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K 遗失的字母表
在很多人的回忆中反复出现了同一个细节。对陈梦家的自杀，每位老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会强调一些别人忽略的事情，例如传说中的暧昧事件、对陈展开的批评攻击、陈在美国的日子等等。但他们中有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陈梦家卷入到文字改革的事。让我们跟随这条线索，回溯越来越久远的过去：返身经过眼前的老人、经过那位诗人式的学者、经过安阳的考古挖掘、经过一个又一个朝代，甚至经过了甲骨。这就到了那条线索的终点：一个全然的开始。
起初人们画图。古代，人们把图形简化，并设定大致统一的标准；一幅幅草图变成了一个个象形文字。这办法行得通，直到他们遇到了无法画出来的抽象概念，这时他们开始在声音上动脑筋了。
想象一下，一下这三幅简单的图画代表了三个英文单词：“叶子”（leaf）、“蜜蜂”（bee）、“眼睛”（eye）：
现在，重新组合一下这三个象形文字：
快速说出这三个词：“Eye-Bee-leaf；I believe.”（注：这三个英文词汇按照象形文字的声音组合，形成了新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用这个方法向西方读者介绍象形文字的构字法则。）这个句子里处理了两个抽象的含义：第一人称I（“我”），以及动词believe（“相信”）。
你还可以加上一些简单的记号，让读者能够把eye和I、believe和bee-leaf区分开来：
在这样一个文字体系中，书写者聆听着词与词之间的联系——同音词、发音相近的词、押韵词；然后在最初的象形文字基础上，不断增添新的词汇。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声音：一个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口语里的声音，而非一幅图画。这就是你可以严格定义文字的时候：文字即言语的图解式描绘。
没有人能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文字形成的早期阶段，而形成过程也不会有记录在案；但专家们相信，早期的文字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东亚已知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甲骨上，而甲骨文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了。商朝的文字并不是象形文字，虽然很多字体和早期阶段的象形文字有关联。商朝的“目”字是这么写的：
这种文字体系叫做语标。每个字表示一种音节，而声音相同、意义却不同的音节——也就是同音异义字，就由不同的文字符号来表示。例如，现代汉语里的“伟”字写法和“萎”、“伪”都不一样，虽然这三个字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已知的古代文字体系，像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首次出现的考古记录也是在语标的阶段。（苏美尔文字是已知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出现约1700年前就有了。）大部分学者认为中文是独立发展而形成的，不过维托·H·麦尔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假设，认为商朝文字和近东文字有关联。
这些早期的文字体系都不简单。在语标体系中，读者必须记住几千个符号，而且不查字典的话，就经常会读不出一个不太熟悉的字。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时候，近东的闪族部落把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转换成世界首个字母体系。字母体系允许一个音节再细分成更小的部分，和语标体系相比，大大增加了灵活性。在字母体系中，可以通过微妙的差别区分出同音异议字（例如“see”和“sea”），而不需要写出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字。人们能读出不熟悉的词语，而且字母体系在不同的语言、甚至是不同的方言之中的转换更加容易。举个例子，你听见美国南部的人说“I believe”,你可以用拉丁字母写出他说的每个音节的发音：“Ah bleeve”。
语标体系则无法体现如此细微的差别。此外，字母体系只需要记住20到30个符号，而非几千个文字。这就是为什么近东和地中海地区原来的文字系统都没有流传下来。苏美尔文字并没有直接传承的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只起到了启发首个字母体系的作用，以间接的方式保留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仍然书写着汉字。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中文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一个语标体系，其基本原理在长达3000多年之间都没有发生改变。甚至文字本身都令人惊讶地没有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今天，中国人写下“目”、“雨”和“牛”的时候，把这些现代文字和同样的商朝文字放在一起，看起来如同近亲：
没人知道这个文字体系为何能一直保持稳定。古代中国的口语主要是单音节的（大部分的词都只有一个音节），而且词尾也没有变化（词语的复数、动词时态词尾都不会改变）。有一些语言学家注意到，这些特点让中文天生适用于语标体系。而日语的口语词尾变化就很多，其文字最初只使用中文，但随后就把中文转换成了日语假名表，这个文字体系更为简单，处理词尾变化更加容易。
这个文字体系能保持稳定，有其他学者指向了文化上的因素。中国古代的思想非常保守：祖先崇拜、天生的规律性、抗拒改变、儒家思想理想化过去的方式；这些价值观自然让人们不太可能改变其文字体系。然而这是一个“鸡和鸡蛋”式的理论，且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文字系统为何可以保持稳定。关键是这种文字的稳定如何塑造了中国人的世界。
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正式的书写都是用文言。两千多年以前，也就是汉朝的时候，这种语言就标准化了，它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人们用文言写作，但平日说的话却完全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渐渐演变；且整个帝国不断扩张，加入了新的地区和新的方言；但文言却保持不变。明朝的人和汉朝的人说话不一样——他们之间相隔了有十个世纪，但他们都用文言写作。福建人和北京人说的本地话不一样，但如果他们都识字，就能看懂彼此写的东西。文言连接了身处不同时空的人。
如果是字母体系，要维持这种书写的稳定将更为困难。在欧洲，好几个世纪以来，拉丁文都是受教育人士所使用的书面语，然而人们总是有方法把这种书面语转换为本地的文字：字母体系让这种转换对语言本身变得简单。（当然，文化和社会的因素则拖延了转换的过程。）中国也有些白话文，但它很受限制。在语标体系中，白话文较不容易得到发展，不像字母体系，它可以在不同语言和方言中自如地转换。
但中国文字有其他的优点。它为帝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各个少数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大混合。文字创造了一种非凡的历史延续感：从无终止的叙述掩盖了过去的混乱。而且中国的文字很美。书法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中国艺术，它在中国的重要性比在西方大得多。文字出现在每个地方：在花瓶上，在画作里，或者就贴在门口。每个来访中国的外国人常常都会留意到，文字装饰着像筷子和碗这样的日常用品。在中国的寺庙里，祈祷者传统的做法是写下文字而非说话；算命的人常常靠数名字的笔画来作出预测。19世纪，好些社会组织开始收集写过字的纸片，人们无法忍受把它们当做垃圾随意扔掉。好些地方建起了特别的熔炉，让这些文字能体面地焚化。
当然，书写是很困难的事。中国学生要认字，就要记住几千个字体。由于没有字母顺序，分类变得很困难。（甚至时至今日，到中文文件柜找文件仍然如同一场探险，而且很少中文书会有索引。）第一部中文字典按字形安排文字。渐渐的，很多文字有了第二元素——现在我们叫做“部首”；部首能帮助区别和分类不同的字。但部首本身也是复杂的：第一部中文字典识别了540个部首，还有9千多个汉字。
但在这样一种对文字有强烈认同感的文化中，人们识字的欲望很高。17世纪时，中国已经有了建立完善的商务印书馆，识字的人遍及多个社会阶层，比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要广。
来访的外国人记录到，甚至在中国的乡村也能找到书，这是很平常的事；那些书通常是指导手册，教农民如何写简单的合同。依夫林·罗斯基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学家，据他估计，18到19世纪，中国男性中识字的比例基本在30%至45%之间，情况和工业化革命之前的日本、英国差不多。罗斯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未能像这些国家一样快速地工业化，但其差距不能归咎于识字程度。
对于外人来说，中国的文字体系则非常需要进行改革。一个16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形容，学习中文就相同于“半殉难”的行动；耶稣会最早为中文制定了使用拉丁字母的系统，这不足为奇了。数百年来，随着更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常常会认为把中文字母化会让人们受益。19世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劝说人们入教，基督徒就用当地方言出版了圣经。字母化成了传教工作中关键的一步，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外国人和中国的信徒一起，为中国所有主要的方言建立了它们的字母体系。
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正经历着文化信念上的危机。中国多次在外国人手里吃了败仗，知识分子们开始质疑传统的一切，包括其珍贵的文字体系。在学者们重新发现甲骨的同时，很多中国人开始考虑要完全地废除汉字。1910年代，著名的语言学者钱玄同建议，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都应转换为世界语。
其他大部分的建议方案都没有这么极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沿用原来的文字，但要从文言转为白话。1910年代末期，这种建议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最后成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其中一个部分。“五四”运动呼唤中国的政治和教育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现代化。
最后，改革者们成功地废除了传统的文言文。学校、政府机关、书本和报纸开始使用一套遵循普通话的文字体系，普通话是北京地区的方言。这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欧洲，拉丁文是被多种方言所取代，有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在中国，大半由于没有字母体系的缘故，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并不需要以牺牲文字的统一为代价。所有受教育的中国人仍然学习着同一种书写方式。
改革者认为，文字改革还需要再前进一步。他们指出，中国大部分的南方人基本是用第二语言来进行书写的。例如，一个温州本地人要学会识字的话，他就必须先学习普通话。这相当于一个说英语的人被迫用荷兰语阅读和书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例外：香港人发明了一套体系，可以用中文来书写他们本地的语言——广东话。即便如此，传统的汉字很多都不适合广东话的发音，香港的文字体系必须要增加1000多个文字符号，其中大部分符号都是特别为广东话所设计的。其他的中国方言并没有发展出这种体系，仍然无法书写；假如要为每种方言建立文字体系，这将是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而如果是字母体系，一切就好办多了——外国传教士已经用他们的“方言圣经”证实了这一点。整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呼吁文字的字母化，认为汉字本身阻碍了文化教育和民主的发展。生活在1881年至1936年的鲁迅，大概是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他就主张改用拉丁字母体系。他写道（用汉字写的，他生平一直都用汉字写作）：“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活下去，那么中国文字就不行……汉字时我们祖先传给后世的宝贵遗产，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们要不就牺牲这种遗产，要不就牺牲我们自己：那要牺牲哪一个呢？”
1930年，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文制定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体系。文字改革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重要计划；1936年，当这些革命者势力不断扩大时，毛泽东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字母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迟早的事。”毛泽东说：“我们相信，如果要创造一个完全属于大众的新社会文化，我们就必须废除汉字。”共产党人形容，汉字是“横亘在大众和新文化之间”的“长城”。他们甚至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衰落归罪于汉字，宣称其“帮助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
1941年，在共产党控制的北方地区，新的字母体系获得了法律地位。各种合同和政府文件既可以用拉丁字母书写，也可以用汉字书写。到共产党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时候，文字改革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1950年代，一个叫约翰.德汉克的美国语言学家出版了一本书，它在树立预言到，中国文字的历史快到尽头了。
约翰.德汉克如今仍然为这个预言痛苦难堪。我在这位学者家里采访了他，我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看起来总是非常激动。他当年的预测错了；但却也没错——他从心底里认为，中国人应该废除汉字，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应该立即这么做。意料之外的事情总是让人沮丧，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有时回忆起这种事情，都不免让他激动不已。
汉德克教授已经91岁了，身子还很硬朗。虽然他已经从玛诺亚的夏威夷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从事着中国字典的研究。他工作和居住都在一栋漂亮的日本式房子里，那栋房子坐落在玛诺亚山谷的半山腰上。房子的后面有一个石头搭的花园，入门处是座小小的宝塔，叶子花的香气弥漫在敞开大门的房子里。往南面看去，钻石山棕绿色的山顶便映入眼帘。对于一个想在两块大陆中间度过余生的学者来说，这个地方再理想不过了。
德汉克1933年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他刚从耶鲁大学毕业。他最初是打算来中国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但来到北京以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刚到第一天，就对美国商界丧失了所有的兴趣。”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餐馆，吃完晚饭以后，一个美国商人掏出一张钞票，撕成一半，把它扔在中国侍应生脚下当作小费。我不想成为那些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贫穷困扰着这个年轻人，他相信这个国家的改革迫在眉睫。像当时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认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经无可救药。他学习中文，在北京的时候，和另一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学者乔治·A·肯尼迪成为了朋友。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肯尼迪一笔研究经费，让他在耶鲁大学建立一个中文的项目，他最大的一笔花费是在上海买了中文打印机的一整套字体。肯尼迪打算把这些字体运回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去，把它们装配起来，为美国学生印出中文教科书。他请求约翰.德汉克的帮助。
“我成了他的助理和得力助手。”德汉克回忆道。“我们在耶鲁大学哈克尼斯大厅的地下室建立了项目的研究点。那地方和这房间一样大，可能还大一些，里面堆满了V形的木质支架。我一站起来，它们就顶到了我的下巴。每个木架都分隔成多个格子，每格放着10英寸乘12英寸的托盘，每个托盘又分隔成2英寸乘2英寸的小格子。每个方形的小格子里面有一个汉字，按照部首排列。我的工作是设置打印机。我会拿着一个排字盘，先选出一个单人旁的字，然后再找出另一个田字部的字。我总是不停地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会把几个句子组合在一起，然后拿到印刷工那儿，让他做出金属的字模。我们的字体非常有限，我必须不断地排字、拆解，再排字、拆解。我们从文言文里选取故事，然后用现代的白话文把故事重新组织起来。
每个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要经历一个有关字体的构建过程——那种“半殉难”的体验；而约翰·德汉克的经历则尤其不堪回首。他在木架中不停地寻找着小小的、按照诸如“亻”或“田”的形状排列的金属片，经年累月，他成了中文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他的同事乔治·A·肯尼迪则成了耶鲁拼音体系里中文拼音的主要设计者。）1950年，德汉克预言了汉字的灭亡之后，他在美国等待着，热切地盼望着改革的消息。那个夏天，毛泽东发布了一个指示：
文字体系必须要进行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其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文字来制定。
这个指示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德汉克和其他学者以为，共产党人只是要采用拉丁字母体系，但1950年的指示让文字改革走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毛泽东要创造一个中文的字母体系。
毛主席的指示标志着文字改革的重要转折。从那以后，中国的语言学者花了好些年的时间，研究如何创造一个中国独有的拼音体系。同时，也失去了文字改革的势头。在约翰·德汉克看来，那是错失良机，也是他如此愤怒的原因。好几回，他对我说，他49年来都没回过中国，原因是文字改革的失败让他太伤心了。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像他的许多其他指示一样，其动机仍然是个谜。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德汉克，说起这个时期的事情，他推测说可能是朝鲜战争或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让他开始反对拉丁字母体系。德汉克催促我去当初采访参与这项工作的、还在生的语言学者；他特别提到，我应该和周有光会面，周已经将近百岁了。1982年，德汉克终于不太情愿地回了一次中国，那时候他问过周有光，1950年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知道为什么毛泽东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德汉克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说，中国越来越开放了，而且周有光的年纪也很大了，因此如今周可能会愿意直言相告过去的事。
我从一楼开始。周有光和其他两个年迈的语言学家都住在北京城内，他们住的地方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宿舍楼。三个人的家共用同一个出口。按工作单位分配宿舍是共产党的传统，也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对于采访来说，这再好不过了。我所要做的只是上下楼梯，就可以见到仍然住在中国的几个最重要的文字改革者。宿舍楼的入口成了一座存放时间和语言的塔楼：这个下午的时光悄然流逝，改革者们渐渐老去，他们的回忆不停地穿梭在那场失败的改革运动中。
尹斌庸72岁，是三个语言学家中最年轻的，他住在一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和肝癌病魔作斗争，身体消耗得厉害：他的胸膛瘦骨嶙峋，四肢脆弱。他的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眉毛长得就像道教里的神明，一大团白色覆盖着他黄黄的双眼。或许他正处在痛苦当中，但表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热情地欢迎了我，拿出了我寄给他的介绍信。另一个学者向我提过建议，叫我写张拼音的纸条和这些文字改革者联系，拼音就是中文的拉丁字母体系。对于我没有用一个文字就和他取得了联系，尹斌庸欣喜若狂。
半个世纪以前，尹斌庸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有一段时间在中学里做数学老师。但他私下自己研究语言学，发表了一些文章，最后获邀到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他的背景并不特别，很多语言学家都具备数学或逻辑学的专业技能。
“数学和语言学之间一定有联系。”他说：“你常可以把数学方法直接运用到语言学中。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想想动物——哪种动物和人类有最密切的关系？你只要思考一下，大概就能把答案的范围缩小：牛，马，狗，猪。然而哪一种动物对人的生活方式最重要呢？你怎么看？”
“狗。”我说。
尹斌庸笑了，眉毛抖动起来。“那是你猜的。”他说。“但你怎么能确定答案呢？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统计学和研究频率分析文字。这就是1950年代我们所做的事。我们仔细查看了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现代和古代的，找出哪种动物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所有的时代都一样：答案是马。于是我们得出结论，马和中国人的社会有最重要的关联。”
那些景象在我眼前闪过：一件青铜器，一辆埋藏在地里的战车，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径直冲过了木做的大门。尹斌庸继续说道：“1950年代，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的论文。我还研究了英文和日文的文字材料，结论也是相同的。但和人类社会此为密切的第二种动物则不一样。英国人的是狗，而中国人的是马。”
讨论完马的话题以后，他谈到了中国文字改革中遇到的挑战。有些人宣称，中文里有太多的同音异义字，很难用字母写出来；必须要用汉字才能区别那些发音相似的字。尹斌庸承认，文言文的情况确实如此，但现代汉语却不一样。这就和收听电台广播一样——中国人不用看着文字，只要收听广播就能明白他们的语言，这意味着他们同样能明白字母化的文字体系。
“当然，只是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践起来则很困难。”他说。“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是用汉字，很难叫他们做出改变。如果改用字母体系，看古代文本就会有麻烦，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书里面同一代人的名字全部是同一个部首的。如果把文字体系改掉，这些细节就要遗失。最主要的是，积习难改。看看你自己的语言吧，英文也同样需要改革。乔治·萧伯纳就认为英文需要改变。”（注：萧伯纳为爱尔兰剧作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
英语口语里大概有40个不同的发音，对于拉丁字母来说是太多了，很难有效地处理不同发音的词，因而常会出现不合逻辑的拼法。乔治·萧伯纳写任何东西都是用速记法，他在遗嘱里特别声明，以后他作品的版税，要用于资助创立一个新的字母表。1958到1959年，有476种英语字母表被推荐去参加了一场公开比赛，其中有4种获胜。有一个字母表是由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在它的基础上制定了拥有48个字母的“萧伯纳式”字母表。只有一本书的一版用了这个新的字母系统，那就是《安德鲁克里斯和狮子》的特别版。标题的四个英语单词在这一版中是这样的：
凑巧的是，中国人在1950年代的时候也正构建着字母表。但他们的计划要严肃得多；这是由国家主席发布的命令，全国各地的语言学家们造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体系的提案。有些人用的是拉丁字母，有些用的是西里尔字母（注：现代俄语等字母的本源），好些提案里混用了日语的假名表。 尹斌庸记得,有一个体系还用了数字。另一个方法是结合拉丁字母和中文部首。在这个体系下，汉字“法”可以写成：
语言学家还对拉丁字母进行了改造。有一个提案里建议，用四种新的字母去代表四种特殊的中文发音：zh，ch，sh，和ng。在这个体系下，ng的写法近似国际音标里的一个符号：
“东德人听说了，”尹斌庸说：“他们很快就设计出一部囊括了这些新字母的打字机，寄到了我们单位。他们说，如果我们用这个体系，他们的工厂可以为我们生产打字机。那应该是1952年的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仍然记得那架打字机，在1950年代末期的时候，它还摆放在单位里。那是架很漂亮的机器，我不知道它后来怎么样了。”
1955年，改革委员会把范围缩窄至最后的6种方案中。其中一个体系用的是西里尔字母，还有一个用的是拉丁字母，另外四个用的都是全新的“中文”字母，这几套中文字母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基础而设计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做出了决定：中文字母体系还不适合使用。他们认可了拉丁字母体系——也就是被称为拼音的体系；拼音被用于早期教育和其他目的，但并没有被赋予法律地位。同时，几位领导人还决定要简化一部分中国汉字，减少它们的笔画。例如，例如，“國”字变成了“国”，“龍”变成了“龙”，“偉”变成了“伟”，夢变成了“梦”。最后一共简化了515个汉字和若干部首。对于汉字本身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变化，但基础的文字体系则保持不变。中文仍然属于语标体系，大部分的方言仍然无法书写。
改革委员会把汉字的简化形容成“最初的改革阶段”。他们仍然希望引入字母体系，但看起来毛泽东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各种方案。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几年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尽头。 1957年4月，共产党发起了“百花齐放”运动，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鼓励他们说出批评性的意见。结果所得到的反响非常强烈：几千个中国人对各种议题公开进行了评论。文字改革成为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几十篇评论出现在大众媒体上：
汉字是团结我们人民的一种工具……我们人民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汉字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拉丁字母并非我们国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中文拉丁化，那么我们就是为拉丁文打天下而已！
我们的国家是个民主国家，施行和平政策；我国要采用历史上富于侵略性的拉丁文，这么做并不正当……若是中国有某件事物不如外国，中国人民就会觉得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外国。
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前，陈梦家并没有积极参与文字改革的辩论。他所在的部门——考古研究所是独立的，这个甲骨文学者并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然而在新的畅所欲言的气氛底下，各大公众媒体上都忽然出现了陈梦家的评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们在3000多年以后仍然使用汉字，肯定是有其客观原因。”在《人民日报》：“这似乎是一种新的教条主义，有些人把领袖的话当做金科玉律，却置实际于不顾。”陈梦家控诉举报别人政治错误的风气；他还评论道，很多官员对其管理的领域所知甚少。他提议共产党应该有更多的雅谑感。他说：“我非常不喜欢教条。在我的文章里，我极少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在一份公开发表的演讲稿里，他表示：
我认为，今天的“百花齐放”运动，是再好不过的时机，让我们对汉字的未来坦率地进行讨论。我要毫无保留地说出我的意见……
我们使用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了，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妥……过去洋鬼子们说，中国的语言很糟糕。现在，更多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们头脑更开放，已经不再那么说了……
最近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引发了一些风波。我愿意挑起这样的麻烦，因为我想做出贡献……我预言，我们在今后的许多年内仍然会使用这些汉字，我们应该把汉字当做有生命的东西，好好对待它。汉字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许多年后中国人仍然继续使用汉字——这一点他对了；这是坦率说出看法的再好不过的时机——这一点他错了。5周以后，毛泽东终止了“百花齐放”运动，很快它就被另一个新运动所取代：反右派运动。到1957年年末的时候，有30万知识分子被贴上了“右派分子”的标签，其中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或送到了劳改营里。一家曾经发表过陈梦家意见的报纸，如今印着饱含愤怒的标题：
批评陈梦家
驳斥右派分子陈梦家的谬论
继续追捕和抨击右派人士：批评陈梦家和关锡
一篇文章里宣称：“右派分子陈梦家是一株毒草……永远不能让它扎根在土壤中。”另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有阴谋诡计”的“牛鬼蛇神”：“为什么所有年代的反革命都憎恨简化汉字呢？他们真的想回到古代吗？”有人写道：“陈梦家仍然在拾人牙慧，他把西方资本主义汉学家所说的只言片语当成宝贝。”就是在1957年的这场反右派运动中，李学勤发表了文章，批评了陈梦家的经典著作。
而陈梦家这一方则是沉默。当局把这位甲骨文学者送到了商朝文化的摇篮——河南省，要他在那儿通过体力劳动进行改造。随后的五年，他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发表任何文章。
和尹斌庸谈过话以后，我爬了3层楼梯，这位文字改革者的年龄则增加了8岁。王均今年80岁，我提到陈梦家时，他露出了笑容。“战争年间，他是我的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昆明。”王均说。“他教的是青铜器上的刻文。那个班很小，只有三个学生。他就像我们的兄长一样。”
在存放报纸的档案室里，我收集了好些关于陈梦家的批评文章。我把它们拿给王均，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些文章的作者。他翻了翻那些报纸，告诉我好些人明显是用的笔名。随后他认出了其中两个作者的名字：一个是南京的音韵学家，一个是福建的语言学家。这两个人都去世好多年了。
“你不用为这些批评报道费心。”王均说。“那些年代，人们所说的和所写的都不能算。他们没有自由。如果共产党想要批评谁，那么人人都必须批评他。那一年我也受到了批评。百花齐放运动时，我发表了一个评论，后来我的单位为此开了一个特别大会，专门批评我。甚至不认识我的人也必须要在会上发言。那些抨击我最厉害的人，我现在都不太记得了。我不恨他们。所以，你不需要关心是谁写了那些批评文章。”
我点了点头，随后我们谈了一会儿文字改革运动。在谈到反对改革的著名人物当中，我提到了袁晓园的名字。
王均的脸凝固了。他平静地说：“你了解她些什么？”
“不是很多。约翰·德汉克说他不喜欢这个人。他说袁晓园反对文字改革。”
德汉克形容袁晓园是老练的机会主义者。袁晓园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为国民党做外交工作；她是中国的首位女外交官，任驻印度加尔各答，但她后来转而投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感激，共产党人给予她一些有优惠的商业执照，让她大赚了一笔。她把一部分赚来的钱投入到一本反对文字改革的杂志中。1989年民运被镇压以后，袁晓园马上就出现在了电视上，谴责参加游行抗议的人士。
“那女人是个骗子。”王均说。“她什么事情都说谎，连年龄也是。她今年95岁，但她说自己是100岁。”
这男人的脸上有了某种变化。他仍然微笑着，但下颚收紧了，眼里不易察觉地闪过一道光。
“她以前比周有光年轻。”王均说。“现在她比周有光还要老。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我不知道。
“很简单。”王均说：“她撒谎了。她什么事都要撒谎。”
这男人还是微笑着，我也向他微笑着。不到十分钟之前，他还在谈着“宽恕”呢。
“我有证据。”他说。他走到橱柜那儿，拉开一个抽屉。抽屉里面有一捆复印文件和发黄的剪报。他的眼睛发亮了。
“首先，你看这个。”他把政府年鉴的其中一页拿给我看，上面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老太太：温和的笑容，波浪型的烫发，一副劣质的眼镜。她的生日被标注为1907年。
“现在，”王均得意地说：“你再看这个！”
这份剪报是2000年的。标题写着：
诗人、书法家袁晓园在北京庆祝百岁生日
下一张剪报是2001年的：
百岁老人袁晓园谈论她的健康状况
这些文章里的某些语句都被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下划线，是用红墨水笔划上去的。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表明袁晓园出生在1901年。另一个加下划线的句子注明她已经101岁了。在句子旁边的空白处，有人用红笔紧凑地写下了“94”这个数字，像是在订正一份学校的作业。
“报纸上每年都有这样的报道。”王均说。“她什么事都要说谎。她就是这么变得比周有光还要老的。”
他指向了另一处划线的部分。
“她声称自己在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当过教授。”王均说。“谁有听说过‘西东大学’？这什么校名啊！她还说自己在‘旧金山大学’教过书。‘旧金山大学’根本不存在！”
在那些文章，所有假的学术机构也加上了红色的下划线。我离开之前，王均把那些剪报交给了我，他建议我在《纽约客》发表的文章里揭露袁晓园的谎话，他说这将是文章里很棒的细节。他最后告诉我的是：“袁晓园写文章很好。她是个好诗人，还很擅长书法。但她是个骗子。”
我来到三楼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又多了16年：周有光快97岁了， 这是个弱不禁风的男人，驼着背，穿着宽松的运动裤和拖鞋。他光秃秃的头上皮肤特别光滑，就像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悉心打磨的一般。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必须要靠近他大声喊叫，而他的手就围着助听器，蜷出听筒的形状。但他的思维很敏捷，且仍然记得怎么说英语。1940年代，他在纽约是银行家。
“我以前在银行俱乐部里看你们那本杂志呢！”他说。
我冲着他喊：“从那以后，杂志就改了！”
他看到我的名片以后，一直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向他解释这是外交部的翻译。“纽约人！”他用中文说着，小小的身体颤抖得像风中的杨柳。“纽约人！多好笑呀！”（注：外交部把New Yorker杂志译为“纽约人”，何伟几次交涉要求改为约定俗成的“纽约客”，无果。）
像很多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爱国青年一样，周有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回到了祖国。起初，他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起银行体系，但他很快就觉察到，共产党人的银行业并没多少前途可言。他转向他的兴趣——语言学，最后成为了拼音最主要的设计者。
我问周有光，1955年选出来那四套新的“中文”字母表最后怎么样了。他对那些字母表的印象很模糊。老人家记得，其中一套字母表由物理学家丁西林设计。但显然那些字母表的所有记录都已经销毁了。“这种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没了。”他说。
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归咎于毛泽东；有些人怪罪毛泽东的妻子和“四人帮”。但有一种观照长期的观点，则认为是中国对自身传统的长期质疑以后，在那段时期达到了幻灭的顶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点点地削弱他们自身的文明，试图抛弃那些“落后”的元素。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过程变得如此狂热，以至成了纯粹的破坏：人们憎恶一切中国的东西，但同时又憎恨一切外国的东西。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却至少保护了一个中国的传统：汉字。这段混乱的时期与“大跃进运动”一起，妨碍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展。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对极端的文化改革已经失去兴趣了。他们由意识形态的危机转变成了虚无主义的危机；随后他们从另一面找到了立足点——他们选择了实用主义和邓小平的种种口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实际上，如今在中国已经没有人谈论汉字的字母化了，除了住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同一栋宿舍楼的几个老人以外。甚至连这些学者说起往事，也很是伤感。周有光告诉我，中国至少在百年以内都不会放弃使用汉字。像大多数的语言学家一样，他把简化汉字形容为“失败的举措”。没有证据显示，简化汉字提高了国民的识字率，原因是文字体系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如果说简化汉字有带来什么改变的话，那只能说它分隔了中国的文学世界。台湾、香港、和大部分的海外华人社区仍然使用传统的繁体汉字。好些年以来，台湾人要带进一本有简体字的书进台湾都是犯法的。这个法律限制背后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到了今天，对简体字的厌恶则主要是审美上的。对于一个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写简体字就相当于“市场买货”一般（注：原文walking thru the Kwik-mart 2 by sumthing,是极不规范的英文写法，正规写法应为walking through the Kwik market to buy something，中文为“逛Kwik超市买东西”。作者在此讽刺了中文简体字的简陋。）
我问起周有光文字改革的那个关键时刻——1950年，毛泽东指示要创立一套中文字母表。让我惊讶的是，老人马上从容不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然，共产党1940年代时已经使用了拉丁化的体系。”他说。“所以他们会要求文字改革是很自然的事。但一旦他们掌了权，他们就变得更加小心了。他们要先处理好很多事情。这是中文字母化耽搁下来的一个因素。”
“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毛泽东1949年首次出访苏联。那时，毛泽东很敬重斯大林，把他当作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他告诉斯大林，中国将要进行文字改革，并争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跟他说：‘你们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文字。你们不应该只是使用拉丁字母。’这就是毛泽东想要一个民族形式的字母表的原因。”
我问朝鲜战争是否对此有影响，他摇了摇光秃秃的头。当我朝他喊出“陈梦家”这个名字时，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很喜欢他。”周有光说。“但是，坦白说，他的反对对文字改革没有丝毫影响。”
回身下楼：3楼，2楼，1楼。宿舍楼的入口向外面的城市敞开，而那座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整个世界。很多细节在我脑子里打转：人类与马的关系，袁晓园生日的变化，遗失的字母表……在所有这些细节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原来陈梦家为汉字展开的辩护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无论他的话多么勇敢、又让他付出了多少代价，却根本没有价值。约瑟夫·斯大林已经拯救了中国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