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与美国对话，实现关系正常化
1977年邓小平第二次平反复职后，扭转了毛泽东的国内政策，但基本上沿袭了毛泽东的外交政策。这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中国国家利益也看法一致。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干革命在国内可以解放手脚，在外交方面限制就多多了。
然而，毛泽东和邓小平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毛泽东对美国对苏政策的战略意图心存怀疑；邓小平则以中美战略利益一致为出发点，集中注意确保实施过程中不发生抵触。毛泽东视苏联为抽象的战略威胁，为祸全球，并不专门针对中国；邓小平却认识到中国面临的特殊危险，尤其是北方潜在威胁未去，南方边境的威胁又迫在眉睫，二者形成合击之势，因此邓小平与美国的对话更侧重于具体操作。毛泽东如同恨铁不成钢的老师，邓小平则像要求严苛的伙伴。
危险当前，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对中美关系持摇摆不定的态度。中国不再向往为世界革命奋斗。邓小平官复原职后每次谈话中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全球计划，用以对抗苏联对欧洲咄咄逼人的政策。
尽管中美协商日益紧密，但是美国仍承认台湾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台北为中国的首都，这一反常现象仍然存在。中国南北边境上的敌人可能会把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误解为契机而蠢蠢欲动。
吉米?卡特就职后，关系正常化成为中美议程上的第一要务。1977年8月，新任国务卿赛勒斯?万斯初访北京，然而此次访问却并不成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从华盛顿启程时觉得，在巴拿马问题（指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移交运河的管理）处理完毕之前，触及和中国关系正常化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不太明智，除非中国人全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出于政治的原因，我准备向中国人提出关于台湾问题的最极端立场……我并不指望中国人接受我们的建议，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提出来，尽管最后可能得放弃这个建议。[9]
美国关于台湾的建议中，涉及一系列有关美国在台湾保留有限的外交存在的想法。这些主意福特政府任内也曾经提出，但遭到了拒绝。现在万斯再次提出，邓小平再次拒绝，说这是后退。一年后，卡特总统决定给予对华关系高度优先的重视时，美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就此结束。苏联在非洲和中东步步紧逼，使卡特这位新任总统相信他应该迅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寻求与中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1978年5月17日，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前往北京，给他的指示是：
你要强调我认为苏联和美国虽然也有合作的方面，但实质上是竞争的关系……
简而言之，我担心苏联军力日益增强但政治上短视，再加上大国野心的驱使，它可能会通过利用（特别是第三世界）当地的动乱和恫吓我们的友邦来寻求政治优势，最终甚至获得霸权地位。[10]
布热津斯基还得到授权，重申尼克松1972年对周恩来阐述的五项原则。[11]一直强力主张与中国战略合作的布热津斯基积极稳妥地执行了指示，他抱着实现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目的于1978年5月访问北京，中方对他的建议表示愿意接受。邓小平迫切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好与美国结成更加牢固的联盟，通过他所说的“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工作”[12]在世界各地抵制苏联的进逼。
中国领导人深知他们身陷战略险境，但他们分析时不谈本国的关注，而是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纵观全球形势。“天下大乱”、“连横战略”、“三个世界”——这些都是国际关系的广泛理论，不涉及具体国家的观念。
外交部长黄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显示出惊人的自信。中国的处境尽管极为困难，但黄华丝毫不显得有求于人，而是像授业儒师一样，谆谆教诲来宾如何推行全面的外交政策。他先从大处着眼，论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与苏联谈判的徒劳，以及世界大战之不可避免：
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阁下提到苏联面临很多困难，确实是这样。谋求世界霸权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固定战略目标。虽然它可能遇到很多挫折，但它决不会放弃它的野心。[13]
黄华提到的问题也困扰着美国的战略研究人员——特别是在传统战略思维中加入核武器因素的时候。如果以核武器作为威慑，这种威胁就不会被真正付诸实施：“至于说苏联害怕西方的核攻击，所以不敢使用常规武器，那只是一相情愿。据此制定战略不仅危险，而且也靠不住。”[14]
在中东这个“欧洲的侧翼”和“未来战争中的能源来源”，美国没能阻止苏联的前进。它和苏联发表了关于中东的联合声明（请区域国家共同商讨全面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可能），“因此为苏联进一步对中东渗透敞开了大门”。美国使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他的“大胆行动”“造成了对苏联不利的形势”）陷入险境，让苏联“趁机在阿拉伯国家间造成严重分裂”。[15]
黄华总结当前局势时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他说，对莫斯科采取“安抚”政策会使它“如虎添翼”，但是联合一致对它施加压力必将奏效，因为苏联“外强中干，欺软怕硬”。[16]
讲完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大背景，黄华谈到“地区霸权的问题”。当然，美国早在10年前就已虑及此点。越南企图统治柬埔寨和老挝，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背后有苏联撑腰”。河内已经控制了老挝，在那里驻军，“在老挝各级政府部门都派有顾问”。但是柬埔寨反对越南的地区霸权野心，对它进行了抵抗。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紧张“不只是边境上零星的交火”，而是一场“可能会持续很久的”重大冲突。除非河内放弃称霸印度支那的目标，否则“问题短时间内解决
不了”。[17]
当天晚些时候，邓小平对黄华的意思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警告布热津斯基说，让步和依从从未换来过苏联的收敛。15年的军备控制协议使苏联取得了和美国的战略均势，和苏联进行贸易等于是“美国在帮助苏联克服它的弱点”。邓小平嘲笑美国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开拓势力范围的回应，并责备美国试图“取悦”苏联：
你们的发言人总是为苏联的行动辩护。有时他们说没有迹象证明苏联和古巴插手扎伊尔和安哥拉。你们这么说没有用。说实话，你们每次要和苏联缔结协议，都是美方让步来取悦苏联。[18]
做得实在漂亮。这个国家身为苏联的首要目标，却把它所建议的联合行动说成是理性的义务，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更不是对美国的求助。中国处境危险——有它自己的分析为证——但它表现得像是教授战略的老师，而不像美国的欧洲盟友那样，经常是被动地听从美国的指示。
美国辩论中经常涉及的问题——国际法、多边解决、民众的同意——在中国的战略分析中常告阙如，除非是作为达到既定目标的工具。而这个目标，邓小平告诉布热津斯基，就是“对付‘北极熊’，没有别的”。[19]
但是，对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根本价值观中所谓的现实主义是有限度的。让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掌权就超过了这样一个限度。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把红色高棉简单地看做围棋战略中的又一颗棋子。它把金边的居民赶进丛林，大规模屠杀某类的平民，这些种族灭绝的行为美国不能视若无睹（虽然我们下面会看到有时也为了需要而牺牲原则）。
第二天，时任总理的华国锋在会见中讲得更明确：
我们对许多朋友说过战争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要作好准备……如果准备充分，一旦战争爆发，就不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二，必须打乱苏联侵略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要夺取世界霸权，就得先在世界各地建立空军和海军基地好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努力打乱它的全球部署计划。”[20]
大西洋联盟还没有哪一个成员提出过如此全面的联合行动——实质上是先发制人行动，也没有哪个成员表示过准备根据自己的判断单独行动。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合作在许多方面都比大西洋联盟更为紧密，也更冒险。他们要执行的是前面章节讲过的进攻性威慑战略，其特点是并没有成立正式组织或规定长期义务。意见一致即可共同行动，但如果意见出现分歧，大家便各行其是——中国即使在危急时刻也不肯放弃独立自主。尽管中国对美国的一些具体政策提出尖锐批评，但仍然坚持和美国联合行动，这表明中国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势在必行。
中美关系正常化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从1971年7月的秘密访华开始，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一贯而又明确：所有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取消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只同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包括在《上海公报》所载的中国立场中。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两位总统都同意了这些条件。尼克松表示要在他第二任期内予以落实。尼克松和福特都强调美国注重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包括要继续向台湾提供一定的安全援助，但水门事件的发生及其影响使得他们没能履行承诺。
卡特总统上任不久即重申尼克松在1972年2月对周恩来作出的关于台湾的一切保证，他不受党派影响坚持这一外交政策，实在非比寻常。1978年他提出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方法，以使双方都能维护各自的既定原则：重申尼克松和福特接受的原则；美国发表声明强调致力于和平改变；中国默许一定的美国对台军售。卡特在和中国大使柴泽民的谈话中亲自提出了这些办法，他威胁说如果美国不对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将被迫自行发展核武器——好像美国无法影响台湾的计划或行动似的。[21]
最后，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这就为关系正常化设定了最后时限。邓小平没有反驳美国关于期望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声明——尽管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就此作出任何保证。邓小平对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国的立场不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无权干涉”。[22]
关系正常化意味着美国大使馆将从台北迁至北京，北京的外交官将取代台北在华盛顿的代表。作为回应，美国国会于1979年4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对未来的担心化为对美国有约束力的法律。当然，它约束不了中国。
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