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半途而废
但是，哲人的工作是一回事，策士的工作又是一回事。
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很快停止了。
革命一旦搁浅，策士们便会把船拆毁。
本世纪，策士们自命为政治家，因此，政治家这个词最终有点像是行话了。请不要忘记，哪里有手腕，哪里就必然有卑劣。说策士，等于说平庸之辈。
同样，说政治家，有时等于说奸诈之辈。
因此，照策士们的说法，像七月革命那样的革命，是割断的动脉，得赶快结扎。权利若是过分要求，就会动摇。因此，权利一旦确认，就应该巩固国家。自由一旦有了保障，就应该想到政权。
这时候，哲人尚未同策士分道扬镳，但对他们已产生怀疑。好吧，政权。可是，首先要知道，政权是什么？其次，政权从哪里来？
策士们似乎并没听见私下议论的不同意见，依旧我行我素。
策士们善于将利己的杜撰伪装成必需。照他们的说法，革命后的人民，假如这个人民属于君主国，最迫切要做的事，便是建立一个王朝。据他们说，这样，在革命后，他们就能过安定的生活，也就是说，能有时间包扎伤口，修缮房屋。这个新王朝可以掩盖脚手架和医院。
然而，建立王朝谈何容易。
必要时，任何一个有才干的人，甚至任何一个有运气的人，都可以当国王。波拿巴属于第一种情况，伊图尔维德[6]属于第二种。
但是，并非随便哪个家族可以建立王朝的。作为一个王族，必须有相当深的资历，岁月的皱纹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假如我们站在“政治家”的观点上看问题（当然，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那么，一场革命后产生的国王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呢？他可以是，也应该是一个革命者，就是说，他亲身参加了这场革命，他插手了这场革命，不管他因此而臭名昭著还是美名远扬，也不管他使用的是斧头还是利剑。
一个王朝应具备怎样的品质呢？它应该是民族的，就是说，是一个保持距离的革命者，并不要参加革命的行动，而是要接受革命的思想。它应该由过去组成，具有悠久的历史，它应该由未来组成，具有同情心。
这就说明为什么早期的革命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个人，克伦威尔或拿破仑，而后来的革命一定要找一个王族，不伦瑞克王族或奥尔良王族。
王族好比印度榕树，每根枝条垂到地上，便在地里扎根，长成一棵榕树。每一个枝都可以变成一个王朝。条件是必须弯向人民。
这就是策士们的理论。
因此，也就出现了一种伟大的艺术：让胜利发出一点灾难的声音，以便使利用胜利的人因此而胆战心惊，每前进一步都要加进点恐怖气氛，拉长过渡的曲线，放慢进步的速度，使这曙光变得平淡无奇，揭露并削减热情的粗暴性，削平尖角和利爪，给胜利裹上暖和的棉胎，替权利穿上暖和的衣服，为魁伟的人民包上法兰绒，叫他们快快睡觉，强迫过分健康的人节制饮食，让大力士接受康复治疗，设法消除革命的影响，向渴望理想的人献上搀有药茶的美酒，采取措施以免有太多的成功，给革命罩上一个灯罩。
一八三〇年实践了这个理论，而英国于一六八八年就实践过了。
一八三〇年是场半途而废的革命。是半截子进步，不是完全的权利。然而，逻辑对“差不多”是瞧不起的，正如太阳无视蜡烛一样。
是谁让革命半途而废的？资产阶级。
为什么？
因为资产阶级代表满足了的利益。昨天还很有胃口，今天已吃饱肚子，明天就心满意足了。
一八一四年拿破仑下台后的现象，在一八三〇年查理十四退位后又重演了。
有人把资产者当作一个阶级，其实是错误的。资产者不过是人民中间得到满足的一部分。那是现在有空坐下来的人。一张椅子不能算作一个阶级。
可是，因为过早地想坐下来，就让人类停止前进。这是资产阶级常犯的错误。
不能因为犯了错误，就成了一个阶级。利己主义不是社会等级的一个部分。
不过，即使对利己主义，也应抱公正的态度。一八三〇年动荡后，被叫作资产阶级的那部分人民所渴望的，并不是那种搀杂着冷淡和懒惰的、略带羞愧的精神不振的状态，也不是暂时忘却一切、昏昏入梦的睡眠状态，而是暂停。
暂停包含着奇特而又几乎是矛盾的双重意义：一是正在行进的队伍，即运动；二是停止，即休息。
暂停，就是恢复力气；是手执武器的醒着的休息；是设置岗哨保持戒备的既成事实。有暂停，就必有昨天的战斗和明天的战斗。
一八三〇年和一八四八年之间便是暂停。
这里我们所谓的战斗，也可以叫作进步。
因此，无论是资产者，还是政治家，都需要有个人来说声“暂停”。一个能说“虽然，因为”的人。一个具有双重特性的人，既体现革命，也体现稳定，换句话说，能协调过去和将来，以巩固现在。
这个人是“现成”的。他叫路易-菲利普·德·奥尔良。
二百二十一名议员选举路易-菲利普当了国王。拉法耶特[7]主持加冕仪式，称他是“最好的共和国”。巴黎市政厅代替了兰斯大教堂[8]。
这种用半王位代替全王位的做法，是“一八三〇年的杰作”。
策士们完成这一切后，严重的后果也就出现了。这一切都是在撇开绝对权利的情况下进行的。绝对权利大声叫喊：“我抗议！”尔后，可怕的是，连它也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