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版后记 《枪炮、病菌与钢铁》视角下的富国与穷国
国家的贫富是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些国家远比其他国家富裕。像美国、挪威这样最富裕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要比坦桑尼亚、也门等最贫穷国家的人均年收入高400倍。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呢？
国家贫富差距不只是值得关注的学术论题，更是具有政策意义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能明确该问题的答案，或许贫穷国家就能利用这些答案致富，而富裕国家就能利用这些答案设计出更加有效的对外援助项目（或者至少减少以援助为名实施的项目无意间带来的伤害）。
我的一段个人经历让我对国家的贫富差距印象深刻，也能让这一冷冰冰的现实问题稍显人性化。十几年前，我计划乘坐长途飞机前往非洲的赞比亚，就在出发前，我先去荷兰待了几天。如果有外星来客造访地球，那么他们第一次去荷兰时，一定会说：“这个国家太不走运了！什么优势也没有！”外星来客会发现，荷兰冬长夏短，农民每年在田地里只能种植一茬农作物。荷兰缺乏有用矿物资源。那里地势低洼平坦，因而没有水坝或水力发电，发电基本只能靠进口石油和煤炭。荷兰还很不走运地与德国接壤：德国比荷兰大很多，还有强大的军队，曾在1940年入侵荷兰，给荷兰造成了巨大的物质破坏和经济损失。荷兰三分之一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面临着被海水淹没的风险。由此，如果外星来客猜测荷兰是非常贫穷的国家是情有可原的。
随后，我飞往了赞比亚，一个位于非洲南部的国家。外星来客在天上时可能已经听说非洲国家基本都很穷。但是，比起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甚至比起荷兰，赞比亚也优势显著，这一定会让外星来客大吃一惊。与荷兰不同，赞比亚不需要进口任何石油或煤炭用于发电，而是有横跨赞比西河的大型水坝用以发电。这些水坝发电量巨大，甚至有富余的电量卖给周边各国。与荷兰不同，赞比亚有丰富的矿产，铜矿尤其丰富。赞比亚气候温暖，农民每年能种植好几茬农作物，而不像荷兰农民那样每年只能种植一茬农作物。与大多数其他非洲国家不同，赞比亚和平、稳定、民主，各部族之间和谐相处。赞比亚从未发生过内战，与邻国也没有过战争。与荷兰不同，赞比亚从来没有被邻国侵略过。赞比亚一直实行自由选举。赞比亚人工作勤奋并且重视教育。
所以，现在，请尝试猜测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你认为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会高于、低于还是等于荷兰的人均收入？如果你认为荷兰的人均收入高于赞比亚的人均收入，那么你认为是高2倍、5倍还是10倍？
答案是：荷兰人均收入是赞比亚人均收入的近33倍！荷兰的人均收入为每年48 940美元，而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仅为每年1 500美元。这一差距可能令我们的外星来客难以置信。赞比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荷兰有种种劣势，荷兰却比赞比亚富裕这么多，这是为什么呢？这一差距显然对荷兰人和赞比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大多数荷兰人生活舒适，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而大多数赞比亚人则不能。赞比亚人的预期寿命（41岁）差不多是荷兰人的预期寿命（78岁）的一半。
那么，如果自然资源和人的驱动力不足以令国家富裕，什么能使国家富裕呢？
很多经济学家将国家财富归因于被称为人类制度的东西：法律、行为准则，以及我们的社会、政府、经济的运行规则。有些人类制度能够特别有效地激励公民从事生产，并由此有效地促进国家财富增长。有些制度则非常容易打消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这些因素会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最能有力地说明制度重要性的例子是这样一些便于两两比较的国家：两个国家互相毗邻，自然环境十分相似，曾经统一于一国之下，而后成为制度不同、贫富相异的两国。有三组例子被引用得最频繁：韩国与朝鲜，前者经济发达，已达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后者经济落后；过去的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前者经济发达，后者经济水平较低，即使柏林墙倒塌已有几十年，德国的东西两个部分至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海地与多米尼加，两国都在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上，海地位于岛屿西部，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多米尼加位于岛屿东部，虽然称不上富裕的国家，但比海地富裕6倍。
这种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在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人类制度的差别确实能够带来国家财富的巨大差异。于是，许多经济学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我将在下文解释，他们是以偏概全）：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制度是主要因素。
当经济学家具体谈及他们所谓的“良好制度”时，他们指的是能够激励个人努力工作，实现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至少提出过12种所谓良好制度（排序不分先后）：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制度、提供教育机会的制度、强调政府效能的制度、保障契约执行的制度、打破贸易壁垒的制度、激励资本投资并提供相关机会的制度、打击腐败的制度、降低谋杀风险的制度、保持外汇兑换开放性的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制度、实行法治的制度，以及畅通资本流动的制度。
毋庸置疑，许多经济学家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国家贫富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比如挪威，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往往会变得贫穷。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在找到这一原因后，步子迈得太大，掉进了所有试图解释复杂系统的人都容易掉进的陷阱里：拿起一个确实可以解释部分结果的单一因素，声称它能解释全部。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坚决认为制度是国家贫富的主要原因，所以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被说服，将它们的政策、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解释的基础上。
然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包括经济学家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解释并不完整。这种解释本身并不是错的，也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事实。只不过，它不是完整的解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除了良好制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国家财富，尤其是地理因素。为了体验亲自发现两个地理因素的满足感，读者可以找张非洲地图来看看。非洲共有48个大陆国家，我们来将这些国家分为两组。位于温带的10个国家是一组，包括地中海沿岸北温带的5个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以及位于非洲最南部南温带的5个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38个位于非洲中部热带地区的国家是另一组。在每一组内，用星号标出16个内陆国家（既不沿海又没有流入大海的通航河流的国家）。这些用星号标记的国家包括3个南温带国家（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13个热带国家（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卢旺达、南苏丹、乌干达、赞比亚、津巴布韦）。然后，去网上查找几个常用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例如，人均年收入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纠正或者未纠正购买力偏差的都可以，并在两组之间进行比较。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结果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在38个热带国家中，有37个比10个温带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更贫穷；只有加蓬的财富值与财富值中等的温带国家相当。在热带国家分组和温带国家分组中，沿海国家的财富值平均比内陆国家的财富值高50%。为什么地理位置对国家财富影响巨大呢？
热带地区有两大特征不利于经济发展。其中一个特征是居住在热带地区或去过热带地区的读者很熟悉的：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更容易生病，容易感染疟疾或登革热等热带传染疾病，或者感染热带寄生虫。因而热带国家的居民比温带国家的居民生病的时间更多，生病期间无法从事劳动生产。总体而言，他们的寿命也更短。这不仅对这些居民而言很悲哀，而且对他们的国家经济来说也是不幸。热带地区的另外一个经济劣势是土壤更贫瘠，植物病害和动物疫病更多，所以农业生产力更低。
换言之，非洲的经济地图就像一个厚厚的汉堡，上面和下面是两片薄薄的面包片，由10个“富有”国家（或者说至少是不那么贫穷的国家）组成，而中间较厚的部分由那些贫穷的热带国家组成。关于内陆国家的劣势，也很容易理解：陆运比通过沿海港口或可通航河流水运大约贵7倍。因此，在运输及货运成本方面，内陆国家比沿海国家承担的要多。对于产品在边远地区需求量大，同时需要从边远地区进口很多产品的国家而言，这是特别重要的考虑因素——赞比亚正是如此。
如果我现在已经激起了你的好奇心，你可以自己拿其他大陆上的国家做对比，记得要考虑到可通航的河流。（例如，瑞士和巴拉圭不是内陆国家，尽管从地图上，它们都不是直接临海，而是分别通过可通航的莱茵河和巴拉那河与大西洋相连。）在南美洲，所有3个南温带的国家（阿根廷、智利、乌拉圭）都比9个热带的国家富裕。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它是南美洲唯一一个内陆国家。这些地理位置的影响通常超过了良好制度或不良制度的影响。例如，许多温带地区的非洲国家和南美洲国家在各自的大洲里算是最富裕的国家，但大家都知道，它们缺乏良好的制度。（考虑一下阿根廷、埃及、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如果你的国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有阿根廷那样适宜种植小麦、饲养牛群的广阔温带草原，即使是阿根廷那样声名狼藉的政府也不会让你的国家沦为贫穷国家。当然，如果阿根廷有一个好的政府，它会变得更加富裕。尽管如此，阿根廷仍然是南美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仅用制度来解释国家贫富的另一个不足之处在于，这种观点并未谈及良好制度的渊源。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没有良好制度呢？例如，为什么荷兰最终形成了对促进国家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而赞比亚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呢？这难道仅仅是一件不可预测的随机事件？同等概率下，赞比亚也可能成为发展出更好的制度的国家吗？如果良好制度能在任何地方随意地冒出来，为什么将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现在尚无良好制度的国家却困难重重？为什么最贫穷的国家和最富裕的国家没能随机地分布于各个大洲，而是实际上最富裕的国家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而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分布在非洲和南美？
换句话说，通常的观点只强调了良好制度，而混淆了近因（因变量）和终极因（自变量）。为了把这种概念差异表达清楚，我来讲一个关于婚姻破裂的故事。
我的妻子玛丽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有时会接待婚姻面临破裂而前来咨询的夫妻。玛丽可能会先问夫妻中的一方，比如问丈夫，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婚姻出现了问题。丈夫说道：“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那种行为对于婚姻来说太可怕了！我不想跟打我耳光的女人继续生活下去了！”
随后，玛丽转向妻子并问她：“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这是真的吗？”那位妻子说：“没错，是真的。”玛丽接着问：“所以，你打了他一个耳光是你们的婚姻出现裂痕的原因吗？”那位妻子回答说：“不是，那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打他一个耳光，可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经常出轨。我不想跟一个总是出轨的丈夫维持婚姻关系。”如果这位妻子不那么生气，或者如果她逻辑清晰，她完全可以这样解释：“我打他耳光只是我们婚姻破裂的近因，但终极因是他与其他女人有染。”
但是，玛丽知道，并非所有的妻子都打丈夫耳光，也并非所有的丈夫都会出轨。什么是这位丈夫会出轨的原因呢？
所以，玛丽又转而问那位丈夫：“你与其他女人有染，是这样的吗？”丈夫回答说：“对，的确如此。”玛丽追问道：“你为什么要与其他女人保持婚外关系呢？”丈夫回答说：“这是因为我的妻子越来越冷漠，丝毫不给我感情与爱。这就是我为什么会与其他女人有染：为了得到任何正常男人或女人都想得到也应当得到的爱、情感与关注。”如果这位丈夫不那么生气，或者如果他逻辑清晰，他可能这样回答：“我的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只是我们婚姻破裂的近因。我的外遇只是因果链中的一个近因，但它们不是终极原因。终极原因是我妻子的冷淡。”
在其他辅导谈话中，玛丽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找到那位妻子冷淡背后的终极因，这可能包括她丈夫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或者她父母在她童年时期对待她的方式。但是，说到这里，我已经可以给出我的观点了。我们不能满足于明确近因；我们还应该寻找终极因。如果一位婚姻咨询专家只把婚姻破裂归结为妻子打了丈夫一个耳光，就解决不了婚姻危机。假如与他们的婚姻相关的其他事情以及丈夫和妻子本身都保持不变，即使妻子不再打丈夫耳光，他们的婚姻也依然存在问题。同样，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说挪威之所以富裕，是因为挪威的政府官员大多品性诚实，而尼日利亚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尼日利亚的许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尼日利亚的政府官员，让他们停止腐败行为，并由此期望成功地消除尼日利亚的腐败，让尼日利亚变成富裕国家。我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在尼日利亚，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谋杀、腐败、漠视私有财产权利、不履行契约以及其他不良现象。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它们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一些国家。为了理解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不管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好是坏。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追溯到1.3万年前的人类历史，也就是上一个冰期的末期。那时，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而不是过着农耕或者放牧的生活。与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比如美国）相比，所有狩猎—采集族群拥有的都是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狩猎—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环境中，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数量比现代农业社会的少得多。狩猎—采集者获取的食物很少会有盈余，难以储存下来以备后来食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打猎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够他们当天消耗。相比之下，现代农业社会所储存的食物足够维持数周甚至数年。大多数狩猎—采集者过着流动的生活：他们并不居住在固定的房屋或者城镇，而是每天或每隔几周就变换营地，随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化迁徙。因而，在这些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中，从未出现过钱币、国王统治、股票市场、所得税以及那些制度下的产物，比如铜制或钢制工具、机动车、原子弹。
所有这些事物都是复杂制度及其产物的例子。复杂制度有的好，有的坏，但如果一个社会中没有复杂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使其富裕的良好复杂制度。
这些复杂制度是如何在过去1.3万年中形成的呢？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复杂制度的发展从根本上有赖于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其农业使得食物（例如小麦、奶酪和马铃薯）盈余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复杂制度的最重要的终极因是农业，其次则是人口稠密的定居社会和农业带来的食物盈余。盈余的食物可以养活不从事食物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比如国王、银行家、作家和教授。因此，农业是现代社会所有复杂制度发展的先决条件：发达的酋邦和国家、官僚、中央政府、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发明家、国王、市场经济、商人、金属工具、超越家族忠诚的国家忠诚、由政府主导的法治、大学以及文字。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上述事物，而在今天，我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
但是，如果农业是复杂制度发展的终极因，那么，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让复杂制度在世界各地形成并发展呢？为什么尼日利亚没有发展出像挪威那样生产力高的农业和良好的制度呢？
这个问题就是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4～10章所论述的问题。答案是，可供驯化的植物品种和动物物种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匀，可驯化的动植物大概集中在世界上的9个地区，这些地区成了独立的农业发源地。农业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地区，沿着东西轴线的传播比沿着南北大陆轴线的传播快。这一农业历史的结果是，世界各地发展国家社会复杂制度的时间长短不一。在希腊和中国，国家政府及其附属物的存在已有4 000年之久，但在新几内亚的一些地方，这些仅有大约30年的历史。
仅依靠提供对外援助，很难将数千年的发展结晶浓缩到一代人之中。荷兰拥有农业的历史长达7 500年，而赞比亚只有2 000年的农业历史；荷兰拥有文字的历史长达2 000年，而赞比亚只有120年的文字历史；荷兰拥有独立国家政府的历史长达500年，而赞比亚拥有独立国家政府的历史只有40年。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由于农业的发展而有可能产生的复杂制度，是今天的荷兰远比赞比亚富裕的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荷兰位于温带沿海地区，而赞比亚地处热带内陆地区。
今天，拥有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的悠久的国家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短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人均收入更高，即使按照经济学家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的测算，结果也是如此。农业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国家间平均收入的差异方面，占据50%的原因。即使我们比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很低的国家，也会发现，像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国家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其近代的经济增长率还是高于赞比亚和新几内亚这样国家政府历史短的国家。尽管有些国家政府历史短的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悠久的国家政府历史的国家的增长速度还是更快，这一点仍然没错。
关于这种整体趋势，我们从美国外交官曾做出的一系列错误预测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纪60年代，韩国、加纳和菲律宾都是十分贫穷的国家。美国外交官曾经打赌，看这三个国家中哪一个会变得富有，哪一个会仍旧贫穷。大多数外交官认为加纳和菲律宾的经济即将腾飞。他们的理由是，加纳和菲律宾都是温暖的热带国家，容易种植粮食，自然资源也很丰富。相比之下，韩国寒冷、资源匮乏，似乎没有什么有利条件。
当然，现实情况是，在60年后的今天，韩国的财富一跃进入发达国家之列，而加纳和菲律宾仍然很贫穷。原因是，韩国位于紧邻中国的温带地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字、金属工具和国家政府的发展中心之一。朝鲜半岛很早就从中国接受了这些发展成就，并且在公元700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政府。因而，韩国拥有较长的复杂制度历史。韩国尽管在1950年刚从50年的日本占领中恢复独立时还很贫穷，但已经拥有了财富创造在制度方面的前提条件。有了独立、军事安全和美国的对外援助，韩国就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相比之下，菲律宾直到很晚的时候才从中国引进了农业；加纳只发展出生产力一般的农业，并且几乎没有驯养动物；两国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被欧洲人殖民之前，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或者强大的政府。两国面临的劣势与其他热带国家一样。因此，不管它们拥有怎样的自然优势，菲律宾和加纳缺少悠久的复杂制度历史、人力资本历史，以及促使韩国发展迅速的文化先决条件。
总而言之，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富裕得多，其原因众多且复杂。如果你坚持认为这个重要问题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那么你得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生活，因为这里的现实生活实在很复杂。
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在此处讨论的制度因素和地理因素。其他原因包括所谓的自然资源的悖论诅咒、与殖民脱不了干系的命运的逆转，以及环境破坏等。良好制度不会独立于地理因素从天而降，落到一些碰巧运气好的国家。良好制度有其自身的历史，部分有赖于农业及农业所带来的结果，包括国家政府和市场等复杂制度的发展。当然，复杂制度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糕，但如果一个地方根本没有复杂制度，就不可能发展出被经济学家称赞的良好制度。
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例子结束对制度起源的讨论，即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个例子是喜欢把国家贫富归因于制度的经济学家最常提到的。直到最近，英国（包括英格兰）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光荣革命推翻了詹姆士二世，威廉三世即位，王权被削弱，议会的权力得到增强，并由此推动制度向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这是否意味着，以光荣革命为代表的事件催生的制度是现代英国变得富裕的原因？如果是的话，那么光荣革命和财富降临到英国，难道只是偶然的好运吗？如果光荣革命在赞比亚而不是在英国爆发，那么会是赞比亚在今天变得富有，而英国在今天变得贫穷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强调光荣革命是现代英国变富的原因，就是掉入了关注近因而忽视终极因的陷阱——就像婚姻咨询师在面对愤怒的夫妻时，只关注到妻子打丈夫耳光这个令人惊讶的细节。赞比亚不可能在1688年经历一场光荣革命，因为有明显的终极因导致其没有可推翻的国王，也没有可加强权力的议会。这是因为农业在大约5 500年前达到英国，而在大约2 000年前才达到赞比亚。现代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80年左右于罗马帝国统治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现代赞比亚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因大英帝国的殖民而被统一到一起。英国在公元600年前后就有了自己的国王，在公元1300年左右有了自己的议会；这两者赞比亚都未曾拥有过。英国得益于肥沃的冰川土壤和温带地理位置，农业生产力很高；赞比亚则因为其贫瘠的土壤和地处热带而农业生产力低下。与其他享有同样地理优势和历史优势的欧洲国家相比，英国还享有巨大的其他优势，即英国是一个岛国，不像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容易遭受军事入侵（也因此没有必要组建保家卫国的常备军），它还在大西洋占据理想的地理位置，便于殖民其他大洲。相比之下，赞比亚是内陆国家，从未有过水上贸易或殖民地。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消除长期饥荒风险的国家，这得益于农业生产力高、得到了新大陆农作物以及政治统一等有利因素。
所有这些有利的地理及历史终极因构成了英国财富增长的背景，光荣革命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靠后阶段和近因。可见，查阅地图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地理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以及现代世界中国家贫富的终极因。
感谢路易斯·普特曼提供了深思熟虑的建议。以上部分内容来自我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以及我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一书中的两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