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 道德协调
在本章的引言中曾提到，自主经营的思想为那些既想结束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又想抗拒资本主义的人提供了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能。类似的思
考和政治考虑使得某些社会主义流派将注意力转向道德协调［→6.6］。自主经营的政策许诺要建立自治机制，这就有必要提一下社会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许多人希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组织和其他机构能够无私地彼此自动协调，而不需要依靠政府强制或者物质利益刺激。①集体组织的代表们可以通过协商形成一致的计划意见。
但事实上，苏联或许多经典社会主义国家都未曾真正认真地去尝试应用这一概念，它们都毫不犹豫地把协调职能交给了官僚机制。在中国，对自发式的相互协调机制的憧憬曾是毛泽东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②不过，中国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也很少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
在改革体制下，作为先驱者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下列情形；在20世纪70年代，经典社会主义下关于自发方相互协调的各种观念与自主经营一起蜂拥而至。改革的设计师们认为自下而上建立自发性的经济单位联盟是非常重要的。最小的单元是“联合劳动者基层组织”以及由它们组成“联合劳动者组织”，然后再由此构成更高水平的“联合劳动者综合组织”。最后一层将聚集为“工人委员会”，然后依次再放置在更高水平的“商会”中（通常是每个共和国都有一个这样的商会）。③不过，完全相同的结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名称，再加上生产单位只能合并到这些组织中，一切就其本身而言，会让人们得出以下结论：它们不可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发成立，而且结构设计还要由中央来规划。所有这些明确表明：尽管在新机构所采用的术语反映了自发形成联盟的观念，但它与真正的自发性联盟毫无关系。④
赞成改革的观点认为自治单位以及由它们组成的各种联合和联盟之间能够在各个层次上彼此密切协商，并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任务共识。这样一个最全面的协议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社会契约”。因此，它能够创
①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蒲鲁东，他曾这样写到（1867—70，2：414，6：92—93）：当一个人
自我意识被唤醒后，他就不再需要外部的纪律约束。经济结构可以建立在相互依存（mutuelisme）之上。马克
马克思为此对蒲鲁东进行了强烈批评。
②这是毛泽东思想吸引西方新左翼知识分子的观点之一。比如见J．Robinson（1969）。③见L．D．Tyson（1980）和J．P．Burkett（1989）的研究著作。
④关于南斯拉夫这
最好的描述和评论可参见A.Ben-Ner和E.Neuberger （1990），副标题是“南斯拉夫看得见的手和协商编制计划”
造出一—种独特的协调模式。协议的产生既不是通过中央指令（就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官僚特征），也不是基于价格和买卖条件洽谈（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市场特征），而是由社会责任和相互自愿帮助所推动的。因而，这种社会各层级最广泛的谈判过程应当被视为是一种道德协调机制。
事实上，很少通过法令将这一人为观念强加于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人理会所谓的“社会契约”，在它的背后，上级机关和买卖双方通过官僚机制和市场力量对经济活动施加着巨大的影响。与官僚和市场协调机制的强大相比，道德协调的软弱便显露无疑。
让我们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道德协调在其中出现）来做个鲜明的对比：20世纪70、80年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慈善运动和协会。它们在经典社会主义下是被禁止的［→6.6］，而且不是通过政府或官方群众组织成立的。它们是自下而上、主动自发产生的，藉以履行明确的特定任务。举例来说，匈牙利数十年来都否认贫穷的存在，一些知识分子团体在20世纪70年代意识到，其实社会中有很大比例的人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因此，成立了半非法的慈善组织—扶贫基金会，并且发现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匈牙利还出现了帮助匈牙利人逃离罗马尼亚的慈善行动。第一种慈善组织如今在苏联也已经出现。①
此外，还出现了各种从事慈善事业之外的其他社会工作的组织团体：如环境保护、安排停车场和帮助老年人等等。每个社会都蕴藏着潜在的自治力量，只要消除了官僚阻碍，人们愿意为了崇高的道德事业而献身。道德协调机制无法履行基本的社会（包括经济）控制职能，但它们可以发挥必要的辅助作用，从而使经济更平稳地运转，让人们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