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实力政策与《孙子兵法》

中国人是实力政策的出色实践者，其战略思想与西方流行的战略与外交政策截然不同。在漫长的动荡历史中，中国的统治者认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过分强调对具体事件的完全驾驭有可能会打乱大同世界的平衡。潜在的敌人比比皆是，帝国永远不可能享有绝对安宁。如果中国注定只能有相对安宁，它同样暗含相对的不安宁——为此需要对中国的十几个邻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它们的历史和追求的目标与中国迥异。在陷于冲突中时，中国绝少会孤注一掷，而依靠多年形成的战略思想更符合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累积相对优势。

中西方的这一对比反映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上。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棋盘上横竖各19条线，对弈开始时棋盘上空无一子。对弈双方各有180枚子可用，子与子没有差别。两位棋手轮流在棋盘任何一点上落子，占据有利地形，同时设法包围吃掉对方的子。棋手在棋盘各处同时展开厮杀。棋盘上每落下一子，对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就略有消长，双方都在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并同时应对对手的棋。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结束时，棋盘上双方的地盘犬牙交错，一方常常仅占有微弱的优势。对于一个外行人，从棋盘上并不总能看出哪一方是赢家。[30]

而国际象棋的目标是全胜，目的是把对手将死，即把对方的王或后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绝大多数的国际象棋比赛靠消耗对方实力或偶尔靠一着妙手取胜。唯一的另一种可能是双方握手言和，即双方均无希望取胜。

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下国际象棋，棋盘上双方的实力一目了然，所有棋子均已摆在棋盘上。围棋棋手不仅要计算棋盘上的子，还要考虑到对手的后势。下国际象棋能让人掌握克劳塞维茨的“重心”和“关键点”等概念，因为开局后双方即在中盘展开争夺，而下围棋学到的是“战略包围”的艺术。国际象棋高手寻求通过一系列的正面交锋吃掉对手的棋子，而围棋高手在棋盘上占“空”，逐渐消磨对手棋子的战略潜力。下国际象棋练就目标专一，下围棋则培养战略灵活性。

围棋棋盘图

两位专业围棋棋手下完的一盘棋，黑棋小胜。

引自来永庆《以中国围棋剖析“势”的战略概念》。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2004）

同样，中国独具一格的军事理论也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面对残酷的战争（同样为了赢得战争），中国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强调取胜以攻心为上，避免直接交战。

代表这一传统的最著名人物是孙武（尊称“孙子”），《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有趣的是，没人确知他到底是谁。从古至今，学者对《孙子兵法》作者的身世及该书的写作年代争执不下。该书记载了一个叫孙武之人的言行。根据他弟子的记载，孙武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军事家，游走列国。一些中国学者，包括后来的西方学者，都怀疑是否真有一位孙武，或即使确有其人，《孙子兵法》是否确实出自他的手笔。[31]

《孙子兵法》为文言文，介乎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该书问世已两千余年，然而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20世纪中国内战时期，毛泽东出神入化地运用了《孙子兵法》的法则。越南战争时期，胡志明和武元甲先后对法国及美国运用了孙子的迂回和心理战原理。（孙子在西方还获得了另一个头衔——近代商业管理大师）。即使在今天，《孙子兵法》一书读起来依然没有丝毫过时感，令人颇感孙子思想之深邃。孙子为此跻身世界最杰出的战略思想家行列。甚至可以说，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孙子与西方战略学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孙子强调心理和政治因素，而不是只谈军事。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认为，战略自成一体，独立于政治。即使是克劳塞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也暗示一旦开战，政治家即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孙子则合二为一。西方战略家思考如何在关键点上集结优势兵力，而孙子研究如何在政治和心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确保胜利。西方战略家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孙子则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

孙子对战争的理解和论述既没有欧洲一些战争论著中的激情，也不颂扬个人英雄主义。《孙子兵法》冷静的特点反映在卷首：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2]

由于战争后果严重，慎重乃第一要义：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33]

政治家在什么事情上应该谨慎行事呢？孙子认为，胜利不仅仅是军队打胜仗，而是实现发动战争时设定的目标。上策不是在战场上与敌人硬拼，而是折其士气，或是调动敌人，使其陷入不利境地，以断其退路。战争复杂残酷，因而知己至关重要。战略于是演变为一场心理上的较量：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34]

最理想的情况是指挥官拥有绝对优势，从而完全可以避免交战。其次是深思熟虑，并在后勤、外交和心理上作了充分准备后，给敌人致命一击。孙子告诫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35]

由于“伐谋”和“伐交”涉及心理因素和对事物的认识，孙子非常重视用计和使用假情报。他告诫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36]

对一位信奉孙子思想的部队指挥官来说，通过迷惑敌人或用计间接取胜，比倚仗优势兵力取胜更人道（且不说更经济）。《孙子兵法》告诫指挥官，要诱使敌人跟着自己走，或是将其逼入绝境，迫使其全军或举国投降。

也许孙子最重要的深邃思想是，在一次军事或战略的较量中，一切因素互为影响：气候、地形、外交、情报、供应和后勤、力量对比、历史观，以及出其不意和士气等无形因素。无论哪个因素，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造成军事形势和相对优势的微小变化——没有孤立的事件。

因此，一位战略家的任务不是分析具体形势，而是弄清这一形势与它形成的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没有一种局面是一成不变的。任何现象都是暂时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战略家必须洞悉变化的走向，为己所用。孙子用“势”这个词表达这一特征，而西方没有类似的概念。[37]在军事上，“势”指战略发展趋势和演变的形势中蕴涵的“潜能”，即“各种因素之特定组合及其发展趋势中蕴涵的巨大能量”[38]。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指力量强弱及总体趋势的不断变化。

孙子认为，善用势的战略家恰如水沿山坡顺势而下，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一条最快、最容易的路线。一位成功的指挥官会耐心等待，而不是急于交战，以避开敌人的锋芒。他仔细观察战略形势的变化并加以引导。他研究敌人的备战状况及士气，积蓄己方力量，利用敌人心理上的弱点，直至出现打击敌人薄弱环节的有利战机。于是他出其不意，神速调兵遣将，沿着阻力最小的道路“顺势而下”。仔细寻找战机以及精心准备，为他奠定了优势地位。[39]《孙子兵法》论述的不是如何征服领土，而是如何在心理上压倒敌人。这也是当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打仗的战法（不过越南民主共和国把心理战的胜利也转化为实际的领土征服）。

通常，中国的政治家把战略形势看做全局的一部分：善恶、远近、强弱、过去与未来皆互相关联。西方人认为，历史是走向近代化的过程，是战胜邪恶与落后的过程。而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战略与治国方略成为与对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强敌为弱敌，同时加强自己一方的势，或者说战略态势。[40]

当然，“以计取胜”虽是理想结果，却不易实现。从古至今，中国不乏残酷的战事，多在本国，偶尔也在国外。一旦爆发战争，例如秦统一中国、三国时期的战争、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以及20世纪的那场内战，生灵涂炭，惨烈程度不亚于欧洲的世界大战。最残酷的战事源于中国内部体系的崩溃，换言之，体现为一国内部的一种调整。对中国而言，国内稳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国入侵同等重要。

中国古圣贤认为，世界永远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顺应世界潮流。没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陆，天涯海角也没有人等待人类救赎。中国是片福地，中国人在这块乐土上生息繁衍。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或许可以惠及周边邻国。然而漂洋过海迫使异族人皈依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没有荣耀可言，天朝礼仪因而无法向遥远的异域传播。

这也许是中国遗弃航海传统的深层含义。19世纪20年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论及他的历史哲学时，谈到中国人习惯于把东边浩瀚的太平洋视为寸草不生的荒漠。他指出，中国人极少漂洋过海，而是固守其辽阔的陆地板块。陆地把人束缚在“数不清的依附关系上”，而海洋却促使人“跳出狭隘思维和行动的禁锢”：“亚洲国家宏大的政治结构缺乏挣脱陆地束缚、走向海洋的能力，尽管它们自己濒临大海，比如中国。在它们眼里，海洋意味着极限，意味着陆地的终结。它们从未用积极的眼光审视过海洋。”西方人则漂洋过海，把贸易触角伸向全世界，到处传播其价值观。黑格尔认为，在此意义上，困于陆地的中国——其实中国曾是世界上头号航海大国——“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失之交臂”。[41]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这个独特的帝国声称它的文化和体制适用于四海，却不屑于去改变异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却对与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它文化发达，却受制于一个对西方探险时代的来临一无所知的政治统治集团；它在辽阔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体系，却对即将威胁其生存的技术文化大潮茫然无知。

[1].司马迁，《史记》第一篇，赫伯特·J·艾伦译。《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协会会刊》（伦敦：皇家亚洲协会，1894年），第278~280页（第一篇：《五帝本纪》）。

[2].古伯察，《中华帝国纪行》（伦敦：朗曼、布朗、格林与朗曼斯出版社，1855年），引自舒尔曼、夏伟编，《中华帝国：末代王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开端，18~19世纪》节录（纽约：Vintage出版社，1967年），第31页。

[3].罗贯中著，莫斯·罗伯茨译，《三国演义》（北京：外文出版社，1995年），第1页。

[4].毛泽东以此例说明为什么中国甚至能经受住一次核战争。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5].费正清、谷梅，《中国新史》，第2版（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6].牟复礼，《中华帝国：公元900~1800年》（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14~615页。

[7].同上，第615页。

[8].托马斯·梅多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漫谈札记》（伦敦：W·H·艾伦出版社，1847年），《中华帝国》节录，第150页。

[9].白鲁恂，“研究中国现实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季刊》，第132期（1992年），第1162页。

[10].在北京的美国使者料想他在华盛顿的同事一准会反对中国统辖四海的表述文字，于是请当地的一位英国专家提供了另一个翻译版本外加对文本的注释。新译文解释说，这一刺耳的措辞——字面意思是“抚慰控制天下”——乃惯常用语，且致林肯的信函（按中国朝廷的标准衡量）措辞尤为谦恭，显示了一片诚意。“外交事务文件集：总统对第38届国会首次会议的致辞”，第2卷（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864年），第33号文件（“伯林盖姆先生致苏厄德先生函”，北京，1863年1月29日），第846~848页。

[11].一位迷恋中国（或许过于迷恋）的西方学者对这些成就有出色论述。参阅李约瑟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54年）。

[12].费正清、谷梅，《中国新史》，第89页。

[13].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6年），附录B，第261~263页。必须看到，直到产业革命前，国内生产总值都紧密地与人口数量挂钩，因此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西方，部分是因为其人口庞大。我要感谢迈克尔·塞姆巴莱斯特提请我注意这些数字。

[14].杜赫德，《中华帝国及中华鞑靼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海牙：舒利尔出版社，1736年），《中华帝国》节录，舒尔曼、夏伟编译，第71页。

[15].魁奈，《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华帝国》节录，舒尔曼、夏伟编，第115页。

[16].关于中国古典文献对孔子政治生涯的论述，参阅金安平著，《真实的孔子：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一生》（纽约：斯克布里纳出版社，2007年）。

[17].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剑桥：贝尔纳普出版社，1985年），第63~66页。

[18].孔子言论，苏慧廉译，《论语》（纽约：多弗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19].马克·曼考尔，“试论满清藩属体系”，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63~65页；马克·曼考尔，《位于中心的中国：300年外交政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20].罗斯·特里尔，《新中华帝国》（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21].费正清、谷梅，《中国新史》，第28、68~69页。

[22].坂野正高，《中国与西方，1858~1861：总理衙门的设立》（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第224~225页；曼考尔，《位于中心的中国》，第16~17页。

[23].坂野正高，《中国与西方》，第224~228页；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纽约：诺顿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24].赖德懋，“中国与蛮夷”，约瑟夫·巴恩斯编，《东方的帝国》（纽约：双日出版社，1934年），第22页。

[25].杨联，“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第33页。

[26].“明朝对女真族政策（1402~1413）”一文节录，G·V·梅利霍夫著，摘自《中国与四邻：从古代到中世纪》（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1年），S·L·蒂科文斯基编，第209页。

[27].余英时，《汉代贸易与扩张：汉胡经济关系结构研究》（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7页。

[28].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外交时期（1858~188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第9页。

[29].中国因而将蒙古（“内蒙”以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外蒙”）和满洲收为己有。两地分别是建立了元、清二朝的外族征服者的发祥地。

[30].有关这些主题的深入探讨及围棋的详细规则，参阅来永庆著“以中国围棋剖析‘势’的战略概念”（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2004年），以及来永庆和加里·汉比著，“东方遭遇西方：一古老棋艺给美国——亚洲战略关系带来的启示”，《韩国国防分析杂志》，第14辑，第1期（2002年春）。

[31].有一种观点认为，《孙子兵法》乃出自战国时期（距今同样遥远）的一位作者之手。为了让自己的思想更具正统性，他把成书的时间向前推至孙子时代。以上观点分别载于《孙子兵法》（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前言，第1~12页，塞缪尔·格里菲思译，还载于“作为历史和理论的《孙子兵法》”，载于《战略逻辑与政治理性：纪念迈克尔·汉德尔论文集》（伦敦：弗兰克卡斯出版社，2003年）。

[32].闵福德，《孙子兵法》（纽约：维京出版社，2002年），第3页。

[33].同上，第87~88页。

[34].同上，第14~16页。

[35].同上，第23页。

[36].同上，第6页。

[37].在汉语里，“势”一词的发音大致相当于英文里以“sh”音念“sir”。中文一词分别由含“培育”和“力量”意思的两个部首组成。

[38].苏德恺，“军事圣典：《孙子兵法》”。狄百瑞和卜爱莲编，《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第1卷，《从先秦到160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215页。中国学者林语堂把“势”解释为从美学和哲学的角度看待某一局势的“未来走向……恰如风、雨、洪水或战争对未来的影响，是强还是弱，很快止息还是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是赢还是输，走向如何，力度多大。”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纽约：哈珀出版社，1937年），第442页。

[39].李约瑟、叶山，《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第6节：“军事技术：导弹与围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35、67~79页。

[40].来永庆、汉比，“东方遭遇西方”，第275页。

[41].黑格尔，《历史哲学》，霍尔丹、西蒙译，摘自史景迁著，《追寻现代中国》，第135~1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