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 - 王道还、廖月娟译
[美]贾雷德·戴蒙德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致我的中国读者
能有此机会向我的中国读者介绍我自己以及我写的书，我倍感荣幸。
我于1937年出生在美国东北部的沿海城市波士顿。美国人与中国人不同，大多数中国人的祖先包括早在50万年前就生活在中国的早期人类，而当今的美国人无一例外地要么是移民，要么是后来移居美国的人的后代。1.3万年前，在如今是美国的地方，甚至北美或者南美的任何角落，都没有人类生存过。直到1.3万年前，现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才来到美国。直到400年前，绝大多数现代美国人的祖先才开始来到美国——最早的一批来自欧洲，不久之后有来自非洲的，从大约170年前开始又有来自亚洲的。我的父亲是移民，他出生在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两岁时随父母来到美国。我的外祖父母在东欧出生长大，生了3个孩子后，于19世纪80年代带着孩子移居美国，后来又生了6个孩子，我的母亲是最小的那个。我妻子玛丽的父母于1948年从波兰移居美国。
我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语言学家，还是一名教师。在她的教育和帮助下，我从3岁开始识字，从6岁开始学习弹钢琴，从10岁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和散文创作，还在11岁学习拉丁语，在16岁学习德语。我的父亲是一名医学家，他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我的父母都不是观鸟人，我自己喜欢上了鸟类，从7岁就开始观鸟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每当有人问我长大后想做什么，我都脱口而出：“我想成为一名像我爸爸那样的医生。”11岁时，我很幸运地进入一所很好的学校读书，那里的历史课、外语课、写作课很精彩，科学课一般。因为我觉得我在今后的人生中会一直从事科学事业，所以我感到上学期间是接触历史、语言和写作的大好时机。17岁时，我考入哈佛大学，仍然怀揣着最终成为一名医生或者至少成为一名医学研究人员的梦想。但那时，因为我还是觉得我在今后的人生中会一直从事科学事业，所以我在大学期间尽可能地学一些与医学无关的课程——比如俄语、德语文学、作曲、口传史诗、动机心理学和天文学。
直到我在哈佛四年大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我才意识到我不想行医，我真正想从事的是科学。因此，我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去医学院就读（我当时已经申请并被录取了），而是在毕业前几个月改变了计划，决定攻读生理学这门实验室科学的博士学位，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身体机制。
为了完成博士期间的研究，我来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在欧洲生活了四年。我选择剑桥大学出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剑桥在当时拥有世界上顶尖的生理学家，我的博士生导师就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除了去美国其他地区进行过短暂的旅游，我一直生活在波士顿，和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或者和他们住得很近。我准备开始自己的人生，准备离开家去体验别处的生活。实际上，在欧洲生活是一段很愉快的经历，不仅仅是因为剑桥大学的生理学很杰出。我有许多机会去其他欧洲国家游览、学习，比如，我可以去德国练就一口流利的德语，去芬兰初步学习芬兰语这门很难的语言，还能去当时的南斯拉夫。在剑桥大学，我有很多闲暇时间作为钢琴演奏者和其他音乐家演奏室内乐，在大学合唱团演唱，自学管风琴，开启我演奏伟大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所有管风琴作品的逐梦之路。
在欧洲生活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加深了我对地理及历史之于人类生活影响的理解。我在儿时就感受到了地理和历史的影响力，出生于1937年的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那时，我父亲在我卧室的墙上贴了两张地图，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太平洋和东亚地图。我父亲在地图上用大头针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线和太平洋战线，随着战线的转移，他每天晚上都给大头针换位置。1958—1962年，我在欧洲生活，朋友也都是出生于1937年前后的欧洲人。但是，由于地理和历史因素，我的欧洲朋友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童年。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人生活的影响无处不在，自然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但我从没看到过炸弹从天而降，也没看到过有人被杀死。我那些欧洲朋友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同了。取决于他们是碰巧出生在英国、德国、南斯拉夫还是别的什么国家，他们经历的苦难各不相同，有的失去了双亲，有的从远处眼看着父母的房子被炸毁，还有的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些事情没有一件在我身上发生过——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偶然，我出生在波士顿，而不是出生在伦敦或慕尼黑或贝尔格莱德。
我在剑桥大学的博士实验室研究是关于胆囊的。胆囊是个很小的器官，我们平常不会注意到它，除非不幸地得了胆结石。但事实证明，我关于胆囊的研究发现能提供一个良好的模型，帮助人们了解肠道、肾脏、肝脏等相关且更重要的器官。我成了世界上最了解胆囊运输盐和水机制的人。这种专业问题在你看来可能毫无用处，但如果你的肠道或者肾脏出现问题，让你的生命危在旦夕，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1962年，我从欧洲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职。1966年，我搬到洛杉矶生活，在加州大学任职，我之后的职业生涯都在这里度过。我的工作是继续研究胆囊，同时为医学生讲授医学生理学的课程。
但是，我逐渐发现我被寄予了将余生奉献给胆囊研究事业的期望，不安的感觉与日俱增。因为在此之前我把我大段的人生用在了更广泛的兴趣上，包括钢琴、语言、历史、鸟类，所以把余生用来研究胆囊让我感到太受限制和束缚。因此，1963年，我与一位同我一样爱好探险和观鸟的大学同学一起，策划了一场前往秘鲁这个南美国家的旅行，去攀登安第斯山脉的高山，观察亚马孙盆地的鸟类。第二年，我和我的朋友又组织了一次旅行，去澳大利亚以北的热带大岛新几内亚岛研究鸟类。
1964年那场首次踏足新几内亚岛的旅行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旦你去过新几内亚岛，你就会觉得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黯然失色。新几内亚岛地处赤道附近，但岛上的山脉海拔高达5 000米。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可以在赤道附近的山顶看到雪和冰川，新几内亚岛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地方是安第斯山脉和东非山地）。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是世界上最迷人、最漂亮的。岛上有上千个不同的部落，岛民说着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新几内亚岛是世界上语言最多样化的地方。即使到了现代，新几内亚岛也是世界上最晚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人们传统上仍然使用石器工具而非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仍然没有中央政府——在远古，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直到1万年前左右，随着农业的出现，才有10个地方（包括中国）发明了金属工具，创造了文字，发展出中央政府。
在第一次新几内亚岛之旅后，我又去过31次，都是为了研究鸟类，以及（坦率地说）向新几内亚岛岛民学习。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个矛盾：为什么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仍在使用石器工具而不使用金属工具，而我这个在丛林中自己找不到路也不会生火的愚钝美国人，却作为带来金属工具、文字并征服新几内亚岛的欧洲社会之代表来到此地？从新几内亚岛岛民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养育子女，如何预知危险，如何领导他人，还学会了许多其他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我对新几内亚岛上鸟类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在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的第二职业，这比我对胆囊的研究更让我在科学界为人所知。
随着第二职业的起步，我开始在两个不同的科学领域（生理学和鸟类学）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但我所有的论文都是学术性的，只有科学家能读懂。至于其他方面的人类知识，我只能阅读，不能认真思考并写出点什么。我在学术性的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几乎用不到我从母亲那里以及从英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中学到的向广大读者传达想法的技巧。于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为杂志撰写面向大众的短文，讨论人类的经验，内容与胆囊和鸟类都不相关。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从撰写面向大众的杂志短文转而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第一个事件出人意料，我接到一通麦克阿瑟基金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他们已经决定给我一份为期5年的奖金，资助我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那天接完电话后，我一整天都非常兴奋，但从第二天起，一整周都情绪低落，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意识到这通电话实际上是说：“贾雷德，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给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报酬的时间，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一自由，做点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写关于胆囊和新几内亚鸟类的学术论文，没能发挥出你的潜能！”
第二个事件是我和玛丽的双胞胎儿子马克斯和乔舒亚在1987年出生。在他们出生前，每当人们谈论到未来某年比如2050年地球可能会面临的灾祸，我都觉得不真实，因为我出生在1937年，意味着2050年这样遥远的年份其实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不可能活到那时。但是，2050年到来时，马克斯和乔舒亚很可能还活着，处于人生的巅峰时期，还能活好几十年。他们的人生，以及2050年世界的模样，都不是胆囊和新几内亚岛上的鸟类能决定的。我想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因此需要开始把世界上最重要、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呈现给大众，而不是只为胆囊专家和新几内亚岛鸟类专家写作。
这两个事件让我决定开始撰写面向大众的书籍。这些书讨论的是公众会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决定我的儿子们在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处的世界的状态。就这样，我踏上了写作之路。四年后，我出版了第一本面向大众的书，到现在一共出版了8本。我很荣幸这8本书都被翻译成了中文。现在，我准备依次介绍一下这8本书，希望能激发你的阅读兴趣。
我的第一本书是《第三种黑猩猩》（1991年），论述了人类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不同于其他动物。从基因角度看，我们不过是第三种黑猩猩：大约6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与另外两种黑猩猩的祖先分离开来，我们的基因组与它们的基因组的差异不到2%。（如今，生物学家将其他的黑猩猩从两类分为三类，所以我们现在不是第三种黑猩猩，而是第四种黑猩猩了。）这意味着人类和其他几种黑猩猩的亲缘关系十分紧密，比观鸟者分辨不出的几种鸟的关系还要紧密。但在某些关键方面，人类与其他几种黑猩猩的差异很大，因此传统上我们不仅不被认为是黑猩猩，甚至不被认为是动物。这些关键性差异一定是在最近1 000万年内进化出来的。
因此，《第三种黑猩猩》讨论的是艺术和语言等人类特征在晚近时代的演化，这些特征似乎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人类和“动物”分离开来：人类的艺术、语言、种族灭绝、农业、生态破坏性，以及特有的性行为。书中有一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地球，智慧生命或任何形式的生命是否还存在于宇宙中的其他地方？在我看来，《第三种黑猩猩》是我所写的书中最有趣、写得最好的一本，也是我母亲至今仍最爱读的一本。接下来的三本书对于我在《第三种黑猩猩》中首次探讨的几个最重要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
我的第二本书是《枪炮、病菌与钢铁》（1997年），研究的是我最先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讨论的几个问题之一，也是晚近的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1万年间，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发展得如此不同？例如，为什么那些聪明的新几内亚岛岛民最近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亚洲人或美洲原住民或非洲人在最近几个世纪崛起并征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方？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解释，大多数欧洲人在不久前还在相信，许多欧洲人至今仍然坚信，那就是欧洲人比其他人种更聪明。但是，欧洲的种族主义者从未给出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新几内亚岛岛民使用石器工具，但他们总体上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这一说法比我之前写过的任何内容都要激怒我的一些欧洲读者。
不同于种族主义解释，《枪炮、病菌与钢铁》表明人类社会在不同大洲上的不同历史轨迹是由于各大洲的自然环境不同：首先是各大洲在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各大洲在大陆轴线和孤立程度方面的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解释了这样一些过程：农业只独立发源于世界上的部分地区（包括中国但不包括欧洲），农业带来了金属工具、文字、中央政府等多方面的发展，使一些族群有能力征服另一些族群。中国读者可能会对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尤其感兴趣，包括水稻、猪和蚕等驯化动植物的起源，以及这些中国的创新产物向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偏远太平洋岛屿传播的过程。
我的第三本书是篇幅最短的一本，即《性趣何来？》（1997年），我一写完《第三种黑猩猩》就开始写这本书。人类与其他动物包括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我们的语言和艺术，还在于我们特有的性行为、生理学和解剖学特征。如果你的宠物狗会说话，你可以问问它对你的性生活有何看法。你会惊讶地发现，被你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在狗看来很怪异。你的宠物狗会说：“这些人类真病态、真疯狂！为了交配，他们还得去卧室并关上门，而不像有自尊心的狗一样在大庭广众下交配。他们在一个月中的任何一天都能交配，而不是只在女性可受孕期交配。实际上，如果不用体温计测量或者不用激素检测试剂盒检测，我和我的主人都不知道女主人在一个月中的哪几天可以受孕，甚至女主人自己也不知道。但雌性的狗会将它们可受孕的日子广而告之，任何其他正常的雌性动物都会这么做。最恶心的事情是，人类即使在女人衰老不能生育后还有性行为。这些人的大多数性行为是对精力的巨大浪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都不能带来受孕！”没错，你的宠物狗观察得完全正确。但是，所有这些被我们人类视为理所当然、让你的宠物狗觉得恶心的人类性行为，与人类的语言和工具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运行至关重要。
下一本书是《崩溃》（2005年），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社会实施愚蠢的政策而走向自我崩坏，而有的社会能持续兴盛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我描述了几个历史上有名的崩溃事例：波利尼西亚社会之崩溃，该社会曾经所在的复活节岛上巨型石像群高高耸立；阿纳萨齐城镇之废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美洲原住民在这片位于现代美国西南部的土地上建造了最高的大楼，建立了最先进的社会；玛雅文明之消亡，中美洲的那些美洲原住民城市曾因其神庙、神像和雕刻之壮观而举世闻名；维京人之没落，格陵兰岛上的维京人聚居地过了400年后，一个人也没有剩下。这些崩溃的古代社会与避免了自我灭亡的古代社会，以及成败不一的现代社会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书探究了导致有些社会制定灾难性决策的多种原因，以及现代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崩溃》这本书为我们当今的社会提供了最现实的经验与教训。
我的第五本书是《历史的自然实验》（2010年），这本书是我和同事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合著的，其中的篇章包括吉姆撰写的、我撰写的、以及另外5位作者撰写的，展示的是如何利用自然实验理解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告诉我们，唯一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进行可操纵的实验室实验：在实验中取两支相同的试管，在其中一支试管中加入某种化学物质或干扰试剂，将该试管与另一支未受干扰的试管进行对比，从而明确地证明该化学物质或干扰试剂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开展此类可操纵实验，比如通过实验让一半的女性在每月的可受孕期变成亮红色，或者用时光机将历史倒退20次，其中10次有希特勒，10次没有希特勒，以此证明希特勒对历史的影响，那么我们社会科学家就能快速解决所有重大的历史和人类行为问题。可惜，对我们这些不幸的社会科学家而言，这类可操纵实验通常无法实现、违犯法律或者违背道德。但是我们仍然能通过对比所谓的自然实验结果取得进展，在这些“实验”中，自然有时受到了某种人为操纵，有时没受到人为操纵。
例如，对于拿破仑对欧洲的经济发展的作用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历史学家争执不下。法国历史学家通常认为拿破仑带来了可观的效益，而英国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他让欧洲的经济变得混乱不堪。很不幸，我们无法控制拿破仑的存在与否并让历史重来几遍，以此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在拿破仑时期，德意志有几十个独立的邦国，有些邦国遭到拿破仑的入侵并完成了改革，有些邦国虽然遭到拿破仑的入侵，但其推行的改革后来被普鲁士王国推翻，还有些邦国从未实行过拿破仑的改革。即使不用化学家所钟爱的试管和可操纵实验，这一自然实验仍能表明：关于拿破仑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是正确的，英国历史学家是错误的。自然实验已经成为回答人类历史和人类行为相关问题的最实用、最可行方法。
第六本书是《昨日之前的世界》（2012年），书中比较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比如我待了很长时间的新几内亚岛上的部落社会生活）与大部分读者都不陌生的现代社会生活。传统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敌友的划分、打仗的方法，以及解决争端、养育子女、对待老人、应对危险、保持健康的方式，等等。在有些方面回归传统做法是很可怕的，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更优越，比如不必总是卷入战争，不必眼睁睁看着大多数子女死去。但在另一些方面，传统社会处理问题的方式比我们现代人强，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比方说如何维持一生的友情，将子女养育成具有竞争力且快乐的人，识别危险，以及为老年人提供有意义的生活。《昨日之前的世界》是我最具个人色彩的一本书，也是最易于读者参考应用，使自己的生活更惬意的一本书。
在我最新出版的书之前的一本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2014年）。我的另外7本书都围绕一个单一话题展开，并且需要从头开始读，但这本小书只有7章，每章的话题都不同，你可以一次只读一章，随便什么顺序都行。各章讨论的话题包括：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如何避免损害健康或者危及生命的事故？吃什么能够避免过早死于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或者其他可能威胁我和大多数读者生命的医学问题？还有一整章是关于中国的，描述的是我这个外国历史学家眼中的中国。
我最新出版的书是《剧变》（2019年），讨论的是现代国家如何应对国家危机，书中的案例多数发生在过去的80年内。虽然已经有数不胜数的书讨论最近或以前的国家危机，但是这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剖析了这一常见且重要的问题：由个人危机提供的视角。几乎所有人都经历过个人危机，比如婚姻或其他亲密关系即将破裂、所爱之人去世这类事件，或者工作、财务或健康方面的重大挫折。我对这一问题思考了很多，因为我的妻子玛丽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她的专业涉及为面临严重个人危机的人提供帮助。
我们都知道，不管是根据自己的经历还是基于对朋友的观察，有些人在面对危机时比其他人处理得更妥当。借助玛丽和其他心理学家的经验，我们总结出了决定个人能否成功应对个人危机的12项因素，包括是否承认危机，是否承担责任，是否对自己诚实，是否有选择性地改变自身做得不好的部分，是否接受朋友的帮助，等等。结果表明，类似的因素也影响着印度尼西亚、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应对国家危机的方式。这本书的最后几章剖析了日本、我的祖国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现在正面临的主要问题，还分析了影响日本、美国以及整个世界成功解决现存问题的可能性的因素。
你将会注意到我的这些书是在1991—2019年出版的。每一本书都在出版前的几年里写成。这可能会让你心生疑问：这些书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从1991年或者2005年至今，知识已经更新换代，这些书现在是不是不合时宜、失去价值了呢？
当然，对于我在这些书中所探讨的问题，相关研究肯定不会在书出版后就停滞不前。不过事实证明，后续的研究只是提供了新的例子，促进了我们的理解，并没有推翻我书中的结论。例如，1991年《第三种黑猩猩》出版时，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先智人遇到现在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时，两个人种是否发生了杂交。现在，基于过去15年的基因研究发现，我们知道确实发生过杂交，特别是当我们的智人祖先从非洲扩张后首次遇到尼安德特人时——或许因为他们那时男女人数不平衡，智人中的男性不得不与尼安德特人中的女性交配。结果是，非洲之外的所有现代人类（中国人、美国人等）有大约3%的基因源自尼安德特人与不断扩张的智人杂交的短暂时期。这一发现为我在1991年出版的《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所描述的人类进化进程增添了有趣的一笔，但并没有推翻我这本书的结论。
最后，我将列举11个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让你感到困惑，你不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许多科学家往往也不确定！），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在我的这几本书中都有所探讨。这些问题能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人类和我们的社会非常有趣，以及为什么我认为我的中国读者将会对这些问题特别感兴趣。举例如下：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而大多数北欧人是黄头发或红头发、蓝眼睛？为什么黑头发、黑眼睛会给生活在中国而非北欧环境中的人类带来优势？
为什么在世界上的所有人种中，中国男性的胡须（和体毛）特别稀疏，欧洲男性的胡须更浓密，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的胡须是世界上最浓密的？长胡须或者不长胡须对男性各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这种好处在中国、欧洲和日本北部有所不同？
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北方人的一项独特的面部特征是眼型，这是由于叫作内眦赘皮的眼睑特征造成的。内眦赘皮在中国北方人和西伯利亚东部人口的眼部表现得很明显，在中国南方人和南亚人口的眼部表现得不太明显，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人种的眼部没有内眦赘皮。如果你的眼部有内眦赘皮，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如果你的祖先来自中国北方，好处就会更大，如果你的祖先来自中国南方，好处就会更小，而如果你的祖先来自欧洲，就没有好处呢？
为什么中国的丈夫平均而言比他们的妻子高10厘米左右呢？为什么很少有中国男人比妻子高很多，也很少有比妻子矮的呢？
就地理方面而言，欧亚大陆以东的日本和欧亚大陆以西的英国像是对方的镜像——日本是靠近中国海岸的大群岛，而英国是靠近欧洲海岸的大群岛。人们可能因此便期待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与英国和欧洲的历史关系大致相同。事实上，英语与欧洲大陆的日耳曼语系关系密切，与欧洲弗里西亚语的关系尤为紧密，而日语与汉语完全不相干，与任何其他亚洲语言也没有确切的亲缘关系。同样，英国在过去2 000年里与欧洲国家纠葛不断，不断遭到欧洲人的入侵和占领，几乎在每个世纪都派遣了军队到欧洲大陆作战；但日本早先一直与亚洲大陆国家保持着几乎是相互隔绝的状态，在公元前400年之后从未遭到过侵占，在近代之前只有一次（16世纪90年代）向亚洲大陆派兵作战。为什么日本和英国有着如此相似的地理特征，却在语言、社会和历史方面发展得如此悬殊呢？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了政治统一，从此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是统一的状态。相反，欧洲大陆从未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直至今天，欧盟甚至连促使欧洲各国组成非常松散的联盟都很有困难。为什么中国这么容易实现统一，而欧洲实现统一就难上加难？
人类女性有绝经期，这意味着所有女性在40岁之后的一段时间会逐渐丧失生育能力。这似乎违背了基于自然选择的期望，因为自然选择应该倾向有助于动植物物种繁衍更多后代这种特性的进化。另外唯一一种已知有雌性绝经期的哺乳动物是领航鲸，也可能还有虎鲸，还有一种哺乳动物（澳大利亚袋鼬）有雄性绝精期。为什么女性有绝经期，与基于自然选择的期望不一致呢？如果绝经对女性有某种好处，那么为什么绝精对男性没有好处呢？为什么人类男性没有绝精期呢？人类女性与雌性领航鲸或虎鲸有何共同之处，唯独让这三种生物的雌性有绝经期呢？为什么雄性袋鼬有绝精期，而人类男性或者任何其他雄性哺乳动物没有绝精期呢？
生双胞胎对中国女性来说很少见：只有几百分之一的概率。但在尼日利亚的女性中，生双胞胎非常常见，比中国女性生双胞胎常见20倍——每100名尼日利亚新生儿中就有6对双胞胎。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生双胞胎会为自然选择所青睐：生双胞胎的女性能因此繁衍更多的子女并最终占领全世界。那么，为什么生双胞胎对尼日利亚女性有明显的好处，而对中国女性不利呢？
糖尿病曾经在中国很少见，但最近几十年发病率大大增加，已经接近美国的病发率。但是，糖尿病患者在中国人口中的分布与在美国人口中的分布截然相反。在中国，糖尿病集中发生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身上，几乎不会发生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穷人身上。与之相反，在美国，糖尿病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穷人中最常见，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中不常见。为什么糖尿病的发病分布在中国与在美国完全相反呢？
中国未来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是蚯蚓的问题。蚯蚓正面临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蚯蚓问题对中国人的未来是一项严重的威胁呢？
中国和美国经常将彼此视为经济竞争对手，甚至可能是军事竞争对手。但是，中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与美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问题是一样的，即核武器、气候变化、全球范围内关键资源的枯竭、世界各地不平等导致的种种后果，以及在新冠肺炎之后的新型疾病将给整个世界所带来的危险。所有这些问题都非常棘手，只有在中国、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强国的通力合作下才能得到解决。为什么中国和美国现在还不做出更多的努力，来保障自己政府和自己人民的利益，来应对这些共同的问题，来解决我们两国都在面临的这5个最严重的难题？
以上11个问题只是列举的几个例子，你将看到我在8本书中还探讨了上千个精彩的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我在书中提供了具有信服力的答案。对于其中的另一些问题，我只能提供一些推测，这些推测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其中还有一些问题至今仍然是谜，不过科学家希望能够在你们的有生之年解开谜题。尽情阅读、尽情享受吧！这次有机会向我的中国读者致辞，我真的很高兴。
前言
为什么说世界历史就像洋葱一样？[1]
本书尝试概述过去1.3万年来的人类史。激发我写作本书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大洲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如果这一问题让你担忧，生怕拿到了一本带有种族色彩的专著，那么请放心：本书给出的解答丝毫不涉及人类种族间的差异。本书的重点在于探寻终极的原因，并尽可能向前回溯历史的因果链。
大多数关于世界历史的著作聚焦在具有读写文化的欧亚和北非社会，至于其他地区，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东南亚岛屿、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那里的本土社会只会被大概提及，而且讲的主要是它们在相当晚近的时候被西欧人发现并征服后的事。即使就欧亚大陆而言，欧亚大陆西部历史所占的篇幅也大得多，远胜过中国、印度、日本、东南亚热带地区以及其他欧亚大陆东部社会的历史。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那之前的历史往往只被一笔带过，尽管在人类500万年的历史中，没有文字的时间占到了99.9%。
这种狭隘的世界历史写法有三方面缺陷。第一，当今，对欧亚大陆西部之外的社会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这不难理解。毕竟，那些“其他”社会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世界上绝大部分种族、文化、语言群体也在那里。其中一些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极为强大的经济体和政治力量。
第二，那些特别关心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人，如果只读文字出现之后的历史，是无法获得深层次的认知的。情况并不是从前各个大洲上的社会势均力敌，直到公元前3000年欧亚大陆西部突然发明了文字，并开始在各个方面领先。实情是，到公元前3000年，欧亚大陆和北非的一些社会不仅已经拥有早期的文字，还有了集权的国家政府、城市、广泛使用的金属工具和武器，还将家畜用于交通、牵引和产生机械动力，依赖农业和家畜获取食物。而其他大洲的大部分或所有地区，上述事物在那时都没有出现；后来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其中一些事物，但这个过程花了差不多5 000年；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则从未有过这些事物。由此我们应该可以想到，欧亚大陆西部在现代世界的支配地位，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尚未有文字出现的过去。（关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支配地位，我指的是对欧亚大陆西部社会自身及其在其他大洲上塑造的社会的支配。）
第三，只关心欧亚大陆西部社会的历史，就会忽视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那些社会的实力和创新能力都格外强大？通常人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都会谈到一些近因，例如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研究、技术，以及病菌，那些可怕的病菌杀死了其他大洲上与欧亚大陆西部拓殖者产生接触的族群。但是，为什么这些造就征服地位的要素都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而其他地方或是只有一部分，或是完全没有呢？
所有这些要素都只是近因，而不是终极原因。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墨西哥土著社会蓬勃发展，重商主义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风靡盛行，科学研究没有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先进技术没有在北美土著社会落地开花，致命病菌没有在澳大利亚土著群体中演化出来？也许有人会说，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的文化特质（比如，科学研究在古代中国因儒家思想而遭到遏制，在欧亚大陆西部则因希腊或犹太-基督教传统而得到促进），但这种回答还是回避了对终极原因的追寻：为什么不是儒家思想出现在欧亚大陆西部，犹太-基督教伦理出现在古代中国？此外，这一说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公元1400年以前，尊崇儒家思想的中国在技术上一直领先于欧亚大陆西部。
如果只盯着欧亚大陆西部的社会，那么甚至连欧亚大陆西部社会本身都无法了解。前述那些值得关注的问题都涉及这些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差异。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同样了解其他社会，这样才能将欧亚大陆西部的社会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反对传统历史的写法，自己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写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历史而过度压缩给欧亚大陆西部的篇幅。对此，我的回答是，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区很有启发性，往往在一小片地理区域中就有多种多样的社会。还有些读者可能会赞同本书一位评论者的看法。这位评论者半开玩笑地写道，我似乎把世界历史看作了洋葱，现代世界是最外面的那一层，在寻求理解历史的过程中要把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没错，世界历史的确就是这样的洋葱！不过，将洋葱层层剥开的过程令人着迷、充满挑战，对于今天的我也意义重大，因为我们力图以史为师，以往鉴来。
[1] 本书前言、第20章及后记由李艳翻译。——编者注
开场白
亚力的问题
众所周知，地球上不同地区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大不相同。上个冰期结束以来的1.3万年里，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工业社会，一些地区只形成了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依旧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此类历史发展上的不均等给现代世界投下了深长的阴影，因为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社会征服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这些差异是世界历史中最基本的事实，但出现差异的原因不明朗，且有争议。25年前，有人当面向我发问，问题的形式很简单，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1972年7月，我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的沙滩上漫步，当时我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早听说当地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亚力（Yali）也在这一带活动，而那天，我们碰巧走了同一条路，他追上了我，我们边走边谈，同行了一个小时左右。
亚力散发着领袖的气质与活力，眼里闪烁着迷人的神采。他很自信地谈了自己的事，向我提出许多深刻的问题，也很专注地听我诉说。一开始，我们谈的是那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今天，亚力的国家国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当时那里仍是联合国的托管地，由澳大利亚治理，但独立的呼声已经很高。亚力说，他就是使当地人做好自治的准备。
谈着谈着，亚力话锋一转，开始考较起我来。此人从未离开过新几内亚，教育程度也仅止于中学，却有一颗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了解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研究（包括可以得到多少酬劳）。我向他说明了几百万年来不同种类的鸟移居至新几内亚的情况。接着他问道，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祖先如何在新几内亚落地生根？近200年来，欧洲白人又如何使新几内亚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虽然我和亚力都清楚，彼此代表的两种社会间存在着张力，但我们还是相谈甚欢。两个世纪前，新几内亚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用的是欧洲人几千年前在有金属工具后就弃用了的石制工具，所住的村落中也没有集权的政治组织。白人到来后设立了集权政府，还带来了各种物品，举凡钢斧、火柴、药品，乃至衣服、饮料、雨伞……应有尽有，新几内亚人立刻发现了这些物品的价值。在新几内亚，那些一概名之为“货物”。
许多来此殖民的白人公然鄙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原始落后”。即使是最平庸的白人“主子”（1972年他们仍享有这个尊称），生活水平都远超新几内亚人，连亚力那样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也不能企及。在考较我之前，亚力已经考较过许多白人了，而我也考较过许多新几内亚人。我俩都很清楚，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种种事情想必在亚力内心盘旋已久，他那闪烁的双眼流露出敏锐的心思，问我：“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指亚力生活经验的核心。是的，就生活方式而言，普通的新几内亚人和普通的欧美人仍有很大的差别。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有差异。这么大的差异背后必然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然而，亚力的问题看来简单，却难以回答。那时，我还没有答案。历史学者仍莫衷一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不再问了。与亚力一席话后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演化、历史与语言的其他面向。经过25年，我写下了本书，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
虽然亚力问的只是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但对于现代世界中更多的差异现象，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欧亚大陆的族群，特别是今天仍然住在欧洲和东亚的人，加上移民到北美洲的人，掌控了现代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族群，包括大多数的非洲人，虽已推翻欧洲殖民政权，但就财富和权力而言仍远远落后。还有一些族群，比方说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土著，连自己的土地都丢了，还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杀戮、征服甚至灭族。
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中的不均等，套用亚力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为何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例如，为什么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更早的时代。公元1500年，欧洲的殖民扩张才刚开始，而各大洲的族群在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分布于欧洲、亚洲与北非的，是使用金属工具的国家或帝国，有些已逼近工业化的门槛，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仍在靠石器统治帝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小国和酋邦已使用铁器，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全境、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少数地区，居民的组织形式是农耕部落，甚至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游群（band）。
显然，公元1500年时世界各地在技术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现代世界的不均等。以钢铁打造武器的帝国征服或灭绝了仍在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成公元1500年时的模样的？
基于历史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对于更久远的年代，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上一个冰期结束于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那以前，各大洲的各个族群皆以狩猎—采集为生。在公元前11000—公元1500年的这段时间里，几个大洲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造成了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发展不均等的现象。澳大利亚土著和许多美洲土著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逐渐发展出农业、牧业、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区域也独立发展出了文字。然而，这些新发展都在欧亚大陆最早出现。例如，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附近区域直到公元15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才开始大量生产青铜器，比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足足晚了4 000年。公元1642年欧洲的探险家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发现他们的石器在技术上比好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制作的石器还要简陋。
总之，关于现代世界不均等的问题，我们可以重述如下：为何不同大洲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此不同？各大洲迥异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而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虽然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与史前史，但其主题不仅有学术意义，在经世与政治上也甚为重要。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举例来说，非洲许多地方仍在现代殖民主义的灰烬中挣扎。还有一些地区，包括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原苏联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仍扰攘不安；各地依旧人数众多的原有住民发起街头暴动或游击战，对抗由外来征服者后裔掌控的政府。其他许多地方的原住民，如夏威夷土著、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土著和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种族屠杀和灭绝而人数锐减，侵略者的后裔反倒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些族群虽无法发动内战，但越来越坚决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过去的族群冲突除了继续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回荡，对人类的语言世界也造成重大冲击。今日世上尚存6 000种语言，其中大多数面临消亡的命运，渐渐取代它们的是英语、汉语、俄语，以及最近几百年来使用人数大幅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现代世界中的这些问题，全肇因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亚力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在解答亚力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先考虑几个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理由。有些人一看到这个问题就生气，有几点原因。
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是：若我们解释某一族群支配另一族群的缘由，不正是为这样的奴役支配张目？意思是不是说，这种结果在当初既然无可避免，今天若试图加以改变，注定徒劳无功？这个反对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释与辩护，是常见的谬误。对历史提出解释是一回事，怎么用这种解释是另一回事。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认真对待亚力的问题，岂不是要采用以欧洲为本位的历史观，吹捧西欧人的业绩，得意于西欧与欧化美国在今日世界的卓越地位？然而，这些地方不过是在过去几百年里暂居高位，如今日本和东南亚不是快要取而代之了吗？其实，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欧洲人以外的族群。除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互动，我们还要讨论欧洲以外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等地的族群互动。我们绝不会吹捧源于西欧的族群，反倒会表明，西欧文明最基本的要素，其实是由其他地区的族群发展出来后传入西欧的。
第三个反对理由是：“文明”和“文明的兴起”这种词是不是会误导读者，显得好像文明是好的，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是悲惨的，过去1.3万年的历史就是人类越发幸福的进步史？其实，我并不认为工业化的国家必然比狩猎—采集部落“高明”，也不认为离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进入使用铁器的国度，就代表“进步”，更不觉得这样就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落的生活体验让我体会到，文明是福是祸实在难说。例如，比起狩猎—采集部落，现代工业国家的公民享有较佳的医疗照顾，遭到谋杀的风险低，寿命较长，但获得的来自朋友和亲族的社会支持少得多。我研究人类社会的地理差异，动机不在鼓吹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好处，而只是单纯地想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亚力的问题真需要用一本书来回答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那么，答案是什么？
可能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或明说或暗示地认定族群间有生物差异。公元1500年之后的几百年间，欧洲探险家注意到世上各个族群之间在技术和政治组织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各族群的天赋有差异。达尔文理论兴起后，天择与演化系谱成为解释的工具。既然人是从类似猿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技术原始的族群就代表人类演化早期阶段的孑遗。出身工业社会的殖民者能取而代之，不过演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后来，遗传学兴起，遗传就成了解释人群差异的利器：现在人们认为欧洲人在遗传天赋上比非洲人聪明，比起澳大利亚土著那更不用说了。
今天，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角落里可以听到公然谴责种族主义的声音，然而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私底下或潜意识里仍继续认可种族主义的解释方法。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仍有人公开提出此类解释，而且不带歉意。甚至连受过教育的白种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免认为他们比较原始。他们看起来与白种人不同，不是吗？许多澳大利亚土著熬过了欧洲殖民期，但他们的子孙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仍然难以致富发家。
一个看来有点道理的论证，是这么说的：白种人到澳大利亚殖民，只花了不到100年就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使用金属工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字、工业、农业等一应俱全，而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至少住了4万年，一直在部落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连金属工具都没有发展出来。这是人类史上的两个实验，一前一后。实验在同一环境中进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种。就澳大利亚土著和欧洲白人的业绩而言，两种社会的差距若不是由两种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还会是什么呢？
我们反对此一种族主义的解释，不仅因为这种解释令人作呕，更重要的是，这么说根本是大错特错。各族群间的确存在技术发展程度的差异，但是并没有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各族群间有智力的差异。其实，现代那些仍在“石器时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业社会里的人逊色，或许反倒更胜一筹。这听来有点吊诡，我们会在第15章讨论，澳大利亚今日的文明工业社会，以及前面谈过的各种现代特色，实在不是白人殖民者的功劳。此外，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土著等族群的技术，虽然在接触白人之前仍然非常原始，但若给他们机会，驾驭工业技术并非难事。
有些国家的人口中包括来自不同地理族群的后裔，认知心理学家花费了极大的力气，想找出这些族群间在智商方面的差异。许多美国白人心理学家几十年来更是一直想证明，非洲裔美国人天赋智力比不上欧洲裔白人。然而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族群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机会差别很大。鉴于这个事实，验证“技术水准差异反映智力高下”这个假说遭遇了双重困难。首先，即便是成年后的认知能力，也与童年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关系极深，因此很难分辨先天遗传因素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其次，认知能力的测验（如智商测试）往往测量的是文化学习能力，而不是先天智力——暂时不谈所谓先天智力究竟是什么玩意。成长环境和学得的知识势必影响智商测试的结果，因此心理学家至今未能提出强有力的证据用以证明非白人族群有先天的智力缺陷。
对于这个引起争议的课题，我的观点源自与新几内亚人打交道33年的经验，他们的社会还维持着传统的形态。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比起一般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这些新几内亚人通常更加聪明、机警、善于表达，对周遭的人、事、物也更感兴趣。有些能反映大脑功能诸多方面的任务，他们执行起来比西方人利落多了，例如在陌生环境中建立心象地图，掌握四周动静、判断进退趋避。当然，有些任务西方人从小就受过训练，新几内亚人根本没有学习的机会，因此表现得比较差。所以，没上过学的新几内亚人从偏远的村落进得城来，西方人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很愚笨。反过来，跟着新几内亚人到丛林中溜达的时候，在他们眼中我是多么愚蠢，我心知肚明。一些简单的任务（像是在丛林中找出路、搭建棚屋），我一点也帮不上忙，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那些可是新几内亚人从小练就的本事。
我感到新几内亚人比西方人聪明，我有两个理由支持这个印象，一说你就明白。第一，几千年来，欧洲人都生活在人口稠密的社会中，中央政府、警察系统和司法制度一应俱全。在这种社会中，传染病（例如天花）长久以来一直是主要的死因，谋杀反倒比较不寻常，战乱则是例外而非常态。大多数欧洲人只要熬过传染病的侵袭，就不再时时受死神的威胁，可以把基因传给下一代。今天，西方人的婴儿大多不受致命传染病侵袭，不管智力或基因的质量如何，一般能顺利传宗接代。相形之下，新几内亚人的社会中人口稀疏，只能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的传染病根本无从生根。新几内亚人的死亡原因，向来以谋杀、部落间的长期战争、意外、食物不足为大宗。
在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的人比较有机会逃出鬼门关，传递基因。在传统欧洲社会中，传染病的死亡威胁筛出的不是智力，而是与遗传抗性有关的身体化学。例如，血型为B型或O型者，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就比A型血的人来得强。也就是说，针对智力的天择压力，很可能在新几内亚社会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相较之下，在人口稠密、政治组织复杂的社会，天择鉴别的是身体化学。
新几内亚人也许比西方人聪明，除了前面谈的遗传因素，还有一个理由。现代欧洲和美国的儿童，花了太多时间在不必动脑的娱乐上，如电视、收音机和电影。一般美国家庭，每天电视开机的时间长达7个小时。相比之下，新几内亚的孩子在传统社会中根本没有机会接触那种被动娱乐。他们只要不睡觉，就会主动做一些事，比如与人说话或玩耍。几乎所有的儿童发展都强调：童年的刺激和活动有助于心智发展，不可逆的心智障碍与童年时的刺激不足有关。新几内亚人比较聪明，这个非遗传因素扮演了一个角色。
也就是说，就智力而言，新几内亚人先天上或许要比西方人强，就后天条件而言，新几内亚人不受文明之害，不像工业社会大多数的孩子，在不利于心智发展的环境中成长。因此，亚力的问题，答案不在新几内亚人的智力不如人。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儿童心智发展，这两个因素也许不只区别了新几内亚人与西方人，也区别了技术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和技术先进的社会。因此，种族主义者的一贯论调应该颠倒过来。换言之，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先天不足、（在现代社会中）后天失调的欧洲人能生产出那么多的货物？尽管我认为新几内亚人比较聪明，他们没搞出什么名堂却是事实，为什么？
要回答亚力的问题，不依赖遗传因素，也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方案。有一种解释是北欧人的最爱，他们相信北欧的寒冷气候有激发创意、精力的效果，而炎热、潮湿的热带气候使人迟钝。也许高纬度地区四季分明的气候提供了复杂多样的挑战，四季不分的热带气候则单调了些。也许寒冷的气候让人不得不绞尽脑汁发明创造，建温暖的房舍、缝暖和的衣物，不然活不下去；而在热带只需要简单的房舍，衣服不穿也成。不过气候的故事换个方式说，仍然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高纬度地区由于冬季长，大家闲居家中百无聊赖，只好以发明消磨时间。
这种解释虽然以前很流行，但后来被证明不堪一击。因为直到1 000年前，北欧人对欧亚文明的发展还是可以说毫无贡献。他们只是运气好，住在一个方便输入先进发明的地方。农业、车轮、文字、冶金术，都是欧亚大陆比较暖和的地区的产物。在新大陆，高纬度严寒地带的发展更是停滞。美洲土著社会唯一的文字系统，是在北回归线之南的墨西哥发展出来的；新大陆最古老的陶器，是在南美洲热带靠近赤道之处发现的；新大陆在艺术、天文学和其他方面最为先进的，则是公元第一个千年内在热带的尤卡坦、危地马拉兴起的古典玛雅社会。
针对亚力的问题，第三种答案和气候干燥的河谷低地有关。这类地区高产量的农业仰赖大规模的灌溉系统，而得有权力集中的官僚体制才能兴修水利。这种解释依托于一个确定的事实：已知最早的帝国和文字系统兴起于肥沃新月地带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河谷，以及埃及的尼罗河河谷。在世界其他地区，治水系统似乎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有关，如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中美洲的玛雅低地、秘鲁的海岸沙漠。
然而，详细的考古研究发现，复杂的灌溉系统并非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同时出现，而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换言之，政治集权的产生另有原因，集权体制建立后，才能建造复杂的灌溉系统。在那些文明的摇篮中，政治集权出现前的种种关键发展都与河谷或复杂灌溉系统毫无关系。例如，肥沃新月地带的粮食生产和村庄发源于丘陵山地，而非低地河谷。乡村粮食生产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后长约3 000年的时间里，尼罗河河谷仍是一片文化边鄙。美国西南部的河谷最终还是出现了灌溉农业、复杂社会，但是灌溉农业和复杂社会的要素都是在墨西哥发展出来，再输入这里的。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河谷则一直由没有农业的部落占据。
针对亚力的问题，另一种解释路数，是列举有助于欧洲人征服、杀戮其他族群的直接因素，其中荦荦大者，有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产品。这个路数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可以证明那些因素的确直接协助了欧洲人的征服。然而，这个假说并不完整，因为它只是近因（第一层级）的解释，仅仅指出了直接原因。找出近因后，自然引出终极因的问题：为什么枪炮、病菌、钢铁站在欧洲人这一边，而不是非洲人或美洲土著那一边？
欧洲人征服新大陆的终极因，目前已有眉目；至于欧洲人何以征服非洲，仍是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非洲大陆是原始人的演化摇篮，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可能也是在这里演化出来的。非洲的地方病，如疟疾、黄热病，当年不知夺去了多少欧洲探险者的性命。非洲起步如此之早，为什么枪炮、钢铁不是在非洲最先发展出来的？有了枪炮、钢铁，再加上这儿的病菌，非洲人应能征服欧洲。澳大利亚土著始终过着狩猎—采集生活，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比较世界各地的人类社会生发出了不少问题，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一度对此十分关注。最有名的现代例子，是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12卷《历史研究》（Study of History）。汤因比特别感兴趣的，是23个先进文明的内在发展动力——其中22个有文字，19个在欧亚大陆。他对史前史和没有文字的简单社会不怎么感兴趣。然而，现代世界的不平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史前史。因此汤因比并没有提出亚力的问题，也没有讨论我看到的那种历史的普遍模式。现有的其他研究世界历史的著作，往往也更关注近5 000年欧亚大陆上有文字的先进文明，对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只有简短的介绍，至于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更别提了，只约略讨论了它们在近代和欧亚文明的互动。汤因比之后，对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做世界范围内的综合分析被当成棘手的难题，失去了大多数历史学者的青睐。
几个不同学科的专家在各自的专长领域中做了全球的综合分析，尤其是生态地理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动植物驯化的生物学家、研究传染病对历史的影响的学者，他们的研究产生了许多对我们特别有用的见解。这些研究让我们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线索，但和我们需要的普遍综合分析相比，只是一些片段。
综上，如何解答亚力的问题，目前尚无共识。我们对近因已有腹案：有些族群着了先鞭，发展出枪炮、病菌、钢铁，以及其他增进政治、经济力量的条件；有些族群什么名堂都没搞出来。仍不明确的是终极因。例如，为什么青铜器很早就在欧亚大陆上的某些地区出现，新大陆青铜工艺发展得很晚，只局限于某些地区，而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青铜工艺？
我们还没能解释终极因，这是个知识上的缺憾，因为我们说不清历史的普遍模式何以如此。更严重的是，这还留下了一个道德层面的缺口。无论是不是公开的种族主义者，每个人都很清楚，不同族群在历史上的命运是不同的。今天的美国社会是以欧洲为模型打造出来的，土地掠夺自美洲土著，人口中又有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劫持来的黑奴的后裔——当年输入的黑奴共有数百万。而打造现代欧洲的，可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也没有这样的人从美洲劫来数百万土著充当奴隶。
我们观察到的结果是一面倒的：情况可不是欧亚大陆上的族群征服了51%的美洲、澳大利亚、非洲，而美洲、澳大利亚、非洲的土著征服了49%的欧洲。现代世界所呈现的是这一面倒现象的结果。这样的现象肯定得有一些确凿的解释，而且原因要比几千年前谁碰巧打赢了一场仗、偶然发明了个什么东西更为根本。
要说历史模式反映了族群间的天赋差异，似乎有点道理。当然，我们的教养不容许我们公开这么主张，那太不礼貌了。许多专家发表研究报告，宣布他们证实了人种的先天差异，然后有另一批专家出面反驳，指出那些研究的技术瑕疵。我们平时也会看到，一些历史上受压制的族群的成员今天仍居于社会底层，而距离他们的祖先遭遇征服或奴役已经好几个世纪了。这个事实有人主张是社会因素而非先天禀赋造成的，例如弱势族群能享受到的社会资源不足，上进的机会有限。
然而，我们不禁疑惑起来。族群之间地位显然一直并不平等。公元1500年的世界已表现出今天的不平等，以生物禀赋来解释，那肯定是错的。然而正确的解释是什么？我们需要为历史的普遍模式提出可信、详细、有共识的解释，不然大多数人还是会继续觉得，说不定种族主义者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大动力。
媒体记者最喜欢请作者用一句话来交代一本厚书。本书可以这么交代：“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差异造成的。”
环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当然不是新观念。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却嗤之以鼻：有的认为它不是错了就是简化了实况；有的觉得它同环境决定论无异，不予相信；有的干脆把解释全球族群差异当成无解的难题，束之高阁。但是，地理的确会影响历史，问题在于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释历史的普遍模式。
以新的观点解答这些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因为好几门似乎与人类历史不怎么有关联的科学学科产生了新发现，可供我们利用。这些学科中最重要的有：研究农作物及其野生原种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研究家畜及其野生原种的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地理学、行为生态学，研究人类病菌和相关动物病菌的分子生物学，人类疾病的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语言学，各大洲及主要岛屿上的考古研究，针对技术、文字、政治组织的历史研究。
若要写一本书回答亚力的问题，就得用到前述种种学科的研究，而这是个问题。作者必须学识渊博，对前述各个学科都能把握，才能综合利用相关的进展。作者还得综合掌握地球各大洲的史前史与历史。这本书的主题是个历史问题，但是解答的门路是科学，特别是演化生物学、地质学等历史科学。从狩猎—采集社会到迈入太空时代的文明社会，作者对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都必须亲身体验过。
从以上条件看来，这本书似乎得由几个人合作才应付得了。但这种规划注定失败，因为解答亚力的问题，需要的是能成为一体的综合分析，因此这本书即便再难，也只能由一个作者来写。当然，这个作者得费尽心力，才能运用好如此多学科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也少不了众多同事的指引。
在1972年遇见亚力之前，我的家庭背景已经引导我涉足过其中一些学科。我母亲当老师，也是个语言学家；我父亲是儿童遗传疾病专科医师。受到父亲的影响，我小学起就立志当医生。7岁时，我又疯狂爱上了观鸟。所以大四那年我放弃医学，改念生物，跨出这一步我并不感到困难。不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所受的训练主要是语言、历史与写作。甚至决心攻读生理学博士之后，我还差点在读研第一年放弃科学去念语言学。
1961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我的研究在两个领域中进行：分子生理学，以及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演化生物学是历史科学，不能使用实验科学的方法，因此，我涉足演化生物学的经验对我研究亚力的问题帮助很大，这是当初没料到的。设计一种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历史，其中的困难我早已熟悉。1958—1962年，我住在欧洲，看到朋友的生活因20世纪的欧洲史而受到重创，我开始对历史做严肃的反思，想弄清楚历史中的因果链条。
过去33年中，我到各地做演化生物学田野研究，和许多类型的人类社会有过近距离接触。我的专业领域是鸟类演化，停驻之地包括南美洲、非洲南部、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就更不用说了。在各地我与土著一起生活，逐渐对许多技术原始的人类社会有了了解，例如直到不太久以前仍仰赖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农耕部落、渔猎社群。因此，识文断字者大多视为怪异的遥远史前时代的生活方式，却是我亲身体验过的鲜活生活。新几内亚的面积在地球上算不了什么，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却极高。现在世界上的语言有6 000种，其中1 000种在新几内亚。我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时，又燃起了对语言的兴趣，因为我必须搞清楚各种鸟在差不多100种当地语言中的俗名。
最近，我从前面谈到的各种研究兴趣理出了头绪，写成了一部通俗的人类演化史《第三种黑猩猩》。书中第14章《偶然的征服者》（Accidental Conquerors），讨论的是欧洲人和美洲土著接触的后果。那本书写成之后，我意识到，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现代的族群接触，都会引发同样的问题。我发现，自己在那一章里全力周旋的问题，根本就是1972年亚力提出的问题，只不过换个场景罢了。终于，在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写下了本书，希望它能满足亚力的好奇心，也满足我的好奇心。
本书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有3章。第1章带领读者对人类演化和人类历史做一趟旋风之旅，起点是700万年前，那时人类与猿类刚刚分化，终点是上一个冰期结束，约在1.3万年前。人类先祖发源于非洲，扩散到其他大洲，为了解被统称为“文明兴起”的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前的世界，我们得追溯这个过程。结果发现：各大洲的族群，起步的时间不同。
本书探讨各大洲的自然环境在过去1.3万年中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第2章是出发前的热身活动，简要考察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岛屿环境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大约3 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向太平洋散布，他们散居的各个岛屿环境迥异。短短几千年之内，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同出一源的族群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社会。这种发散的现象可以当作基本模型，协助我们理解从上个冰期结束至今，各大洲的人类族群如何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内发展出了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帝国的种种社会形态。
第3章向读者介绍来自不同大洲的族群冲突的一个例子。在秘鲁的卡哈马卡城，印加帝国末代皇帝阿塔瓦尔帕（Atahuallpa）与从西班牙来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会面。虽然皮萨罗只有一小撮人跟着，但结果大军簇拥着的阿塔瓦尔帕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皮萨罗擒住。我们将通过当时人的眼光来看此类交往的历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幕。从皮萨罗擒住阿塔瓦尔帕这个事件，我们可以分析出一串环环相扣的近因，而欧洲人征服美洲其他社会，也循着同样的因果链进行。那些近因包括西班牙病菌、马匹、文字、政治组织和技术（特别是船只与武器）。分析近因是本书比较容易的部分，困难的是找出终极因。哪些终极因导向了近因并带来了这样的结果？为什么不是阿塔瓦尔帕率大军到马德里掳获卡洛斯一世（Charles I）呢？
第二部分《食物生产的兴起与扩散》共有7章，讨论的是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因。第4章讨论食物生产（通过农业或畜牧业生产食物，而非借助狩猎、采集在野外收集食物）如何最终导向了促成皮萨罗获胜的直接因素。不过，食物生产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在第5章会看到，有些地区的族群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的能力，有些族群在史前时代从那些独立发展中心采借了技术，还有一些族群既没有发展出食物生产的技术，也没有采借，直到现代仍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第6章探讨为何从狩猎—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只发生在某些地区。
第7～9章叙述史前时代驯化粮食作物和家畜的过程，当时的农民和牧民断然想不到后来的发展。适合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有不同的地理分布，这有助于解释何以只有几个地区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的技术，何以各地食物生产的发展有快慢之别。食物生产从少数几个中心向外传播，有些地方很快就采借了，其他地方却很慢。影响各地采借速度的主因和大陆的轴线有关：欧亚大陆的主要轴线是东西向，而美洲、非洲则是南北向（第10章）。
本书第3章勾勒欧洲人征服美洲土著的直接因素；第4章追溯终极因，那就是食物生产。第三部分（《从食物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11～14章）则详细讨论终极因与近因之间的因果关联，从在稠密的人口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谈起（第11章）。比起欧亚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欧亚的病菌杀死了更多美洲土著和其他非欧亚人种。反过来说，欧洲人到了新大陆几乎没遇上过什么致命病菌。为什么病菌的交流这么不对等？最近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果让我们看到了病菌与食物生产兴起的关联，这种关联在欧亚大陆比在美洲显著得多。
另外一条因果链是从食物生产到文字的链条，而文字可以说是最近几千年中最重要的发明（第12章）。人类历史上，文字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其他社会要么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文字，要么受到那些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字。因此对研究世界史的学者来说，文字系统的分布数据特别有用，可以用来探讨另一组因果关系：在思想与发明的传播方面，地理有何影响？
技术的发展、流传，受到的限制和文字一样（第13章）。关键的问题在：技术的发明、改进，依赖的是少数的天才以及许多独特的文化因素吗？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共通模式了。说来吊诡的是，因为有大量文化因素，世界技术发展的共通模式反倒更容易理解。食物生产手段让农民生产出食物盈余，因此农业社会可以供养全职的技术专家，他们不用亲自耕作，只要专注于发展技术。
食物生产除了支持文士和发明家，还供养了政治人（第14章）。过着迁徙生活的狩猎—采集游群的成员相当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限于游群的领地，以及与邻近游群合纵连横的关系。在人口稠密、定居的农牧社会中，则出现了首领、国王和官僚。这种层级体制不但是治理广土众民所需，也是维持常备军队、派遣探险舰队和发动征服战争的前提。
第四部分（《环游世界》，第15～20章）把从前两个部分归纳出的道理应用到各大洲和几个重要的岛屿上。第15章讨论了澳大利亚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的新几内亚岛的历史。近代技术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就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是各大陆中唯一没有独立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因此在讨论不同大陆的人类社会为何有不同的理论时，澳大利亚可以作为关键性试验对象。我们要讨论：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一直维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而附近新几内亚的土著大多成了农人？
第16～17章把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岛屿联系起来，把视野拓宽到整个区域。食物生产在中国兴起后，促成了好几次史前人口大流动或文化特质传播，也许两者皆有。其中的一次发生在中国本土，创造了今日我们所知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另一次发生在东南亚热带地区，源自华南的农民取代了那里的狩猎—采集土著。再来就是南岛语族的扩张，他们取代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土著，深入南太平洋，散布到波利尼西亚各岛屿，但是没能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定居。对研究世界史的人而言，东亚族群与太平洋族群的斗争，重要性有两重：第一，他们的国家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经济力量更有日益集中的倾向；第二，他们提供了非常清楚的模型，能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其他地区族群的历史。
第18章则回到第3章的问题，就是欧洲人和美洲土著的冲突。回顾过去1.3万年这两大洲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欧洲人征服美洲，不过是两条大部分时间内并无交集的历史轨迹在漫长过程中发展的结果。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为两大洲各方面的差异，包括可驯化的动植物、病菌、人类定居的年代、轴线的走向和生态屏障等。
最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第19章）和新大陆的既惊人地相似，又有差异。欧洲人与非洲人的接触会如此，背后的因素正是那些在欧洲人和美洲土著相遇时起作用的因素。但具体到各个因素作用的细节，非洲和美洲的情况是有差异的。除最南端外，欧洲人并没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大片的或长久的殖民地。比较有长远影响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班图族扩张（Bantu expansion）。其实，这个戏码一再在各地上演，包括卡哈马卡、东亚、太平洋诸岛屿、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班图族扩张也是同样的因素促成的。
本书成功解释了过去1.3万年来的世界史吗？对此我并没有幻想。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所有的答案，也不可能只用一本书便完整地铺陈出来。本书充其量是指出了几组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亚力的问题。然而，找出那些因素，更凸显出我们没有把握的部分，若要厘清，还有待未来的努力。
收场白《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从那些尚无解答的部分，举出几点提醒读者，例如欧亚大陆内部各地的差异、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以及个人的角色。或许尚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的，是把人类史建构成一门历史科学，和演化生物学、地质学、气候学这样已获认可的历史科学比肩。研究人类历史的确会遭遇困难，但是那些已获认可的历史科学也会遭逢同样的挑战。因此，那些领域发展出来的方法，或许在人类史研究里可以派上用场。
无论如何，我希望能说服读者：历史绝对不像某个怀疑者说的那样，是“没完没了的事实”。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解释那些模式，不仅能生产慧见，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
这是第一篇第一部分 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