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唐人街
2002年1月
波拉特的第二任房东是个美籍华人。那男人在广东长大，“文革”时期，他的父亲坐着小船逃到了香港。最后，他父亲获得了美国的政治避难身份，并把他的几个儿子接了过去。有一段时间，他的一个儿子在华盛顿特区开了家中餐馆。后来他把餐馆卖了，在第六大街西南投资，买了两排红砖房。房东和他的家人住在其中一间房子里，其他的部分就租给移民住。
波拉特租了这个中国家庭楼上的一个房间，一个月的房租是260美元。他的住所呈正方形，长宽都是9英尺；墙上什么装饰也没有。房间里有一台彩电，一个电炉，一个煮水器，一台电暖器。还有五本书，全都是学英语的资料。桌子上放了一个中式的手撕台历，日期停留在某一个随意的日子上：2001年10月14日。房间里只有一扇窗，窗户就在两条细细的输电线之间。
这房间很小，波拉特也不愿意和一个中国家庭共用洗手间。他们极少交谈——事实上，波拉特和房东甚至没有交流过彼此的移民经历。波拉特避免和中国人讨论他的政治背景，而房东也没有兴趣分享他自己的故事。房东的事情是波拉特从别的租客口中听说的。
这样的关系很奇怪，但这地方的位置，比起富兰克林和罗得岛大街交界的那个角落（注：波拉特刚到美国住的地方）可好得多了。在华盛顿特区网状分布的街道上，波拉特移向了中心：他如今住的房子就在第六街和Q街交界的附近。过去，这一带被称为肖姓区或芒特弗农区，但如今它逐渐变成了唐人街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在不断变化，新的华盛顿会议中心就建在附近，而且政府准备把当地的一些补贴住房改造为市场上的出租房。以前这一带住的基本上是黑人和穷人，但如今来了不少新的居民。许多移民搬进了这个地区，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还有有些年轻的、属于中产阶级的白人。离波拉特家几个路口之遥，一个同性恋团体建立了大都会社区教会。
种种早期迹象显示，这儿似乎要由破败社区改造成良好的中产阶级居住区；可能第六街最后会延续这种繁荣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在美国城市的社区里是很少见的。但如今，从波拉特的住所往南走，仍然可以看见黑人区和中国人区的旧分界。第六街没什么商业建筑，许多的连排式住宅都是破破烂烂的样子。保存得最好的地方是一些传统的黑人教堂：斯普林菲尔德浸信会、上升锡安山第一浸信会、加尔布雷思非洲卫理公会主教派锡安教会。在L街的转角，是厄立特里亚文化娱乐中心；而在随后的I街，一座砖楼的墙上漆着一个旧标识：福建居民协会。
再往南走，就到了小小的唐人街的中心地带。沿街是一溜的餐馆和店铺：中国男孩熟食店、唐人街市场等等；几乎所有地方都悬挂着美国国旗，这在黑人居住区是很罕见的。在H街，沿街的美国国旗挂得密密麻麻，一路都是双语的标志：China Doll Restaurant（麗華園）、Eat Fisrt Restaurant（食為先）、Wok N Roll Restaurant（珍味樓）。在H街和第七街交界附近，竖立了一座中国式的牌楼，作为入口的大门。牌楼上的刻字标明，这栋建筑是1986年时由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马里恩·巴里共同出资所建，是一座“友谊牌楼”。这座牌楼却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巧合：在“献给友谊”的牌楼建起后几年，两个市长都进了监狱。1990年，巴里因藏有强效纯可卡因而定罪；8年以后，北京的一家法院宣布陈希同犯了贪污罪。但这一条特别的中美关系并没有在牌楼上注明，在美国首都整齐的网状街道下，这是又一条潜伏的岔道。
唐人街的标志在两个世界中转换，这种转换也并不均等。英文名字里那种玩笑似的种族主义，翻译成中文后就消失不见了：中国甜姐儿餐馆（the China Doll Restaurant）变成了美丽的中国花园——丽华园；而中国男孩熟食店（China Boy Delicatessen）则通过“中国孩子的新鲜面条”这个名字获得了某种尊严（当然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产品线）。炒锅和面卷餐馆(the Wok N Roll restaurant)把自己改造成了珍贵滋味的餐厅——珍味厅。在H街和第八街交界，竖着一个“唐人街礼品”的英文广告标志，但中文标志的意思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上面写的是：
“出国人员服务中心”。
“我觉得，这跟我在北京去的那家地方一样，就是些做假签证生意的公司。”有天晚上，当我们开车经过唐人街的这个标志时，波拉特说道。“那种公司必须要在美国有联系人，我想那家所谓礼品店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会安排好各种信件，就像我从洛杉矶带来的那些信一样。那标志上的‘国’指的是‘中国’。谁离开美国会需要帮助呢？”
1月里一个寒冷的下午，我陪着波拉特去上班。上一年10月份的时候，他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给市中心一家叫“亚洲餐厅”的小餐馆送外卖。他已经有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在那儿工作了，对于一个不太会说英语的移民来说，这是一份相对容易的工作。送外卖是在晚上，这样波拉特白天就有时间学英语了。他最近刚上完两个月的课程，如今能懂得相当一部分的英语词汇了 ——他开车时常常听电台的新闻。不过他说英语还是不习惯，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愿意用中文。
但他的车技已经很精湛，一看就知道他属于“上班族移民”。他谙熟华盛顿那些纵横交错的街道：单行的道路，交通高峰期塞车的路段。他还知道如何紧贴着路边违法超车，或者假装无心地冲过停止标志。他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掉头。他总是留意着警察；在送外卖的时候，他还是能立即找出停车位的老手。如果没有停车位，他随时能就地凑合：停车，打开危险信号灯，然后匆忙而去，暗自希望不会吃罚单。他开车的时候，总是用英语说着一个单词；他一遍遍地重复着，就像在祷告：“停车，停车，停车。”自从工作以来，他已经付了600多美元的罚款了。到目前为止，他一天最多的纪录是三张罚单：两张20块美元的违规停车罚单，一张50块钱的，是惩罚他在交通灯黄色转红色的时候没有停车。在亚洲餐店，他的酬劳是7美元一小时，另外再加上小费。
他出过一次车祸。上一年12月的时候，他出去送外卖，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红灯路口前停下，后面有辆车撞了上来。那辆车的司机开得太快了。他们两人分别从车里下来以后，波拉特闻到那人的呼吸里有酒味。那人把波拉特本田车的后保险杠整个撞了下来。
“他开始和我说话的时候显得很友善，但他一发现我是外国人，英语说得很糟糕，他就开始恐吓我了。他对我说，不要叫警察，会惹上很多麻烦的。他说我可以去把车修好，他出一半的钱。我同意了。不过我现在知道我应该要叫警察的。当时我想着，如果警察来了，我还要叫一个会讲英语的朋友过来，太麻烦那个朋友了。后来，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应该叫警察。我有买保险，有汽车执照，而且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我的朋友的都说，我不应该相信任何一个非洲人。”
换一个新的保险杠要1000美元，开始那个司机说给波拉特500。但波拉特从来没有收到他的支票；波拉特去他的办公室找他，那人就把价钱降到了300美元。波拉特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就是等待——还是什么也没收到。后来那人把钱降到了100美元，波拉特就威胁他说要请律师来解决。最后，那个人给了波拉特150美元。波拉特找了个中国的汽车修理工，用低价帮他把车修好了，花了300美元。
波拉特还留着那个司机的名片，上面写的地址在十三街西北面。
“我觉得那人在做一些骗人的生意。”波拉特对我说。“那个地址上只有一个普通的房子，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电话。他甚至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没有所有这些基础设备。我想他的生意应该和建筑业有关。”
不过，波拉特并不想从那人身上拿回更多的钱了。他开车开得棒极了，但只要一踏出车门，这种流畅就荡然无存。而且他知道自己的驾驶记录并不完美。除了那些罚单以外，总存在这么一种可能：有人仔细察看了他弗吉尼亚州的驾驶执照，意识到这执照是用一份伪造的宣誓书获得的。在9.11恐怖袭击事件过去10天以后，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就被堵住了，因为19个劫机犯中有7个登机时用的身份证明，都是从弗吉尼亚州非法获取的。
亚洲餐厅前面的招牌写着“异国佳肴”。菜单上大部分是日本菜，但上面也有来自东方各个国家的菜式：新加坡炒面、泰式料理、槟城虾面汤、左宗棠鸡。厨房里的厨师有泰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和南美洲人。墨西哥人负责洗碗。我们第一天出去送外卖的时候，做寿司的师傅是马拉西亚人和广东人。这些师傅穿着日式的宽松外衣，对着靠街的窗户，在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从我们站的地方看过去，里面很暖和。
那一晚上，给亚洲餐厅送外卖的全是维吾尔族人。温度只有华氏20度左右（注：摄氏零下6.6度），我们四个人缩成一团，等着客人下单。和波拉特一样，另外两个维吾尔族人也是最近才来美国的。一个的足迹从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另一个在土耳其长大，他的家人以难民的身份在那儿定居。
“我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去军队服役。”他解释道。“在土耳其，每个男人都要服兵役。生活可不是那么容易。”
那个维吾尔族人轻轻地说，在寒冷中裂开嘴笑了。他是个高大而英俊的男人，有一头短短的黑发。我问他年龄是多少。
“23年老。”（Twenty-three old years.）
他的语法错误是无心犯的，但我喜欢这个句子的微妙转折：一个年轻移民的老年头。我问他
土耳其公民需要服多久的兵役。
“两年老。”他说。
“服兵役有危险吗？”
“以前比现在更危险，因为北部有恐怖分子。但现在情况没那么糟了。我不想去的主要原因是服兵役太无聊了。”
波拉特给大家派发了他的万宝路烟，这些维吾尔族人背着风，把烟点着了。餐厅里面一派忙碌的模样，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刚刚下班的年轻白领。情侣们匆匆走过寒冷的街头，从我们这一群吸烟的维吾尔族人身边经过。旁边是另一家的亚洲餐馆“泰国之星”，再过去是“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每个地方门口都挂着美国国旗：自从恐怖袭击以来，似乎每个做生意的人都需要有至少一面这样的旗子。
波拉特打电话叫了一个维吾尔族朋友，他就在附近的自由亚洲电台工作。那人来了，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的名字叫阿林·赛托夫，他告诉我，他是唯一一个拥有美国新闻学位的维吾尔族人。他曾在查塔努加市的田纳西大学学习广播新闻学（在那以前，他在田纳西读过基督复临学院）。他今年32岁，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一副严肃的模样。他痛心地说起了国际社会对新疆情况的无知。
“在中国，我们比其他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更多的麻烦。”他说。“比西藏人的麻烦多多了。但西藏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有达赖喇嘛。我的爸爸是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十年。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我已经11岁了。我爸爸认识一些被处决的人。”
一个白种女人从亚洲餐厅里走出来，手里拿着外卖的盒子。她刚好听到阿林说的最后几个字，突然回了一下头。她琢磨了一下这群缩成一团的维吾尔族人，然后继续往街那头走，脚步更快了。阿林似乎没有留意。“几乎每个维吾尔族的家庭里，都有人曾经在监狱里呆过一段时间。”他说。“他们竟然仍旧保持沉默，这让我很惊讶。”
另一个维吾尔族人送完一次外卖回来了。他20多岁，长着一个高鼻子，头上戴一顶嘻哈潮牌棒球帽。波拉特离开去给他的本田车加油时，“嘻哈潮牌”会意地笑笑说：“停车。”这是我听到他说的唯一一个英文词汇。波拉特告诉我，这个人5个月前从加拿大偷渡来美，他的家乡是新疆一个边远的地方，他甚至连中文也不会说。
过了一会儿，大家决定是时候吃晚饭了。他们可以在亚洲餐厅免费用餐，但大家都宁愿到别的地方去。（“我一年吃一回日本菜就足够了。”波拉特说。）我们去了旁边的阿曼德芝加哥比萨店，里面的伙计都是摩洛哥人。由于伊斯兰教移民之间的渊源，他们热情地招呼这些维吾尔族人，还给我们买比萨饼打折扣。比萨饼里没有猪肉，和芝加哥一样。我问阿林他对阿富汗战争怎么看。
“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我比美国人更讨厌塔利班。如果他们不把塔利班干掉，大家也许会把那些人和维吾尔族人联系起来。这就是中国人希望发生的事。他们搭上了这场针对恐怖主义战争的顺风车。中国人回应总是很慢；起初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他们就想，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呢？”
中国其中一个策略就是给旧的问题起了个新名字。9.11恐怖袭击以后，中国的官员和国家掌控的媒体开始提到在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受训的“东突恐怖分子”。过去，他们通常把维吾尔族的异见分子叫做“新疆分离主义者”。这个新名词听起来更加像外来词，这样的称呼似乎打算要让美国人对中国人更为同情：他们一边被外部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威胁，一边要被迫要应付国内的一支不满现状的少数民族。200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向联合国报告恐怖主义的情况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东突恐怖分子”问题。
中国要求把维吾尔族的群体列为打击恐怖分子战争中的敌对名单。但美国国内有反对之声。一些维吾尔族人的忠实同盟者是保守党人。2001年10月，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华盛顿时报》的专栏版发表了一篇评论：
如果美国最后从北京方面得到反恐方面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美国将以默许中国镇压维吾尔族人作为代价（再加上中方镇压西藏和孤立台湾的尝试）。
这将成为一场道德上的大灾难，把维吾尔族人和那些穷凶极恶、已经对我们造成危害的狂热分子混为一谈，毫无公正可言。维吾尔族人在北京当局的暴政之下合理地争取自由，他们的抗争大部分是和平的行为……
参议员赫尔姆斯也是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广播的主要支持者。这个电台和美国之音相似，但出现的时间要晚得多；它在1996年开始广播，播音语言有亚洲各国不同的语言，其中包括了普通话。1998年，增加了维吾尔语的广播服务。每天，它会播出两个小时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新疆和中国其他部分的短波电台都能收到。对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有时则成了美国勉强接受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砝码。2000年5月，众议院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提案，同时附上一个条款：增加对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资助。这安抚了国会里一些反对中国的情绪：美国人接受中国经济力量强大的事实，但他们通过支持独立的广播电台，表达了对其政治制度的鄙视。
问题就是，实际上美国国内没有任何人了解，通过电波发送出去的到底是什么。（译者注：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是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为避免政府进行灌输性宣传和左右公众舆论，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政府传播给国际受众的消息，不能在美国国内传播。）一个进行中亚研究的学者告诉我，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广播节目比普通话、藏语的广播要激进得多，他担心这种资讯服务只会带来激怒中国政府的后果。他也担心，维吾尔族人高估了像赫尔姆斯这种领导人对他们的支持。在中亚，这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美国的一个惯用策略，就是鼓励少数民族或宗教群体对抗更为强大的力量——例如苏联或中国。一旦这种地缘政治有所转移，来自美国的支持就结束了，反抗的群体也随之被人遗忘。这种“鼓励——忽略”的美国模式，助长了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
这就是寂寂无名的代价：像维吾尔族这样地处偏僻的小族群，几乎没人能从他们本身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中国人把他们看成是共和国里的一支少数民族；土耳其语系的族群把他们看成突厥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看成伊斯兰信徒；参议员赫尔姆斯把他们当作反对中国和支持美国的力量。他们就像是那些新疆出土的木乃伊一样：关于他们的信息少之又少，以至任何人都可以在自身的想象中重构这一个小民族。而又有那么多对当局不满的维吾尔族人，随时准备转向任何外来的支持。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梅赫梅特·欧麦·卡纳特见了面，他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报道了最近的反恐战争。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卡纳特采访了6个维吾尔族的囚犯，他们是与塔利班并肩作战以后被捉住的。据卡纳特估计，在某段时期，到阿富汗受训的维吾尔族人有几百个之多。他采访的6个囚犯都是年轻的男人，年龄在20岁到30岁出头，他们来自维吾尔族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有个囚犯曾在一所中国的大学拿到经济学的学位。他们最后都会被送往位于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审讯中心。
“他们不想别人把他们当作恐怖分子。”卡纳特告诉我说。“他们说，他们和阿拉伯人以及基地组织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和塔拉班一起作战，只是因为战争爆发时他们正在那儿受训。他们说，这是一场内战，我们并不想牵涉其中。我们想要和中国开战。我们来到这儿，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问卡纳特，他们对美国的态度如何。
“他们并不生美国的气；他们很高兴。”卡纳特说。“他们告诉我，可能美国会在阿富汗建立一些基地，那么美国就将成为中国的邻居了。他们满怀期待。他们希望美国人会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晚上7点30分过后，亚洲餐厅的外卖订单增加了。波拉特接到的第一个订单地址在K街的1900号，那是一座办公楼，前面的标志牌上列出了一些律师事务所，还有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分部。波拉特把警告灯打开，在K街上违章停车。接过外卖的金发女人右手残缺不全。她给了两块多美元的小费。
“每次从她那儿拿小费，我都觉得很不好。”我们走回去停车的地方时，波拉特说道。“她总是非常友善。还是个残疾人。”
“我就不会为这个烦恼。”我说。“她应该是个律师。很可能赚很多的钱呢。”
“我知道。”他说。“但我仍然觉得很不好。”
第二份外卖订单把我们带到了L街。波拉特在十三街转了个弯，看了看倒后镜。
“我将要违反一条美国的法律了。”他宣布道。“这儿有双橙色线。如果警察看到了，他会罚我30美元。”
他很快地掉了头，在荷马大楼前违章停车。没有警察。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出现了：12层楼高的中庭挂着一幅巨大的美国国旗，还摆放着一座青铜雕像，雕像的名字叫做“美国青年之精神”。上面的刻字显示，这座雕像最初是为奥马哈海滩纪念馆所设计的，那座纪念馆位于法国的诺曼底。当我们走进大楼时，警卫朝我们笑了笑。
“这个警卫人很好。”我们等着顾客取外卖时，波拉特说。“我常常到这儿来。他总是对每个人都很友善。”
这个中年警卫和一个年轻一些的男人在聊天。这两个黑人说话时旁若无人，似乎我们并不站在他们旁边；很多美国人听到我们用别的语言交谈时，说起话来都会这样。在荷马大楼里，那年轻一些的男人谈起了一个女人，警卫在给他一些建议。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说。
“我这么做很酷。”年轻男人表示同意。
“你这么做很酷。”年长一些的警卫又说了一遍，脸上挂着心照不宣的微笑。
这个夜晚逐渐忙碌了起来,每次我们回到亚洲餐厅，总是已经有另一份外卖订单在等着我们。加州寿司卷、牛肉拉面和天妇罗虾卷外送给妮可.厄尔布。左宗棠鸡和凉拌海带外送给苏菲·可助（Sophie Kojuch）（波拉特说，这名字看起来像土耳其语。）到了客人住的大楼，波拉特一般都在楼下按了对讲机，说话只用两个英文单词：“你好，外卖。”很多客人都是晚上加班的律师；他们下了楼，睡眼惺松的样子，笨手笨脚地摸索钱包或皮夹。没有人朝我们俩多看一眼。如果他们要知道所有左宗棠鸡背后的故事，还得花上好些时间。这个鸡的英文名字把左将军给拼错了，把General Tso拼成了General Tao；左宗棠是清朝一位聪明绝顶而极其残忍的将军，是他拓展了中华帝国的疆域。在左宗棠的统率下，1884年，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省份；而现在，维吾尔族人在美国的首都送外卖，外卖的食物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鸡。左将军和山德士上校（注：即KFC老爷爷），他们都是绝妙的“鸡肉帝国主义者”。不要吃肯德基，不要吃新疆。
最后一趟外卖把我们带到了马萨诸塞大街1701号。波拉特在一块写着“任何时候都不准停车”都牌子前面停了车，走进楼房的大厅，经过另一块“绝对禁止交付外卖”的标志牌。接过外卖的女人给了波拉特12美元加12美分的小费。到了二十五号大街上，波拉特把车开到了专门给救火车用的防火道上。转回到十九街，一辆出租车超车时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白人开出租车。”波拉特说。“都是外国人。他们对城市的交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那些出租车司机开车甚至比我还不守规矩。”
波拉特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今天是发薪日，在亚洲餐厅里，墨西哥洗碗工们排着队来领他们的支票。维吾尔族人拿出他们各自的小费，然后再把总数平均分成五份，每份是26美元。波拉特两周的薪水是544.38美元。波拉特领了薪水，我们就往外头走，到街对面打收费的公用电话。波拉特要打电话给他的妻子，他的手机帐单最近高得吓人，于是他就开始用电话卡打电话了。此时风寒刺骨，一个目露凶光、身穿皮大衣的黑人踉踉跄跄地向我们走来。
“你们要不要泰诺？（注：Tylenol,毒品的一种）。他说：“3块一盒。”
波拉特和我一起盯着他看。
“泰诺！”他大喊了一声。“3块一盒！”
“不要，谢谢。”我尽可能礼貌地回答他。那人蹒跚着向街那头走去，边走边愤怒地说着什么。
“你确定在这个地方打电话安全吗？”我问他。
“没事。”波拉特说。他按下了一串号码——在乌鲁木齐的某个地方，一台电话响了，但没有人接听。我们开车回到他连排式住宅里。波拉特让我在他的房间里过一宿，他就去隔壁住的维吾尔族朋友那儿睡一晚沙发。我们走进房子里，波拉特的中国房东正坐在客厅里。他一看见我，就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朋友。”波拉特说。“他是美国人。”
那人观察着我，眼神里有些怀疑。“我们是在北京的时候认识的朋友。”我边说边露出了微笑。“我住在北京，但我是个美国人。我来这儿看望他。”
“噢，你说中文。”房东说。他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他的嘴巴抿紧了——我在中国见过这种神情。他问波拉特能不能私底下和他谈谈。
我在波拉特小小的房间里等着。过了一会儿，波拉特回来了。
“房东不让你在这儿住。”波拉特说。“他说你是‘外国人’。”
波拉特用力吐出了“外国人”这几个字眼。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当一个“外国人”，但在这儿的唐人街，问题不是在“国”上面，问题是“外人”。外人就是陌生人。
“没关系。”我说。“我去旅馆住也很方便。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他说你可以住到隔壁我朋友那儿去。他只是不想让你留在他的家里面。”
“我明白。他们不认识我。”
波拉特生气地咒骂起来。他说：“中国人到处都一样。”
波拉特晚上送外卖，白天则是空闲的。到了白天，我们就坐着他的本田车在城里逛：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带我去了他平时常去闲逛的地方，例如东南面的“农民集市”，很多移民都在那儿买东西。冬天在外头观光太冷了，波拉特喜欢去博物馆，有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史密斯森博物馆（注：即联合国博物馆）。展览的名字叫做“田野到工厂”，介绍是这么写的：
美国已经成了成千上万移民的天堂，这些移民因逃离战争、贫穷、歧视或追求自由而来到美国。但是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时期，美国社会却压迫自己的人民。
有一个展览展示了1915年到1940年期间黑人自南而北的大迁徙。其中展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是供这些临时过客住宿用的，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床头几，一个柜子。我们静静地站在房间前面，不约而同地联想到了同一件事情。最后，波拉特大笑地说出了我们的想法：“这应该比我的房间要好吧。”
附近是另一个展览区，标题是“这值得吗？”下面引用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收集在社会学家查尔斯.吉翁.约翰逊所著的《芝加哥的黑人》一书中：
我以为芝加哥是个很棒的地方，但却发现并不是。舅舅告诉我说他住在波特兰大道，说那是一条很棒的街道；却发现它就是个大泥潭而已。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家的。
波拉特从未说过要回去之类的话：拿了政治避难身份以后，就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常常说他来的时机太坏，他真希望自己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就已经大概安顿好了。不过，到目前为止，他所遇到的公然歧视还不多。9.11过后几周，有一次，他在马里兰的艾塞克斯到一个加油站加油，那儿有几个白人却叫他走开。他其他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也遇到了些小问题，名字听起来像伊斯兰教徒的人则发现更难找到工作了。但这种不信任感基本都是隐蔽的，只是萦绕在城里的一种氛围而已。“美国人不会当面对你说他们不喜欢你。”波拉特说。“这一点不像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喜欢你，你总是一下子就知道了。美国人很聪明，把真实的感受隐藏了起来。”
波拉特最担心的事情是他的妻子出不来。他的律师已经替他的妻子准备好了签证所需的资料，但没人知道多久才会获得批准；在恐怖袭击之后，所有的申请流程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律师认为至少要等一年，可能两年，也可能还要更久。同时，波拉特也越来越难说服他的妻子，告诉她一切都没问题了。恐怖袭击过后的10月，波拉特的手机帐单是488.75美元。
在华盛顿特区，我和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住在附近的连排式住宅里。这地方挤得满满的：3个墨西哥人住在地下室里，1个维吾尔族人住在1楼，9个中国人住在楼上的房间里。除了1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住客都做食品方面的工作，他们之间没什么交流。似乎没人在意有个“外人”睡在楼下房间的沙发上。
波拉特的维吾尔族朋友48岁，也是拿了政治避难身份的。他正等着妻子和两个双胞胎儿子的签证申请获批。他们还在土耳其，这男人已经两年多没见到妻儿了。他说如果我的文章里提到了他，他要求隐去姓名。
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不同语言的标牌，有英文的（停止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有阿拉伯语的（伟大的真主阿拉），有中文的（万事如意）。门上则挂着一本日本歌舞伎的日历，来自这人送外卖的“日本烤肉兄弟”餐馆。他曾在西安一所大学念书，拿到电子工程专业的学位。最近，他的车被人偷了——这一带将逐渐变成中产阶级居住区，但目前还是发展的早期阶段，离目标尚远。
有天早晨，我们三个聊天，这维吾尔族人说，他对美国人看待文化的角度很感兴趣。他说这和他在新疆或中国的其他地方的见闻都不一样。“我在这儿工作，要送外卖到很多人家里去。”他说。“通常人们不会叫我进家里去，不过有时有些人会这么做，我就能看到他们的家里是怎样的。他们很多人家里都挂着中国画。他们告诉我，很多美国人喜欢中国。”
我问他是否为这个感到困扰。
“不是，”他说：“欣赏另一种文化是好事。可能这体现了美国人的审美鉴赏很广泛。我在人们家里还看到过许多非洲的面具。”
我问波拉特怎么看，他皱起了眉头。这些年来，他总是把文化说成是非常神圣的事情，他认为文化比经济、政治更为基本，是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他跟我说，这就是美国黑人的症结所在：虽然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制度自由的国家，但曾经的奴隶制度已经摧毁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和那些自由来美的移民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人总是努力想要从那样的创伤和损失中复原。
现在他深思着，字斟句酌地说了起来。“那些美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欧洲文化，那也是很伟大的。”他说。“但我没看见他们家里有很多欧洲的东西。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中国呢？我知道中国人说他们有五千年历史，但这确实是真的吗？还是他们一遍遍地这么说而已呢？”
他继续说道：“我看到那些中国画，就想起了我工作的日本餐厅。那儿提供的不是真的日本食物；是假的。那儿的厨师也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是穿成日本人模样的马拉西亚人和中国人。我没有看见有日本人在那儿吃过饭。来的全是美国人。”
“嗯，一家真正的日本餐厅可能不会做外卖。”另一个维吾尔族人说。“他们很讲究食材的新鲜。我工作的那家餐厅也不是真正的日本餐厅。其实那儿的老板是个越南人。”
“我觉得这和美国人的自由有关。”波拉特说。“如果你找到一个赚钱的办法，你就去做。赚钱才是要紧事，这没什么不对。但没有一个日本人会去那儿吃饭。但餐厅里的厨师穿成日本人的样子，就让我感到烦心。这让我想起了北京那些维吾尔族餐馆，里面的中国人穿成维吾尔族人的模样。
波拉特生日那天，他请了一天的假。早上，我们开车在城里转，办了一些事，然后去了趟农民集市。波拉特给我指了指他交违章停车罚款单的政府大楼。电台的广播员提及了《华盛顿邮报》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报道。这是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没几个人在外头。波拉特“46年老”了。
办完事后，我问波拉特能不能去看一下五角大楼。这个月的早些时候，我去看了纽约的世贸中心遗址。生活在中国让恐怖袭击成了一件遥远的事情：我所接触的只有那些盗版碟，还有人们毫不同情的反应；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去亲眼看看那些地方了，我们围着五角大楼开车绕了好几圈，最后找到了一家citgo加油站停车，那儿可以清晰地看到哥伦比亚公路对面的五角大楼。我们停车时，电台广播里传出了美国国歌。波拉特告诉我，自从恐怖袭击以来，每天中午广播国歌成了惯例。
五角大楼被撞坏的一侧楼身已经用板围了起来，脚手架顶上挂着一幅幅美国国旗。头上有盘旋的巡逻直升机，发出嗡嗡的声音。三个挪威旅客也找到了这个加油站。我们就站在这三个外国人旁边。波拉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他的本田车。
“没事。”我说。“他们不会在加油站开罚单的。”
“这个加油站可能不一样。”他说。
我走到加油站里面，买了一份《华盛顿邮报》。上面的头版头条是：
美国搜寻数千个被驱逐出境的在逃犯
中东男人是重点搜寻对象
我把报道的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波拉特：司法部正在严厉打击那些违反驱逐令的人。
“我支持它这么做。”波拉特说。“总是有签证过了期的人还在这儿，政府却不管，这样那些人就可以做坏事了。”下一句他用了英文：“太多自由了(Too much freedom)。”他缓缓地说，接着又说起了中文。“种族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人们来到这儿，又遵守法律，就应该让他们留在这儿。”
我问波拉特，他的生日午餐想吃些什么。他告诉我，有一家伊朗餐厅做的烤羊肉串很棒，和新疆的味道一样。我们开车经过了西蒙·玻利瓦尔德雕像，经过了世界银行，又经过了宾夕法尼亚大道。找地方停车、停车、还是停车。找停车位的时候，波拉特对我说，他在华盛顿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容易的。“我只是需要勇气。”他说。“我在北京时就很有勇气，这就是我在那儿赚了很多钱的原因。我当时需要勇气离开。”
他在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后面停了一会儿，看它是不是要走。但那辆车没有动，我们继续往前开。“我看着这儿的人们，他们很多人都没有我聪明。”波拉特说。“有些没有受过教育，有些年纪更大。不是说美国的所有人都是很有才智的。但，你看，很多不太聪明的人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我想，如果他们能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我不可以呢？”
又过了几分钟，波拉特终于找到了一个停车位，我们下车往那家餐厅走去。餐厅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肉串屋”（Moby Dick House of Kabob）。我们走进餐厅时，波拉特微笑着挥手。另一个维吾尔族人正站在柜台后面烤肉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