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界定战略机遇

面对越来越长的问题清单，北京和华盛顿在21世纪头10年开始寻找确定双边关系的全面框架。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中美高层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已合并为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始举行，标志着这一努力取得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想重拾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和北京就理论问题进行坦率交流的精神（如本书最初几章所述）。

在中国，寻求这一时期组织原则的努力体现为政府首肯的分析结论，即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既承认了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潜力，也反映了对其脆弱性的持续忧虑。胡锦涛在2003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表述了这一理论，他指出国内国际趋势独特交织，中国有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胡锦涛说，有机遇也有风险，就像历史上的大国一样，如果“丧失了机遇”，中国“就会成为时代发展的落伍者”。[6]

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温家宝也肯定了同样的评估，他警告说“机遇难得，稍纵即逝”，并回忆说由于“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新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温家宝说，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实现中国的发展目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7]

中国要用这一战略机遇实现什么目标呢？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据说有一个正式的开端，这可以在2003~2006年中国学术界及高层领导举办的一系列专题讲座和学习会议中找到端倪。这些活动涉及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崛起的方式；频繁交战的原因；现代大国能否和如何不与国际秩序主导国家发生军事冲突而实现崛起。这些讲座后来被编入12集电视片《大国崛起》，2006年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数亿观众观看了这部电视片。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指出，这可能是大国政治历史上独具哲理的时刻：“其他大国和有抱负的国家很少有这样自省的论述。”[8]

中国从这些历史先例中得到了什么教训呢？北京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主张，试图安抚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增长的不安，这是中国第一次也是最全面地回答这个问题。美国《外交》杂志2005年发表了富有影响力的中国知名政策人士郑必坚撰写的文章，可以算是一篇准官方政策声明。郑必坚作出保证，称中国已经采取了“超越大国崛起传统道路的战略”。中国寻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这可以“通过渐进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来实现”。郑必坚写道，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和‘二战’时的德国、日本依靠暴力掠夺资源、争夺霸权的老路。中国也不走冷战中大国争夺主导权的道路”。[9]

华盛顿的回应是提出中国作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要求中国遵守规范和限制，承担与其不断增长的实力相适应的更多责任。在2005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代表美方对郑必坚的文章作了回应。尽管中国领导人不愿接受暗示他们曾是“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佐利克的讲话相当于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特权成员和塑造者。

几乎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与郑必坚的文章是同一主题。胡锦涛再次确认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和发展框架的重要性，列举了“中国所支持的东西”。虽然重申中国支持世界事务民主化趋势（当然实际上是指美国实力在多极化世界中相对降低），但胡锦涛也坚称中国将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实现其目标：

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10]

“和平崛起”与“和谐世界”理论唤醒了古代维系中国大国地位的原则：渐进主义；顺应趋势，避免公开冲突；既占据有形的主动权（如资源或领土），又强调和谐世界的道义主张。它们所描述的获得大国地位的路径，对在“文革”中成熟的这一代领导人充满了吸引力，因为他们知道当今的合法性部分取决于为中国人民提供适度的财富和舒适，摆脱上个世纪的动荡和贫困。据报道，由于担心“崛起”概念太具威胁性、过于好胜，“和平崛起”改成了正式官方用语“和平发展”，反映了一种更有分寸的姿态。

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各种事件不期而遇，历史潮流因而改变。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久拖不决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炫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有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等事件接踵而至。所有这些事件让一些中国精英，包括中国政府的部分高层人士开始重新思考2005~2006年阐明的渐进主义路线背后的论断。

金融危机的原因和糟糕后果主要在美国和欧洲，这导致了中国资本与西方国家、公司的紧急融合。西方决策者呼吁中国改革人民币币值，增加国内消费，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自从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把西方的实力和金融经验当成典范。人们认为，不管西方国家有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缺点，它们都能独特有效地管理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尽管中国拒绝靠接受西方政治指导来获取这些知识，但许多中国精英默认西方有值得研究和借鉴的某些知识。

2007、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崩溃，再加上西方的混乱失策与中国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严重破坏了西方经济威力的神秘感。这在中国掀起了一波新的舆论潮流，尤其是直率的年青一代学生、互联网用户，甚至可能还有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他们认为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段时间的象征性顶点是北京奥运会这幕大戏，它上演时正值经济危机在西方肆虐。这届奥运会不单纯是一项体育盛事，更被认为是中国复兴的标志。开幕式颇具象征性。巨大的体育场中，灯光暗了下来。在这一年第八个月的第八天，正好八点零八分（中国人认为8是吉祥数字，所以将开幕时间选定为此[11]），随着一声巨响，两千面大鼓打破寂静，持续演奏了十分钟，仿佛在说：“我们来了！我们已成事实，不再被漠视，不再被嘲弄，我们准备向世界奉献文明！”之后全球观众看到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中华文明大戏。中国积贫积弱的时期，即所谓“漫长的19世纪”，正式宣告结束。北京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华文明再次成为人们敬畏与羡慕的焦点。

奥运会后，在上海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会议上，“和平崛起”理论的创始人郑必坚对一位西方记者说，中国终于克服了鸦片战争的遗毒，告别了一个世纪与外来侵略斗争的历史，正处于国家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郑必坚说，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让中国解决了“世纪难题”，快速发展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将依靠自己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与他国的关系将是“开放的、非排他的与和谐的”，旨在“共同开辟世界发展之路”。[12]

讲究和谐并不排斥追求战略优势。在2009年7月中国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发表讲话，评估新的趋势。他确认21世纪头20年依然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点没有改变。但在金融危机及其他重大事件之后，“势”正在不断变化。由于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面前的机遇“非常重要”，挑战“非常严峻”。如果中国谨防可能的陷阱，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段动荡时期有可能变成好事。胡锦涛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综观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国际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增强，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受到严重冲击，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特点和新趋势。[13]

世界事务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的任务是审时度势，驾驭新的局面。渡过危机，机遇就会出现。可是这些机遇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