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场白 人类史这门科学的未来
亚力的问题直指人类当前处境的核心，也是人类历史在更新世之后的发展关键。现在我们已经考察过世界各大洲的历史，我们该如何回答亚力？
我会这样回答亚力：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要是澳大利亚土著与欧亚大陆上的土著在更新世晚期对调家园，我相信今天占领美洲、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的（更别说欧亚大陆了），会是那些在欧亚大陆上繁衍的澳大利亚土著。而原来生活在欧亚大陆上的族群，到了澳大利亚同样一筹莫展，面临灭种的命运。这话也许乍听之下没什么意义，因为这只是个在想象中进行的实验，无法证实。但是，历史学者能以回溯法检验相关的假说。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考察欧洲农民到了格陵兰岛或美国大平原上后发生了什么，中国的农民迁徙到查塔姆群岛、加里曼丹雨林、爪哇岛或夏威夷岛的火山灰土壤上，又发生了什么。这些测验证实，源自同一祖先族群的苗裔，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命运，有的走向群体消亡，有的返回狩猎—采集的生活形态，有的创建复杂的国家，一切都视环境而定。同样，源自同一祖先族群的澳大利亚土著，到了弗林德斯岛、塔斯马尼亚岛或澳大利亚东南部后，在不同的环境中，有的消亡，有的成为世界上工艺技术最原始的狩猎—采集族群，有的开凿运河，经营集约化的高产渔场。
当然，各大洲的环境有许多不同的特征，每个特征都能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但是，逐项列举所有可能的差异并不足以回答亚力的问题，我觉得其中只有四组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因素是环境差异，各大洲上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不同。食物生产非常重要，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盈余食物来供养不事生产的专家，而在技术与政治优势发展出来以前，充足的食物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的优势很容易转化成军事优势，使社群进可攻退可守。出于这两个理由，从小酋邦的雏形发展成经济复杂、社会分化、政治权力集中的社会，每个阶段都需要以食物生产为基础。
但是，大多数野生物种并不适合人工养殖。食物生产业靠的就是那几样少得可怜的家畜和农作物。各洲可供驯化的野生物种数目差别很大，因为各洲的面积不同，而大型哺乳动物在更新世晚期发生了灭绝。大灭绝对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影响较大，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则相对较小。结果，以可供驯化的生物资源来说，欧亚大陆最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就差多了，而澳大利亚简直是不毛之地。以亚力的家乡新几内亚为例，此地面积只有欧亚大陆的七十分之一，大型哺乳动物全部在更新世晚期消失。
在各大洲，动植物的驯化只在少数占了地利的区域完成，相对于整个大洲，那些区域以面积而言真是微不足道，技术发明与政治制度也一样，大多数社会从其他社会采借现成的多，自行研发的少。因此，在一块大洲上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传播与迁徙，只要地理条件许可，最后所有社会都能受惠。新西兰毛利人的滑膛枪之战，以比较简单的形式展现了传播与采借的过程——原先缺乏新发明的群体处于不利地位，如果不从已拥有新发明的群体学习采借，就只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其他群体取代。
第二组因素是影响传播与迁徙速度的条件，各大洲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在欧亚大陆上，传播与迁徙的速度最快，因为欧亚大陆的大陆轴线是东西向的，而且生态与地理障碍比较少。对牲口与农作物的传播而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发育、滋长受气候的影响，而气候又受纬度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发明的传播，只要那些技术不是只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在非洲，传播的速度就很慢，美洲更是特别慢，因为它们的大陆轴线为南北向，生态与地理障碍较难克服。在过去的新几内亚，传播也很困难，那里地形崎岖，再加上中央山脉的阻隔，想要一统语言与政治实在希望渺茫。
前文已谈过了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因素，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影响各大洲之间传播的因素，也就是第三组因素。作物、牲口、技术，也可以通过各大洲之间的传播获得。各大洲与外界沟通的难易程度不同，有些大洲与外界较为隔绝。在过去6 000年中，从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是最容易的，非洲大部分牲口就是这么得来的。但是，东西半球间的传播对美洲土著的复杂社会毫无贡献，那里与低纬度的欧亚社会隔着大洋，与高纬度的欧亚社会有地理、气候的障碍，因此只适合狩猎—采集族群生存。澳大利亚土著与欧亚大陆隔着大洋，中间点缀着印度尼西亚，欧亚大陆在澳大利亚的遗留之物，已经证实的只有澳大利亚野狗。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洲在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面积越大、人口总数越多的大洲，发明家越多，相互竞争的社会越多，创新也越多——采借和保持创新的压力更大，因为不这么做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非洲俾格米人和许多其他狩猎—采集族群就被农民取代了。也有反过来的例子，格陵兰岛上固执保守的诺尔斯农民就被狩猎—采集的因纽特人取代了，这是因为格陵兰因纽特人的谋生方法与技术比诺尔斯农民优越得多。世界上的各个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就小得多了，塔斯马尼亚更不用说了。美洲的面积虽然很大，在地理和生态上却很碎片化，实际上像是没有紧密联系的几个小陆块。
这四组因素造成了各大洲主要的环境差异，这些差异是可以客观测量的，不受主观的影响。我认为新几内亚人平均说来比欧亚族群聪明，你也许不同意，认为那是主观的偏见。可是你无法否认新几内亚的面积小得多的事实，新几内亚比起欧亚大陆，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少太多了，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提起这些环境差异，就会招来历史学者指责你在宣传招人厌的“地理决定论”。这个标签似乎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比如人类创造力的作用微不足道，或者人类只不过是受气候、动植物区系摆布的棋子。其实，这些忧虑出自误会。要不是人类的创造活动，我们今天还在用石器切肉，茹毛饮血，像我们100万年前的祖先一样。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发明天才。不过有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步素材，提供了更适合利用新发明的情境。
我这样回答亚力的问题，恐怕比亚力当初想知道的答案长得多，也复杂得多。不过，历史学者也许会认为我的答案太简短，也太粗略。将地球各大洲过去1.3万年的历史，塞进一本几百页的书中，简化、粗略在所难免，然而压缩也带来好处（算是补偿吧）：这种长时段比较研究得到的睿见，是只研究一个社会的短期发展无法获得的。
我承认，亚力的问题引发的许多议题还没有解决。目前我们能够提供一些不全面的答案，以及指引未来研究的方略，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现在我们的挑战，是将人类史发展成一门科学，使其与天文学、地质学、演化生物学等已确立的历史科学平起平坐。因此我现在要讨论这门历史学科的未来展望，并勾勒一些尚待解决的议题，这样结束全书，该是适当的吧。
我已经提出四组最重要的因素，以描述各大洲间的差异。所以最自然的下一步骤，应是详细的量化比较，让人信服这些差异在历史上的作用。各大洲可供驯化生物资源有很大的差异，为了凸显这一点，我提供了数字，显示各洲大型陆栖野生哺乳动物中草食性与杂食性物种的数量（表9.2），以及大种子的谷物种类的数量（表8.1）。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各大洲有多少大种子的豆类植物，例如豌豆、菜豆与其他野生豆。此外，我讨论过，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由于各种原因而不适合驯化，但我没有详细列出各大洲的候选物种有多少，以及分别是因为哪些原因而难以驯化。这个研究一定很有趣，尤其是非洲的哺乳动物，难以驯化的主要理由是什么？什么样的天择压力让它们演化出那些特征？为什么那样的动物在非洲特别多？粗略的计算让我相信，欧亚大陆、非洲、美洲沿大陆轴线方向的传播速度各不相同，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就是以量化数据来验证这个看法。
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第二个方向，就是针对更小的地理范围做比较短期的观察。举例来说，读者可能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在欧亚大陆上，殖民美洲与澳大利亚的为什么是欧洲社会，而不是肥沃新月地带、中国或印度？为什么欧洲社会在技术上领先，而且在现代世界中占据了政治与经济的领导地位？在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之间，任何历史学者都不可能想到欧洲最后会脱颖而出，因为在那近1万年间，欧洲是旧大陆中最落后的地区。从公元前8500年起，直到公元前50年后希腊、罗马相继兴起，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一带发明的。大约公元900年后，水车在欧洲逐渐传布各地，这时阿尔卑斯山以西、以北地区，对旧大陆的技术或文明还没有任何贡献；那些地区只会从地中海东部、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捡现成。甚至公元1000年到1450年之间，科学与技术的主要流向，是从伊斯兰世界（印度到北非）到欧洲，而不是从欧洲到伊斯兰世界。在那些岁月中，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而中国几乎与肥沃新月地带同时发明了农业。
那么，为什么中国与肥沃新月地带领先了几千年之后，却输给了欧洲呢？当然，我们可以指出促使欧洲兴起的近因：欧洲发展出了商人阶级、资本主义、保护发明的专利制度，没有发展出绝对专制体制和压垮平民的税负，希腊-犹太-基督教又有实证研究的传统。不过我们还是要问：究竟是哪些终极因促成了那些近因？为什么这些近因在欧洲出现，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肥沃新月地带？
就肥沃新月地带而言，答案很明确。肥沃新月地带除了在生物资源方面占尽优势外，并无显著的地理优势。肥沃新月地带虽然先驰得点，可是后继无力，其中细节我们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例如强有力的帝国在西方兴起，区域权力重心西移。公元前第四个千年，国家在肥沃新月地带兴起，起先权力重心仍旧在肥沃新月地带，巴比伦、赫梯、亚述、波斯相继成为霸权。可是，公元前4世纪后期，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的领导下，逐一征服了东方所有的进步社会，权力重心从此西移，再不复返。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希腊后，权力再度西移。罗马帝国衰亡后，权力就转移到了西欧与北欧。
有关造成这些权力转移的主要因素，只要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肥沃新月地带与古代人对肥沃新月地带的描述，就很清楚了。在今天，再用“肥沃新月”“农业发源地”这样的词来描述这个地区，就显得荒谬了。在曾经的肥沃新月地带，大片地区如今已成为沙漠、半沙漠、草原，或被侵蚀、盐化的地带，不再适合农耕。今天，当地的一些国家靠石油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积累财富，隐藏了这一地区长期根本贫困和难以自给的实况。
可是，在古代，肥沃新月地带和包括希腊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地区，多为森林所覆盖。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转变成土壤冲蚀灌木林带或沙漠的过程，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弄清楚了。原来的森林，或被清理后当作农田，或被砍伐了当作建材，或被当作燃料烧了，或被用于生产石膏。由于那里降雨量很小，相应而言初级生产力也很低，植被的恢复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羊群大量增加之后，更是雪上加霜，因为羊群对地面植被的破坏非常彻底，地面上的树木与青草消失后，土壤冲蚀、河谷淤积，而灌溉农业在降雨量小的地方会导致土壤盐化。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并且持续到现代。古代纳巴泰（Nabataen）王国首都佩特拉（Petra）附近残余的森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因奥斯曼帝国建设汉志铁路的需要而全部被砍。
可见，位于肥沃新月地带与地中海东部的社会，运气实在不好，因为那里的生态系非常脆弱。他们摧毁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那里的社会相继衰落后，权力便西移了。自从人类社会在那里发展，这个过程就开始了。最古老的社会是在东边（肥沃新月地带）出现的，从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社会兴起后又走向衰亡，权力向西边转移。欧洲北部与西部的社会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并不是因为居民比较聪明，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居住环境的降雨量大，植被生长快，经得起人类的折腾。欧洲北部与西部大部分地区，生产食物已有7 000年历史，今天仍然有生产力，能够支撑集约型农业。事实上，欧洲的农作物、牲口、技术、文字，都是从肥沃新月地带采借的。肥沃新月地带作为权力与创造的中心，却逐渐被自己的成就侵蚀。
那是肥沃新月地带从领袖群伦的高峰，跌至命运深谷的过程。那么中国呢？中国的例子起先很令人惊讶，因为中国无疑占尽了优势：几乎与肥沃新月地带同时发展出食物生产业；生态复杂，从华北到华南，从海岸到青藏高原，生物资源丰富，因此发展出许多种类的农作物、牲口、技术；幅员辽阔、生产力雄厚，供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环境强韧，不似肥沃新月地带那样脆弱，经过了1万年的耕作，仍能支持密集农作（虽然今日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比西欧还严重）。
这些条件使中国先驰得点，于唐宋之间成为技术大国，领先世界。中国有一长串的“技术第一”头衔，例如铸铁、罗盘、造纸、印刷等。在政治实力、航海、海权等方面，中国也曾经是世界领袖。15世纪初期，中国的船队就数度远航，出航人员共2.8万人，船只达数百艘，每艘可达400英尺长，他们渡过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部海岸。那时哥伦布还没出生，更别提载着他“发现”美洲的3艘船有多简陋了。为什么中国船队没有绕过好望角西进，殖民欧洲，反而是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3艘小船绕过好望角东行，开启了欧洲人向东亚拓殖的时代？为什么中国船只没有东渡太平洋，登陆美洲西岸？一言以蔽之，为什么技术先进的中国会被原本落后的欧洲赶上呢？
中国船队的结局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线索。1405年至1433年，中国船队七下西洋。后来朝中大臣与太监斗争，大臣占了上风后，就不再维持船队，最后船坞荒废，朝廷甚至颁布禁海令。这样的事例在人类政治史上并不少见：19世纪80年代伦敦通过继续使用煤气街灯的法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孤立主义，还有许多国家开倒车的例子，不胜枚举，全都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中国的例子有一点不同，因为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只要一个决定，就可以使全中国的船队停摆。那个决定造成的结果难以挽回，因为船坞荒废就不能造新船，也就无从证明先前的决定荒谬，旧的船坞荒废后，新船坞也无从兴建。
现在请将中国发生的事与欧洲发生的事做个对比：在那探险船队开始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政治上分裂的欧洲怎样响应时代的呼声？哥伦布出生于意大利，曾效忠于法国安茹公爵，后来又改成为葡萄牙国王服务。葡萄牙国王拒绝为他提供向西探险的船只后，哥伦布先后向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梅迪纳-塞利伯爵求助，都遭到拒绝。最后他找上了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他们先是拒绝了哥伦布，哥伦布再次请求，他们才批准。要是欧洲也像中国一样是个统一的国家，要是统治者也像拒绝哥伦布的前几位大人物一样，欧洲人殖民美洲的事业恐怕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正因为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有机会在四次失败的尝试后，最终说服几百位君主中的一位来资助他出海。西班牙投身殖民美洲的大业后，其他国家眼见财富流入西班牙，立刻群起效尤，至少有六国加入了行列。大炮、电灯、印刷术、小型火器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都经过同样的过程才在欧洲流传开来：刚开始，都在某个国家因为某种特殊理由而受到忽视、冷落；一旦有某个国家采纳，其他各地即争相仿效。
欧洲的分裂和中国的统一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朝廷决定搁置的不只是远洋航行：比如，14世纪时放弃发展一种精巧的水力纺织机，硬生生地从工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中国的机械钟制造一度世界领先，却在15世纪晚期之后放弃了制造，不再发展机械与技术。权力集中造成发展停摆，在现代也有类似的事例。
中国的统一体制与欧洲的诸邦并立各有渊源，由来已久。现代中国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了政治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着统一。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只有一种书写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只有一种主要的语言，2 000年来文化上也保持统一。欧洲则相反，从未出现过统一的局面：公元14世纪时，约有1 000个独立小国，公元1500年时则有500个，到了20世纪80年代已经兼并成25个，而我在写作本段时又增加为近40个。欧洲仍有45种语言，各有各的一套字母表，不尽相同，至于文化歧异性就更大了。欧洲内部的分歧至今难消，即使经济合作，联盟都不易达成，这反映出欧洲对分裂的执着。
因此，中国在现代史上丧失了政治与技术的优越地位，让后起之秀的欧洲超越了，追根究底必须从古代中国长期统一与欧洲长期分裂的历史下手。地图可以透露答案（见图A、图B）。欧洲的海岸极为曲折，有五大半岛，每个都接近孤立的岛屿，所以每个半岛上都发展出了独立的语言、族裔、政府：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日德兰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岸线相对平滑了许多，海岸线附近只有朝鲜半岛可视为独立的要角。欧洲有两个岛屿（不列颠与爱尔兰）的面积足够大，能维持政治独立，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族群；其中不列颠群岛面积很大，距欧洲又很近，能够发展出欧洲大国。反观中国的两座大岛：台湾岛与海南岛，每一个面积都不到爱尔兰的一半，从未成为独立的政治体。日本因地理位置而保持独立和孤立，直到近代在亚洲大陆的影响力都不大，无法与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力相比。欧洲被高山分隔成语言、族群、政治的独立单位（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喀尔巴阡山脉、挪威边界山脉），中国在青藏高原以东并无足以隔绝交通的崇山峻岭。中国的腹地被两条东西向的大河（黄河、长江）联系在一起，两岸有冲积河谷，两河之间又有水系联络，所以东西、南北的交通都便利。结果，中国自古便有两个生产力很高的核心地区，而且两地并不疏离，最后统一成一个核心区。欧洲的两条大河（莱茵河与多瑙河）就小多了，流域也不广。与中国不一样，欧洲包括许多分散的小型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长期控制其他地区，所以每个核心区都能长保独立。
图A 欧洲海岸线
图B 中国海岸线
自公元前221年中国统一之后，中国地区再也无法出现长期并立的国家，虽说秦汉之后中国分裂过几次，但是分久必合，统一仍是常态。但是统一欧洲一直都是梦想，连最有雄心、毅力的霸才都难免霸图成空，像查理大帝、拿破仑、希特勒；甚至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不过拥有欧洲一半的土地。
因此，中国享有的地理条件（地理通达、内部障碍小）使中国先驰得点。华北、华南、海边、内陆各有各的农作物、牲口、技术、文化特征，最后融合成大一统的国家。例如小米农作、青铜工艺、文字发源于北方，稻作农业、铸铁工艺发源于南方。我在本书一再强调技术传播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最后让古代中国付出了代价——只要统治者一个决定，就能阻滞创新，这样的事史不绝书。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的障碍促成许多互相竞争的独立小国。每个小国都是一个创新中心。要是一国没有接受的创新被另一国采纳，邻国也就不得不跟进，否则就会落伍或被淘汰。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统一，又不至于妨碍技术与观念的流通。在欧洲从未出现过像中国一样，能够决定全欧洲命运的统治者。
这些比较显示：地理便利对技术的演进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长期而言，地理便利程度中等的地区，可能技术发展的速度最快，这一速度是地理便利程度高或低的地区都比不上的。过去1000年，技术在中国、欧洲以及（可能）南亚次大陆发展的轨迹，分别代表地理便利程度的高、中、低。
当然，欧亚大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轨迹，还涉及其他因素。例如，中亚骑马的游牧民对肥沃新月地带、中国、欧洲的威胁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游牧民中的蒙古人摧毁了伊朗、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是亚洲的游牧民从未在匈牙利平原以西的西欧森林地带立足。环境因素也包括：肥沃新月地带的地理位置，控制了从中国、印度到欧洲的贸易路线；中国与欧亚大陆上其他文明社会相距太远，因此中国可以被视为大陆上的孤岛。中国相对孤立的地位，同技术的接纳与拒绝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令人想起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的例子（第13、15章）。但是这一简略的讨论足以证明，除了历史的普遍模式，短期、小范围的历史也受环境因素的摆布。
从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的历史中，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的胜利。读者也许会怀疑，本书所铺陈的地理推论到了今天已不再有意义，因为因特网和国际快递使观念、货物在洲际的流通不再有障碍。也许全球各族群的竞争，已经由一套全新的规则调控，因此新的权力中心正在形成，例如韩国、马来西亚，特别是日本。
不过，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所谓的“新规则”只不过是“新版的旧规则”。事实的确如此，1947年美国东部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的半导体，在8 000英里外的日本成了电子工业的基础——但是半导体并没有在相对较近的比属刚果、巴拉圭开花结果。新兴起的国家，要么是几千年前就处于因食物生产而获得主导地位的区域，要么是原本的人口已经更替为来自这些主导区域的人口。与比属刚果、巴拉圭不同，日本等新兴国家之所以能利用半导体开创新工业，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有长期使用文字的历史，以及拥有金属机器和中央集权政府。世界上最早的两个食物生产中心——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仍然主导着现代世界，或者经由它们的直接后继国（例如现代中国），或者通过当年邻近地区最早受惠的国家或族群（例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通过由前述族群组成或统治的新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巴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土著、澳大利亚土著、美洲土著支配世界的远景颇为黯淡。公元前8000年的历史仍然紧抓着我们不放。
回答亚力的问题，当然不能不提文化的因素与影响。先谈文化的因素，世界各地人类的文化特质各有不同。文化差异无疑有一部分是环境差异的反映，我在本书中讨论过许多例子。但有个重要问题是：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有多大？一个不算重要的文化因素，可能只是为了一时的琐碎理由而形成的，但是形成之后，就会影响社会的特质，在需要做出更重要的文化选择时发挥作用。这是应用混沌理论可以解释的一个例子。这样的文化过程是不可预测的，历史也因此变幻莫测。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我们在第13章讨论过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安排。当初有好几种设计参与竞争，今天通用的键盘设计脱颖而出，而选用这种键盘是出于一系列琐碎的原因，包括19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打字机的技术，销售手段，有位朗利女士在1882年决定在辛辛那提创办速记与打字学院，朗利女士训练出来的明星学生弗兰克·麦格林在1888年一场著名的打字比赛中，击败了使用另一种键盘的对手路易斯·陶布。在19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他的键盘设计也有很多机会被采用，但那时美国的环境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个参与竞逐的键盘。不过一旦做出了决定，采纳了其中之一，那种键盘就在美国生根了，一个世纪之后，计算机键盘也采用了同样的设计。又如，苏美尔人采用十二进制（于是，现在每小时是60分钟，每天有24个小时，每年有12个月，圆周是360度），其理由可能同样琐碎，只不过现在已经无从追溯；而中美洲的土著社会则采用二十进制（所以他们的历法包括两个同时运行的周期：一个有260天，每天有一个名字；另一个是一年365天）。
打字机、计时法、历法的这些设计细节，并没有影响采用它们的社会的竞争力。但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它们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例如要是世界上其他地区都不采用美国的这种键盘，比如日本或欧洲采用了另一种更有效率的键盘，那么19世纪决策过程中的琐碎的原因，就可能影响到美国技术在20世纪的竞争地位。
同样，一份针对中国学童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学童以拼音符号学写字比较快，以方块字学写作比较慢，因为中文至少有几万个字。有人认为中国方块字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汉语中同音字多，所以拼音不容易达意，方块字一目了然。果真如此的话，汉语中大量的同音字可能对识字在社会中的作用产生重大影响，可是中国的环境中可有任何诱因，使得中国社会选择了富于同音字的语言？令人困惑的是，安第斯山区的复杂文明竟没有发展出文字，这其中有什么语言或文化因素在起作用吗？印度的环境“偏爱”僵硬的种姓制度吗？这种制度造成的严峻后果是致使印度的技术发展严重落后。中国的环境有哪些因子促成了儒家哲学和当前的文化心态？哪些因子可能因此对历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什么传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欧洲人和西亚族群殖民与征服的驱力，而中国人却不受传教的驱动？
这些例子都在围绕文化特异性的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那些文化上的特异之处与环境无关，刚发展出来的时候似乎无足轻重，却可能演化成影响深远、屹立不摇的文化特征。文化特异性的意义，是我们目前还无法作答的重要问题。解答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是先把主要环境因素的作用找出来，然后研究历史发展模式中仍然令人不解的部分。
那么特异的个人会有什么影响呢？一个在现代历史上大家所熟悉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意思。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并在柏林起义的计划功败垂成。策划这两件事的德国人相信大势已去，希望停战谈和，当时德军在东线与苏军的对峙，仍主要在苏联境内。希特勒被定时炸弹（预置在会议桌下的公文包中）炸伤，但并无大碍。要是公文包再临他近点儿，他必然在劫难逃。如果希特勒当时被炸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即结束，战后东欧的地图、冷战的发展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鲜为人知但对希特勒来说更致命的事件，是1930年夏天的一场车祸，那是在纳粹党大选胜利前夕，希特勒两年后才会夺得大权。当时希特勒坐在一辆车的副驾驶位置，就是我们说的“死亡座位”，这辆车与一辆大卡车相撞，幸好大卡车及时刹车，希特勒才与死神擦肩而过。希特勒的病态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纳粹的政策与后来的得逞，要是当年那个卡车司机迟几秒钟踩刹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面貌可能就会非常不同。
当然还有其他的人，像希特勒一样，由于他们的人格特质，对历史产生了可见的影响。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佛陀、基督、列宁、马丁·路德、印加帝国皇帝帕查库提、穆罕默德、征服者威廉和祖鲁国王恰卡。他们究竟是真的改变了历史，还是仅仅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出现的合适的人？一方面，我们有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他主张，记录人类业绩的历史，就是伟人史。另一方面，我们有普鲁士的俾斯麦，他可不是个学者，而是位老练的政治家，他说：“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的足音，并在他经过的时候努力抓住他的衣角，与他同行。”
与文化的特异性一样，个人的特异性也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不确定因素。他们使历史变得难以用环境力量和其他通则解释。不过，就本书探讨的主题而言，个人的特异性离题太远了。因为历史的普遍模式不可能凭几个伟人就创造出来，即使再极端的“伟人论”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也许亚历山大大帝的确改变了欧亚大陆西部先进社会（有文字、生产食物、使用铁器）的命运，但是欧亚大陆西部能够支持有文字、生产食物、使用铁器的国家，而当时的澳大利亚只有无文字、无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族群活动，这就与亚历山大大帝无关了。不过，个人的特异性对历史的影响，究竟能有多广泛、多持久，这是个开放性问题，笔者并无定见。
我们通常认为，历史这门学科不算科学，倒接近人文学，最多是把历史划归社会科学，而且是社会科学中最不科学的学科。虽然研究政府的领域常常挂出政治科学的招牌，表彰经济学成就的诺贝尔奖项是“经济科学”奖，历史学系几乎没有挂出过“历史科学系”的招牌。大多数历史学者不认为自己是科学家，也从未受过公认科学领域及相关方法论的训练。许多人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堆细节，流行的警句就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观点，什么“历史是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历史几乎是废话”，“历史的规律跟万花筒差不多”，等等。
我们无法否认：通过研究历史很难归纳出一般性的通则，研究行星轨道就容易多了。不过，研究历史的困难并不是绝症。许多被当作科学的研究领域，如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的都是历史题材，学者遭遇同样的困难。大众对科学的印象来自物理学，以及一些运用相同方法的学科，这是很不幸的。那些领域中的科学家对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领域，经常由于无知而流露出轻蔑的态度。殊不知物理学的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科学研究题材。既不适用，就得自行发展，找适用的方法，我的研究领域——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就是这样。科学的意义是追求知识，可是知识并不是物理学方法可以垄断的。每个领域都有适当的追求知识的方法。因此我对历史学者面对的困难感同身受。
广义的历史科学（包括天文学之类的学科）有共同的特征，因此与非历史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有别。下面我要讨论四个主要的差别：方法、因果、预测、复杂度。
物理学获取知识的主要方法是到实验室做实验：对想知道其影响的参数进行操纵，保持该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做随机对照实验，然后保持其他参数不变，重复实验操纵和对照实验，最后得到数据。这个策略十分有用，化学、分子生物学也采用这种方法，许多人认为到实验室做实验就是科学，而实验在他们心目中成了科学方法的核心。但是，在许多历史科学中，实验并未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不能中断银河系的生成，无法让飓风和冰期启动或停止，不可能为了做实验而挑几个国家公园里的灰熊来灭绝，也没办法重现恐龙演化的过程。在这些历史科学中，我们必须使用别的方法获得知识，例如观察、比较，以及所谓的自然实验（下面会解释）。
历史科学研究的是近因与终极因的因果过程。终极因、目的、功能等观念在大部分物理学与化学研究中并无意义，但它们是了解生物系统或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举例来说，一位演化生物学家在北极发现一种兔子，它们的皮毛夏天是棕色，冬天是白色，而他不只想知道皮毛变色的机制（色素分子构造与兔子体内合成色素的机制），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关于功能（欺敌的保护色？）与终极因（天择？原先兔子的皮毛只有一种颜色？）的问题。同样，研究欧洲的历史学者不会满足于将欧洲在1815年和1918年的情况都描述成“一场代价高昂的欧洲大战之后，各方达成了和平”。他们必须先分别了解那两个和平协议的因果过程，再仔细比较两者的异同，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1918年达成和平协议后，不过20年就战端再启，而1815年的和平协议却能维持较久的和平？化学家则不必关心两种气体分子碰撞的目的或功能，更别说碰撞的终极因了。
历史科学与非历史科学还有一个差别，就是预测。在化学与物理学研究中，要知道一个人对某一系统的了解程度，可以看他能不能预测那个系统的未来行为。物理学家看不起演化生物学与历史，因为这两个学科似乎通不过预测的考验。在历史科学中，学者可以做事后解释，例如解释为什么6 600万年前一颗陨石撞击地球造成恐龙的大灭绝，可是还有许多其他物种幸存了。但对此，学者很难做先验的预测（要是我们没有历史信息的指引，就无法预测生态系统中哪个物种会灭绝）。但是历史学者和历史科学家的确会做预测，他们预测和检验的是未来发现的新资料、新证据，能如何改变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
历史系统的性质，使预测更为困难。描述这个事实，有几个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与恐龙都非常复杂，其中有许多自变量都在相互作用。因此，在较低阶发生的变化，可能导致较高阶的突现变化。典型的例子就是1930年希特勒的车祸，卡车司机的刹车反应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的1亿人。大多数生物学家都同意，生物系统终究是由物理性质决定的，而且服从量子力学定律，但是生物系统是复杂的，因为在实践中，知道确定的因果关系，并不代表可以预测系统的行为。量子力学知识不能帮助学者回答：为什么澳大利亚引进胎盘哺乳动物后，土产的有袋动物就大量灭绝？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
每条冰河、每团星云、每场飓风、每个人类社会、每个生物物种，甚至每个有性生殖物种的个体与细胞，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们都是受许多变量的影响，由许多变量构成。相对而言，不管是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或同位素，还是化学分子，都没有前面提到的那种“个体性”，例如碳14就是碳14，没有什么路人甲、路人乙的区别。因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能发明描述宏观层次现象的普遍定律，宇宙各处一体适用，但是生物学家和历史学者只能描述统计学趋势。我能预测，在我所服务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中心接下来出生的1 000名婴儿中，男婴的人数在480到520之间，这个预测正确的可能性很高；但我事前无法知道我自己的两个孩子是男孩。同样，历史学家指出，部落社会在两种情况下更有可能发展酋邦：一是，人口密度大、数量大；二是，有能力生产大量盈余食物。但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群，各有各的独特之处，欧盟从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和马达加斯加的高地都出现了酋邦，而新几内亚岛、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就没有。
历史系统即使有终极的确定性，也仍旧是复杂、不可预测的，对此的另一种描述是：由于因果链条很长，造成最终结果的终极因，可能不在研究结果的那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之内。例如，恐龙的灭绝可能是一颗陨石撞击地球的结果，而那颗陨石的轨道服从于古典力学的定律。6 700万年前，假如有一位古生物学家生活在地球上，他是不可能预测到恐龙很快将要灭绝的，因为研究小行星的科学领域与恐龙生物学相距甚远。同样，公元1300年到1500年之间的小冰期，使格陵兰岛上的诺尔斯人消失了。但是没有一位历史学者，甚至没有一位现代气候学家，能够预测到这个小冰期的到来。
可见，在确立人类社会史的因果关系方面，历史学家面临的困难大体而言与其他历史科学的学者一样。天文学、气候学、生态学、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每个研究领域都受到下列困难的困扰，只是程度有别：无法实行可复制的对照实验，变量众多导致系统复杂，每个系统因此都有特异之处，无法归纳出普遍定律，难以预测系统的突现性质与未来行为。历史预测和其他历史科学中的预测一样，在大空间尺度和长时间内最可靠，因为每个小尺度事件的特异性在大尺度中不再突出。我刚刚预测过下1 000个婴儿的男婴人数，但我不能预测我的孩子的性别。至于欧洲人与美洲土著冲突的结局，历史学者能辨识出决定因素，因为欧亚大陆的社会和美洲社会在过去的1.3万年中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预测不到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1960年10月一场电视辩论会上哪个候选人说了什么之类的细节，可能会影响选举的结果，让尼克松而不是肯尼迪当选，但是谁说了什么之类的细节，不会影响欧洲人征服美洲的结局。
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怎样才能从其他历史科学的研究经验中获益呢？有一套方略很管用，就是比较法与所谓的自然实验。虽然研究银河演化的天文学家与人类历史学家，都不能操纵他们研究的对象，在实验室里从事对照实验，但是他们可以利用自然实验，比较只差一个变量（有或无；作用强或弱）的系统。举个例子吧，流行病学家无法以实验研究高盐食物对人体的影响，但是他们可以比较不同的人类社群，有些社群食物的含盐量高，有些低，这样也可以判别食盐对人体的影响。对环境资源的长期影响有兴趣的文化人类学家，也不能拿人类社群做实验，所以他们研究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因为每个岛的资源都不一样。研究人类历史的学者能够利用更多的自然实验，比较五大洲生物资源的历史后果只是其中之一。有些相当孤立的大岛上发展出复杂的社会，例如日本岛、马达加斯加岛、美洲土著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新几内亚岛、夏威夷岛以及其他许多岛屿，学者可以借此做比较研究；还有小岛上的社会，同一大洲上的区域社会，都可以做比较研究。
任何领域中的自然实验，生态学也好，人类历史也好，方法论都难免受到批评。例如，除了作为研究焦点的变量之外，其他变量也有自然差异，这样就会出现混杂作用的情况；观察到变量间有相关性并由此推出因果链条，推论过程也可能存在问题。此类方法论问题，在某些历史科学中已经有很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在流行病学。流行病学家比较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常通过历史回溯研究），早就能运用一套固定程序，来处理人类社会的历史学者遭遇的类似问题。生态学家也非常注意自然实验的问题，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靠直接的实验干涉来操纵生态变量是不道德的、不合法的或不可能的。演化生物学家最近发展出了更成熟的方法，通过比较演化史已知的动植物来得出结论。
简言之，我承认，了解人类历史，要比了解历史并不重要、变量少的科学领域研究的问题困难得多。不过，有好几个研究领域已经发展出分析历史问题的方法，而且很成功。结果是，人们通常认为对恐龙、星云和冰川的历史研究，属于科学而非人文学科的范畴。但是，比起研究恐龙，在研究人类的行动时，内省法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睿见。因此我很乐观，人类社会的历史可以当作科学来研究，就像研究恐龙一样，我们的收获对当今的社会有益，因为我们会明白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什么又可能塑造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