也能在某种深度上讨论死亡问题了。

这样的逃避，被指责为“否认死亡”。这样说或许过于严厉了，但它们确实是些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手段。我的问题是，直面死亡——换句话说，不否认死亡——到底是什么意思？真相是，哲学是把玩死亡或死亡观念的一种方式。这不同于所谓的“慰藉”，也肯定要比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Sein-zum-Tode）轻盈一些。或许，这就是哲学快乐的一部分，可以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猜想人类最沉重的主题。但是，对于“什么是死亡？或确切地说，我的死亡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这种看似简单但难以回答的问题，我的确不知道在回答时该如何避免肤浅或显得伪善。

我认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一个关涉的是一个人自己的（即“我的”）死亡，另一个关涉的是他人的死亡。退一步说，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关注他人生命中的不幸——比如痛苦和贫穷——时，一人可以诉诸（但仍然问题多多）经常混乱不清的“移情”观念，即“设身处地地想”。一个人可以设想自己受过类似的伤害，或许与自己几年前的某段痛苦经历相似。一个人也可以设想买不起药、好的食品、汽车、书籍、电脑是什么回事，尽管可能有点难。可问题是死亡时，就完全不清楚“死去会是个什么情形”这样的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时，人们会说面对自己死亡的理想态度是某种温和的（但不必然是黑色的）雅谑感，“绞刑架下的雅谑”就是最明显、最病态也最极端的例子。（怨恨的策略搞混了这幅图景。比如，向行刑手开自己死亡的玩笑，其实意味着他并不认真对待这一惩罚——换句话说，这都算不上是什么惩罚。）可是，对他人的死亡——哪怕是自己的宿敌或恶人的死亡——采取一种玩笑态度，似乎是不合适的。这里的不对称极为严重，可能比任何别的哲学问题都更为严重。9我不想显得毫无同情心，但在轻松地写作自己的死亡时，我似乎也禁不住会轻松地写作他人的死亡。可是，写作和思考别人的死亡，哪怕是与自己非常亲近的人，与写作和思考自己的死亡也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希望读者们能理解这种自传性的困境，以及我为何拒绝以通常的哲学手法摆脱它的原因，因为后者总是把问题简化为一系列毫无观点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难题，只是通过回避问题来避开别人的指责。

我完全不知道如何分析在多种意义上什么也不是的东西。没错，我这里的论点是，死亡并非什么也不是，但它也不是“什么”。我希望，这样的说法听起来不会太愚蠢，或太深奥。我不知道如何做到深奥，也就是深刻（一个把我们自然地导向坟墓的隐喻）。深奥太容易与幽暗混淆在一起，但真理存在于表面。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终点就给定了，但这或许不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必然性，而是人类叙事的本质。我们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我们不只认为人或他人必然会死，而且也认为自己必然会死，即使我们不断抑制、竭力否定这种想法。谈论死亡，就是力图通过讨论最致命的死寂，谈一些活生生的东西。或许，恕我直言，再谈谈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