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太阳升得更高了。蓝色、青色的海浪迅疾地扫过岸上的海冬青，留下一片半圆形的痕迹，环绕着它尖尖的花瓣；沙滩上到处形成了深深浅浅的水洼，闪着光斑。海浪在它们身后留下了一道模糊的黑色的圆形痕迹。笼罩在雾气中的岩石原本看似柔和，现在也变得坚硬起来，表面浮现出一道道红色的裂痕。
花叶锐利狭长的影子映在草地上，露水在花瓣和叶片的尖端舞动，让整个花园看起来像一个还没有被完全拼在一起的斑驳图案。鸟儿们胸前缀着浅黄色和玫瑰色的斑点，一齐唱着歌，歌声放纵，像一群手挽着手的溜冰者，在冰上嬉戏打闹。此刻，它们的歌声戛然而至，四裂飞散而去，留下一片寂静。
阳光大片大片地落在房子上。光线触碰到了窗户角落里的一个绿色的东西，把它照得像块绿宝石，像个无核的果子一般透绿。阳光大刀阔斧地把桌椅的边沿削得更加棱角分明，给白色的桌布镶上了细细的金边。光线渐渐强了，草坪上星星点点探出花蕊来，颤巍巍开出花朵，带着轻颤的青色花脉，好似绽放的力量让它们摇曳起来一般；花蕊像一根钟琴里纤细的钟杵，碰着白色的花瓣，发出微弱的鸣响。每样事物都变得柔和起来，丧失了形状和边界，瓷碟和钢刀都好像水做的一般，流动起来。海波撼动着大地，击碎在岸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像一捆圆木轰然散落。
“现在，”伯纳德说，“时间到了。这一天到了。马车就停在门外。我的大行李箱把乔治的罗圈腿压得更弯了。一连串可怕的典礼终于结束了，人们在礼堂里互相道别。先是一个和妈妈一起参加的典礼，真令人哽咽；接下来是和爸爸握手的典礼。现在我还要不停地向人们挥手，不停地挥手，直到马车拐过转角。典礼结束了，谢天谢地，所有的典礼都结束了。我终于孤身一人；我要第一天去学校上学了。
“人们所做的事情仿佛被定格在了此时此刻；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再也不会有了。这种紧迫感叫人害怕。每个人都知道我要去上学了，第一天去上学。‘那个男孩子要第一天上学去了’，就连正在打扫台阶的女仆都如此说道。我一定不能哭。我一定要装作漫不经心地看着他们。车站那怕人的大门打开了，像大张着嘴的人一般，好奇地盯着我看，‘就连那个面如满月的时钟都在凝视着我’。我得不停地做心理建设，才能在女仆们的注目下、时钟的凝望下、还有那些漠不关心的面孔面前保持镇静，不然我就会放声大哭起来。路易在这里，内维尔也在这里，他们穿着长大衣，拎着手提包，站在售票处旁边。他们都很镇定，但他们两人看起来却不一样。”
“伯纳德在这儿，”路易说，“他看起来很镇定，轻松又自如，一边走路一边晃着他的包。我要跟着伯纳德，因为他不害怕。大人带着我们慢吞吞地走过售票处，来到站台上，好像溪流夹杂着树枝和稻草围着桥墩打转儿。站台外停着一个威力十足、深绿色的机器，没有脖子，全身只有后背和大腿，往外吐着蒸汽。门卫吹了哨子，旗子降了下来，然后我们就前行了，似乎不费一点力，像雪崩那样，轻轻一触即发。伯纳德铺开了一张小地毯，玩起‘抓儿子’的游戏，内维尔在看书。伦敦变得零零落落的，上下起伏、涌动。这里一片生气勃勃的烟囱和塔楼，那里一座白色的教堂，楼房的尖顶中伫立着一只桅杆。这儿有一条运河流过。现在眼前又出现了一些空地，上面铺着柏油小道，但很奇怪——现在路上本该走着人的，却空空荡荡。现在又来了一座小山丘，上面有一排排的红房子。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只狗紧随其后。现在，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向一只野鸡开火了，但穿蓝衣服的男孩却把他搡到一边。‘我叔叔是英格兰最好的射击手，我的堂兄负责掌管猎狐犬’，他开始吹嘘起来。但我自己无可吹嘘，因为我的爸爸是布里斯班的银行家，而我说话带着澳大利亚口音。”
“经过了这一切喧闹后，”内维尔说，“经过了这一切喧哗与骚动，我们终于到了。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庄严的时刻。我就像一位事先约好的主人一样，来到了这个大堂里。那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声名赫赫，正抬起一只脚站在院子里。这些质朴的四方庭院回荡着一股罗马贵族的气息。报到室里灯火通明。那些或许是实验室；那一间是图书室，我将在那里探索精密严谨的拉丁语，坚定地阅读那些措辞精妙的著作，朗诵维吉尔[1]和卢克莱修[2]那毫不含糊，洪亮堂皇、感人至深的六音步，带着毫不隐讳、丝丝分明的热情吟唱卡图卢斯[3]的爱情诗；那会是一本四开的大书，带着页边。我也要躺在那有点儿刺人的草坪上，和朋友们一块儿躺在参天的榆树下。
“看，那是校长。哎呀，我真忍不住拿他开玩笑。他看起来太有钱、太时髦了，又黑又光彩照人，像一些公园里的雕像似的。他拉了拉马甲；那马甲像只鼓一样拱起，左边挂着一个十字架。”
“老克莱恩，”伯纳德说，“现在上台来给我们做演讲了。老克莱恩就是校长，他的鼻子就像黄昏时分的一座山一样，下巴上有一道蓝色的裂痕，像一个树木横生的峡谷，一些走马观花的游客在里面打猎——就像那些我们在火车上看到的树木横生的峡谷。他身体轻轻晃动着，嘴上说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我喜欢冠冕堂皇的大话。但是他的话太亲切了，一听就像假的。但这一次，他却信以为真了。他走出门的时候，身体剧烈地摇晃着，猛力地挤过一道又一道弹簧门，其他的领导们也左摇右摆地走路，费力地挤过弹簧门。这就是我们在学校的第一晚，姐姐们不在我们身边。”
“这是我在学校的第一晚，”苏姗说，“我离开了爸爸，离开了家。我的眼睛哭得肿肿的，刺得生痛。我讨厌油松树家具和地毯的味道。我也讨厌那些受风摧残的灌木，还有卫浴的瓷砖。我讨厌人们讲好玩儿的笑话，还有他们呆滞的眼神。我把小松鼠和鸽子们交给小男佣去照看了。厨房门砰地一声关上了；珀西在射猎白嘴鸦时，子弹穿过树叶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而这里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俗不可耐。萝达和珍妮远远地坐在那边，穿着棕色毛织学生服，望着正坐在亚历山德拉王后像下朗读一本书的朗博小姐。墙上还挂着一副蓝色针线卷轴，是这所女校的学姐们绣的。要是不嘟起嘴巴，不把手帕揉得一团糟，我就会大哭起来的。”
“朗博小姐，”萝达说，“手上戴的戒指反射出一道紫光，在祈祷书白色纸页的黑色污点上照来照去。这光像葡萄酒一样醇厚，包含着爱欲。在宿舍打开行李后，我们被召集在一起，坐在一张整个世界的地图下。桌上有个用来装墨水的凹槽，在这里我们要用墨水来写练习题。但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脸庞。这一大群人都穿着棕色毛织的学生服；它抹去了我的个人特点。我们都冷酷无情，没有朋友。我要在这些人中找一张镇静的、像纪念碑一样一本正经的脸，把它当作全知全能的，把它像护身符一样戴在我的裙子下面，然后（我保证）会在树林里找到一处幽僻的山谷，掏出我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来。我向自己保证，一定要这么做。所以我不会哭。”
“那个高颧骨的黑黑的女人，”珍妮说，“身上穿的裙子很耀眼，像一只长着静脉一样花纹的贝壳，专门为了在晚上穿。这条裙子夏天穿不错，但冬天呢，我更喜欢用红线织成的细瘦的裙子，在火焰的映射下会发光。以前台灯点亮的时候，我就会穿上红裙子，它像面纱一样薄，环绕在我周围，当我旋转着进屋的时候，它就会像浪花一样翻飞起来；而当我坐在房间正中央一把镀金的椅子上时，它散落的形状就会像一朵花一般。但朗博小姐却穿着一条很不起眼的裙子，从她领口雪白的褶皱边那儿倾泻而下。她坐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的像下，白白的手指笃定地按着书页。然后我们就跟着祈祷起来。”
“现在我们两个两个地，”路易说，“整齐有序地列队走进了小教堂。当我们踏入这神圣的建筑时，光线就变得幽暗起来，我喜欢这种微暗。我喜欢这有序的行进。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去，坐下来。当我们走进来时，就忘记了彼此之间的差别。老克莱恩博士登上了讲坛，读着摊开在一只铜鹰背上的《圣经》中的一课。他走路微微摇晃，但步态仍是自然的。我喜欢这一刻；我深感欣喜，我的心在他庞大的身影、威仪中延展开来。我的心原本不安地打着颤，焦躁得有些可耻，盘旋着一团团尘雾，但他把这迷雾给打消了——有次，我们围着圣诞树跳舞，互赠礼物，但他们把我给忘了；那个肥胖的女人说，‘没有给这个小孩的礼物’，说着就把圣诞树顶的一面英国国旗摘下来给了我，我愤怒极了，大哭起来——为了让大家充满怜悯地记得我。而现在，一切都由他全权处理，还有他戴的那十字架；我被来自脚下大地的一种坚实感所笼罩，我的根茎一直朝下生长，直到它们包裹起地心的一个稳固存在的内核。当我听他读《圣经》的时候，我个人的延续性又恢复了。我也变成了队列中的一员，我也成为了行进中巨大车轮的一只条幅，此时此刻，这车轮最终让我站直了身体。我之前一直站在黑暗之中，隐蔽之处，但当车轮转动的时候（当他颂读着经文的时候），我就上升到了刚才感知到的这幽微的光线中，隐隐地注意到那些跪着的男孩，教堂的柱子和黄铜纪念碑。这里没有粗鄙的仪态，也没有突如其来的亲吻。”
“当这个粗鄙的家伙祈祷时，”内维尔说，“他威胁到了我的自由。他的想象力是如此贫瘠，这些语句简直像铺路的板砖一样砸进我的脑海，却没有起一丝回应。他马甲上那个镶金的十字架在上下起伏。充满威仪的话一旦被说出口，总是不那么令人信服。我真想羞辱、嘲笑这种可悲的宗教一番，这些朝前走的瑟瑟发抖、饱经悲痛的人们，正在一条无花果树的林荫道下行进着，他们身体瘦削、脸色惨淡，还受了伤。男孩们匍匐在沿路的尘埃里——浑身赤裸的男孩子们；酒馆门前挂着些装满酒的鼓胀的山羊皮酒囊。复活节的时候，我和爸爸在罗马旅行；街上的人都摇摇晃晃地戴着颤巍巍的圣母像；也有人把耶稣受难像供在玻璃箱里。
“现在，我要把身体斜过去一点，装作在挠大腿一样，这样我就可以看到珀西瓦尔了。他坐在那儿，直挺挺地坐在一拨小男孩中间，耸直的鼻梁粗粗地喘着气。他诡谲的幽蓝眼神盯着对面的柱子看，充满了异教徒一般的漠然。他是个令人敬重的教会执事，他手里本该拿着一根桦木条，因为小男孩们犯了点小错就责打他们。他就像那铜像纪念碑上的拉丁文一样凝着神。他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置身于一个异教徒的宇宙里，离我们很远。但看啊——他拿手拂了拂颈后，这么个小动作会让人无药可救地爱一辈子。道尔顿、琼斯、埃德加和贝特曼于是也这么拿手轻拂自己的颈后，但都没有如此迷人。”
“终于，”伯纳德说，“这咆哮声终于平息了，布道结束了。他的演说把白蝴蝶的舞蹈像绞肉一般生生绞成了粉末。他毛躁的声音好像没刮胡子的下巴一样粗砺。现在，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回座位去了，活像个喝醉的水手。所有其他的校领导都会尽力模仿他这种蹒跚的体态的；但他们身材弱不禁风，又不似他那样精神矍铄，还穿着灰裤子，要真模仿起来，肯定东施效颦。不是我鄙视他们，但这滑稽的举止在我眼里简直可怜极了。我要把它们记在笔记本里，以待来年查阅；除此之外，我还要记些别的。长大之后，我要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有很多页、胖鼓鼓的那种，严谨工整地做记录，把我想出来的漂亮句子都记下来，比如‘百蝶粉末’应该写在字母B的一栏。以后我写小说，如果要描写窗台上升起的太阳，就可以看这一栏来查找百蝶粉末的写法了。很有用的。但是，哎呀！我的注意力很快就会被别的东西分散——像头发一样的扭扭糖啦，象牙色封面的《西莉亚的祈祷书》啦。路易本性就善于思考，这一个小时里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可我不行，除非有人跟我说话，不然我不一会儿就会走神。‘我的思绪之湖上没有一丝桨纹，宁静地荡漾着，须臾就沉入了梦寐。’这句话也会有用。”
“现在，我们从这座冷峻的教堂里走出来，来到黄澄澄的操场上，”路易说，“今天算是半个假日，因为是公爵的生日。他们打板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坐到草丛中去。要是我也能加入，我肯定愿意的；我会扣上球衣的衬垫，大步走过操场，到击球手那儿去。看呀，每个人都跟着珀西瓦尔。他很大个块头，穿过操场上狭长的青草，走到大榆树那一带去，身体显得很笨重。他有些中世纪指挥官的堂皇气度——他走过的草丛里都留着一道光迹。我们在他身后列队走过，像忠实的仆人，像温顺的绵羊一样准备被射杀，因为他可是打算为了一些不可企及的功勋而战死沙场的。我的心变得难受起来，好像有一把两面的锉刀磨伤了它：一方面，我欣赏他的气度；可另一方面，我又看不上他邋里邋遢的口音——我的口音都比他优越很多——可我又如此嫉妒。”
“现在，”内维尔说，“请伯纳德开始他的胡思乱想吧。让他跟我们讲故事，我们呢，只用躺在这草坪上，听他为我们讲那些我们都已经目睹过的东西，让它们彼此相连。伯纳德说，故事永远都有。我自己就是一个故事，路易也是一个故事。街头小流氓的故事，只有一只眼睛的男人的故事，卖田螺的女人的故事。让他喋喋不休地讲故事吧，我呢，就躺倒下来，透过颤抖的草叶，看那击球手穿着衬垫、绑着绑腿的僵硬的身躯。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在流动，弯曲——地上的树木，天上的云。我往上看去，透过树木看天。这场球赛好像是在天上打的一样。在那软绵绵的白云中，我听到了一句微弱的叫喊，它说，‘快跑，’我还听见‘怎么回事？’微风吹皱了云朵，让它们不再是一丛一丛的洁白的样子了。如果天空之蓝可以永不消散，那眼洞穴可以永远停留在那里，如果此刻可以永恒——
“但伯纳德依然在无休无止地讲故事。一个个画面像气泡一样连串升起。‘好比一只骆驼，’……‘一只秃鹫。’那个骆驼其实是一只秃鹫；秃鹫其实是一只骆驼；伯纳德是一根摇来晃去的缆绳，松松垮垮、不着边际，但引人入胜。是的，当他说起话时，当他讲述那些荒谬可笑的类比时，你反而会感到轻快明朗，仿佛自己就是那气泡一般，漂浮起来，得到了解脱；我逃脱了，你会这么觉得；就连那几个肉嘟嘟的小孩子，达尔顿，拉朋特和贝克都对旁的事物不管不顾了。比起板球游戏来，他们更喜欢听伯纳德讲故事。他们听他妙语连珠地讲着，自己也好像那些泡泡一样漂浮在空中了。羽毛一般的青草把他们的鼻子挠得痒痒的。之后，我们都察觉到珀西瓦尔那大个子正躺在我们中央。他奇异地破口大笑起来，我们就都仿佛得到批准可以欢笑了一般。但他又在草地里打起滚来。我想，他大概在嚼一根草茎。他无聊了；我也无聊了。伯纳德突然发现我们无聊了。我察觉到他的讲述中有种刻意感，一种夸大其词，比如他会说‘看呐！’但珀西瓦尔则说‘不’。如果有谁能最早发现伪善，那肯定是他；他也是极不想掩饰自己的诚实和坦然的。现在，他的故事已经讲得十分勉强了，是的，伯纳德的故事已经无以为继了，这可真是骇人听闻。他泻了气，拿手撮着一根细线，安静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盯着哪里，好像要哭出来一般。这大概是人生的灾难与折磨之一了——我们朋友们的故事讲不下去了。”
“在我们起身去喝茶之前，”路易说，“让我试试，竭尽全力留住当下这一刻。这一刻应该延续下去。我们就要分开了，有些人去喝茶，有些人去踢球；我呢，要去找贝克老师给他看我写的论文。但这一刻会延续下去。在这嘈杂的人声和憎恨中（我看不起那些充满轻浮幻想的人——我十分憎恨珀西瓦尔这样跋扈弄权的人），我凌乱的头脑因为突然间察觉到了什么，重新拼凑得完整了。那些树木，云朵，都是我实现了完整性的见证。我，路易，在未来七十年里都将在这大地上生活；此刻，我好像完全从恨意和嘈杂中获得了新生。我们现在一起坐在这片圆形的草地上，内心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们连结在一起，难以分离。树木摇曳，云朵流转。这些独白到了分享的时候了。当一连串感知轰然到来时，我们不一定要像铃声一样吵吵嚷嚷；但孩童时期的我们，生活就像这铃声一样嘈杂，充满了喧嚣、炫耀、绝望的哭泣，还有那在公园里颈后的碰触。
“风吹着青绿色的草叶和树丛。枝叶被吹开了一个空隙露出蓝天，又马上合拢了；叶子阵阵抖动，又马上复原了。我们抱着膝盖环坐在草坪上。这一切都在暗示着另一种更好的、理性长存的秩序。晚上，我要将此刻眼前的一秒用文字定格下来，把它铸成一枚钢环；虽然珀西瓦尔碾过草坪时他的愚蠢疏忽摧毁了这种秩序，他身后那群小孩们还屈从地跟着一路小跑，但我需要珀西瓦尔；因为正是有他，我才能如此诗意盎然。”
“在阴沉的冬日，凛冽的春天，”苏姗说，“我跑上这些楼梯已经有多少个月，多少年了？现在仲夏已至，我们跑上楼，换好白色连衣裙去打网球——我和珍妮一块儿，萝达跟在我们身后。我每上一级台阶就数一个数，好像每数一次数就完成了一件事情一样。每晚，我都要把日历撕掉一页，把它紧紧地、恶狠狠地揉成一个团。此时，贝蒂和克拉拉都在跪着做祷告。但我不做祷告。我要报复度过的每一天，把我的恶意全部发泄到日历的图案上。你现在已经死了，我说，这上学的一天，可恶的一天。六月每天如此，日复一日——今天已经是二十五号了——天气晴朗，秩序井然，响铃，上课，按照要求洗澡换衣服，写作业，吃饭。听从中国来的传教士给我们布道。坐四轮马车沿着柏油马路去乐厅听音乐会，被领去画廊看画展。
“而在家里，堆放在草坪上的干草像海浪一样卷起波浪。爸爸靠着架在篱笆两侧的木梯上抽烟。夏天的风扫过空旷的走道，吹得房子里的门此起彼伏地发出梆梆的响声；吹得一些挂在墙上的老画摇摇晃晃的。玫瑰花的一片花瓣掉到了罐子里。农场上的马车沿着树篱堆了一丛一丛的稻草。每次我从楼梯平台的镜子前走过，珍妮走在我的前面，萝达慢吞吞跟在后面时，我眼前就会浮现这片农场景象，每次都会。珍妮会跳舞。她总是在大厅里那上了釉的丑陋瓷砖地上跳舞，在操场上打侧手翻；她悄悄地摘一些我们禁止采摘的花朵，戴在耳后，佩里小姐看到后眼里就会燃起一股赞叹之意来，但那是对珍妮的，不是对我的。佩里小姐爱珍妮；我本来也可以爱她，但我现在谁也不爱，除了爸爸，还有我留在笼子里、托家里小男佣照料的鸽子和小松鼠。”
“我讨厌楼梯上的那个小镜子，”珍妮说，“它只能照见我们的头，仿佛把头砍了下来了似的。我的嘴巴太大了，两只眼睛又太挤，一笑就会露出一大片牙龈。而苏姗的脑袋呢，她的面孔看起来又凶又狠，眼睛像青草一般青绿，伯纳德说，那是诗人才会喜欢的眼睛，因为它们能看见细密的白色针脚，这可把我比下去了。萝达总是一脸茫然，但也是完整的，就像她以前老是在盆子里晃荡的那些白色花瓣一样。所以，我总是跳过楼梯上的这个平台，直接来到下一个平台上，那里挂着一面长镜子，可以照见我全身。我的身体和头是一个整体；即便我现在穿着这条朴素的学生服毛织连衣裙，我的头和身体也是一个整体。看，我动一动头，纤细的身体就跟着像水波一样舞动起来，我细细的腿也像风中的花茎一般颤动。我在苏姗坚定的表情和萝达茫然的神色之间窜来窜去；像大地的裂痕之间游离的火焰一样跳跃；我摆动着，舞蹈着，从未停下。我像树篱摆动的叶子那样舞蹈，我小时候还被它吓了一跳。我要在这些装着黄色的壁脚板，画着斑驳的条纹彩绘、没有人情味的墙上跳舞，就像那映在茶壶上舞动的点点火光。女人的冷眼都能将我点燃。当我读书时，有一个紫色的光圈沿着课本黑色的边框环绕。但在文字的变化中，我没法看懂一句话。我无法遵循任何观点，不论是现在的还是过去的。我也不会怅然若失地站在那里，像苏姗那样，眼里噙满想家的泪水；我也不会像萝达那样，蜷缩在羊齿草间，把粉色的裙子染上绿色的斑点，或是梦到那些在海底开着花的植物，鱼群悠游在岩石间。我不做梦。
“现在，让我们争先恐后地拽掉这身粗劣的衣服吧。这有我干净的白袜子。这是我的新鞋。我用一根白色的发带扎头发，这样，当我在球场上跳跃时，发带就可以飘逸地甩出去，然后盘落在脖子上，头发一丝不苟。”
“这就是我的脸，”萝达说，“镜子中，苏姗肩膀后面的——这张脸就是我的脸了。但是我会低下头，把它藏在她身后，因为我本来就不在这儿。我没有面孔。别的人都有脸庞，苏姗和珍妮都有，所以她们在这儿。她们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她们举起来的东西是有沉沉的重量的。她们说‘是’，她们说‘不’；而我呢，时刻都在游移、变化，人们只需用一秒钟就能把我看穿。女仆看着她们不会发笑，但会笑我。如果有人对她们说话，她们知道该怎样应答。她们该笑时就笑；她们该生气时就生气；而我呢，我要先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然后再跟着一块儿做。
“看到珍妮毫不犹豫地穿上了她的白袜子，就为了去打网球，我真感到羡慕。但我更喜欢苏姗的为人处事，因为她更笃定，也没有珍妮那么迫切地想表现得与众不同。但她们都很鄙视我，因为我模仿她们；但苏姗偶尔会教教我，比如怎么打蝴蝶结；珍妮有她自己的一套，却不乐与人分享。她们身旁都有朋友陪伴。她们都有悄悄话可以在墙角絮叨。但我只是依附别人，跟在他们的名字和面孔后面，把他们贮藏起来，像用来抵御灾难的护身符一般。我在大堂里一眼望去，想选中一张陌生的脸孔追随；要是不知道坐在我对面的女生的名字，我是连茶都喝不下的。我哽咽了，一阵强烈的情绪发作将我弄得颠三倒四。我常想象，这些我不知道名字、完美无暇的人们躲在灌木丛后看着我；我想得到她们的赞叹，于是高高地跳起；晚上在床上时，我更是让她们充满了好奇；我还经常想象自己中箭而死，就为了赢得她们的眼泪。如果她们说起，或者我看到她们行李箱上的标签写着她们前几次假期去了约克郡风景如画的海边小镇斯卡伯勒，那么整座小镇都会流淌着金光，这条街道都会灯火通明。正因如此，我讨厌那面镜子，因为它会显现出我真实的面孔来。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常常不可救药、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微不足道。我必须不动声色地在世界边缘移动我的立足之处，生怕落入身后的这片虚无中。我不得不拿头撞硬门，才能将意识召唤回身体中去。”
“我们来晚了，”苏姗说，“我们得等着，等轮到我们才能去打球。我们要在这一片高高的草丛里抛球，装作在看珍妮和克拉拉，贝蒂和梅维斯。但其实我们并不会看她们，我讨厌看别人打球。我要把这些东西当成我讨厌极了的人和事，然后把它们都埋在地下——这个磨得亮亮的卵石是卡洛夫人，我要把她埋得很深，因为她谄媚又巴结，因为我在弹奏音阶练习时可以伸平手指，她就奖励了我六便士，现在我也要给她埋六便士。我要把整个学校都埋起来：体育馆、教室、总是有一股肉味儿的餐厅，还有小教堂。我要把那些棕红色的瓦片还有老人们的旧油画都给埋掉——它们画的是学校创始人、捐助人。但有几棵树是我喜欢的，比如树皮上结着清澈树胶的樱花树，还有从阁楼上眺望远山的景象，这些我要保存下来。但除此之外的全部，我都要把它们和这些丑陋的石头一起埋葬；这种石头在这一带盐津津的海岸上随处可见，还有伸向大海的凸式码头和走马观花的游客。而在家里，海浪绵延足有一英里长。冬天的夜晚，我们可以听到它隆隆的水声。去年圣诞节，有一个人独自坐在手推车里，被溺死了。”
“朗博小姐走了过去，”萝达说，“她跟那个教士说话的时候，其他人都在嘲笑、模仿她驼背的样子；然而一切都变了，变得清晰明了起来——朗博小姐走过的时候，珍妮都跳得更高了。假如她看到了那朵雏菊，它也会发生变化的。不论她走到哪里，她周围的世界都会在她眼前改变；所以当她离开时，事情已经不再是之前的样子？朗博小姐和那个教士说着话，穿过边门，到她的私人花园里去了；当她回到水池边时，她看到一片叶子上站着一只青蛙，但那也是会变的。她站在那里，像果树林里的一尊雕像，四旁一切都是这样的庄重，连颜色都变浅变白。她那系着穗子的斗篷一溜垂下来，只有手上戴的戒指还在闪闪发亮，那枚带着葡萄酒般醇厚光泽的紫晶戒指。当人们离开我们时，真像谜一般。当他们离开我们时，我可以将他们带到水池边，让他们看起来富丽又庄严。当朗博小姐走过时，雏菊的颜色都变了；她切牛肉时，周围的事物都化为一条条细长的火焰。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事物似乎都失去了它们坚实的质地，现在就连我的身体都可以透过光线了；我的脊椎像烛光的火焰旁边熔化的蜡一般柔软。我在做梦吧，我在做梦。”
“我打球打赢了，”珍妮说，“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真想瘫倒在地上，好好喘口气，我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还是赢了。我身体里的一切都似乎随着奔跑和胜利变得越发细瘦起来。我的热血现在一定是鲜红色的，它高高地扬起，激荡着我的肋骨。我的鞋底传来一阵刺痛，好像有个钢圈打开了结环，扎进了我的脚底。每一片草叶在我眼里都清清楚楚，但我的脉搏在额前、眼后像打鼓一样激烈地跳动，让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跳起舞来——捕虫网，青草；你们雀跃的脸庞像扑闪的蝴蝶；树都在上蹿下跳。在这个宇宙里，没有什么是一本正经、安稳不动的。万事万物都像水的波纹一样起伏着、舞动着；万事万物都是敏捷迅速的，都是一场胜利。只有当我一个人躺在硬硬的地上看你们打球的时候，我才渴望得到特殊关照，被人召唤，被一个专门前来找我的人叫走——他被我所吸引，无法和我分离；当我坐在镀金的椅子上，连衣裙像花一样迎风招展时，他就会来到我身边。我们于是到花园里的一处僻静的凉亭中去，别无旁人，坐在阳台上说着话。
“现在，潮水褪落了。树木也回到了地上；那些轻快地敲击我肋骨的波浪也趋于平静的荡漾了；我的心已经抛下了锚，像一艘帆船缓缓地把她的风帆降落到白色的甲板上。这一场球结束了。我们得去喝茶了。”
“那些好吹嘘的男孩子们，”路易说，“已经一大伙人集结起来打板球去了。他们一行人乘大马车走了，齐声唱着歌。当马车驶过月桂树丛附近的拐角时，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看我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卖弄了，拉朋特的哥哥在牛津大学足球队里踢球，史密斯的爸爸在洛茨板球场打出过一百分的好成绩。阿奇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史密斯；然后又是阿奇和休；帕克和道尔顿；拉朋特和史密斯——他们轮着说了一遍又一遍，永远都是这么几个人。他们吹嘘的人是志愿者，板球运动员，还有自然历史协会的官员。他们四个人永远是一个小团体，走着队列，帽檐上戴着徽章；经过将军面前时，他们整齐地向他敬军礼。这种纪律是多么充满威严啊，他们的服从又是多么的壮观啊！如果我可以跟他们一起走，如果我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宁愿牺牲掉所有的东西。但他们也会掐掉蝴蝶翅膀，让它们瑟瑟发抖；把血渍斑斑的脏手帕揉成一团扔到角落；欺负幼小的男孩子，令他躲在黑暗的走道小声哭泣。他们的耳朵肥阔又红润，从帽檐底下伸出来。可我们也想成为这样的人，我和内维尔。我心怀嫉妒地看着他们走了。我从窗帘背后瞥见他们，看见他们整齐统一的动作，觉得很快乐。如果我的双腿有像他们那样坚实的家庭背景作支撑，它们会奔跑得怎样欢脱呀！如果我可以和他们在一起，打赢球赛，在大规模的赛艇比赛中卖力划桨，或者骑着马儿奔驰一整天，那我在半夜时，会怎样激动地放歌呀！——肯定如雷鸣一般；那些歌声的激流会怎样汹涌地从我的喉咙里奔腾而出呀！”
“珀西瓦尔走了，”内维尔说，“他脑子里只想着球赛。马车驶过月桂丛旁的转角时，他也从不挥手。因为我身体太弱，打不了球，他看不起我（但正因我体弱，他对我也挺好的）。我一向不关心他们比赛的输赢，除非他关心，我才关心，这一点他也挺看不起我的。他接受我的忠诚，接受我小心翼翼、但无疑是卑贱的礼物；而这礼物又混杂了我的一点蔑视，因为是为他准备的——因为他不识字。但每当我躺在高高的青草丛中读着莎士比亚或者卡图卢斯时，他却有比路易更深刻的体会；并不是体会那些文字——可文字又算什么呢？我难道不是已经学会如何押韵，模仿蒲柏[4]、德莱顿[5]甚至莎士比亚？但要我成天站在太阳底下，一门心思只盯着球看，我是受不了的；我也不能通过自己的身体来感受板球的飞行路线，脑子里只想着球。我一生都会贪恋文字以外的世界，但却不能和他一起生活，忍受他的愚蠢。他会变得粗鄙，睡觉会打呼噜。他会结婚，吃早餐时对人温柔又体贴。但他现在还很年轻。直接暴露在太阳的照耀下，雨水的润泽中；当他赤身裸体、浑身发热地在床上翻滚时，月亮的光辉也会轻盈地洒落在他身上。现在，他们乘坐的马车行驶在公路上，他的脸上红一块黄一块。他甩开外套，两腿岔开站着，双手摆好姿势，看着板球场的三住门。然后他还会祈祷，说‘求主让我们赢吧’；他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要赢。
“我要怎样才能和他们一起坐马车去打板球呢？只有伯纳德可以加入他们，但伯纳德迟到了，去不了。他总是迟到。他总是喜怒无常，所以才错过了，这个脾气怎么都改不了。比如他本来在洗手，突然就停下了，说，‘蜘蛛网里有只苍蝇，我是该把它放走呢，还是说让蜘蛛吃掉它？’他的头脑里总是徘徊着数不胜数的困惑，若非这样，他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打板球，躺在草丛里看天空。球一发，他就跳起来了。但是他们会原谅他的，因为他会给他们讲故事。”
“他们去打板球了，”伯纳德说，“我太晚了，赶不上。这些可恶的小男孩们长得也真漂亮，你自己和路易、内维尔都深深地嫉妒着他们。他们都去打板球了，都不约而同地回头看我们。但我并未察觉这些巨大的差异，好比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时，并不知道他们哪个键是黑色，哪个是白色。阿奇轻而易举就可以打出一百分；我呢，有时侥幸可以打中十五分——但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等一下，内维尔，让我说。那些泡泡又像小煮锅底的银色气泡一样升起了；一重又一重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我不能像路易那样，带着近乎残忍的韧性静下心来看书。我必须打开天窗，把这些串联起来的语句都放出去。不管发生什么，我都能将它们联结起来。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语无伦次、杂乱无章的了——你可以在其中发现一条游离的细线，把它们轻轻串联起来。现在，让我来跟你讲一个老克莱恩博士的故事吧。
“祷告结束后，老克莱恩博士大摇大摆地穿过弹簧门走了。此时，他对自己的位高权重是确信无疑的。不可否认，内维尔，他走之后，我们不仅觉得如释重负，也仿佛甩掉了什么包袱似的，好像掉了一颗乳牙。他走之后，现在让我们跟着他，穿过弹簧门，到他的私人公寓里去。让我们来想象他在马厩那边的卧室里更衣的情景吧。他解开了吊袜带（让我们事无巨细、亲密无间地观察他），接下来是一个招牌动作（用这些习语在所难免，但用在他身上，也算恰到好处），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些银币和铜币，随便丢在了穿衣台上。他两手撑着椅子的扶手，想着（这真是他的私事了，所以我们此刻必须洞悉他的想法），是该走过那座粉色的桥回卧室呢，还是不回呢？克莱恩太太正躺在床头的台灯下读着一本法文自传；她的头发散落在枕头上；床头灯玫瑰色的灯光在两个房间之间形成了一座小桥，使它们相连。她读着读着，不禁拿手抹了抹额头，感到十分的自暴自弃和绝望，叹息道，‘我的生活就不过如此了吗？’她是在拿自己和一些法国公爵夫人做比较了。现在，博士开口说话了。他说，两年之内，我就要退休了，我要在西部的花园里修剪一些紫杉木的树篱。我本可能当个海军上将，或者法官，而不是什么校长。究竟是什么，他盯着煤气火炉发问道，肩膀耸得比我们平时看到的还要剧烈（他现在正穿着衬衫呢，记住了），把我搞到这副田地？究竟是哪股强大的力量？他想着，一边掷地有声、气势如虹地发着牢骚，一边看向窗子。这是一个暴风骤雨的夜晚。栗子树的枝桠像耕犁一样上下摆动，星星在它们的空隙中迅速地闪烁。到底是股什么样的善恶之力，让我成为了现在这般？他发问道。他看到椅子腿把一摞紫色地毯柔软的绒面磨出了一个洞，感到很悲伤。于是他坐在那儿，摇晃着背带。编造人们卧室里发生的故事很难。我编不下去了。我捻着一截线，在裤子口袋里摆弄着四五枚硬币。”
“伯纳德的故事一开始让我觉得很好笑，”内维尔说，“但它结尾荒诞，而且后来他还瞪着眼，捻着一根线玩儿，我自己就开始感到孤独起来。他看人并不分明，总是把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混为一谈。所以，我不能跟他讲珀西瓦尔的事。我不能把我荒诞无经的剧烈情感暴露在他这样的同情心面前。他可能还要拿我讲故事呢。我需要找一个头脑清楚得斩钉截铁的人，在他眼里，荒诞的事也可以是崇高的，鞋带也可以是可爱的。我如此迫切地想向人倾泻自己的热情，但我能找谁呢？路易太冷漠、太广博了。我要找的人在这些灰色的拱门之间，哀叹的鸽子群里，一个也没有。这些有趣的球赛、传统活动和竞赛都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为了不让人感到孤独。但当我走路时，依然会有种不详的预感突然向我袭来。昨天，当我穿过那扇通往私人花园的打开的门时，我看到芬威克举着他的球棍，草坪中间的一只茶水壶冒着热气。蓝色的花朵长在一条条长垄上。就在此时，我突然感到了一丝隐晦、神秘的倾慕之情，还有一种盖过了混乱的完整性。我站在这扇打开的门前，神态镇定，意志专注，但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会料想我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供奉给这样一个神灵，然后灭亡、消失。他的球棍落下了；幻象也消失了。
“我应该出门到树林里去吗？我应该离开这些教室和图书室，卡图卢斯的宽边的黄色书页，到树林中去，到田野中去？我应该在榉树林中散步，在小河上徘徊，看榉树的影子在水中交合，像约会的情人？可自然太呆板、太索然无味了。她只有崇高和广阔，只有水面和树叶。但我却开始渴望火焰、私密、还有那个人的肢体。”
“我开始渴望夜晚的到来。”路易说，“当我站在这里，把手扣在威克姆先生办公室带木纹的橡木门上时，我想象自己是黎塞留[6]的朋友，或者圣西蒙[7]公爵，正亲自将一个鼻烟壶递给国王大人。这是我的特权。我的妙语会‘像野火一般燎过宫廷’。就连公爵夫人都充满敬意地把绿宝石从她们的耳坠上摘下来要赏我——但这些念头最好只在黑暗中升起，晚上在我小卧室里的时候。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说着殖民地口音的男孩，拿指关节抵着威克姆先生橡木门板上的木纹。白天里，我丢人现眼，又因害怕别人嘲笑而拿胜利加以掩饰。我是这所学校最勤奋聪颖的学生。但每当夜晚来临时，我都会将这具无人艳羡的躯体放到一边——大鼻子，薄嘴唇，殖民地口音——然后安身在古往今来的时空里。我是维吉尔的伴侣，柏拉图的同行；我又是法国一个大家族的最后一代传人。但同时，我也会逼迫自己摒弃这月光下空虚的妄念，午夜时分的幻想，来到这些带木纹的橡木门板前。现实中的我和想象中的我差距悬殊得可怕，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此生一定要实现——上天保佑这一刻不要太远——这两种极端的宏伟的融合。出于我的苦痛折磨，我要行动了。我要敲门了。我要进去了。”
“我已经撕掉了日历上五月和六月所有的日子，”苏姗说，“七月也撕了二十天。我把它们撕下来，揉成团，所以这些日子就都不存在了，它们对我来说真是个负担。这些过去的颓废的日子，像翅膀枯萎的蛾子不会飞了一样。还有八天。八天之后，我就可以下火车，在六点二十五分的时候站在站台上。我将重获自由。所有这些让我枯萎、长出皱纹的东西——课程表、要求、纪律、规矩，还有按时去这里、去那里——都会四分五裂。当我打开马车的门，看见爸爸戴着他的那顶旧帽子，裹着绑腿，这样的日子就要突然来到了。我发起抖来。我要大哭起来了。第二天早上，我要在清晨时分起床，走出厨房的门，走到荒野上去，鬼魅骑士魁梧的骏马在我身后嘶鸣，一个急停。我要看燕子掠过草丛，我要尽情地到河畔上去玩儿，看鱼儿们在芦苇间穿梭。我的两只手掌上扎着松针。在这里独自度过寒暑的日子里，楼梯上，卧室中，我心里像长出了什么东西似的，一种硬硬的东西。我要在那儿把这东西掏出来。珍妮想被人仰慕，可我不想。我不想别人看到我走进来就充满敬意。我想要给予，想要获得，还想要一片孤独来掏出我的财富。
“胡桃树枝叶摇颤，形成拱门，我回来时就从树下横穿的小道上走过。我路遇一位老妇人，她推着一辆童车，里面装满了枝条；还有一个牧羊人。但我们并不开口说话。我从菜园里走回来，看那包心菜蜷曲的叶子上布满露珠，园里小房子的窗前挂着百叶窗窗帘。我会上楼到我的房间里来，把我的东西都翻个面，小心锁到柜子里：贝壳，鸟蛋，还有奇异的草叶。我要喂我的鸽子和松鼠，到犬舍去给长毛猎犬梳理毛发。如此，我就能把长在身体里的那个硬硬的东西消蚀掉。但在这里，铃声会响起，人们拖泥带水的脚步声没有一刻消停。”
“我讨厌黑暗、睡眠和夜晚，”珍妮说，“躺在床上久久地等黎明到来。要是一周里的每一天都紧紧相连、没有间断就好了，好像一整天一般。我醒得很早——是鸟儿把我叫醒的——躺在那儿，看壁橱上的铜把手随着光线的增强慢慢变得明晰；接着是盆子；然后是毛巾架。房间里的东西一样一样都能看清楚了，我的心跳就加快起来。我的身体变得坚硬，变成了粉红色、黄色、棕色。我的手拂过细瘦的两条腿和身体，触摸到它的一道道斜坡，很细瘦。我爱听铃声在房子里咆哮的声音，它会引发一阵混乱——这里砰地一声，那里啪嗒一声，门被猛烈地摔上，水龙头哗啦啦流着水。白天终于到了，白天终于到了。我的脚一碰到地面就激动地哭起来。今天我可能会受到伤害，会不完美。老师们总是责骂我，我总是因为懒散和大笑受到斥责，真不光彩。可就连马休斯小姐在埋怨我粗心大意、不长记性的时候，我都注意到了有什么东西在动——一副画上的一个太阳光斑，或是驴子在草坪上拉着除草机，月桂丛间驶过的一只风帆——所以我从不感到沮丧。等到我们去做祷告时，就算我在马休斯小姐身后跳舞一般地旋转着，她也不会阻止我的。
“现在，我们该离开学校，换上长裙了。晚上的时候，我要戴几条项链，穿无袖的白裙子。光彩熠熠的房间里举办着派对；会有一个男人对我另眼相看，告诉我他从未告人的秘密。比起苏姗和萝达，他会更喜欢我。他会在我身上发现一些特质，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但我不会让自己只依赖一个人。我不想一成不变，不想受人束缚。一天即将破晓，我坐在床沿，两只脚晃来晃去，战栗着，颤抖着，像那树篱中的叶子。我有五十年、六十年可以消遣。我人生的宝藏还没有开启，这只是一个开端。”
“还有无穷无尽的小时，”萝达说，“在我熄灯、悬浮一般地躺在床上，躺在世界的上方之前；在我让一天落幕之前，在我让树苗生长之前——它的枝叶在我头上颤抖，形成绿色的顶篷。可在这儿我没法让它生长。总有人从中经过，他们打扰我，质疑我，然后把它推倒。
“现在我要去浴室脱鞋洗澡了。当我洗头发时，弯腰把头伸到盆子上方，俄罗斯皇后的面纱就会垂在我的肩膀上。皇冠上的钻石在我的额头上格外耀眼。我到阳台去时，听到一群暴徒大呼小叫的声音。于是我用力擦干了手，那位小姐（她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就不会怀疑我甩手时是在向一群暴徒挥舞我的拳头了。‘我是你们的皇后，子民们’，我是不愿意屈就服从的。我无所畏惧。我征服一切。
“然而这只是一个薄如蝉翼的梦，这棵树也像纸一样弱不禁风。朗博小姐带来的一阵风把它吹倒了。就连我看到她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时候，我心中的梦都会被击得粉碎。它并非坚不可摧，也没有让我心满意足——这个皇后的梦。梦碎了，只留我一个人在走廊里颤抖得厉害。一切都变得更黯淡了。我现在要去图书馆借几本书，我要阅读，翻阅；然后再阅读，再翻阅。这里有首写树篱的诗。我要沿着树篱漫步，采花——绿泻根、月色一般的桂花、野玫瑰、斗折蛇行的常春藤。我要捧着它们，放到闪着光的桌面上。我要坐在小河微微发颤的边缘看水中的睡莲，它们舒展又明朗，泛着水光、映着月光，照亮了树篱上悬垂的橡树。我要把花朵编成花环，捧在手里，献给别人——哦，可献给谁呢？我生命的河水中有一道阻障，令溪流经过时痉挛一样弹起水花；水面中央泛起皱纹与之对抗，像打结了一般。哦，这真叫人痛苦，叫人苦恼！我昏厥了，我溃败了。但我的身体融化了，我从前被禁锢的身体打开了，发出炽烈的光芒。这条溪流激烈地向深处俯冲着，滋养着，润泽着，冲开蔽塞，冲击着那些紧紧纠缠的障碍，肆意漫延开来，获得解脱。这条在我呼吸着的温暖身体中涌动的溪流要交付给谁？我要将我的生命之花采摘汇集——哦，可献给谁呢？
“水手们结队漫步走过，还有那些散发着爱欲的情侣。公共汽车沿着海边朝小镇开去，发出叮当的碰撞声。我会给予；我会变得丰盈；我要把这种美还给这个世界。我要把手中的花朵编成花环，捧在手里、伸出臂膀、向前迈步献给别人——哦！可献给谁呢？”
“今天是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天，”路易说，“对内维尔，伯纳德还有我来说，都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收下了老师们传授的所有东西，不论它是什么。他们为我们介绍了这个世界，把我们领到它面前。他们留下来，而我们却要走了。在所有人中，我最敬畏那了不起的博士。他蹒跚着在一张张课桌之间走过，给我们分发装订好了的霍勒斯作品集、丁尼生诗集、济慈全集和马修·阿诺德[8]全集，都言辞妥帖地题了字。我敬重他这双分发作品集的手。他说话时，言词充满坚定的信念。对于他来说，这话是真的，但对我们来说却不是。他低沉粗哑的声音饱含着深情厚谊，语气强烈，但措辞温和体贴。我们就要离开了，他告诉我们说道。他告诫我们‘行动要像大丈夫’[9]。（不论是出自《圣经》还是《泰晤士报》的句子，在他口中都一样充满威严。）有些人会听从他的话，有些人不会。有些人再也不会见面。内维尔、伯纳德和我也不会在这里见面了。生命会将我们分开，但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关联。我们无忧无虑的孩童时光结束了。但我们之间已经锻造了某种联结。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继承了这里的传统。这些石板路已经历世了六百年，这些墙上刻着的都是一些军官、政客还有郁郁寡欢的诗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会被刻在其间）。愿上帝保佑这些奠定我们的传统，保卫我们的安全，还有制定这些政策条例的人们吧。我对你们这些穿黑袍的人充满了感激，还有这些已故的人，是你们引领了我们，保卫了我们；可是，问题究竟还没有解决，差异也依然存在。花儿们愤怒地仰头伸出了窗子。我看到了野鸟，而我心中喷涌的脉搏比最狂野的飞鸟还要疯狂。我的眼神是狂野的，我的嘴唇是紧闭的。鸟儿飞翔，花朵起舞，但我始终听到海浪拍岸的沉闷声响，被链条束缚的野兽在海滩上顿着足。咚，咚，它跺着脚。”
“这是最后一场典礼了，”伯纳德说，“这是所有典礼中的最后一场了。我们都被一些奇怪的情绪所笼罩着，头脑不甚清楚。举着旗子的卫士就要吹响他的口哨了；冒着蒸汽的火车下一刻就要出发。在这种场合下，一个人肯定会有所感慨，肯定会想说点什么；心里已经准备好了那要说的话，可却嘟着嘴。那时，一只蜜蜂随风飞进来，在将军妻子，汉普丹夫人手中的一束花旁嗡嗡作响。她正不停地嗅着那束花，以示对送花人的感激。要是那只蜜蜂叮了她的鼻子一下会怎样？我们都被这些典礼深深地感动，但心中都并没有十分的虔诚；又有忏悔之情，又很想它快点结束；又不愿分离。这蜜蜂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它散漫轻盈地飞动着，好像在鄙薄我们强烈的情绪。它到处乱窜，依稀发出嗡嗡的声响，停在那束康乃馨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会再见了。我们的有些快乐再也不会有了，比如我们想睡觉就可以睡觉，想熬夜就可以熬夜，但我再也不需要偷藏蜡烛头来看些不符合道德规范的闲书了。那只蜜蜂又去绕着了不起的博士的脑袋嗡嗡转了。看拉朋特，约翰，阿奇，珀西瓦尔，贝克和史密斯——我多么喜欢他们啊。我只认识一个疯癫无状男孩子，也只讨厌过一个男孩子。事后想想，我还挺喜欢和校长一起吃的那餐难吃至极的早餐的，有吐司和橙子酱、柠檬酱。只有校长一个人没注意到那只蜜蜂。它要是停在了他鼻头上，他估计会豪放地挥一挥手把它弹走。他开了一些玩笑，声音已经开始嘶哑了，但也不甚明显。然后，我们就得到允许可以走了——路易，内维尔还有我，再也不用坐在这张餐桌前了。我们拿着那些抛过光的亮晶晶的书本，上面题着一行细小的颇具学院风范的草书。我们站起身，四散开去，好像获释一般没有了压力，也不再在意那只无关紧要的蜜蜂了——这只昆虫好像受到了冷遇一般，飞出窗外消失不见。明天我们就走了。”
“明天我们就要分开了，”内维尔说，“我们的行李箱就在这里，马车就在门外。珀西瓦尔戴着他宽边低顶的毡帽。他会忘记我。就算我给他写信，他也会甩给他的枪和狗子，不回我的信。要是我给他写诗，他或许会寄回一张图片贺卡。但正因如此我才爱他。我要提出和他见面——在大钟下，在哪里的一座十字架旁；我会在那里等他，他却不来，但正因如此我才爱他。他从我的人生中穿堂而过，不会注意到我，几乎完全无法察觉到我对他的爱。但令人无法置信的是，我在此之后也会喜欢其他人；这将是一段离经叛道、不顾后果的冒险，而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虽然我受不了博士装腔作势的辞藻和浮于表面的感情，但我感到那些我们已经隐隐察觉到的东西渐渐靠近了。我可以自由进入芬威克举起球棍的那座花园了。那些曾经鄙视过我的人也将承认我君王一般的权威了。但由于我生命中那些秘而不宣、不可告人的法则，只拥有君王一般的权威和权力是不够的；我要永远拉开那些遮遮掩掩的隐秘之帘，听人们在里面窃窃私语。如此这般，我就可以犹疑不定、但情绪高昂地走下去了；我十分畏惧那些难以承受的痛苦，但我坚信在这趟历险中，胜利势必会跟随在巨大的痛苦之后。最后，我肯定会认清自己的欲望。现在，我最后看了一眼这看似虔诚的学校创始人的雕像，几只鸽子落在他的头旁。每当手风琴在小教堂里演奏呻吟时，它们就绕着他的头打转儿，把它变得雪白。就这样我上了火车；当我在车厢里找到之前预约的座位坐下来时，我会拿一本书挡住眼睛，挡住我流下的一滴泪水；我挡住眼睛观察别人；偷窥他的脸。这就是暑假的第一天了。”
“这就是我们暑假的第一天了，”苏姗说，“但它还未开启，像一幅画一样完好地卷起。不到晚上我下火车踏上站台的那一刻，我是不会把它打开看的；不到我闻见田野上鲜翠凛冽的空气，我甚至都不会闻一下它。好在现在，这些田野已经不是学校的场地，这些树篱也不是学校的树篱了。这些田野里的人都在做些真实存在的事情，他们把推车装满稻草；那些也是真正的奶牛，不是学校的奶牛。但我似乎还能闻到学校走廊里清洁剂的味道和教室里的粉笔味儿。门和柜子那装着亮闪闪的玻璃、一块一块啮合着的企口板还在我眼前。我一定要等到我看见田野和树篱，森林和牧场，为修建铁道而切开的陡峭的斜坡，点缀其间的金雀花灌木，铁轨旁边行驶的卡车，隧道，郊区花园里出来洗衣服的女人们，然后又是一大片田野，孩子们挂在大门上荡秋千。看到如此景象，我憎恨的学校生活才能被彻底覆盖，被深深掩埋。
“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在伦敦待一个晚上了，也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到学校里上学了。偌大一个火车站里，任何声音都空洞地隆隆地回响着。天光就像被遮阳蓬筛过一遍那样暗黄。珍妮住在这儿，她牵着狗，在人行道上散步。可在这儿，人们都着急忙慌地走路，默无声息。他们除了店铺的橱窗之外，什么都不看。就连他们的脑袋上下抖动的幅度都一样。电缆串联着一条又一条街道。房子上布满玻璃窗，拿彩带和花环装点得耀眼。每个房子都有前门，门柱和白色的台阶，窗帘都缀着花边。但我现在已经离开伦敦、来到城外了；田野又开始蔓延；窗外出现房屋，洗衣的女人，然后又是树林和田野。伦敦已经合上了她的面纱，消失了，瓦解了，崩塌了。石炭酸消毒液和松油的气味也无影无踪了。我闻到了谷物和芜菁的气味。我解开了用白棉线系着的一个纸袋，鸡蛋壳滑到了我膝盖之间的缝隙里。现在我们经停了一站又一站，打开了一罐又一罐的牛奶。女人们互相吻别，帮彼此拿着篮子。我把身体伸出窗外，让空气沿着我的鼻子和喉咙冲下去——清泠的空气，咸咸的，带着芜菁田的气味。那远处的就是我爸爸了。他背对着我，正和一个农夫说着话。我颤抖起来，哭泣起来。这就是我那穿着绑腿长靴的爸爸了。这就是我的爸爸。”
“我坐在角落里，又舒服又暖和，火车正往北走，”珍妮说，“快车咆哮着行进，但它行驶得如此平稳流畅，窗外的树篱都仿佛被拉平了，山丘也好像延长了一般。我们飞快地驶过轨道旁的信号箱；大地都好像轻轻地晃动着。远方的路看起来像一个永恒的点；行进中的我们始终不停地把这个点冲撞开来。电线杆不停地立起来；一个倒下了，另一个就起来。现在火车鸣笛驶入隧道。一位绅士打开了窗子。我在沿隧道排列的闪闪发光的玻璃上看到了车厢内的倒影。他把报纸往下压了压，冲着玻璃上我的倒影笑了一下。他这么盯着，令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摆起姿态来。我的身体有它自己的生活。现在，黑漆漆的玻璃窗又开始发绿了。我们驶出了隧道。他读着报纸。但我们的身体已经交换了对彼此的赞赏。有一大群身体聚集在一起，我的身体被引见了进去；它已经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放着一把镀金的椅子。看——这座别墅所有的窗子和它们的白色纱帐窗帘都在跳舞；坐在麦田树篱中的男人把蓝色的手帕扎在头上，他们也有和我一样的激情和狂喜。当我们路过时，他们其中一个向我们挥了挥手。别墅的花园里有树荫和凉棚，一些只穿着衬衫的小伙子们站在梯子上修剪玫瑰。有个人骑着马快跑过田野。火车路过时，他的马飞奔了起来。马上的人回过头来看我们。然后，火车就又呼啸着冲进了一片黑暗中。我靠在了椅背上，任凭自己脑中充斥着狂热的念头；我想，在隧道的尽头，我走进了一个点着灯的房间，房间里有椅子；我瘫坐进了其中一把椅子里，我的裙子在风中轻轻飘荡，人们露出欣羨的眼神。但我抬头一看，却看到一个面露酸色的女人，好像怀疑我正在意淫一般。我于是没好气地当着她的面关上了身体，像收起一把遮阳伞一样。我可以随意开合我的身体。生活终于开启了。现在我已经走进了人生的宝藏。”
“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萝达说，“现在，火车驶过这些红色的岩石，碧蓝的大海。过去的这个学期，在我身后尘埃落定一般凝结成一个形状。我看到它是有色彩的，六月是白色的。我看到草野上开着白色的雏菊，还有人们穿的白色连衣裙。网球场上画着白色的边界。除此之外还有风吹过，雷声轰鸣。一天夜里，一颗星星从云层中穿过，我对这颗星星说，‘毁灭我吧’，那是仲夏夜，是我在花园派对上蒙羞之后。七月是云朵和风暴的颜色。七月中旬时，我手拿一个信封去给别人送信，半道在庭院里看到一个了无生气、糟糕透顶的灰色水坑。我来到了水坑边上，但过不去。我手足无措，说了句，我们可真没用，然后就摔倒了。我像一根飘零的鸿毛，被风裹挟着吹过隧道。我忐忑地把一只脚迈了过去，手扒在一面砖头砌成的墙上才走了过去。回来的时候，又提心吊胆地过了水洼，感到非常痛苦。它灰沉沉的，散发出死尸般枯槁的气息。而这就是我正在经营的人生。
“所以我对暑假感到很疏离。生活拖曳着它漆黑的羽毛浮出水面，间或还会突然带来一些惊吓，像突然跳起的老虎。我们都依赖于它存活，绑缚在它之上，像骑马时身体紧贴在野马背上。但我们发明了一些办法来填补这些细小的缝隙，粉饰这些深深的裂纹。这儿有个售票员，这儿坐着两个男人，三个女人，篮子里卧着一只猫，我呢，手肘撑在窗台上——就是此时此刻。我们随着火车前行，在絮絮私语的金黄色麦田中仓皇逃离。麦田里的妇人们在锄地，她们即刻就被我们抛在身后，应该感到很惊讶吧。火车重重地迈着步子前行，呼哧地喘着气，越爬越高。终于，我们来到了荒野的最高处。这里只有几群野山羊，几匹鬃毛不洁的小马；但我们却能够舒舒服服地坐在车里，有桌子放报纸，还有小圆架放水杯。这些设施一路跟着我们来到了这荒原的顶端。现在我们来到山顶了。寂静在我们背后趋近。如果我回头，视线越过那枚光头往后看，甚至都可以看到寂静已经如此迫近，云朵的影子在空荡荡的荒野上追逐嬉戏。寂静逼近了，笼罩着我们这些转瞬即逝的过客。我说的这些就是当下这一刻，我们暑假的第一天。这就是那只逐渐显现出真面目的怪兽的一角，可我们都依附在它的身上。”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路易说，“我悬而未决，无依无靠。我们现在毫无价值，正在一辆穿越英格兰的火车中。英格兰在窗外一闪而过，瞬息万变，山丘，树林，河流，柳树，然后又重返城镇。我无处可去。伯纳德和内维尔，珀西瓦尔，阿奇，拉朋特和贝克他们要去牛津，或者剑桥，去爱丁堡，去罗马，巴黎，柏林，或者一些美国的大学。可我却一片茫然，我要去茫然地挣钱了。一片惨淡阴沉的影子，一声尖锐的重音笼罩着这片金黄色的麦芒、深红色的罂粟花，笼罩着这片摇曳的麦田；麦浪的波纹直荡到田野的边界，但它从不会漫出这边界。今天就是我新生命的第一天了，一个冉冉升起的车轮上的又一根条幅。但我的身躯像飞鸟的影子一般流离失所。我若不强迫自己的脑袋保持清醒，就会像草坪上那些转瞬即逝的影子一般，不一会就要衰退了，黯淡了，在林子的边缘消失无踪了。此时此刻，我逼迫自己表达什么，哪怕是一行未被写下的诗也好，来记录这一刻，这迢迢历史中短暂的一刻；这历史发迹于埃及，那时还是法老的时代，女人们携着红色水罐去尼罗河边打水。我好像已经活了好几千年。但如果我现在闭上眼睛，如果我无法意识到过去和现在的交汇点就是现在——此刻，我正坐在一节三等车厢中，周围全都是回家过暑假的男孩子们——那么这一瞬间的画面就仿佛从人类历史中被骗走了一般。如果我现在因为懒散或怯懦而睡过去，沉浸在对过去历史的遐想中，沉浸在黑暗里，人类历史那原本能够洞悉我的眼睛就会闭上；或者它会默许我就这样睡去，就像伯纳德默许由他讲故事一样；或者它也会自吹自擂，像珀西瓦尔，阿奇，约翰，沃尔特，莱索姆，拉朋特，罗珀，史密斯那样——吹嘘自己的永远是这几个名字。他们说着大话，除了内维尔。内维尔会时不时往一本法国小说的书脊上瞟一眼，然后溜进一个点着炉火、有舒服靠垫的房间里。这里有很多书，还有一个朋友——我斜靠在柜台后的一张办公椅上。这时我的内心就怀恨、嘲笑起他们来。我羡慕他们的生活可以继承那些正统的道路，在老紫杉树荫下玩耍，而我却和东区贫穷的伦敦佬、打工仔们厮混在一起，在街头奔走操劳。
“现在我如灵魂出窍一般，思绪飞过田野，无处栖落——（这儿有一条河，有个人在垂钓，这儿有一个建筑物的尖顶，一个村落街道上的小旅馆安着弯弯的弧形窗）——这一切看起来都奇异晦暗、不真实。这些辛酸的念头，这样的嫉妒，苦涩，在我心中是无处栖宿的。我是路易的灵魂，朝生暮死的过客，梦境控制着我的脑海——清晨的公园里，花瓣飞入不可测的深渊，鸟儿鸣唱。我急忙跑去，拿孩童时代的清泉溅了自己一身。它薄薄的面纱纤微地颤动。但被链子困住的巨兽还在海岸上顿足，顿足。”
“路易和内维尔，”伯纳德说，“他们都很沉默，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他们都觉得其他人仿佛隔了一道墙似的疏离。但只要我身旁有人陪伴，马上就能滔滔不绝起来，像炊烟结成的环一样一个又一个升起——辞藻就是这样从我嘴中一连串儿翻着花跑出来的，好比谁划了一根火柴，然后什么东西烧了起来。一个看起来很有钱的老人上了车，他是个游客。我当时就想靠近他；其实，我本能地反感他的模样，他很冷漠，在我们一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但我相信人是不能脱离群体的。我们都不是孤身一人。同时，我也希望能够丰富我对各种人生活本质的观察，这很珍贵，我还要把他们修订成集。我的集子卷帙浩繁，涵盖各种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们。不论房间里、火车车厢里出现了什么人，我都会把他们装进脑子里，就像人们把自来水笔放进墨水瓶里灌墨水一样。我做这件事情的渴望无休无止，贪得无厌。现在，我似乎就感知到了一些细微的、几乎不可能被察觉到的迹象；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它，那就过会儿再解释——这位老人强烈的防御意识已经开始消融了。他的孤独已经出现了裂纹。他说了一句什么关于乡下大宅子的话。这时，第一个烟圈就从我口中冒出来了（有关麦子的），绕着他打转儿，邀请他加入我们的对谈。人的声音能让人消除防备——（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是相互连结的）。我们稍微热切地聊了几句关于乡下房子之类的话，他就变得光彩焕发起来，仿佛变成一个真实的人了。他很宠自己的妻子，但并不是个忠诚的丈夫；是个小建筑商，手下有几个人；在当地社团中是个有地位的人；已经是个议员了，以后没准儿能当个镇长。他戴着一个吊坠，用珊瑚做的，非常的花哨，像一颗复锯齿被牙根撕裂成了两截，挂在表链上。像他这样的人叫沃尔特·J·特朗布尔应该很合适吧。他和妻子曾搭一艘商船去过美国，在一家逼仄的旅馆住了间双人房就用掉了他一个月全部的工资。他的门牙镶着金。
“我确实没有什么思考问题的天赋。什么事情我都需要眼见其实，只有如此我才能真实地感受世界。但是，一个好句子在我眼里可以是一个独立的存在。我依然觉得最好的词藻必定要在孤独中诞生。它们最终需要一种冷却，这是我无法给予的。我总是喜欢漫不经心地说一些温暖的、别人可以回应的话。即便这样，我的方法也是有过人之处的。这位特朗布尔先生如此粗俗不堪，令内维尔感到嫌恶恐慌。路易呢，拿眼神瞟了他一眼，像一只轻蔑的仙鹤一般徘徊踯躅着，像拿着一副糖钳夹糖一样捡择着该说的话。他的眼睛——狂野，好像在大笑一般，绝望——确实表达了一些我们从未琢磨、思考过的东西。内维尔和路易都有一种一丝不苟、洞悉毫厘的态度，这也是我佩服、却永远学不会的。现在，我意识到我要开始收拾东西了。我们来到了几条铁轨的交叉口，我就要在这儿换乘了，搭上前往爱丁堡的火车。我到现在都没有接受这个消息的确切性——它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像一枚纽扣，一枚小硬币。现在这个乐呵的老伙计又来查票了。我刚才是有票的——刚才我确实有张票。没关系。我要么把它找出来，要么找不出来。我仔细地检查了钱包，看了看全身的口袋。我每时每刻都在搜刮能够完美呈现此时此刻的词句，但总有这些琐碎的小事来打断这个过程。”
“伯纳德走了，”内维尔说，“但他没有票。他说了句漂亮话，从我们身边挥了挥手逃跑了。他和马饲养员说话，和水管工说话时就像和我们说话一样轻松。水管工热情地和他攀谈起来。‘他要是有那么个儿子，’他会想，‘他会不遗余力送他去牛津大学念书的。’可伯纳德又是否会对那个水管工人感同身受呢？抑或他只不过想找个人来延续他那一直自言自语的故事？他小时候喜欢把面包揉成一个个小球的形状，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讲故事了。这个小球是个男人，那个小球是个女人。我们都是小球。我们都构成了伯纳德故事中的词藻，他在笔记本的A栏或者B栏底下写着的东西。我们的故事从他嘴里讲出会有一种极不寻常的理解，但他却唯独无法理解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到的事物，因为他不需要我们，也从来不会任由我们摆布。现在他正在站台上朝我们挥着手呢。火车已经开走了，他没有搭上换乘的火车，因为他的票丢了。但是没关系，他会跟酒吧里的女招待讲人类命运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走了，但他已经把我们给忘了；我们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我们的火车继续前行了，但一股不舍的情绪依然在我们身体里游荡，一半苦涩，一半甜蜜，因为他丢了票，带着他那还未完结的故事与这世界搏击，多少是让人同情的：但人们也会喜爱他。
“现在，我装模作样地看起书来。我举起书本，让它几乎挡住我的眼睛。但周围有饲马员和水管工，我是看不进去书的。我没有取悦自己的能力；我对那个人一点都欣赏不起来，他也不仰慕我。让我至少对自己诚实吧；让我谴责这个无关紧要、微不足道、自我满足的世界，谴责这个马鬃做的座位，还有这些海港码头和游行列队的彩色照片。眼见这自鸣得意、平俗庸常的世界，我恨不能尖叫出声来；表链上挂着珊瑚饰物的饲马员就是这个世界的产物。但我有某种特质可以将他们彻底毁灭。我的笑声可以让他们在座椅上坐立不安，在我面前发出痛苦的嚎叫。不，他们永生不死，他们是胜利者。他们让我无法在三等车厢里一直阅读卡图卢斯。他们把我逼得十月份的时候躲进一所大学里，我会在那儿成为一名教师，和校长们一起去希腊，在帕特农神庙的断壁残垣中讲课。养马、在乡下那些红顶小别墅里生活，肯定好过像蛆虫一样在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10]的颅骨间钻来钻去，娶一位品德高尚、上过大学的妻子吧——但这就是我今后的命运，我必须要经受这些苦难了。我才十八岁，就能够像这样地蔑视别人，那些养马的人应该会恨我吧。然而这就是我的胜利了；我不会屈服；我不会退缩；我有正统的口音，也不会像路易那样老是顾及别人会怎么看‘我爸爸是个布里斯班的银行家’这件事。
“现在我们的火车正在慢慢靠近文明世界的中心地带。熟悉的大燃气罐浮现在眼前。公共花园里沥青小道交横，情侣们恬不知耻地躺在灼热的草坪上接吻。珀西瓦尔应该已经快到苏格兰了吧，他坐的那班火车开过红色的荒原；他远望见边境一带绵延的山丘和古罗马长城。他虽然只阅读过一本侦探小说，但却懂得一切。
“当我们靠近伦敦——这个世界的中心的时候，火车开始减速，缓慢地前行。我的心也快溢了出来，又害怕，又高昂。将要迎接我的是什么？在这些来往的邮车、忙前忙后的搬运工、还有这些忙不迭叫出租马车的蜂拥的人群中，将有怎样不同寻常的冒险等待着我？我感到自己又微小，又迷茫，但依然兴致高昂。火车轻微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我要让别人先下车。在融入这片鼎沸的人群，嘈杂的混乱之前，我要再安静地小坐片刻。我不会预想未来是什么样的。巨大的轰鸣声充斥着我的耳畔，它们在这片玻璃棚顶下涌动着，回响着，像激涌的海浪。我们被扔在了站台上，拎着手提包，像潮水一般被卷得四散而去了。我的自我意识几乎要崩塌了；一起崩塌的还有我的轻蔑之心。我融入了人潮之中，被扔在了地上，又被抛向天空。我迈向了站台，手中紧紧地握着我所有的行李——一只手提包。”
[1] 维吉尔(Virgil)，古罗马诗人（公元前70-前19年）。（译注）
[2] 卢克莱修(Lucretius)，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公元前约99-前55年）。（译注）
[3] 卡图卢斯(Catullus)，古罗马诗人（公元前约87—约54)。（译注）
[4] 蒲柏（Pope）十八世纪英国诗人（1688-1744）。（译注）
[5] 德莱顿（Dryden）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1631-1700）。（译注）
[6] 黎塞留（Richelieu），法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1585－1642）。（译注）
[7] 圣西蒙（St Simon），法国政治家、作家（1675—1755）。（译注）
[8] 霍勒斯（Horace），英国作家（1717-1797）；丁尼生（Tennyson），英国诗人（1809-1892）；济慈（Keats），英国诗人（1795－1821）；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英国诗人、评论家（1822-1888）。（译注）
[9] 出自《旧约》中《撒母耳记》（上篇第四章）。（译注）
[10] 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Sophocles, Euripides），古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二。（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