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太平洋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进化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涉及大国正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30年前形成的磋商机制被证明大体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了共同利益，如贸易关系和具体问题的外交合作。当危机出现时，一般都通过讨论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亚整体概念中处理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在共同认可的东北亚和平秩序之下，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为重要的远见卓识是把世界推向第三个层面，一战浩劫前各国领导人从未达到的层面。

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因而也将能够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这将被视为一个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与“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只有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尤其是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

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否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说至少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态势？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同样渴望在全球发挥作用。

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们所说的“遏制”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它们所代表的现实不是美国政策造成的。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与它们相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遏制中国的主张，就是拒绝由美国在反华基础上牵头建立一个战略集团。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对这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对他们的继任者来说，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当中美两国40年前第一次恢复关系时，当时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愿意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使一代人之前的领导人能够不惧压力、谋划未来，为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便无法实现的世界打下基础。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

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1].艾尔·克劳对这个问题涉及的双方都很了解。他生于莱比锡，父亲是英国外交官，母亲是德国人，他年仅17岁时便移居英国。他的妻子拥有德国血统。即使是英国皇室忠诚的公务人员，克劳在文化和家庭方面仍与欧洲大陆保持着一定联系。迈克尔·L·多克里尔、布莱恩·J·C·麦克尔彻，《外交与世界大国：1890~1951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2]. 艾尔·克劳，《关于英国与德法关系现状的备忘录》，外交部，1907年1月1日，出自G·P·古奇、哈罗德·坦珀利编，《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第3卷）：对协约的考验》（伦敦：皇家文书局，1928年），第406页。

[3]. 同上，第417页。

[4]. 同上，第416页。

[5]. 同上，第417页。

[6]. 同上，第407页。

[7]. 同上。

[8]. 菲利浦·桑德斯，“中国梦会变成美国的噩梦吗？”《中国简报》第10期，第7号，华盛顿：詹姆斯顿基金会，2010年4月1日，第10页（引用刘明福在《环球时报》上的文章）。

[9]. 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第24页；克里斯·巴克利，“中国解放军军官敦促挑战美国优势地位”，路透社，2010年2月28日，见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3/01/us-china-usa-military-exclusiveidUSTRE6200P620100301。

[10]. 理查德·丹尼尔·尤因，“胡锦涛：一位中国总书记的成长”，《中国季刊》第173号，2003年3月，第29~31页。

[11]. 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0年12月6日。

[12]. 埃德勒·哈尤汀，《中国的人口变化：未来的形态》（斯坦福：斯坦福长寿研究中心，2008年10月24日），第7页。

[13].伊桑·德温，“日本综合征”，《外交政策》，2010年9月30日，见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09/30/the_japan_syndrome。

[14]. 哈尤汀，《中国的人口变化》，第3页。

[15]. 参见乔舒亚·库珀·拉莫，“胡锦涛的访问：寻找推进美中关系的途径”，《时代》，2010年4月8日。拉莫采用了生物学领域的共同进化概念，用来解释美中关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