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失常的暴力
虽然本章所述的各种心理失常都与不同类型的刑事犯罪有关，然而，暴力犯罪仍是最突出的犯罪类型。抑郁症患者可能会挪用资金，努力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妄想症患者可能会闯入一栋大楼寻找庇护所，避免受到别人的迫害；反社会人格者可能对信任他们的被害人进行一系列经济诈骗。媒体最喜欢追踪报道与心理失常有关的暴力犯罪，而公众又最害怕这类犯罪的发生，虽然与暴力犯罪相比，人们成为经济案件被害人的可能性更大。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了解的，精神疾病并不一定会让被告被判定无受审能力或被免罪，在一些州，被告被指控暴力犯罪相对于被指控经济犯罪时就更是如此。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有精神疾病的个体并没有比那些无精神疾病的个
第八章·犯罪与心理失常
体犯罪更多。此外，正如专栏8.1所示，最新的研究表明，严重的心理失常不是犯罪的直
接原因（Peterson et al．，2014°），心理失常和非失常的犯罪人的犯罪风险因素相似（Skeemet al．，2014）。然而，这确实呈现为一种规律，即他们更多地出现在逮捕记录、看守所、监狱、缓刑和假释申请里，并给监管者带来了特殊的挑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社区矫正（比如在受审前，将有精神疾病的患者转诊到社区实施专门的治疗方案）可能是对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罪犯的一种较好的处置方式（Colwell，Villarreal，＆Espinosa，2012；Heilbrun et al．，2012）。科尔韦尔（Colwell）等人研究发现，将有精神疾病的罪犯安置到这样的社区干预计划中会显著地降低其未来再受审判的可能性。
在刑事司法处置的人员中，有精神疾病人群的犯罪率是普通人群的犯罪率的3倍多（Skeem，Emke-Francis，＆Louden，2006）。近几年，研究者已开始对极易陷入刑事司法的 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进行分组或分类。比如，康斯坦丁（Constantine，2010）等人发现，被逮捕的人员有三种精神疾病发展模式：低慢性、高慢性和偶发性。他们的研究样本是近4000名被诊断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研究区分了轻罪和重罪，但没有区分暴力犯罪和非暴力犯罪。
对心理失常与暴力的研究
早期的研究文献一直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心理失常的个体，甚至是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并不比普通人群犯重罪的可能性大（Brodsky，1973,1977：Henn，Herjanic，＆ Vanderpearl， 1976a；Monahan，1981；Rabkin，1979）。近期的一些研究（Brennan，Mednick，＆Hodgins， 2000；Klassen＆O＇Connor，1988,1990；Monahan，1992；Silver，2006）发现，心理失常的 个体有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风险。海布仑等人（Heilbrun，Douglas，＆Yasuhara，2009，p．348） 认为，“即便有数以百计的相关研究，目前依然不清楚心理失常是否和暴力行为必然相关”。这里强调的是，在涉及暴力的人员中，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员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暴力犯罪的风险在不断增加，甚至有更高的实施凶杀的风险（Naudts＆Hodgins，2005）。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最常见的凶杀对象就是身边的亲人，许多人在杀人时出现了幻觉和妄想的症状（Hakkänen＆Laajasalo，2005）。对204项相关研究的元分析发现，有50％～70％的严重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的风险性极高(Douglas,Guy,&Hart,2009)。
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不会犯下严重的或暴力的罪行。例如，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群里，只有11.3％的男性和2.3％的女性会实施暴力犯罪（Tengström，Hodgins，Grann，Langström，＆Kullgren，2004），而且这些人的情况各异。“有的人在早 年就因反社会行为而被记录在案；有的人在患病之初就到处实施反社会行为；有的人一辈子只实施一次暴力攻击；有的人只有在急性发病的时候才实施攻击行为”（Naudts＆Hodgins,2005,p.1)。
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如果男性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同时他还吸毒，那么其暴力犯罪的危险性非常大。此外，瑞萨纳等人（Rasänen et al．，1998）报告了证据，如果男性具有精神分裂症同时酗酒，那么他们实施暴力行为的风险是普通男性的25倍。随后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药物滥用的病人常被发现有极高的暴力犯罪风
彼得森等人的研究不包括那些杀人犯和极少见的异常犯罪人，见英文原著第237页。—译者注
险（Appelbaum，Robbins，＆ Monahan，2000： Tengström et al．，2004）。
约翰·莫纳汉（John Monahan，1992）在研究了心理失常和暴力行为的相关性后提出，有两点要特别强调：第一，这种关系仅适用于个体在当前表现出严重的心理失常，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出现过严重的心理失常但当前没有任何症状，他一般不会出现暴力行为；第二，在当前表现出心理失常的人中，仍有大部分人（超过90％）并没有实施暴力行为。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与暴力行为有关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体是否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还包括个体的暴力行为史。现在回想一下，拉吉索和哈坎宁（Laajasalo＆Häkkänen，2006）早就指出过，在以精神分裂症杀人犯为样本的研究中，关于过度暴力的最强预测因素正是个体过去的暴力行为史和有共犯在场。
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的可能性更小。如果情感性精神病与暴力行为发生联系，一般指的都是延伸性自杀情境中的女性，患者会杀死周围的人，包括她的至亲，然后自杀（Blackburn，1993）。但是在公共场合发生的滥杀案，一般是可能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的男性实施的，而且在众多案件里，他们都计划要在现场同归于尽，这种情况将在第十章介绍。麦克阿瑟研究网
在众多的对潜在的因心理失常而具有暴力风险的研究中，以麦克阿瑟研究网（theMacArthur Research Network）实施的研究最为著名（Monahan et al．，2001；Steadman et al．， 1998）。研究者追踪了1000多名从地方精神病院出院的患者，测量他们在一年多内表现出攻击行为的程度。患者住院时曾接受过一套暴力犯罪“风险因素”的测量—共计134个因素，包括暴力幻想、童年受虐史、父母打架的频率、积极与消极交往对象的数目等。麦克阿瑟的研究人员根据这些数据开发出一种风险评估工具，即多重迭代分类树（TheMultiple Iterative Classification Tree，ICT）。他们相信这种工具可以帮助临床医生鉴别低、 中、高风险的个体。在此次研究的出院患者中，约有一半人属于低风险性群体，其他的高风险和中等风险群体的人数占半数。虽然可以对精神疾病患者的风险性做出预测，但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可以显著、有效地预测暴力行为。莫纳汉等人（Monahan et al．，2001，p．142）提出，“暴力倾向是各种风险因素综合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决定个体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的充分条件”。
在随后的研究中，莫纳汉和他的同事（Monahan et al．，2005）采用了一个新的样本—刚从精神病院出院的低风险（暴力倾向在9％以下）患者群体和高风险（暴力倾向在37％以上）患者群体。在他们还在住院的时候就进行首次评估和访谈以便于后续追踪研究；然后，从他们出院之日起的10周和20周之后，所有的高风险和低风险群体的随机样本以及对这些患者熟识的人都要在社区接受访谈；还要评估逮捕记录和再入院治疗记录等。结果，预计暴力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的占1％，样本量小但暴力风险等级为高风险的占64％：而可观测到的暴力风险等级在低风险群体占比9％，在高风险群体中占比49％。
总的来说，通过对心理失常和暴力行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将个体曾经出现过心理失常作为一个单独因素，即使当时患严重的精神病，也不是预测暴力行为的显著因素，
·与暴力和严重攻击行为最密切相关的心理失常是精神分裂症，
·实施暴力犯罪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数患者不会这么做）的犯罪情况也各不相同，
第八章·犯罪与心理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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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男性患者若早年就有反社会行为，则他会表现出持续多样的刑事犯罪模式，
·暴力行为与严重的心理失常有关，尤其是在有暴力行为史的人中：
·心理失常和非心理失常的犯罪人的犯罪风险因素相似（如药物滥用、早期的违法行为），
·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所实施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由病情直接导致的。
·至少在民事违法的病患中，由麦克阿瑟研究网设计的分类系统是对未来在社会中出现暴力风险有效的预测因素，
·研究者已经开发出了用来评估具有暴力行为风险的工具，但没有任何因素可以作为单独有效的预测因素，暴力行为可能是对每个个体产生独特作用的各种风险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
警察与心理失常者
如上所示，一些研究文献阐述，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会经常出现在逮捕记录上，被控诉重罪和轻罪（Constantine et al．，2010）。而且，早期的一项研究发现，警察可能更倾向于逮捕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员（Teplin，1984）。在提普林（Teplin）堪称经典的研究中，由经过训练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观察了1382次警察对民众的盘查。她发现，在警察逮捕的嫌疑犯中，有心理失常的比无症状的嫌疑犯多20％。由于很多有精神疾病的嫌犯表现出了令人厌恶的症状，如骂人、好斗和粗暴无礼，因此他们被逮捕的可能性偏高也不足为奇。从某种程度上说，警察之所以逮捕那些精神疾病患者也可能是为了给他们提供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而在很多案件中，警察并不能识别个体的行为是否属于心理失常的问题，只是认为这些人粗暴无理、令人生厌而已。
在提普林的研究发表后的30年内，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即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处理那些有精神疾病的人员的方法发生了改变。首先，警察学院会对执法者识别和处置有心理失常的违法者进行培训（Fields，2006）。在一些社区，警察已经开始委派受过特殊训练的联络官协助精神疾病患者了（Smith，2002）。即便如此，学者们仍继续研究着警察如何识别精神疾病患者的课题，例如，雷德利赫等人（Redlich，Summers，＆Hoover，2010）发现，心理失常者比非心理失常者更可能给警方“假口供”。随后的假口供研究（Redlich，Kulich，＆Steadman，2011）也表明，有心理失常的人在调查中会被问更多的问题，因为他们经常回答得有些混乱，这并不意外。其次，全国的社区都在建立专门的法庭，即精神卫生法庭（mentalhealth courts），为拘禁或起诉心理失常者和心理发育迟滞者（只涉及非暴力或轻微暴力的犯罪人）提供另一种选择—让他们有处可去，还能接受治疗和训练，而不是坐牢。精神卫生法庭在全美范围内正如雨后春笋，因此还需要不断地对其有效性、成本效益以及治疗质量进行评估（参见Redlich，Liu，Steadman，Callahan，＆Robbins，2012；以及其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心理失常的罪犯
在阐述犯罪与异常行为之间的关系时，人们常常以监狱和拘留所中在押的心理失常者作为证据，然而这些群体的精神疾病性质和患病率难以确定，主要是因为相关研究中的描述和统计结果差异太大；另外，有的研究基于自我报告的个案形式，而有的研究基于临床观察。话虽如此，大多数的研究依然表明，在全美范围内的监狱和拘留所中监押的人具有心理失常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Althouse，2010）。一项由詹姆斯和格莱兹（James ＆
Glaze，2006）主持的研究推测，在所有监狱和拘留所里，有一半的犯人都存在心理健康问题（James＆Glazz，2006），这并不是指他们都是严重的精神病人，而是指他们能够从心理健康治疗中获益。女囚犯比男囚犯的心理健康问题患病率更高（见表8.2）。在所有报告中，最常见的问题是重度抑郁，其次是精神病症。
表8.2
被诊断为有心理疾病的监押犯（按性别、族群和年龄分类）
心理失常犯的比例／％犯人特征
州立监狱犯人
联邦监狱犯人
看守所犯人 所有犯人
56.2
44.8
64.2 性别
男性
55.0
43.6
62.8 女性
73.1
61.2
75.4 族群
白人
62.2
49.6
71.2 非裔人
54.7
45.9
63.4 西班牙裔人
46.3
36.8
50.7 其他
61.9
50.3
69.5 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Justice,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另一些研究者也曾指出，在拘留所、联邦及州立监狱中的狱犯里，10％～15％的人患有严重的心理失常（Lamb，Weinberger，＆Gross，2004）。很难说这其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患者所占的比例，据估计大约是40％～80％（Steffan＆Morgan，2005）。不过，从事该领域的研究者和精神卫生专家都指出，监押人员的严重精神疾病增长显著（Ashford，Sales，＆Reid,2001;Magaletta,Dietz,&Diamond,2005)。
很明显，监狱、拘留所或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环境都会给监押人员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被拘禁后，个体可能会变得心理失常，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统计数据呈现出来。然而，大量证据表明，很多监押或服刑犯在入狱之前就曾表现过某种心理失常（Bureau of JusticeAssistance,2000)。
即便存在对各类精神疾病的明细诊断标准，对拘监场所里心理失常人员的情况仍然不能下定论。首先，正如上面提到的，很多犯人曾被确诊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其次，一些数据收集的是犯人主观自评的心理状况：再次，哪怕面对普通人，精神疾病诊断的信度也是需要质疑的；最后，心理失常究竟是拘监导致的，还是个体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了，我们也不得而知。抛开上述情况，只要这人有心理失常问题，就很棘手。
总之，当今的监狱和拘留所正面临数量不断增加的精神异常人员，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诊疗，他们的心理问题可能会加剧。监禁场所与世隔绝、高度戒备、管理设施等皆成问题，还可能一直存续很多年（参见Toch，2008）。许多大型监狱—在每一个州和联邦体系内都有—以导致罪犯心理崩溃而臭名昭著，他们通常会一天23小时将罪犯关在一个非常狭窄的空间。在波士顿马拉松赛制造爆炸的迪索卡尔·萨尔满夫（Dzokhar Tsarrnaev）被定罪之后，很多市民希望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让他在联邦超大监管设施（ADX监狱，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佛罗伦萨）度过余生。（陪审团最后判他死刑，他会在联邦监狱死囚区等
第八章·犯罪与心理失常
待执行，即位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的全美监狱）。其实，即使是普通的经过审判而监管的
犯人，当他患精神疾病时，也需要心理健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