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A 地下之城
北京，现代化的首都；安阳，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摇篮。从北京到安阳这座城市，需要坐6个小时火车。我坐在窗户边上，有时不禁发起呆来，窗外的景色就像墙纸一般富有规律：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这种千篇一律的景象也并非什么新鲜事。1981年，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凯特利搭乘火车前往安阳。随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这儿的土地基本上是平坦的，景色单调，村庄与村庄之间看不出什么两样……上等人的庄园，豪华的大厦，英格兰和法国式的漂亮房子，为何会无影无踪？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个社会并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产生贵族阶层？”
从时间长河里再往前回溯，一切依旧：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1930年，有个叫理查德·道森的外国人住在此地，他写道：“河南没有历史。”今天，这样的评论看起来显然是失当的，这片区域已经发掘了大量的商朝文物和墓碑。商朝创造了目前已知的东亚最早的书写文字，这些文字刻写在骨头和龟壳上——按照西方的说法，叫做甲骨文。如果历史可以被定义成书写的记录，那么河南的这片区域就是历史开始的地方。
不过，除了历史起源以外，造访此地的人们对别的事物更为好奇。再次回溯时间到1880年，一个叫詹姆斯·哈里森·维克逊的美国人写道：“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地方的学术发展就成了一潭死水，停滞不前。”他补充道：“他们基本的历史，可以用短短的几章就写完了。”他的评价，显然是西方视野的，追求发展轨迹和不断进步。按照传统的观点看中国的过去，既没有罗马帝国的崩解，也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与西方历史关键转折点相似的事件。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历史就是不断重复的墙纸。《真实的中国印象》（A Truthful Impression of the Country）是一本西方人写中国的游记分析，作者尼古拉斯·克利福德的笔下，呈现了19世纪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
在安阳一个叫“洹北”的考古遗址里，一队男人正在地里工作，为安阳的地下之城绘制地图。这座地下之城出现的时间一直追溯到公元前14和13世纪，那时候，商朝文明大概是处于最鼎盛的时期。如今，商朝的遗迹埋在土地下面，通常有5英尺到8英尺深。当地的农民世代耕种庄稼，好些世纪过去了，也没有人意识到，有整整一座城市在地下静静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层也在慢慢地加厚。这个地方与洹河接壤，周期性的洪水把大量的泥土冲积到这片土地上。这儿还有黄土；黄土产生于戈壁或西北的其他沙漠，是一种细而干的颗粒，很容易被风吹起。几个世纪以来，一层层黄土被风带往南方，最后在安阳这样的地方重新沉积起来。在中国北方，有深达600英尺的黄土地。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考古学家们致力于寻找山脊和土丘，它们是肉眼能看见的标志，标志着很有可能会出现被掩埋的古建筑。然而，在这里，肉眼的观察是不够的；放眼望去，安阳的土地只有一片平坦。在地里工作的这一队男人，由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带领，他的名字叫荊志淳。荊志淳告诉我，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勘查研究工作会有怎样的挑战。
“你必须要用动态的角度去观察这里的景象，”他说：“你必须要看到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天天演变的。这个地方和3000年前的景象应该截然不同。我们观照人类社会，必须有三个维度；不能光靠表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加上另一个维度：时间的维度。你可能四处观望，却什么也看不见；而实际上此地就是这片地区的第一座城市。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勘查队雇了当地的农民，他们用洛阳铲进行挖掘工作；洛阳铲是中国考古的特色工具。洛阳是古代中国许多的旧都之一，那儿的盗墓行业发兴盛，盗墓者不断在实战中改进，以致进行了技术上的创新，发明了洛阳铲：把管状的刀刃切成一半，呈汤匙状，安在一根长竿上。如果你把铲子垂直插入地里，轻轻地转动它，你就会挖出一堆果核状的泥土，直径不到两英寸，大概有半英尺深。继续把铲子插回原处，转动它；重复这个动作10几次以后，原来的洞就会变成一个小小的通道，大概有6英尺深，甚至可能会挖得更深，带来了地下更深的一堆堆果核状泥土。当这个小通道足够深入的时候，挖出来的泥土可能会看到一些瓷器、骨头或青铜器的碎片，或者是一些捣实的土，是古时候建造房屋使用的。
盗贼们造出了洛阳铲，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却完全由于其他目的而用了这个工具。一个经验丰富的考古学家，可以从土地深处挖出一铲泥，细细检查泥土里的成分，从而判断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到底是一面掩埋的古城墙，还是一座陵墓，还是一个垃圾坑。对这些考古学家来说，挖出来的泥土反映了地下深埋的内容，就像看一眼就认得的文字一样。
好些年来，荊志淳和其他人一直在读着洹北的泥土。开始他们是做分类的勘探调查，在这片土地上挖下一个个洞，察看有没有古建筑的痕迹。一连串的随机挖掘，却发现了一整个庞然大物： 宽20英尺的捣实的泥土，就埋在地下6英尺的地方。他们勘测了这个地下建筑，发现它像箭一般的笔直。他们随着这个庞然大物穿过种大豆的田野，一路上留下了更多的小洞和果核状的土堆。300码，3000码，更多的洞，更多的土堆。忽然，延伸结束了，他们发现了一个90度的拐弯：这是个转角。此时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处定居点的城墙，于是他们继续追踪城墙的边界和城内的其他建筑。他们要绘制地图的这座城市，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亲眼见过。
这是考古的初始阶段；结束一路的挖洞以后，他们就要开展更为广泛的挖掘工作。不过，荊志淳从来不急于求成。他故意放慢工作的速度。荊志淳今年37岁，待人友善，不时飞快一笑。他的脸呈简单的几何形状：圆圆的脑袋，鼓鼓的双颊，圆圆的眼镜框。他在南京长大，却是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的考古。他的学养广博，有时候会让我感到吃惊。我们常踏着地下之城漫步，有一回，他告诉我，不要以政治的眼光把商作为一个朝代来看待。
“很多人说起商朝时，总给人留下商朝是个庞大帝国的印象。”他说：“他们把那个古代的国家看成了现代的国家。到处都发现了商朝的遗迹；每发现一处，人们就想，嗯，这儿也是商的一部分。然而，你必须要把文化影响和政治控制区分开来。我认为，从政治实体而言，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国家，不会超过三个河谷的范围。不过，它的文化影响则大得多。这就好比说，我在这儿买了麦当劳，你不会说我是在美国。这就是文化。”
在秋日的阳光中，地里的农民们汗流浃背。他们追踪着那面看不见的地下城墙，手中的铲子上下挥动，连成了一道歪歪扭扭的线。他们挖一个洞，走几步，再挖一个洞。如果你并不知道地下之城的存在，而只是远远地看到他们，你会觉得这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仪式：手拿铲子的农民列队走过干旱的土地。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一个农民，一片田野，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洞，走几步，又一个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