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

1995年秋天的莫斯科。一个阴冷潮湿的星期六下午。我跟J来到新处女修道院公墓，漫步在幽静的小径上。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去看看布尔加科夫的长眠之地。那一天终于有了机会。

凄风冷雨满地黄叶使墓地笼上了一层伤感。我们循着一排排墓碑寻找作家的安息之所。我们并不指望能在高大的方尖碑林中找到作家的坟墓。布尔加科夫生活的清贫和种种不如意的遭际告诉我们，质朴应该是他墓碑上最好的装饰。然而，当寻找的结果把我们带到一座完全可以称之为鄙陋的墓前时，我们还是惊讶了。同周围那一座座以大理石和花岗岩装砌得庄严雄伟、竖立着高大精美雕塑的豪华墓冢相比，它显得那样寒酸：一圈高不足一尺的锈蚀的长方形铁栅栏，拦出了一块狭窄的土地，上面浅卧着一块未经任何打磨的磨盘大小的粗糙的石头，透过斑驳的苔痕，依稀可以辨识出两行浅浅的字迹：

作家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

（1891—1940）

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布尔加科娃

（1893—1970）

这就是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夫人的合葬墓。它低洼，潮湿，简陋。然而，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座坟墓，给人带来的感受却并非凄凉。我忽然发现，原来是那几束整齐摆放在墓石上的黄白红相间的亮丽的玫瑰和石竹，使墓前经过的人们感受到一种隽永的生命活力，一种弥漫于湿润空气中的温馨，一种深切的永恒的怀念。

我们伫立良久，感慨万千，默默沿小径向墓地深处走去。这时，身后一阵活泼的喧声笑语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原来一群少年在一位女教师引导下，正朝着我们刚刚离开的坟墓走去，看样子大约是六七年级，为首一名女生手捧一大把鲜花。学生环墓而立，鲜花摆到了那块粗糙的墓石上，响起了女教师清越激动的解说声……

我的记忆中永远留下了这一场景。它生动地说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千千万万普通俄国人心目中无上崇高的地位。如今，在那块广袤的土地上，他的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杰出的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当之无愧地被奉为经典，与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大师的著作交相辉映，共同成为俄罗斯文化和文学最高成就的象征。

一、早期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诞生于1891年5月3日（旧俄历）。父亲是基辅神学院的一位副教授。膝下三男四女，米哈伊尔是老大。有了这样一大群子女，个个要受教育，家境之窘困可想而知。直到1906年，父亲因病去世后，为了照顾家属能拿到教授的抚恤金，经同事们请求，父亲才被晋升为教授。

1914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布尔加科夫正由基辅大学医学院毕业。他立刻参加了野战医院的工作，不久即获得优秀医生称号。后来，他又志愿受红十字会派遣，上了前线。他的第一个妻子塔姬亚娜充当护士，与他同甘共苦，一起工作到1916年9月。后布尔加科夫接到通知，正式应征入伍，成为二线军人，他同妻子在地方医院工作，直到1918年初。

十月革命的浪潮波及地方后，混乱的局势使医院工作难以为继。这段时间布尔加科夫目睹了故乡的历史剧变：乌克兰大地上不断更迭着彼特留拉、邓尼金、盖特曼、德国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旗帜。1918年2月他同塔姬亚娜回到基辅，靠开一家诊所维持生活，等待局势的明朗化。这期间他饱经惶惑和痛苦。思想的矛盾、疑虑，心灵的动荡、追寻，后来都化成《白卫军》等作品中人物的感受。

1919年秋，布尔加科夫为了寻找早已参加白军、在战乱中失去联络的弟弟尼古拉，只身前往白军占领的高加索地区。在这里开始了文学生涯。他先是参加《高加索》报的编辑工作。不久，白军逃离符拉迪高加索，而他则因斑疹伤寒复发，留在当地。苏维埃政权接管报纸后，布尔加科夫被任命为文学版主编，并从事戏剧创作，成为当地极有影响的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然而，莫斯科才是布尔加科夫梦寐以求想要一展才华的地方。1921年秋，他告别南方，经基辅来到首都，开始以文学为生。然而，首都文学界对这位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十分冷淡。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私人办的《工商时报》，当了一名简讯编辑，以图生计。偏巧六期之后，报纸由于不景气而停刊，他只好再次为寻职而四处奔走。其间他写通讯，写小品，打零杂，在生存线上挣扎。艰苦的努力没有白费，情况渐渐好起来：他的特写、短篇、小品在阿·托尔斯泰主编的《前夜》报文学副刊上不断刊出，引起文学界广泛重视。读者们多为作者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笔锋、雅谑的风格和深刻的心理把握所倾倒。布尔加科夫在最挑剔的莫斯科文苑开始小有文名，文坛泰斗们认为他大有希望。这时，时间已到了1922年末。

当时，俄国正处于由乱入治的变革时期。莫斯科是变化的中心。革命时期的动荡和狂热正逐渐让位于经济与秩序的恢复。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了复兴和繁荣的希望。布尔加科夫也从惶惑中走出来，对新生活充满了赞许和期待。他在这一时期的小品和特写，清晰地展示了这些特点。作品几乎全是当时各种活生生事件的评论和报道，充满了健康乐观的情绪。对于苏维埃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对于新条件下产生的贪婪庸俗、唯利是图、损公肥私等人性弱点，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从1923年初开始，布尔加科夫作为作家和记者的地位已经相当牢固。发表作品的园地不仅有《前夜》副刊，还有《劳动报》、《汽笛报》、《教育工作者之声报》……一个偶然的机会，经朋友介绍，布尔加科夫加入到《汽笛报》编辑部，成为这里的固定工作人员。20年代初期的《汽笛报》编辑部，是一个群星荟萃之地，在这里工作的有卡塔耶夫（《时间呀，前进！》的作者）、奥列沙、斯拉文、萨扬斯基、伊利夫、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金牛犊》等长篇的作者）、别列列申、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作者）等后来驰骋于苏联文坛的重要人物。这段生活对于布尔加科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袖头札记》酝酿出版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始终没有多大进展。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另一部讽刺小说集——《群魔乱舞》却问世了。这时已是1924年3月。长篇《白卫军》也在《汽笛报》连载。不久，大型文学杂志《俄罗斯》又同他签订了全文刊载《白卫军》的合同。1925年2月，《地心》丛刊第6期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重要小说《不祥的蛋》。

文场得意的时候，作家的婚姻生活却发生了变故。同他患难与共、经历了战乱风雨的妻子塔姬亚娜同他分手了。第二位妻子柳芭是一个聪颖、漂亮、有活力、有艺术修养的女性。我在这里无意评说作家的私生活，只想说他同第一位妻子的离异显然是受到当时苏联社会男女关系的所谓“开放”风气（“一杯水主义”，换个情人就像喝杯白开水那样简单）的影响。可叹的是塔姬亚娜直到最后仍深爱着他。而他在临终前对前妻表达的歉意，说明这次离异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抹不去的阴影。第二位妻子很快便成了他在各方面不可缺少的帮手。

1925年3月，布尔加科夫完成了他的第三部长篇——《狗心》。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这部作品也许特别重要，因为在这部作品中，他让想象力张开了强劲有力的翅膀。这段时间是作家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文学事业的成功，爱情的温馨使作家焕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他在文学聚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耳边不时响起好评，读者中开始出现他的崇拜者。许多人在等待着《狗心》的发表。布尔加科夫手头正在改编的戏剧作品有《不祥的蛋》、《狗心》，正在写作的剧本有《佐伊卡的住宅》、《血红的岛》。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看好他的戏。

二、成熟

然而，令人懊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狗心》未能通过审查，《袖头札记》又被拒绝发表。1925年10月，剧院提出剧本《白卫军》需要彻底修改（后更名为《图尔宾一家的日子》）。还有更糟的：《消息报》上发表了对他的《群魔乱舞》的评论，给他的讽刺扣上了对苏维埃制度恶毒攻击的帽子。接下来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了批判，文章最后累计竟达创纪录的298篇之多。他的《白卫军》、《逃亡》等以深入揭示白卫军内心世界复杂性为特色的作品，成了“美化白军”的罪证，成了公开的“反革命文学宣言书”。顺理成章，布尔加科夫也成了“敌对势力在文学界的代表”。

应该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同苏联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但更直接的是同20世纪20—30年代苏联文坛的极左思潮泛滥有直接关系。在狂热的极左思潮鼓动下，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都受到攻击，一律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当时流行着年轻诗人基里洛夫的一首诗——《我们》，里头有几句尽人皆知的话：“为了我们的明天，火烧拉斐尔！砸烂博物馆！把艺术的花朵踏成泥！”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激烈争论，实际早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就已经开始。某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人物认为，莎士比亚虽是文坛巨匠，但也只不过是一个意义和价值“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时代”的角色，如今早已“过时”了。托派文艺理论家阿维尔巴赫、列日涅夫等则公开号召“无产阶级要起来推翻一切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文化艺术倾向”。当时的文坛主宰“岗位派”公开号召“重新翻耕文学土地”，“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统统送进博物馆”！

岗位派兴起的这种极左时刻，正是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步入成熟期——《群魔乱舞》和《白卫军》即将完成，一颗文学新星即将升起的时候。试想吧，就连高尔基也不再是“领头的鹰”，而只是一条“不左不右的蛇”，费定、阿·托尔斯泰、伊万诺夫、列昂诺夫等人都只是“革命同路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受到传统文学深刻影响，力图以创作实践在传统美学和当代美学之间架设起继承桥梁的文学新人，受到岗位派“迎头痛击”，又有什么奇怪呢？

从1925年到1927年，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重视。高尔基从意大利写信回来问《白卫军》是否已有单行本问世。沃罗申指出，《白卫军》是一部“非同凡响的、独具特色的东西。以处女作而论，完全可以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处女作媲美”。作者把小说情节的发展巧妙地架构于尖锐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之上——既有时代的矛盾冲突和紧张的历史风云作为背景，更重要的是还充分展现了人物命运的冲突、性格的冲突和复杂的心理矛盾。在《白卫军》中，布尔加科夫大展心理大师的风采。主人公是一群友爱、诚实、正派的人，他们爱国，有高度的公民责任感，有自己成形的道德观念。战争和革命冲击了他们的理想和生活。他们痛苦、彷徨。生活要求他们就跟谁走、拥护谁、反对谁、维护什么样的理想和价值的问题作出回答。作家以非凡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技巧表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无比丰富复杂的内心过程。《白卫军》之前，苏维埃文学很少有把白卫军作为人来表现的，他们仅仅是贴上了阶级斗争标签的固定模式而已。

1926年10月，根据长篇《白卫军》改编的话剧《图尔宾一家的日子》正式公演，取得极大成功。俄国最具权威性的小艺术剧院连演数月，每星期三场，居然场场爆满。另一部戏《佐伊卡的住宅》从1926年10月起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公演，连演两年，居然没有从剧目上撤下来。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接着又是剧本《逃亡》获得的巨大成功。布尔加科夫成了家喻户晓的剧作家。

然而，到了20年代末期，特别是30年代初期，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占据文学领导岗位的“岗位派”动员了全部力量，把意识形态的争论变成了宗教裁判所式的对“异端分子”的直接政治迫害。从1929年开始，布尔加科夫的剧一个接一个撤下舞台。报刊上对他点名批判的口气也越来越严厉和粗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毫不客气地把他叫做“新布尔乔亚”。他的作品也不再有刊物和出版社发表。他的希望破灭了。作为一个作家，连生存也受到威胁。他向当局要求自我放逐——把他放逐到苏联以外的地方。可是没有人理他。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斯大林、加里宁、斯维尔德洛夫、高尔基等人写信。1930年3月28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不久，又安排他到艺术剧院，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下工作。

布尔加科夫懂得，他的当代题材的创作生命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痛苦，但他无可奈何。此后十年，他几乎全力以赴投入了历史题材戏剧的创作。他先后搞了《莫里哀》、《死魂灵》、《幸福》、《亚当和夏娃》、《普希金》等剧本。他还写了一个反映斯大林早期革命活动的剧本——《巴统》，只是很不成功。在剧院，他又编，又导，又演，是一个全才。有什么办法呢？要活着就得干活，就得写，就得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反正就得挣工资。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部反映剧院生活的长篇——《剧院罗曼史》，还算是他愿意写的东西吧。自20年代末开始，这部东西一直断断续续地在写。都是那些紧赶慢赶要完成的剧本，才限制了它的一气呵成。他想在书中尽情把那些权贵们嘲笑一番，为才华横溢的苦命人一掬同情之泪，可又不得不为了别的“活儿”把它撂下。1936年末又把它捡起来了，但始终也未能完成。

不过，所有这一切，若同他那呕心沥血之作——长篇《大师和玛格丽特》相比，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三、《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前前后后

《大师和玛格丽特》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即使重病在身，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他的第三个妻子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常常是手执铅笔，坐在床前，记录作家疾病缠身时的口授，帮助他一遍又一遍完善手稿。直到最后，布尔加科夫也没有来得及完成一份清稿，就匆匆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因此，当这部著作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雨沧桑终于有机会同读者见面时，仍需要经过他的遗孀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再次整理。

1966年，在暖风频吹的苏联文坛“解冻”的日子里，在所有局内人的一再呼唤声中，大型文学刊物《莫斯科》终于发表了这部堪称20世纪俄国文学最重要作品之一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由于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作品在发表时删去了许多仍显尖锐敏感的段落和字句。长篇发表后，全国沉浸在文学的亢奋之中。人们在感叹这部长篇气势恢弘、结构奇巧、哲思深邃、人物丰满、想象奇特、语言优美、讽刺有力、抒情真挚、手法新颖的同时，对作者意图表现的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才发现，原来对于这同一本书的理解，每个人几乎都不一样，而且有时差距竟那么大。国外对这部巨著的反响也空前热烈。不久，几乎各种文字的译本就问世了。评论的文字如潮。美国一个学者甚至认为《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半个多世纪苏联文学存在的唯一价值所在。这当然是偏颇之言，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品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之巨大。

1973年12月末，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布尔加科夫的一卷集，其中对1966年期刊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作了补充。编者说明，这是根据手稿作了全面整理的结果。后来出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基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读者现在看到的这个译本，是根据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的《布尔加科夫文集》（五卷本）翻译的。五卷本《文集》整理研究了作家留下的大量手稿，并加了注释，可以认为是目前最完善的版本。版本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起来，主要是因为这部长篇作者没写完就去世了，最后的文本是他的夫人叶莲娜·谢尔盖耶芙娜整理提供的。作者在生前留下了大量异文，有待于学术界作进一步研究和考订。

四、长篇的几个形象

我不想对《大师》的“主题思想”作什么阐述。对于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和感受。还是把这一过程留给每一位读者自己去完成吧。我只想说，这是一部非常情感化和个性化的书。特别是其中好多人物形象，显然是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感悟。魔王沃兰德（撒旦）就是这样一个形象。他原是脱离人世“超然物外”的阴世主宰。他以一种毫不动容的冷静，在顷刻之间对生与死这样的重大问题作出无法抗拒的决断。然而在魔鬼般冷漠的表面之下，隐藏的难道不是一颗充满同情与怜悯的心吗？所以在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这部长篇中，撒旦竟成了惩恶扬善、主持正义的力量。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对人类内心激情的洞悉，对人的命运的同情，使他成为戴着撒旦面具的天使。他不能容忍任何虚伪和欺骗，杀伐褒奖都有十分明确而公正的标准。话又说回来，谁能否认这一切的判断标准都是作者赋予的呢？归根结底，沃兰德的所作所为，都是作者良心和智慧的曲折表现。另一方面我们又不难发现，沃兰德及其一伙身上的许多东西，都是以传统世界叛逆的形式出现的——传统对善恶的理解也好，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好、价值观也好，在他们身上都被否定了，或是作了某种程度的修正。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出于掩饰作者本意的需要，但也许更大程度上是因为问题本身就非常复杂，以致很难作出线性答复和简单的是非判断。仅以对待暴力的态度为例，有时，唯有暴力方能剪除阻碍进步和正义的罪恶：“大恶人”会令某些人流眼泪，可也许更多的人却因此而得到幸福和欢乐。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世界，“邪恶”完全可能促进人类的福祉。流行的观点认为魔鬼撒旦是邪恶的化身，可作者的眼睛恰恰看出其中的误谬。所以当沃兰德和他的“犯罪团伙”最后显现自己的真面目时，我们都看到了骑士们那高贵、伟岸、光明的形象。正是透过种种“双重扭曲”或者“否定之否定”的处理手法，沃兰德“匪帮”才成了作者寄托意愿、理念、希望的化身，“邪恶”才成了布尔加科夫笔下的正义之剑。

彼拉多和耶稣也是一对体现了作者复杂理念的形象。有人仅仅把他们看成是恶和善的图解，似乎有把复杂的事物过于简单化之嫌。彼拉多这个形象显然不是浑然的，而是分裂的。他继承了俄国文学写分裂人性的传统，并把它发扬到了极致。这种分裂使人物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无限权势和有限可能，有心主持公正和身不由己，强大有力和无能为力构成了他分裂心理的基础。他是一个权臣，但也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他威严凶狠，但又孤独脆弱。冷漠的外表下隐藏着他对流浪哲学家耶稣火热的同情。他虽握有生杀予夺大权，但又不能拿自己的身家地位去冒险，所以他只好压制内心的激愤与冲动，把明显的不公正作为现实接受下来，与它们妥协。在国家机器和法律面前，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于是他想出了一种更加残忍，更加狡诈诡谲的手段，而其最终的目的也许只不过是报复——为自己受到伤害的自尊而报复。彼拉多永世的痛苦来源于他良心的折磨：一个强有力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一个勇敢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怯懦，一个可以行动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在他的身上，也许可以看到作者对当时某些国家权要面对历史选择时处境的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来，把彼拉多看作作者历史观、自由观、个人价值观的解说，也许不无道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善与恶的相对性和可转化性的肯定。

耶稣体现了作者复杂理念的另一面。那是一个目无权势的人——因为他根本不知权势为何物，所以也就无从产生对于权势的畏惧。他的心灵是自由的，就连行动和举止也表现得那样天真烂漫，无拘无束。对于社会的权威舆论，他可以毫不在意，因为他已经超越了社会和时代的统治理念，从而步入了一个新境界。他为时代诞育了一种新思想、新道德。（作者并没有去写那些新思想、新道德，因为那不是他的任务。）这给了他以巨大的心理道德优势。因此，在同彼拉多的永恒的争论中，他才显得那样毫不矫饰的单纯，那样毫无惶惑的完整，那样充满自信的安详，那样富有生命气息的有力；而他的强大对手，则永远陷于难以抗御的性格分裂的痛苦之中。

五、几个特点

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构成了这部长篇引人注目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点也同作品的高度感情化、个性化有着密切联系，因为它实际是一种表现作者深层意图和隐蔽目的的有力手段。它不仅表现为个别细节的描写，如月光、雷雨、黑气、焚烧的手稿、一汪如血的酒、没有身体的西装等等……而且，还体现在许多完整情节和冲突的安排和设计上，如杂技场的魔术演出，合唱团的走火入魔，花园街五十号公寓、格里鲍耶陀夫小楼、特供副食商店、大师居住的地下室等连续四场大火……应该指出，长篇的这种写作手段一定程度上产生于特定时代的政治环境。然而有了它，也深化了魔幻与现实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不熟悉苏联20世纪30年代政治历史背景的读者来说，对于长篇的种种情节和人物，肯定要产生多种基于各自生活经验的解读，这是十分自然的。我甚至以为，今天的读者大可不必顾及当时的种种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不必顾及作者浸润于人物和事件的隐秘感情色彩，从一个全新的时空和环境感受出发，来欣赏长篇对于人物、事件、场景和矛盾冲突的描写。这样对作品得出的理解，将会使你得到全然不同的审美感受。事实上，俄国社会的新一代读者正是这样做的。

长篇无与伦比的高度结构技巧是另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点。多重社会背景，多维时空观念，多种透视角度，使作品的画面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在这方面，布尔加科夫表现了超凡的艺术驾驭能力。罗马帝国时代的耶路撒冷，苏维埃俄国的莫斯科，时间和空间完全淡出的人间仙境……共同编织出一幅完整的历史与现实交汇、幻想与生活统一、艺术与哲思交融的绚丽长篇画卷。天马行空般的时空变化，眼花缭乱的魔幻情节，严格的现实描写和堪称经典的抒情段落……水乳交融般结合在一起。作者调动起了丰富圆熟的艺术结构才华和表现手段，把两千年跨度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统统有机地纳入了两天的实际叙事时间之中，显现出结构大师高超的叙事才能和缜密精巧的构思。这一切又同作者寻求善与恶相对性和可转换性的答案，思考生活的价值，探寻社会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代价等目的，完全有机地融为一体，使长篇成为20世纪俄国文学长篇中结构技巧的典范。

布尔加科夫作为心理大师的特色，在长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技巧的圆熟，描写的细腻深刻，在20世纪的苏俄文学中堪称楷模。作家善于通过行动和事件描写，揭示人物内心的细微变化，使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描写是这样，对彼拉多、沃兰德也是这样。甚至书中的每个次要人物形象，也不乏心理描写的闪光之笔。布尔加科夫特别善于营造环境和气氛，以烘托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彼拉多的形象在心理描写方面为文学作出的贡献，已经超出俄国文学的范围，成为人类永恒的共同文学财富。

布尔加科夫是语言大师。他的文字准确，洗练，流畅，富于层次，有普希金的雄浑、明快和质朴。清丽脱俗，雍容华美，没有矫饰，没有“污染”，没有拖泥带水。长篇中许多人物和场景的语言运用，被公认为具有无可动摇的典范地位。其中雷雨、飞翔、舞会、耶路撒冷、麻雀山等章节，可以与俄国文学中最优美的散文章节并列而毫不逊色。

《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多层面艺术现象。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书中找到“自己的布尔加科夫”，但真正的布尔加科夫在哪里，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因此，对长篇中的许多人物——彼拉多和沃兰德，耶稣和大师，科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对长篇中的许许多多情节，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样的讨论已经延续了几近半个世纪。就拿一个最普通的问题来说——谁是这部长篇的主人公？尽管书名叫做《大师和玛格丽特》，但要肯定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依然很费思量，也许一时还难以得出结论。是沃兰德吗？是耶稣吗？是彼拉多吗？是大师吗？是玛格丽特吗？都未必合适。长篇的情节显然都不是围绕他们展开和发展的。如果仔细琢磨，形式上还真有着一个人物处于这样的地位，那就是诗人伊万·流浪汉。不过，读者，这样的看法你能同意吗？显然也未必。那么，这种独特的复杂性，是否可以算作本书最大的艺术特色呢？它至少可以让你得到无穷的遐思和隽永的回味吧？

六、身后

1940年3月10日，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莫斯科去世。

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在3月15日致布尔加科夫夫人的信中，对死者有一段这样的评价：“我立刻就意识到我面对的是一个惊人的天才，一个心地诚挚、禀性耿直的人，一个聪明出众的人。即使在他陷入沉疴的日子里，跟他谈话也依然趣味不减。这种情况在其他人身上是少见的。无论政治家还是文学家，都了解他是一个从不在创作中和生活中用政治谎言玷污心灵的人。他走的是一条真诚的路，是始终如一的。”

法捷耶夫的这段文字，源于长期观察，发自肺腑，客观准确，恰如其分。在当时要写出对布尔加科夫这样的评价，极为难能可贵。还有许多朋友和亲人在回忆中说，他不仅是一位全才的大艺术家，而且是一个非常善良，富于同情，毫无自私之心，英勇无畏，敢于坚持原则，品格十分高尚的人。即使在一生中最艰苦的时刻，也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念，丧失过乐观精神和雅谑感。他总是相信善良和光明必将取得胜利。

布尔加科夫度过了艰难曲折的一生，命运是悲剧性的。他留下的丰富文学戏剧遗产，死后才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当年他的写作条件和环境却是那样恶劣。他被切断了同读者观众之间的活生生的直接联系，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受到可怕的无端怀疑，总是有人想要在里头挑出无稽的“政治问题”来。但布尔加科夫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祖国和人民的信心，所以，当斯大林问他是否有移居国外的打算时，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回答：一个俄国作家是不可能脱离祖国而生存的。

今天，人民对他的热爱构成了对他最好的回报。他的剧至今仍在莫斯科各主要剧院上演并受到热烈欢迎，他的书一版再版，发行量达到惊人的数字。《大师和玛格丽特》、《狗心》、《戏剧罗曼史》、《白卫军》等已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对他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专门学科——布尔加科夫学。他的创作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宝贵文化财富。借用普希金的一句诗来说，他已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译者 徐昌翰

于哈尔滨蜗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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