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的压力
无形的压力[1]
妻还酣睡着，呼吸均匀有力。她的嘴半张着，似乎想绽出一丝微笑或者说句什么话，在使人平静的被子下面，她年轻丰满的胸脯柔和地隆起。窗口露出最初的晨曦，但是冬日的黎明晨光熹微。日夜交错时半明半暗的光芒游移不定地在酣睡的万物之上涌动，掩盖着它们的形体。
费迪南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往往工作做了一半，会突然抓起帽子快步走出屋子，到田野里去，越走越快，越跑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在陌生地区的不知什么地方站住，双膝索索发抖，太阳穴的脉搏突突直跳，或者他在热烈的谈话中间，突然抬头凝视，再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别人提的问题，非得使劲控制自己才能收住心神。或者晚上脱衣服时他会走神，把脱下的鞋拿在手里发愣，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直到妻子叫他，或者靴子突然骨隆隆地掉到地上，他才悚然惊醒。
他此刻刚从有些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觉得有些寒意。他不由自主地把双肘紧贴身体，好暖和一些。眼前山坡下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平时从他那建在高处的小屋远眺，苏黎世湖宛如一面磨光的镜子，倒映出天上匆匆驰过的片片白云。今天在湖面上涌动着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泡沫。他的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一切全都潮湿、昏暗、滑溜、灰暗。树上滴下水珠，梁上渗出潮气，渐渐从雾气中升起的世界，就像一个刚从洪流中逃出的人，身上还一串串地往下滴水。透过浓雾，传来人声，咕噜咕噜，沉闷模糊，犹如溺水者的痰喘。有时也传来铁锤敲打的声音和远方教堂的钟声。平素如此清朗的钟声此时听上去湿淋淋的，像是锈铁的响声。在他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潮湿的黑暗。
他觉得寒气袭人。可他仍然站着，双手更深地插在衣袋里，期待着雾散天晴，一览无余的景色。浓雾犹如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往上卷起，他感到无限眷恋山坡下这可爱的景致，他知道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被清晨的雾霭遮盖，那美丽景色明晰清楚的线条平时使他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多少次，由于心烦意乱他走到这窗前，从眼前平和宁静的景色找到慰藉；对岸的房屋，亲切友好地一幢挨着一幢，一艘汽艇轻巧安稳地分开澄蓝的水面，一群海鸥，欢快地在湖岸的上空飞翔，从红色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像弯曲的银线冉冉上升，飘入连续不断的午间钟声，所有这一切如此明显地告诉他：和平！和平！他分明了解这个世界的疯狂，竟然会一反常态，相信这些美丽的标记，他竟然会因为这新选择的故乡而有好几小时忘记了他的故国。
几个月前，他为了逃避这个时代，逃避周围的人，从正在交战的国家来到瑞士，感到他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这里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这里的景色使他心绪宁和，那纯净的线条和色彩呼唤他去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每当眼前景色幽暗，就像在这破晓时分，浓雾把他眼前的一切全都遮盖之时，他总感到自己已和从前判若两人，并且又有动力推他向前。这时他心里突然对一切在山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对他故乡的人们，对那些也是这样沉没在远方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命运有着无限的同情，无限渴望和他们紧密相连。
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教堂钟楼的钟敲了四下，然后为了报时，又以更清亮的声音，敲了八下，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置身于高塔的尖端，说不出的孤独。眼前是广袤的世界，他的妻子在身后她梦乡的黑暗之中。他内心深处萌生强烈的欲望，想撕破雾气筑成的这道柔软的墙壁，到个什么地方去感受自己确已醒来，生命确实存在。他仿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射向远方，他觉得在村子尽头，在坡下灰蒙蒙的一片之中，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道路一直向上延伸，通向山冈，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挪动，是人还是动物。很小的形体为薄雾所遮盖，走了过来，他先是感到一阵喜悦，除他以外居然还有人醒着，可同时也感到好奇，焦急、病态的好奇。那灰色的形体现在向前移动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通向邻村，或者通到山上：那陌生人似乎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吁了口气，然后慢悠悠地沿着羊肠小道登上山来。
费迪南感到一阵不安。这陌生人是谁，他问自己，是什么无形的压力驱使他离开他昏暗的卧室的温暖，像我一样，走出门去，踏入这清晨的寒冷？他是要到我这儿来？他想找我干什么？现在，近处雾已稍散，他认出来了：这是邮差。每天早晨，钟敲八下，他就爬到这山上来。费迪南知道是他，也想象得出他那木然的脸，蓄着水手的红胡须，须根已经变白，还戴着一副蓝眼镜。他姓鲁斯鲍姆[2]，而费迪南则管他叫“鲁斯克纳克”[3]，因为他动作生硬，神态俨然。这个邮差总是把那黑色的大包威严地往右边一甩，然后庄重地把信件交给人家。看到邮差一步一步地迈步登山，把邮袋挎在左边，努力迈动短腿，神色相当凝重地走着，费迪南不由得想笑。
可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双膝直哆嗦。举到眼睛上的手像瘫痪了似的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几个礼拜的不安，又一下子涌来。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正向他走来，一步一步地，是冲他一个人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打开房门，从他酣睡着的妻子身边溜过去，急急忙忙地走下楼梯，沿着两旁都是篱笆的小道迎着来人走下坡去。在花园门旁，他碰上了邮差。“你有……你有……”他连说了三次才把话说出口来，“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吗？”
邮差抬起沾满雾气的眼镜看看他。“是的，是的。”他猛地一下把黑邮包向右边一甩，伸出手指——因为在寒雾中冻得又湿又红活像粗大的蚯蚓——在信件中掏摸，费迪南索索直抖。邮差终于把信掏了出来，一个褐色的大信封，上面印着“官方文件”四个大字，下面是他的姓名。“请签字。”邮差说道，舔湿复写笔，把登记簿递给他。费迪南很快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由于激动，字迹无法辨认。
然后他抓过那只又红又肥的手递给他的那封信。但是，他的手指如此僵硬，信件从指间滑落，掉到地上，掉进湿土和潮湿的落叶之中。他弯下身子去捡信，一股霉烂的恶臭直冲他的鼻腔。
就是那件事。现在他知道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了：就是这封信。他违心地期待着从荒唐、粗野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寻找着他，用死板的、打字机打出的字句扑向他那热气腾腾的生命，扑向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从不晓得什么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在翠绿的密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一根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向他瞄准，里面装了一小粒铅丸，想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白费力气。他一夜夜在脑子里想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不到八个月以前在边界那边，他赤身裸体站在军医面前，因为寒冷和恶心而浑身发抖。那军医就像一个马贩子，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他从这种屈辱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两个月之久，他强忍着在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憋气。他身边的人张嘴说话，他就觉得看见他们舌头上粘着谎言的黄苔。他们的话，使他反感。看到冻得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碎了：他攥紧双拳，到处溜来溜去，感到自己火气很旺，而且充满仇恨。由于自己的愤怒荏弱无力，他对自己也产生反感。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得以和他的妻子一起移居瑞士：他越过国境线时，血液突然涌上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他第一次又感到自己是人，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又属于他。他的肺叶张开，从空气中呼吸自由。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力。异国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
但是这种欢快、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惧又接着涌来。他感到，带着他的名字，他不知怎的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冰冰的眼睛，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正窥视着他。他于是缩着脖子，躲在壳里，不看报纸，这就不会看到要他报到的命令，更换住宅，掩盖自己的踪迹，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留局待领，避免和人交往，免得人家提出问题。他隐姓埋名，遁迹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借了一幢小屋。他从不进城，而是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是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夹着一张纸。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不知何地，不知何时，会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关上抽屉，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写下了他的姓名，他知道，这封信随后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把他找到为止。
如今这封信，冷冷地，具体地，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张纸在这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开放出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每一张都和这张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文件’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非读它不可吗？我在人们当中并不担任什么官方职务，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管住。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强迫我非读这里面写的东西不可？要是我读也不读就把它撕掉，纸片就一直飘到湖边，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没有一颗水珠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地上，我嘴唇呼出的气息也不会变样！除非我想要知道，我才知道有这张纸，它怎么可能使我不安？可我不想知道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也不要。”
手指一使劲，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是奇怪：肌肉不听他的使唤。他自己手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使唤。他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信封撕碎，它们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哆哆嗦嗦地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34.729F。根据M市区司令部的指示，请阁下至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市区司令部八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你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又走进房间，妻子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手里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妻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瞧，”她说道，“我找到什么了！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而在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残雪呢。”为了让妻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向花束弯下身子，免得看见他的心上人无忧无虑的眼睛，然后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他的画室就布置在那里。
可是工作很不顺手。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上面就突然出现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像是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脓血和伤口。他的自画像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让他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狂！疯狂！”他大声嚷道，脚跺着地，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走。但是他的双手索索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他妻子叫他去吃午饭。
每一口饭都噎住他。上面，在嗓子眼里，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先得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翻了上来。他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发现妻在观察他。突然他感到妻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了，费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军方的消息？”他又点点头。妻沉默了，他也沉默不语。这个思想一下子挺立在屋里的什物中间，粗大而又沉重，把一切全都挤到一边。它抻手抻脚黏黏糊糊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它像一只潮乎乎的蜗牛，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直打寒噤。他们不敢彼此对望，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个思想形成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就压在他们身上。
最后，妻问道——她的嗓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们叫你去领事馆了？”——“是的。”——“你去吗？”他哆嗦了一下，“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去不行啊。”——“为什么不去不行？你在瑞士，他们没法对你发号施令。你在这儿是自由的。”他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恶狠狠地喷出一句：“自由！在今天谁还有自由？”——“每个想要自由的人都有自由。你尤其自由。这是什么？——”她把他放在面前的那张纸轻蔑地扔在一边。——“这对你有什么约束力，这张废纸，一个可怜见的官厅书记员涂过的废纸，对你，对你这个活生生的人，对你这个自由自在的人有什么约束力？它能把你怎么样？”——“这张纸是没有力量，但是把它寄来的人可有力量。”——“是谁把它寄来的？是哪一个人寄来的？那是部机器，是架巨型的杀人机器。可是它抓不住你。”——“它抓住了千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抓不住我？”——“因为你不愿意。”——“那些人也不愿意。”——“可是他们当时没有自由。他们是站在枪林当中，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没有一个是自愿去的。没有一个人会从瑞士回到这地狱里去。”
妻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因为她看到，他很痛苦。她心里涌上一股同情，就像是对一个孩子。
“费迪南，”妻说道，依偎着他，“你现在设法头脑冷静地想想。你吓坏了，我明白，这阴险的野兽突然扑到你身上，这是会使人惊慌的。可你想想，我们是估计到这封信会来的。我们谈这种可能性已经谈了上百次。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你会把它撕成碎片，你不会让你自己去干杀人勾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鲍拉，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别说话。”她催促道，“你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已经给抓住了。想想我们的多次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材料——就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你在这文件上宣称，永远也不拿起一件武器。你已经下定决心……”他跳起身来。“我从来就不坚定，从来就心里没底。一切都是谎言，是躲避我的恐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自我陶醉。可是这一切只有在我还自由的时候才是真的。我从来就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变得软弱。你说的吧，我在他们面前发抖？他们可什么也不是啊——只要他们没有真的到我心里去，否则他们就是空气，空话，什么也不是。可是我在自己面前发抖，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会去。”——“费迪南，你要去吗？”——“不，不，不。”他一跺脚，站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可是我会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去的。他们的威力的可怕之处，就是你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如果你还有意志的话——可是你手里刚拿到这么一张纸，你的意志就化为乌有，你就服从。你又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站起来，浑身发抖。”——“可是费迪南，谁在叫你呢？是祖国吗？是个书记员在叫你！一个百无聊赖的办公室的奴隶！再说，即便是国家也没权力强迫一个人去杀人啊，没有权力……”——“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再引证托尔斯泰的话吧！我可知道一切论据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不相信他们有权力叫我去，不相信我有责任跟他们走。我只知道一种责任，那就是做人、工作。我在人类之外，别无祖国，我没有杀人的野心，这一切我都知道，鲍拉，这一切我和你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他们在叫我，我知道，尽管有上述种种，我还是会去。”——“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呻吟道：“我不知道。也许因为现在世界上疯狂比理性更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不敢逃走……我没法解释这事，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我没法砸烂这勒死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做不到！”
他把脸埋在两只手里。他们头上的时钟走来走去，活像一个站在时间岗亭前的哨兵。妻在微微地哆嗦。“有人在叫你去，这我明白，虽然我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就没有听见这里也有呼唤你的声音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恋？”他猛地跳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已经没法再作画了。今天我就感觉到这点。我已经生活在那边，不再生活在这里。现在，当全世界都变成瓦砾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是犯罪。不该再为自己感受，不该再单单为自己生活！”
她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从来也不认为，你是单单在为自己生活着。我以为……我从前以为，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使她语不成声。他想安慰她。可是在她的眼泪后面射出的却是愤怒，把他吓退了。“去吧。”她说道，“你去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呢？还抵不上这一张废纸。那么你要走，你就走吧。”
“我不想去，”他用拳头无奈而愤怒地敲着桌子，“我不想去。但是他们要我去。他们坚强，而我软弱。他们几千年来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组织严密，诡计多端，他们早有准备，像个晴天霹雳，向我们袭来。他们有意志，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你没法对付一台机器。倘若他们是人，你还可以抵抗。可这是一部机器，一部屠夫的机器，一台没有灵魂的工具，既没心脏，也没理性，你没法反抗它。”
“要是非反抗不可，是能够反抗的。”她现在像疯了似的叫道，“你不能反抗，我能！你要是软弱，我可不软弱，我不会屈服于这样一张破纸，我不会为了一句话把活生生的一条命送掉。只要我还能影响你，你不会去的。你病了，我敢保证。你是个神经质的人，盘子碰出声音，你就会吓一跳。每个医生都会看出这一点。你就在这儿进行体检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将把一切都告诉医生。他们一定会放过你。你必须抵抗，咬紧牙关，坚决贯彻你的意志。你想想雅诺，你那位巴黎朋友：他让人把他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他们用检查来折磨他，可是他挺过来了，直到他们把他放掉。你必须表示不愿意。千万不能投降。事关全局：别忘了，他们要你的命，你的自由，你的一切。你必须抵抗。”
“抵抗！怎么能抵抗？他们比所有的人都强，他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这话不对！只有在大家都愿意跟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才强大。人总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必须知道他是人，想永远做人。那么，他们现在用来麻醉人的所有的话，祖国啦，责任啦，英雄业绩啦，全都会变成空话，发出血腥味，发出温热的活生生的人血的血腥味。你老实说吧，难道你的祖国就像你的生命一样重要？难道一个换了君主的省份，对你来说就和你用来作画的右手一样亲近？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鲜血在我们心里树立一种无形的正义，你除了相信这种正义之外，还相信什么别的正义吗？不，我知道，不信！因此如果你要去，你是在对自己撒谎……”
“我不愿意去……”
“这不够，你已经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你让人家决定你的意志，这就是你的罪行。你把自己交付给你深恶痛绝的东西，你为此投入你的生命。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干你自己信仰的事情？为你自己的思想流血——那好！可是为什么为别人的思想去流血？费迪南，别忘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意志，愿意保持自由，那么，那边的那些人会是什么呢？凶恶的傻瓜而已！如果你意志不够坚强，他们抓住你了，那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自己老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一切都说过，胡说一气，胡说一气，为了给我自己壮胆。我说过大话，就像孩子在阴森的树林里，因为心里害怕而唱歌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话，现在我毛骨悚然地感觉到了这点。因为我一直知道，他们要是叫我，我就去……”
“你去？费迪南！费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去了——它已经走了。我跟你说过的，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站了起来，像学童站在老师面前，浑身哆嗦，百依百顺！与此同时说的话，我全都听见，我知道，你的话一点不错，千真万确，符合人性，十分必要——这是我唯一该做，必须做的事情——这点我明白，我很明白，因此如果我去，那就非常卑鄙。但是我要去，我已经鬼迷心窍了！你瞧不起我好了！我自己也瞧不起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非去不可！”
他用两个拳头猛敲着面前的桌子。在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些迟钝的、兽性的、囚徒似的东西。她不敢直视他。她爱他，唯恐自己会瞧不起他。餐桌上的饭菜还没撤走，放着的肉已经冷却，活像死尸，面包又黑又皱，活像炉渣。饭菜闷热的蒸汽弥漫整个房间。她感到一阵恶心，直冲咽喉，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涌入房内；三月份湛蓝的天空在她轻轻抽搐的肩上升起，朵朵白云掠过她的秀发。
“看，”她说道，声音更低，“往外看！只看一次，我求你了。也许我说的话，并不全对。话总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会骗人。山下有个农夫在扶犁，他年轻，强壮。为什么他不让别人把他杀死呢？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因为他的田地离开那边有一段距离，那边的法律就不适用于他。你现在就在这个国家，那边的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只在若干个计程碑以内有效，越过这些碑石就不再有效，这样的法律能是真的吗？看到这里的和平景象，你难道感觉不到这种法律的荒唐？费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晴朗，你瞧，这缤纷的色彩，正等着大家去观赏愉悦，你到窗边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知道我不愿意去！干吗非要我看这些？我什么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你只是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痛苦。什么都对我无济于事！无济于事！”
看到他这样痛苦，妻子心软了。同情使她力量消失。她轻轻地转过身来。
“什么时候……费迪南……他们要你什么时候……到领事馆去？”
“明天！其实，昨天就该去了。但是这封信没送到我手里。他们今天才找到我。明天我非去不可了。”
“你明天要是不去呢？让他们等好了。他们在这儿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对这事并不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吧。我写信告诉他们，你病倒在床上。我哥哥也这样干过，从而赢得了两个礼拜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你，把领事馆的医生派到山上来。跟这位医生也许可以谈谈。不穿制服的人，总有更多的人性。也许他看见了你的画，认识到这样一个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就算这帮不了忙，至少也赢得了八天时间。”
他默不作声，妻感到，这沉默是反对她的意见。
“费迪南，答应我，你别明天就去！让他们等着。你得做点精神准备。你现在六神无主，他们爱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明天没准他们还比较强大。过了八天，说不定你就比他们坚强。你想一想，这样做，我们往后的日子会多么美好。费迪南，费迪南，你听见了吗？”
她使劲摇晃他的身子。他目光空空洞洞地望着她。在这呆滞茫然的目光里，没有一点她说的话的痕迹。只有从她不知道的深处升起的恐惧和惊慌。渐渐地他才把心思收回来。
“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说道，“你说得对。这事不急。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难道这封信一定会找到我？我就不能出门去远足吗？我就不许生病吗？不行——我给那个邮差签了字。不过这没关系。你说得对。我得好好想想！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但是听上去并不完全信服，“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完全心不在焉地，思想迟钝地老重复着这句话。妻感觉到，他的思想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远远离开这里，早就跟那边的人在一起，早就置身于厄运之中。这没完没了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只是从嘴唇边滑出来的一句话而已，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听见他还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里踱来踱去。就像一个俘虏囚禁在他的牢房里。
晚上他仍然碰都没碰他的晚餐。他身上有一股子僵硬呆滞，心不在焉的神气。直到夜里，妻才在身边感觉到他活生生的恐惧；他紧紧搂住妻的柔软温暖的肉体，仿佛想逃到妻的身上，他热烈地抽搐着把妻紧紧搂在怀里。可是妻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遁逃。一阵痉挛，在他一阵热吻之中，妻感觉到一滴眼泪，苦涩带有咸味。然后他又默不作声地躺着。有时候妻听见他在呻吟，于是把手伸过去给他。他握住妻的手，仿佛在她手上找到了依傍。妻不说话；只有一次，妻听见他抽泣，便想安慰他：“你不是还有八天吗。现在别想这事。”——可是妻自己也感到羞愧，竟然劝他去想别的事情，因为从他冰凉的手狂跳的心，她感觉到，只有这一个思想占据了他，并且对他发号施令。没有任何奇迹能把他从这个念头中解救出来。
在这屋子里，沉默和黑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全世界的惊恐都冷冰冰地集中在这四壁之间。只有挂钟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着，这钢铁的哨兵，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妻知道，每走一步，这个人，她身边的这个心爱的活生生的人就离她远一步。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跳了起来，把钟摆握住。现在再也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恐惧和沉默。他们两个默默地躺着，挨在一起，一宿无眠，直到天明。在他们心里，思潮起伏，一刻不停。
他起床的时候，还依然是冬日清晨，光线昏暗，绒毛一样的寒霜浓雾沉重地笼罩在湖上，他迅速地披上衣服，犹豫不决、茫无头绪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又走回来，直到他突然一把抓起帽子和大衣，轻轻打开屋子的大门。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索索直抖，他胆怯地回头张望，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窥探他的行动。果然，他的狗像看见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似的向他扑来，认出是他，又低下头来温顺地让他爱抚，然后拼命地摆动尾巴，只想能陪他同行。可是他摆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接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慌张，就突然沿着羊肠小道，快步走下山去。有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看他的房子慢慢消失在雾气之中，然后他又被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他跑了起来，磕磕绊绊地，仿佛有人在追他。他一直跑到山下的车站，到那儿才停住脚步，汗湿的衣服冒出热气，额上沁出了汗珠。
有几个农民和普通人站在车站上，他们都认识他，向他问好。有的人似乎情绪不坏，想和他攀谈，可是他躲开他们，缩到一边。他心里又羞又怕，现在没法和人家谈天。然而面对着这潮湿的铁轨空等一气，他又感到痛苦。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站上一架磅秤，扔进去一枚硬币，望着挂在指针上面的那块小镜子，看见自己气色灰败、汗水淋漓、直冒热气的脸，一直等他走下磅秤，钱币在秤里掉下，叮当乱响，他才发现，他忘了看指针标的数目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轻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感到恐惧。他坐在凳子上，想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想想清楚。可是信号钟声在他身边猛然响起，吓得他直蹿起来。火车头已经在远处吼叫。列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他跳进一节车厢，有张报纸脏兮兮地掉在地上。他捡起报纸，直瞪着它，却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他只看见自己的双手拿着报纸，抖得越来越厉害。
列车停住。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下车。他知道，那无形的力量要带着他到哪儿去，他感觉到他自己的意志在进行反抗，可是软弱无力，越来越弱。他还不时进行小小的意志力的检验。他站在一个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头到尾把这广告读上一遍，以此证明他还能自由地控制自己。“我不着急。”他小声地对自己说。可是这句话还挂在这喃喃自语的唇上，那无形的力量已经带着他往前走去。他心里烦乱不堪，焦躁异常，就像一台马达，催他向前。他束手无策，东张西望，想找一辆汽车。他的双腿一个劲地哆嗦。有辆汽车从旁开过。他叫住车子，跳了上去，像个自杀的人一头栽进河里。报了街名：领事馆的那条街。
汽车呼的一下驶去。他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风驰电掣般驶向深渊。他觉得汽车以高速度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种轻微的快感。这样被动地待着，他觉得很舒服。车已经停住。他下车付了钱，跨进电梯。不知怎的，这种快感又一次出现，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并且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仿佛不是他自己在干这一切，而是一股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强迫他这样干。
领事馆的门还关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地一抽：回家，快走，快下楼梯！可是他又摁一次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人折腾半天把门打开，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你要干吗……”仆人没好气地冲着他嚷道。“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居然在一个仆人面前这样语无伦次，他又感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放肆地说道：“你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的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感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道。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感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帖，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道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心里的全部热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乱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欢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出现。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他们不知怎的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做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点上：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性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处长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检。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马上看出，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人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检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或者推迟他体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蛮有把握。从这里开始，便会出现几种可能性。要么这位处长干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此人客客气气地——以那种冷冰冰的、躲躲闪闪的神气突然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可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无法通融。那就必须显出坚决的态度。他必须首先站起身来，走近桌子，声音坚定，必须非常非常坚定，不屈不挠，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果断口气说道：“这点我明白，不过请你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这道义上的责任。为此推迟三周。本人自担风险。不言而喻，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这几句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责任”——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倘若这位处长还让他注意这件事情法律上的后果，就该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冷漠地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高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任何风险。”然后迅速地鞠一躬，干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向门口走去！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由他做出决定。
他踱来踱去，把这场该说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三遍，整体结构，语气他都非常满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那个时刻到来，就像演员等着人家暗示，好接着说出自己的台词一样。只有一处他还觉得不太称心：“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谈话必须多少有点爱国主义的客气成分，这点必须要有，以便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执意违抗，不过还没做好准备，他虽然承认——当然只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这必要性，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他自己。——“爱国主义的责任”——这个词书卷气太重，太像陈词滥调。他考虑了一下，也许换成：“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行，这更可笑。或者最好是：“我并不想逃避祖国对我的召唤。”这样是好一些。不过也不行，这一处他不喜欢。奴气太重，这样鞠躬，身子多弯了几厘米。他继续斟酌。最好说得非常简练：“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才对。这句话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听上去简洁明确。这句话完全可以说得独断专行：“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几乎像是个威胁。现在一切都很妥帖。但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看表。时间还是过得太慢，现在才八点。
他沿着马路信步向前，不知道往哪儿去。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可是他感到，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报上也到处写着祖国和责任，这些词句扰乱了他的方案。他喝了一杯甜酒，又喝第二杯，为了压一压他喉咙口的苦味。他苦思冥想如何打发这些时间，一面把他假想的谈话碎片一而再地拼凑起来。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没刮脸！”他急忙跑到对面理发馆去，剃头，洗发，花去了他半小时的等待时间。接着，他又想起，他必须穿着时髦。这在领事馆里非常重要。他们对穷鬼才趾高气扬，呼幺喝六，你要是衣着时髦，谈笑自若，举止潇洒，他们就立刻对你另眼相看。这个想法使他陶醉。他让人家把他的外套刷得干干净净，跑去买了一副手套。他挑来挑去，费了不少心思。黄颜色，不知怎的过于扎眼，太像花花公子；珠灰色收敛些，效果更好。然后他又在马路上瞎逛。在一家裁缝铺的镜子面前，他把自己端详一番，正一正领带。手上还显得空空的，他忽然想到，拿根手杖可以使他的访问显得随随便便，满不在乎。他又赶快跑过去，挑选了一根手杖。等他走出商店，钟楼上正好敲响九点三刻。他再一次背诵他的台词。棒极了。新的版本是：“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现在这是最强有力的一句。他现在心里有底，非常坚定地迈开大步，跑上楼梯，轻快得像个男孩。
一分钟以后，仆人刚把门打开，他心里猛地一惊，感到他可能打错了算盘，这使他心烦意乱。一切都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他问起那位处长，仆人对他说，秘书先生有客。他得等一等。说着，不大客气地指了指一排椅子当中的一张，已经有三个人苦着脸坐在那儿。他愤慨地在座位上坐下，心含敌意地感觉到，他在这儿只不过是处理一件事情，了结一个问题，只不过是个案件。他旁边的人在互相诉说他们藐小的命运；其中一个哭腔哭调有气无力地说道，他在法国拘留营里关了两年，这儿人家也不愿预支他回国的路费；另一个抱怨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帮他找一份工作，他有三个孩子。费迪南气得心里直颤：他们是让他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他发现，这些小人物低三下四可又怨气冲天的样子不知怎的惹他冒火。他想把那番讲话再从头到尾理它一遍，可是这些家伙的胡言乱语扰乱了他的思路。他恨不得冲着他们大叫：“住口，你们这些无赖！”或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打发他们回家，但是他的意志完全瘫痪，他和他们一样，手里拿着帽子，跟他们坐在一起，另外，不断的人来人往，在房门口进进出出，也使他心乱如麻。每个人走来他都担心是个熟人，会看见他在这儿坐在申请救济者的座位上。只要有扇门打开，他心里就已经跳了起来，做好准备，然后又失望地缩了回去。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到，他现在必须走掉，赶快逃走，趁他的精力还没有完全消失。有一次他振作起来，起身对那个像警卫一样站在他们身边的仆人说道：“我可以明天再来。”可是仆人却安慰他：“秘书先生马上就有空了。”他的膝盖立刻弯了下来。他在这儿是个俘虏，没有反抗。
终于衣裙窸窣作响，一位太太走出门来，满脸笑容，神气活现地以一种优越的目光骄矜地从等候着的人们身旁走过。仆人已经在喊：“秘书先生现在有空了。”费迪南站起来。他发现他把手杖和手套放在窗台上了，可是发现得太晚，要返回去已不可能，门已经打开，回头看了半眼，被这些杂乱无章的思想弄得昏头昏脑，就这样，他走了进去。处长坐在办公桌旁看什么东西，现在抬头匆匆看了一眼，和他点点头，并没有请这位等着的来者坐下，客气而又冷淡地说道：“啊，我们的艺术大师[4]。马上就完，马上就完。”他站起来，向旁边的房间叫道：“请把费迪南·R的档案拿来，前天就办好了，你知道的，召集令已经寄上。”说着他已经又坐了下去，“连你也要离开我们了！好吧，但愿你在瑞士的这段时间过得很好。话说回来，你气色很好。”说着已经在匆匆地翻阅文书给他拿来的档案，“前往M市报到……对……对……没错……一切都没问题……我已经叫人把证件都准备好了……你大概用不着旅费补偿金吧？”费迪南站着，心里没底，听见自己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道：“不用……不用。”处长在那张纸上签了名，把纸递给他：“原来你是应该明天就起程的，不过事情也不是那么急如星火。让你最后一幅杰作上的油彩干一干吧。倘若你还需要一两天来处理一下你的各种事情，就由我来承担责任吧。祖国也不在乎这一两天。”费迪南感到，这是一个玩笑，应该对此微笑一下，他的确怀着内心的恐惧感觉到，他的嘴唇彬彬有礼地弯了一弯。“说几句，我现在得说几句。”他心里在翻腾，“别像根棍似的这样站着。”终于他挤出了两句：“应征入伍的命令就够了……我另外……不需要护照了吗？”“用不着，用不着。”处长笑道，“在国境线上不会有人找你麻烦的。再说，你已经报到了。好吧，一路平安！”处长把手伸给他。费迪南感到这是打发他走。他眼前一黑，赶快摸到门边，心里直犯恶心。“往右，请往右走。”他身后的声音说道。他走错门了。处长这时已经给他把那扇正确的出去的门打开，他在神志昏乱之中觉得看见处长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谢谢，谢谢……你不必费心了。”他还结结巴巴地说道，而对自己这种多此一举的礼貌心里直冒火。刚走到外面，仆人把手杖和手套递给他，他就想起：“经济方面的责任……记录在案。”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羞愧过：他还向此人表示感谢，彬彬有礼地表示感谢！但是他连愤怒也愤怒不起来。他脸色苍白地走下楼梯，只感到走路的并不是他自己。那股力量，那股陌生的，毫无怜悯之心的力量，已经攫住了他，这股力量把整个世界踩在自己脚下。
下午很晚他才回到家里。他脚后跟作痛，一连几小时，他漫无目的地到处乱跑，三次路过家门又退了回去；最后他想从后面通过长满葡萄的山坡，从隐蔽的小道溜回家去。可是那条忠实的狗已经发现了他。它狂吠乱叫，扑到他身上，热情地猛摇尾巴。他的妻子站在门口，他一眼就看出，她什么都知道了。他一句话也不说，跟着妻走了进去，他羞愧得抬不起头来。
可是妻没有发火。她并没有看他，显然避免使他痛苦。妻把一些冷肉放在桌上。他顺从地坐下，这时妻走到他的身边。“费迪南，”妻说道，声音颤抖得很厉害，“你病了。现在没法和你说话。我不想责备你，你现在的行动可不是发自内心，我感觉到你是多么痛苦。但是有一点请你答应我，在这件事上，你事先不和我商量，请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他沉默不语。他妻子的声音变得更加激动。
“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你的个人事务，让你一直有做出决定的充分自由，这曾是我的荣誉感之所在。但是你现在不仅在玩弄你自己的生命，也在玩弄我的生命。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来建设我们的幸福，我不会像你这样轻易地把我们的幸福放弃，为了国家，为了杀人，为了你的虚荣心和你的软弱。不会把它放弃给任何人，你听见了吗，不会给任何人！你在他们面前软弱，我可不软弱。我知道这关系到什么。我绝不让步。”
他一直一声不吭，这种奴性十足自觉有罪的沉默，渐渐使妻冒起火来。“我不会让一张破纸从我身边夺走任何东西，以谋杀告终的法律我是概不承认的。我不会在任何衙门面前折断我的脊梁骨。你们这些男人现在都被各种意识形态给毁了，想的是政治和伦理，我们女人的感觉却直截了当。我也知道祖国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今天她是什么：是谋杀和奴役，你可以属于你的人民，但是如果各国人民都发疯了，你用不着和他们一起发疯。如果你对他们来说只是数字、号码、工具、炮灰，我却觉得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拒绝把你交给他们。我不放弃你。我从来没有狂妄自大到为你做出什么决定，但是现在，我有责任保护你；迄今为止我一直是个头脑清楚的人，知道心里想干什么，而现在你已经变成了一部昏头昏脑、破烂不堪、只会尽责任的机器，意志力已经完全被摧毁，就和那边的千百万牺牲品一样。他们为了逮住你，已经抓住了你的神经，可是他们把我给忘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
他径自呆滞地沉默不语。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抵抗力，既不抵抗别人，也不抵抗她。
妻挺直了身子，像一个战士准备战斗。她的嗓音坚定、果断，充满力量。
“他们在领事馆跟你说了些什么？我要知道。”这句话就是一道命令。他疲惫不堪地拿出那张纸，递给她。妻皱起眉头读了一遍，咬紧牙关。然后带着鄙夷的神情把它扔在桌上。
“这些先生们倒挺着急的！明天就得走！你大概还向他们表示了感谢，把脚后跟碰得咔嚓一响，摆出唯命是从的样子。‘明天前去报到’！前去报到！还不如说：前去做奴隶。不，还没有到这种地步！还远远没到这种地步！”
费迪南站起来。他脸色苍白，他的手痉挛地抓住沙发。“鲍拉，咱们别自己骗自己了。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找不到出路。我曾经试图反抗。可是不行。我就是——这张纸。即使我把它撕成碎片，我也依然是它。别再让我心烦了。反正在这儿没有自由。每个小时我都会感到，在那边有什么在召唤我，在摸索着找我，在拉我，拽我。到了那边我会感到轻松些，在监狱里也会有一种自由。只要你还在国外，觉得自己在逃来逃去，你就一直不会觉得自由。再说，为什么马上就想到最坏的结果？他们第一次把我退回来了，为什么这次就不会把我退回来呢？说不定他们不发武器给我，我甚至可以肯定，我会得到某种轻松的差使。为什么马上就想到最坏的可能性？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么危险，也许我会交上好运。”
他的妻子寸步不让。“现在问题已经不在这里，费迪南。不在于他们给你的差事轻松或者沉重。而在于你是否为你深恶痛绝的人去效劳。你是否愿意违背你的信念，参与这世界上最大的犯罪行为。因为谁不拒绝，谁就是帮凶。你可以拒绝，所以你必须拒绝。”
“我能拒绝？我什么也不能，什么也干不了啦！从前使我坚强的一切，我对这种疯狂的反感，仇恨和愤怒，这一切，如今把我压垮了。别折磨我了，我求你，别折磨我，别跟我说这样的话。”
“不是我说这样的话。你应该对自己说，他们没有权利来支配一个活人。”
“权利！好一个权利！现在这世界上哪儿还有权利？人家已经把权利给谋杀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可是他们，他们却有权力，现在权力就是一切。”
“他们为什么拥有权力？因为你们把权力给了他们。你们胆怯一天，他们就拥有权力一天。人类现在称之为怪物的一切，是由世界各国十个意志坚强的人组成的，十个人又可以把这一切加以摧毁。一个人，一个活人若不承认这权力，这权力就得完蛋。可是只要你们缩着脖子说，也许我能滑过去，只要你们躲来躲去，想从他们指缝中溜过去，而不是一举击中他们的心脏，那么你们就一直是他们的奴才，不配有更好的待遇。一个人，如果他是个男子汉，就不能自己趴倒在地；你得说‘不’，而不是任人宰割，这才是你今天唯一的责任。”
“可是鲍拉……你想什么……我应该……”
“如果你心里说‘不’，你就应该说‘不’。你知道，我爱你的生命，爱你的自由，爱你的工作。可是如果你今天对我说，我必须到那边去，跟手枪去诉说权利，如果我知道，你非这样做不可，那我将对你说：你去吧！可是如果你为了一个你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回国去，由于软弱，由于神经质，由于抱着可以滑过去的希望，那我就看不起你。是的，我就看不起你！你若是作为人，为了人类，为了你的信念要回国去，我不拦你。可是为了在野兽当中去当个野兽，在奴隶当中当个奴隶，那我就坚决反对你回去。你可以为你自己的思想而牺牲自己，而不应该为了别人的疯狂。让那些相信这种疯狂的人去为祖国而死吧……”
“鲍拉！”他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话说得太没遮拦了？你是不是已经感到下级军官在你背后用军棍抽你？你别害怕！我们还在瑞士。你要我沉默不语或者对你说：你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多愁善感了。现在事关全局，关系到我和你！”
“鲍拉！”他又试图打断她。
“不，我已经不再同情你。我是把你当作一个自由人才选择你，爱你的。我看不起软骨头和自欺欺人的家伙。为什么要我同情你？在你心目中，我算什么呢？一个军曹涂满了一张废纸，你马上就抛弃我，跟着他跑。可是我不让人家把我抛弃之后，又捡起来：现在你决定吧！是要他们还是要我！是看不起他们还是看不起我！我知道，如果你留下，我们会遭到沉重的打击，我将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会阻止我们回国，可是我认了，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但是你现在如果把我俩拆散，那就是永远分手。”
他只是一个劲地呻吟。可是妻却因为怒火中烧而劲头十足。
“要我，还是要他们！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费迪南，趁现在还有时间，你好好想想。我常常觉得很伤心，因为我们没有孩子。现在我第一次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想给软骨头生孩子，不愿抚养战争的孤儿。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依恋你，而我却使你痛苦。但是我跟你说：这次出走不是演习，这是离别。你若是为了应征入伍，为了追随这些身穿制服的杀人犯而离开我，那这一去就不用回来了。我不和罪犯分享一个人，不和吸血鬼，不和国家分享一个人。有他无我。你现在自己选择吧！”
妻已经走到门口并且在身后把门使劲关上，他还浑身哆嗦地站着。门砰的一响震得他膝盖发软。他只好坐下缩成一团，脑子麻木，一筹莫展。脑袋无力地倒在两个握紧的拳头上。他终于爆发出来：他像一个小孩似的失声痛哭。
整个下午妻不再进房间，可他感觉到，她的意志就站在门外，敌意森然，全副武装。同时他也知道，那另一个意志，一个钢铁的驱动轮，冷冷地插进他的胸中，驱使他向前。有时候他试图把各个细节从头到尾细想一遍，可是思想老是集中不起来。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沉思，而这时候，他最后一丝安宁已经粉碎，他变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只感到他生命的两端似乎被超人的力量所抓住，在使劲地往外拽，他只盼能从中间断裂成两半。
为了找点事做，他去翻弄书桌的抽屉，撕掉一些信件，瞪眼看着另外一些信件，可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摇摇晃晃地在屋里走动，又坐下去，烦躁使他跳起，疲劳又使他坐下，弄得他精疲力竭。他蓦地感到他的手正在整理旅途所需的物品，从沙发底下把背包拉出来，他直瞪着自己的双手，这双手用不着他的意志，自己就目标明确地把这一切都做了。当背包突然收拾停当放在桌上的时候，他开始浑身发抖，他觉得两个肩膀变得沉重，仿佛这背包已经压在上面，里面装着这时代的全部重量。
门开了，妻走了进来，手里拿着煤油灯。灯放在桌上，发出一圈亮光，照着准备好的背包。隐蔽的耻辱，如今被灯光照亮，从黑暗中显现出来。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这只是为防万一……我还有时间……我……”可是一道目光，凝固不动，坚如石头，毫无表情，打断了他说的话，使之消散。妻凝视着他，长达几分钟，牙齿咬着抿紧的嘴唇，残忍而又顽强。她一动不动，最后像要晕厥似的身子微微摇晃，把目光射到他身上。她唇边的紧张松弛下来。可是她背过身去，一阵抽搐从她的肩头传到全身，她没有回头，就离他而去。
几分钟后，使女走来，端来了他一个人的饭菜。他旁边惯常由妻坐的那个座位空着。他心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感觉，一眼望过去，看到了残酷的象征：背包就放在小沙发上。他觉得，他已经走了，已经离去，对于这幢房子来说，业已死亡：墙黑黝黝的，煤油灯的光圈照不到墙上。屋外，在陌生的灯光后面，山风凛冽的夜晚使人感到压抑。远方一切都静谧无声，高邈的天空无言地覆盖着地面，只增添了寂寞之感。他感到，身边的一切，房子、景色、作品和妻子，一件一件地在他心里死去，他那波澜壮阔的生活也突然干涸，紧压着他那突突跳动的心脏。他突然感到需要爱情，需要温暖亲切的话语。他感到自己准备接受一切忠告，只要能重新回到往日生活的轨道上来。悲愁超过了阵阵涌来的烦躁，他像孩子似的渴望得到小小的温存，这使离别时高昂激越的感觉化为乌有。
他走到门口，轻轻地碰了一下门把。它动也不动。门上了锁。他迟疑地敲敲门，没有回答。他再敲一次。他的心也跟着怦怦直跳。一切都沉寂无声。于是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一阵寒气向他袭来。他关了灯，和衣躺在沙发上，盖上他的毯子：他现在一心希望一切都坍塌和遗忘。他又一次仔细倾听。似乎觉得听见近处有什么声音。他向房门的方向谛听。房门僵硬地站在木头门框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他的脑袋又倒了下去。
突然下面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碰他。他吓得直跳起来，可是惊吓很快就变成了感动。那条狗刚才跟着使女溜进门来，趴在沙发底下；现在蹭到他身边来，用温暖的舌头舔他的手。动物的无知的爱使他心里感到无比温暖，因为这爱来自已经死灭的宇宙，因为它是往日生活中最后一点还属于他的东西。他弯下身子像拥抱人似的抱着那条狗。他感到，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一点东西爱他，不轻视他。我对它来说还不是机器，不是杀人工具，不是驯服的软骨头，而是通过爱，互相亲近的人。他一个劲地用手温柔地抚摩那柔软的毛皮。狗跟他挨得更近，仿佛知道他的孤独。他们两个一起轻轻地呼吸，渐渐地都沉沉入睡。
等他醒来，他又神清气爽，在闪亮的玻璃窗外，是个晴朗的清晨的曙光：山风已经吹走了蒙在万物之上的阴影，湖面晶莹闪亮，映出远山白色的轮廓和连绵不断的山峦。费迪南一跃而起，由于睡过了头还有些晕晕乎乎，目光触及已经打好的背包，他就完全清醒过来。一下子他什么都想起来了。可是在大白天，一切显得轻松一些。
“我干吗把这背包打起来？”他问自己。
“干吗？可我还不想出门呢。现在春天来临。我要作画。并不是那么火烧眉毛。他不是自己跟我说了吗，还有几天时间。连动物也不会自己跑到屠宰场去。我妻子说得对：这是对她，对我，对大家的犯罪行为。说到底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如果我晚一些到达，说不定会关我几个礼拜禁闭，可是当兵不也是坐牢吗？我在社会地位上毫无野心。是的，我觉得，在这个奴役的时代不唯命是从是个光荣。我不再想出发了。我待在这儿。我要先为我这儿的风景作画，以便我日后知道，我曾经在什么地方有过幸福的时光。在这幅画没有装进画框之前，我是不走的。我不让人家把我像头母牛似的赶来赶去。我不着急。”
他拿起背包，把它挥动起来，扔到墙犄角里。他在扔的时候感到自己坚强有力，感到心情舒畅。他在他神清气爽之际，迫切想要试试他的意志力。他从皮包里取出那张纸，想把它撕掉，他把纸条展开。
可是真怪，这些军方的词句发出的魔力又重新控制住他。他开始读起来：“你务必……”这句话打到他的心上。这仿佛是道不容违反的命令。不知怎的，他感到自己摇晃起来。那无名的东西又从他心里升起。他的手开始索索直抖。力量消失净尽。不知从哪儿涌来一股寒气，就像吹过一道穿堂风，心里又感到不安，陌生意志那钢铁钟表的机簧又开始在他心里转动，所有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一直绷到手脚的关节。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钟。“还有时间。”他喃喃自语，可是不明白自己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驶向边境的早车，还是他自己定的期限。这种神秘的内心抽动犹如席卷一切的猛然退落的潮水，又冒了出来，比以往更加强烈，因为碰到最后的反抗，同时又心生恐惧，某种一筹莫展的恐惧，唯恐就要屈服。他知道：现在要是没有人拉住他，他就完了。
他摸到妻子房间的房门，使劲地侧耳倾听。毫无动静。他的指关节犹犹豫豫地敲敲门。一片沉寂。他再敲一次。仍是一片沉寂。他小心翼翼地摁下门把。门没上锁，可是室内空无一人，床上没人，被褥零乱。他吓了一跳。轻轻地呼唤妻的名字，没有回答。他更加不安：“鲍拉！”然后他满屋子大声喊叫，像一个遭到突然袭击的人：“鲍拉！鲍拉！鲍拉！”没有一点动静。他摸索着走进厨房。厨房里空无一人。他惘然若失，这可怕的感觉在他心里颤抖。他摸到楼上他的画室里，也不知是想干什么：是想向画室告别还是想让画室挽留住他。可是这里也没人。就是他那条忠犬也不见踪影。大家都抛弃了他，寂寞之感强劲地向他袭来，摧毁了他最后的一点力量。
他又穿过空荡荡的屋子回到他的房间，抓起他的背包。不知怎的，他屈服于这无形的压力，反而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少。“这是妻的过错，”他自言自语，“她一个人的过错。她为什么走掉？她应该留住我才对，这是她的责任。她完全可以救我于困境之中，可是她已经不愿再救我了。她看不起我。她的爱已经消失了。她让我跌倒：所以我就跌倒了。我的鲜血洒在她身上！这是她的过错，不是我的，是她一个人的过错。”
在房子前面，他再一次转过身去。是不是会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呼唤，一句充满爱情的话。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想用拳头砸烂他心里那台叫人服从的钢铁机器。可是没人说话。没人呼喊。没人露面。大家都抛弃他了，他感到自己已掉进无底深渊。他蓦然心生一念，再走十步走到湖边，从桥上纵身跳下，没入宏大的平和之中，是不是更加好些。
教堂塔楼的钟声响起，沉重而又严峻。从平素如此可爱的晴空降下这严峻的呼声，像猛抽一鞭，把他惊起。还有十分钟：然后列车就要开来，然后一切就都过去，干净彻底，无可挽救。还有十分钟：可是他已经不再感到这十分钟是自由，他像有人追赶，拼命地向前奔去，摇摇晃晃，跑跑停停，气喘吁吁地向前跑，唯恐误车，吓得要命，越跑越快，越跑越急，直到他突然跑到月台上，几乎和栏杆前的什么人撞个满怀，他才止步。
他大吃一惊。背包从他不住哆嗦的手上滑落。站在面前的是他的妻，脸色苍白，一夜没睡的样子，充满严肃悲哀的目光向他身上射来。
“我知道，你会来的。三天前我就知道了。可是我并不想离开你。从一清早我就等在这里，从头班车等起，我将在这儿等到末班车。只要我还有口气，他们就别想抓到你。费迪南，你好好想想啊！你自己不是说过，还有时间，干吗这么着急？”
他忐忑不安地直瞪着妻。
“只不过……我已经报名了……他们在等我……”
“谁在等你？奴役和死亡也许在等你。此外没有别人！你快醒悟吧，费迪南。你感觉一下，你现在还是自由的，完全自由，谁也没有力量控制你，谁也不能对你发号施令，你听见吗，你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我要千百遍地对你说，上万遍地对你说，每小时每分钟对你说，直到你自己也感觉到，你是自由的！自由的！自由的！”
“我求求你。”他轻声说道，两个农民从旁走过，好奇地转过头来，“别说得这么大声。人家都在看……”
“人家！人家！”她愤怒地叫道，“人家跟我有什么相干？要是你给炮弹打得血肉横飞，或者打断了腿，瘸着走回家来，人家帮得了我什么忙？什么人家，人家的同情，人家的爱，人家的感激，我一概嗤之以鼻——我只要你这个人，你这自由的活人。我要你自由，自由——符合人的身份，不要你去当炮灰……”
“鲍拉！”他想设法使这个冒火的女人息怒。妻将他一把推开，“你快给我丢开你那胆怯的、愚蠢的恐惧！我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我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我不是奴才。我不放你回去做奴才！费迪南，你要是坐车走，我就扑在火车头前面……”
“鲍拉！”他又把妻抓住。可是她脸上突然显出痛苦的表情。“不，”她说道，“我不想撒谎。说不定我也太胆怯。千百万妇女在人家把她们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拖走的时候，都太胆怯——没有一个女人做出她们必须做的事情。我们也中了你们怯懦的毒。要是你乘车走了，我将做些什么呢？呼天抢地痛哭一场，跑到教堂里去求上帝保佑你得到一个轻松的差使。然后说不定还去嘲笑那些没有去的人。在这个时代一切都有可能。”
“鲍拉。”他握住她的双手，“既然这是非干不可的事，你何必使我心情这么沉重？”
“要我让你轻松一点？不，就得让你心情沉重，无限沉重，要尽我所能地让你心情沉重。我站在这里：你必须用你的双脚把我踩烂。我绝不放你走。”
这时响起急促的信号钟声，他猛地惊起，脸色苍白，激动万分，抓起他的背包。可是妻已一把夺过背包堵在他面前。“给我。”他呻吟道。“绝不，绝不！”妻气喘吁吁地说道，一面和他争夺。旁边的农民围了过来，哈哈大笑。火上浇油，疯疯癫癫的喊叫声一阵阵飞来，正在玩耍的孩子也跑了过来。但他们两个还像拼命似的愤怒地使尽全身的力气争夺背包。
这一瞬间火车头长吼一声，列车轰隆轰隆地开进站来。突然他放下背包，头也不回，发疯似的慌慌张张、跌跌绊绊地越过铁轨，跑向列车，直冲一节车厢，跳了进去。周围响起哄然大笑，农民们高兴得尖声怪叫，向他大声喊道：“赶快跳开，她要逮着你了！”“快跳，快跳，她要抓着你了。”他们一个劲地催他往前快跑，他身后哈哈大笑的声浪像阵阵鞭挞，抽打着他的羞耻。这时列车已经开动。
妻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背包，人们的哄笑声向她劈头盖脑地袭来。她凝视着开得越来越快、渐渐消失的列车，没有一句告别的话语从车厢的窗口传来，一点表示也没有。突然眼泪夺眶而出，遮住了她的视线，她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蜷着身子坐在角落里，列车越开越快，他不敢向窗外看上一眼。他所拥有的一切，山坡上的小房子，连同他的画幅，桌椅和窗，他的妻子，狗和许多日子的幸福，都从窗外飞了过去，被列车行驶的速度撕成千百张碎片。他经常目光闪亮地观赏这开阔的景色，如今这派景色连同他的自由和他整个的生命都被远远地抛去。他觉得他的生命已通过他身上所有的血管流出体外，什么也没留下，只剩下这一张白纸，在他口袋里飒飒作响的一张纸，他就带着这张纸为命运的凶恶召唤所驱使，随风飘逝。
他只是迟钝而迷惘地感到，他遭遇到什么事情。列车员要看他的车票，他没有票，他像个梦游者似的说边境小镇是他的目的地，他毫无意志地又换乘另一次列车。他心里的那台机器做了这一切，他已不再感到痛苦。在瑞士边境站，边防官员要他出示证件。他把证件交给他们：他一无所有，只剩下这张白纸。有时候他心里还有一些已经失落的东西试图轻轻地提醒自己，从心灵深处，像从梦境中发出喃喃的声音：“向后转吧！你现在还自由！你并不是非去不可。”可是他血液里的那部机器并不说话，却强有力地激动他的神经和肢体，坚定不移地驱使他向前走，用一道看不见的命令：“你非去不可。”
他站在通向故国的转车车站的月台上，在昏黄的光线里，可以明显地看见有座桥横跨在河上：这就是边界。他那无所事事的感官试图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在这一边，你还可以生存，呼吸，自由自在地讲话，按照自己的意志干活，从事严肃的工作。过桥走八百步，你的意志就从你的体内取出，就像从动物的体腔里取出它的内脏，你必须服从一些陌生人，并且把刀子扎进另外一些陌生人的胸膛。所有这一切便是这座小桥的含义，在两根横梁上面架起一百几十根木头桩子。于是便有两个汉子各穿一套式样不同、花花绿绿的荒唐服装，手执步枪站在那里守卫这座小桥。蒙眬的思绪折磨着他，他感到已不能清楚地思维，可是思想却继续向前滚动。他们在这根木头上守卫些什么呢？别让人从一个国家越境到另一个国家。谁也不许从那个刨去人们意志的国家溜到另一个国家去。而他自己，却居然愿意到那边去？是的，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是从自由走向……
他停止思索。关于边界的思想把他催眠了。自从他凭着感官具体地看到边界，实实在在，由两个身穿军装百无聊赖的市民看守着，他就不大明白他心里的某些事情。他试图进行解释：正在打仗。可是只在对面那个国家才打仗——在一公里以外才有战争，或者说，一公里其实还差二百米的那边开始打仗。他忽然想起，也许还近十米，就是说，一千八百米还差十米[5]。不晓得什么疯狂的欲望在他心里蓦然出现，要调查一下这最后十米土地是否还有战争或是没有战争。这个念头很好玩，使他觉得很逗。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想必有一条线，真正的界线，要是往边境走去，一只脚踏在桥上，另一只脚还在地上，那么你算什么呢——还是自由人，或者说已经是士兵了？一只脚允许穿平民的靴子，另一只脚穿着军靴。越来越孩子气的念头在他脑子里乱躜乱拱。若是站在桥上，那就已过了边界，若是又跑回来，就该算是逃兵了？这水，它是好战的还是和平的？是不是河底某处也有一条线，按照不同国家的颜色画在当中？这些鱼呢，它们可以游到对面战争地区去吗？还有这些动物！他想到了他的狗，要是它也跟着来了，他们大概也得把它动员起来，它说不定得去拉机关枪，或者在枪林弹雨之中去寻找伤员。谢天谢地，它留在家里了。
谢天谢地！想到这里，他大吃一惊，赶快振作起来。自从他具体地看见了这条边界，这座介乎生死之间的桥，他便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运转起来，不是那台机器，而是一种想要醒来的认识，一种反抗。在另一条铁轨上还停着他来时乘坐的列车，只不过这段时间里火车头已换了方向。它那巨大的玻璃眼睛现在看着相反的方向，准备把列车再拉回瑞士去。这提醒他，现在可能还来得及：他感到，渴望回到业已失去的家的那根神经，本来已经死去，此刻又在他心里痛苦地蠕动，过去的那个他又开始在他身上出现。他看到那边，桥的那头站着的士兵，穿着陌生的制服，步枪沉重地挂在肩上，正毫无意义地踱过来踱过去。在这个陌生人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像。现在他才清楚地知道了他的命运。自从他懂得了这一点，他就看到他的命运里含有毁灭。他的生命在他灵魂里叫喊起来。
这时刺耳的信号钟声又频频响起，这尖锐的声音打破了他那还犹豫不决的感觉。他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他要是乘上这辆列车，三分钟后，就驶过这两公里，开到桥边，越过桥去。他知道，他会乘车驶去的。再过一刻钟，他就会获救。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
可是列车并不是从他浑身哆嗦地使劲窥望的远方驶来，而是从桥那边轰轰隆隆地慢慢地驶过桥来。一下子候车大厅便骚动起来，人们从各个候车室蜂拥而出，妇女们叫叫嚷嚷，直往前挤，瑞士士兵急急忙忙地排成一队。突然奏起音乐——他侧耳细听，惊讶不已，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乐声响亮，不会听错；奏的是《马赛曲》。为从德国开来的一次列车竟然奏起敌人的国歌！
列车轰轰隆隆地驶近，连声喘息，停了下来。大家都一拥而上，各个车厢的门都被猛地拉开，脸色苍白的人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灼热的眼睛里发出狂喜的光芒——身穿军装的法国人，法国的伤兵，敌人，尽是敌人！像做梦似的过了几秒钟，然后他才明白，这是一次运载交换伤员的列车，这些人是在这里获释的战俘，是从战争的疯狂中获救的人们。他们都预感到，了解到，感受到这一点；他们挥手致意，大声喊叫，纵声欢笑，尽管有些人的欢笑还包含着痛苦！一个伤兵摇摇晃晃、跌跌绊绊地踩着木制假腿走了出来，靠着一根柱子站住，喊道：“瑞士！瑞士！赞美上帝！”[6]妇女们抽抽搭搭地哭着，从一个窗口冲到另一个窗口，直到找到她们寻找的亲人。人们呼喊，抽泣，吼叫，人声嘈杂，乱成一片，不过，大家都情绪高昂，欢呼雀跃。音乐停止演奏。有几分钟之久，什么也听不见，只听见汹涌澎湃的感情狂涛吼叫着，呼喊着，向众人头上袭来。
然后渐渐地安静下来，人们三五成群，幸福地聚在一起，沉浸在欢乐之中，语流迅急地互相交谈。有几个女人还呼喊着跑来跑去。护士们送来饮料和礼品。人们用担架把重伤员抬出车厢，他们扎着白色的绷带，脸色惨白，人们温柔地小心翼翼地簇拥着他们，关切备至，极力宽慰。人间的全部悲惨都集中体现在这里：有的伤兵断肢截臂，袖子空空，有的憔悴不堪，有的严重烧伤。这是一代青年的残存部分，变得粗野而苍老。可是所有的眼睛都仰望上天，射出宽慰的光芒：他们大家都感到这次朝圣的旅程已达终点。
费迪南像瘫痪似的站在这批意想不到的来客中间，在胸口的那张纸下面，心脏又猛烈地跳了起来。他看见有副担架停在一边，离开人群，孤零零地，没人过问。他走过去，慢慢地，脚步踉跄地走到这个为别人的欢乐所遗忘的人身边。这个伤兵脸色灰白，脸上长满乱蓬蓬的胡子，被子弹打烂的手臂瘫了似的从担架上垂了下来。双目紧闭，嘴唇苍白。费迪南浑身发抖。他轻轻地把这只挂下来的手臂抬了起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这受难者的胸上。这时陌生人睁开眼睛，看着他，从那无限遥远的陌生的痛苦之中升起一缕感激的微笑，向他致意。
他浑身哆嗦，一阵寒噤，活像一道闪电透过他的全身。他们要他干这种事情？把人伤害成这样？只会用仇恨的眼光去注视弟兄们的眼睛？自觉自愿地去参加这巨大的罪行？这时他感觉到巨大的真理在他心头强劲有力地一跃而起，砸烂了他胸中的那台机器，自由从心里幸福而又宏伟地升起，把服从撕得粉碎。绝不！绝不！一种坚强有力、以前从未认识的声音在他心里高声喊道，他已被这心底的声音击倒。他抽泣着倒在担架旁边。
人们向他冲去。大家以为他突发了羊痫风，医生也赶来了。但是他已慢慢地站了起来，拒绝了别人的帮助，脸上显出平静欢快的神气。他伸手掏出钱包，取出最后一张钞票，把它放在伤员的身旁；接着拿出那张纸，慢悠悠地有意识地再读一遍。然后把它对半撕开，把碎纸片撒在站台上。人们直愣愣地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疯子。可他却再也不感到羞耻。他只感到：霍然痊愈。音乐又演奏起来。他心里涌出的恢宏壮阔的乐声压倒了所有的声响。
晚上，很晚了，他回到自己的家里。屋里一片漆黑，房门紧闭，犹如一口棺材。他敲敲门。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传来：他的妻子把门打开，一看见他，吃了一惊。可是他温柔地抱住妻，把她扶进门去。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幸福得浑身哆嗦。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他的画全都放在那里，妻把它们从他的画室里拿了出来，为了看到他的作品就感到他在身边。他从妻的这一行动体会到无限的爱恋，他于是懂得，他使自己免去了多少损失。他默默地紧握着妻的手。狗从厨房里冲了出来，跳起来扑到他身上：大家都在等着他归来。他感到，他的心灵从来没有从这里离去，可是他感到自己像是逃脱死亡又重返人间。
他俩还一直没有说话。但是妻轻轻地拉着他，把他领到窗前：窗外是永恒的世界，对于一时晕头转向的人类自己创造的痛苦，它丝毫不受影响。这个世界为他放射光辉，在辽阔无垠的天空中，无限的群星交相辉映。他抬头仰望，心情激动，深切地认识到，对于世上的人来说，除了大自然自身的法则之外，别无其他法则，除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之外，别无其他东西能真的把他拴住。他妻子的呼吸幸福地在他唇边涌动。在这种互相感觉的快感之中，他们两个的身体有时候挨在一起轻轻颤抖。但是他们沉默不语：他们的心自由飞翔，飞向万物永恒的自由，摆脱了话语的混乱和人为的法律。
（1929）
张玉书 译
[1] 本篇于一九二九年在维也纳施特罗姆出版社的《小说半月刊》第二期首次发表。
[2] 鲁斯鲍姆，德文意为“胡桃树”。
[3] 鲁斯克纳克，德文意为“胡桃夹子”，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4] 原文为拉丁文。
[5] 原文如此，照理应是“两公里外”，或“八百米还差十米”。
[6] 原文为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