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际精神分析
你不妨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阿波罗······罩在玛雅面罩中的人：“正如在无边无涯、洪涛起伏、澎湃怒吼的海洋上，一个人坐在小划艇上，托身于一叶扁舟，同样，在这喧闹的世界里，个人安心静坐，受到个性原则的支持并依赖它”······阿波罗自已可以看作是个性原则的惊人的神像，他的表情和姿态都散发出“假象”的一切愉快、智慧以及美。
—尼采，《悲剧的诞生》79
最初的四十年，精神分析是相对同质的，构成从弗洛伊德著作演化而来的宽广过渡期，时不时地会爆发几次小规模运动。荣格与阿德勒，在19世纪初的脱离之后，在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各自的理论。荣格阐述了关于精神上普遍基于原型的一个复杂神秘的体系，而阿德勒将精神动力学的思想扩展到了社会和教育的领域。在19世纪20年代，兰科和费伦奇提出一些重要批评，以及专门针对分析技术的其他方法，但是他们没有把工作发展到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地步，也没有吸引太多追随者。直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广泛而非正统传统，部分源于早期的脱离，明确脱离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模型的基本假设。在这种非正统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综合框架逐渐被称为人际精神分析。
人际精神分析没有像经典的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合的理论。相反，它是一系列不同的有关理论和临床实践的方法，共享基本的假设与假说，我们将之统称为人际／结构模型。这个运动的主要人物—哈里·斯塔克·沙利文、80
埃里克·弗洛姆、卡伦·霍尼、克拉拉·汤普森以及弗里达·弗洛姆—瑞克曼—彼此相识，共同工作，他们的个人成就反映出很大程度的相互促进。他们始于共同的起点：确信经典的驱力理论关于人类动机、体验的本质以及生活困难的基本假设本质上是错
误的，因此，驱力理论为精神分析的理论架构和临床技术提供的基础是不足的，本质上是误导的。他们也拥有共同的信念，认为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弱化了社会和文化的大环境，而该环境在试图解释人格起源、发展和扭曲的任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强调文化对人格的影响使其与其他重要的人际／结构模型—客体关系理论的英国学派分离开来。
人际传统一直被归类为“文化主义者”，尤其被其批评者表述为基本上属于“社会学”，将个体看作是文化价值的被动载体或是书写社会规范的白板（Sugarman，1977；Guntrip，1961）。这种指责在驱力／结构模型的捍卫者中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认定心理的空间隐喻，其中充满了来自驱力、发自心底的能量。在驱力／结构模型中，社会现实构成重叠的、强加于由驱力组成的更深层、更为“本质的”心理基础之上的层面。删除或替代驱力是潜在动机原则、并且强调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的任何理论，从这个观点看，其定义是表面的，关注的是人格“表面”区域，缺乏“深度”。人际传统一直受到指责的是，没有公平看待人类的情感、个人最深层的动机与冲突，仅仅将个体看作是文化的产物。这带来严重误解。沙利文、弗洛姆和霍尼对人类体验的描绘充满了深层而又强烈的情感。然而，这些情感与冲突的内容没有被理解为源于驱力的压力和调节，而是自己与他人、真实与想象之间关系组成的转化与竞争的格局。
沙利文一直是精神分析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最有激进抱负的、最易被误解的人物。他的角色一直是令人难以捉摸、自相矛盾的。尽管他的著作很少得到全面的研究，但在当初，对于美国现代精神医学和当代精神分析思想却有着巨大影响。人们一直认为，沙利文极大地“秘密统治”了美国现代临床精神医学（Havens＆．Frank，1971），他
81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动力性精神医学的贡献者”（Mitchell，援引
Havens，1976）。沙利文关注的问题和构想，生前遭到经典作者的嘲弄（Jacobson，1955）或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有时是以惊人的未加改变的形式，再次引起最重要的、最受欢迎的秉持弗洛伊德理论作者的重视。然而很少有人相信是他创立了这些方法和观点。
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沙利文与弗洛伊德正统激进决裂的政治结果，也是其理论方法的主旨与风格所要求的结果。他对病人、治疗师以及理论家语言的不当使用有着浓厚兴趣。他深切关注的是，他认为言语普遍是用来模糊而非深化体验、掩饰而非交流，用来传授一种错觉式的控制感、知识或权力。与大多数精神分析作者相比，沙利文对其读者的要求更高：他试图吓唬他们，动摇其习惯的、未觉察的混乱思维和交流。他想让听众认识到，他们通常看待人类体验和困难的方式本质上是不合适的，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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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但令人舒服的错觉之上的。沙利文的目标远大，他也深知语言所提供的工具是微不足道的。他从未将他的概念系统化并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统一体；绝大部分以他名字出版的书是其演讲与谈话的手稿和笔记的汇编。沙利文未能整合并正式确定其稿件，似乎是他极度谨慎的结果，担心其理论被误用作教条，也是其过分小心的结果，内心深处害怕被误解。因此，他的遗著正文理解起来有难度，而且有挑战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容易被人误解。阅读沙利文是一种修得的境界，需要极度主动和批判的态度，才能跟上其思想的流动。
沙利文想象并迫切感觉精神医学和精神分析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对此影响最大的是20世纪初具有美国思维典型特征的知识背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以及他与精神分裂症病人工作的经验，其早年职业生涯中接触的几乎全是这种病人。19世纪20年代，沙利文在芝加哥学习医学，当时美国知识生活炙手可热的中心就是医学。实用主义，以其显著的美国血统和特点，统治了哲学，并成为沙利文传记作者H·S·佩里所说的伟大活动的根基，具有“芝加哥社会科学镶嵌图”的特征（1964，82
p.xix）。沙利文的理论发展方法与乔治·赫伯特·米德、查尔斯·H·库里、罗伯特·E·帕克、简·亚当斯、W·I·托马斯以及埃德加·萨皮尔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并深受其著作影响。从广义上来说，实用主义是对19世纪欧洲形而上学傲慢、非物质抽象的反应。实用主义主张哲学自身应该关注所能感觉到的生活体验、现实状况和生命。各种社会科学都注入了实用主义精神，其典型导向是关注实际的、社会的现实，关注可见的、可以测量的状况，而不是不可见的抽象。对年轻的沙利文影响最大的精神病学家（埃德加·J·肯普夫、阿道夫·迈耶和威廉·阿兰森·怀特）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极度重视病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和具体环境，正如怀特所言，重要的是要努力“判断病人在试图要做什么”（援引Sullivan，1940，p．177）。面对新近引入美洲大陆的、错综复杂而又高雅的经典精神分析体系，沙利文的反应受到了这种实用主义情感的极大影响。
沙利文将这种方法应用于心理病理学领域的精神分裂症，当时这个领域不是被弗洛伊德的著作，而是被埃米尔·克雷丕林的构想所统治。1923年至1930年，沙利文极其注重细节和人员配置，在马里兰州的陶森管理夏普德·伊诺克·普拉特医院的一个小的男精神分裂症病房。这个实验病房是首例现在所称的“治疗社区”，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环境的注意，是今天绝大多数先进的精神病院所具有的特
征。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沙利文磨练了其娴熟的临床技能，并塑造了其人际理论的基本元素。他最初反对克雷丕林的精神病学，竭力理解精神分裂症现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他的许多原则与重点。
沙利文与克雷丕林：弗洛伊德理论的早期应用
沙利文开始进行精神分裂临床工作时的状况，与当今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社区所使用广义的方法、理论以及治疗有着显著的不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精神病学思想被“精神病学之父”克雷丕林的工作所统治，其教科书不断再版和更新，被认为是令人费解而又令人困惑的精神障碍领域中最可靠且最“科学”的指南。克雷丕林整理了
83诸如紧张症、妄想、幻觉和青春型精神分裂症这些精神障碍，过去认为它们代表不同的
病理学，他将其归于较为普通的疾病目录之下，名之为早老性痴呆。他认为这些“亚型”表现出一种潜在的、不可逆的恶化，最终导致精神和情感功能全面解体。可以对这些不幸病患进行有效研究和监护，但试图对其进行任何改善性治疗都是无用的。
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精神动力学构想与克雷丕林的生物学方法极为不同，但就其治疗而言，他俩的观点是一致的。弗洛伊德区分了“移情性神经症”和“自恋性神经症”，前者的力比多仍然附着于客体映像之上，有移情和分析治疗的可能，后者（包括精神分裂症）的力比多一直是完全指向自体，不可能产生移情和进行分析治疗。在精神分裂症不可治疗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共识之下，沙利文开始了早期研究，他对克雷丕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思想反应设定了基本主题、原则和重点，这决定了他接下来的成就。
沙利文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的病人（其病理表现似乎是可以适应环境，其言语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似乎对治疗性干预有反应），跟绝大多数精神病社区所持有的基于克雷丕林观点的信念不一致。怎么会有这种不一致呢？像克雷丕林这样的科学家，无视反面证据，建立错误概念和误导性标签并固守其信念，这激起沙利文强烈的好奇心。事后归因并自圆其说的诊断巩固了克雷丕林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权威地位；如果病人康复了，人们会认为，病人就不是真正患有早老性痴呆，因为后者有着不可逆的恶化。
多年以来，克雷丕林通过对住院病人进行公开访谈展示他的观点。沙利文针对克雷丕林关于该资料的解释提出疑问，认为克雷丕林所展示的与精神分裂症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由已广为人知的“住院制度”造成的现象。他认为克雷丕林理论建立的依据，是“对已经形成的障碍的观察资料的汇编，用以说明的样本（偶尔有“穿插表演”的种类）是在不正常的反应已经习惯化并相对不能适应现实之后收集的”（1925a，3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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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利文认为这样的方法更多表现的是理论家自己的“诊断热情与分类热忱”，而没有关注病人（1925a，p．26）；他谴责弥漫在关于精神分裂症流行观点之中的“神秘主义与空谈”（p．30）、预言和“根据结局做诊断”（1962，p．159）。他在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论文中呼吁一种新的方法学，要迫使研究者关注患病的病人，而不是研究者自己先入为主的构想和解释。沙利文开始感觉，其主要作用是传授了错觉式的权力感、知识和“客观性”。他呼吁“对精神分裂症的内容和行为进行密切的观察”，而不是“神经病学的解释、二元论的怪物和拟人的物化”（1924，p．9）。“我们工作中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认为，“来自对每个个体进行密切而详细的研究。”（1925a，p．28）
为了向他那个时代的传统智慧进攻，在早期论文中，沙利文从布鲁乐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荣格理论、机械物理、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学院派心理学吸取了大量的词汇和概念。不过，他最重要的知识来源是弗洛伊德。沙利文试图展示精神分裂症现象不是神经病学恶化的随机产物，而是传达的意义，早在20年前，弗洛伊德以同样方式展示了神经症症状的意义。沙利文早期关于理论与概念的混合是晦涩的，同时伴有对精
神分裂症个案的历史、治疗和结局的详细报告，在对病人的敏感和尊重方面引人注目。
早期的这些工作产生了几个深层而全面的理念，为其后来将理论扩展应用到人类体验的非精神分裂症领域奠定了基础。
精神分裂症不是一个源于个体机能内的过程：是对个体与环境之间发生的过程和事件的反应，环境既包括病人与之互动的重要他人，也包括他们传递的更大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现在有一个普遍的体验，让精神卫生领域的新手强烈震撼的是，从病人家庭状况和人格角度来看，看似不可理解的精神分裂症的心理病理是富有意义的（Laing与Esterson［1964］，可能是最富有戏剧性地描绘了这种现象）。沙利文关于精神分裂症病人及其家庭的研究首次开启了这个领域。他很清楚，掩藏在奇异古怪的外85
表之下，精神分裂症病理的显著维度是不能与他人建立联结的严重障碍，这种障碍不是不可逆的生物学过程的产物，而是病人与重要他人互动的历史产物。他认为，只有脱离精神分裂症产生的人际关系背景并对其进行研究时，精神分裂症现象才会变得难以理解。与他人的实际关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精神分裂症产生的基础。沙利文越来越感觉到，所有的轻度适应不良也是病人与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关系障碍的结果。
精神分裂症表现的是人格基本组织的主要障碍或“扭曲”，形成“自尊的灾难”。沙
利文强调，康复不单纯是自知力的恢复，而是人格的基本重组，需要将先前未经整合的经历纳入自体之中。
病人与治疗师之间的个人关系是决定病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可能是正性的，也可能是负性的。为了支撑错觉式的知识和控制感，精神病学“科学家”魔法般地使用语言，而病人却内向性地使用语言，两者均令沙利文印象深刻：“要得出错误而令人满意的结论，进行心理学问询并不困难。”（1929，p．206）
这三个观察使得沙利文不断地强烈反对关于与精神分裂症病人一起工作时的“客观性”和“分离性”的假设，这种担心对其后来处理精神分析技术的方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面对精神分裂症病人营造的令人不安和困惑的压力，他逐渐感觉到：“远不止是医生的任何一个动作，他对病人的总体态度决定了其价值。”（1924，p．20）
沙利文努力想摆脱他那个时代精神病学的生物学主义和假性客观的疾病分类学偏见，向着更加真实的精神动力学观点的方向迈进，他的这些努力缔造了人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原则与重点。在这些努力中，他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态度带有显著的矛盾特征。一方面，在挑战克雷丕林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不可逆的神经病的恶化的宿命论生物学观点时，弗洛伊德关于心理冲突、压抑和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描述为沙利文提供了主要的概念性工具。沙利文早期的论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与弗洛伊德教授的阐
述保持严格的一致性”（1925b）。他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从经典的力比多理论吸收而86来，尽管使用的方式非常奇特。他先于克莱因、费尔贝恩和其他人，指出性愿望和冲动
的频率经常是他人的载体，在早期常常是婴儿思维和冲动的载体，涉及对依赖的渴望（1925a，pp．92—93）；他认为梦不仅表达“潜在的”内容，而且表达了做梦者的性格结构；他将“小心使用问题”应用到“自由联想”技术，成为他后来对分析技术贡献的里程碑；他先于费尔贝恩将俄狄浦斯情结重新定义为“隔离”对一方父母坏印象和对另一方父母好印象的产物（1972，p．144）。沙利文也强调了其个人分析对他的重要性；他赞赏地说：“人类行动中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接近精神分析情景的复杂性和微妙性。”(1934,p.314)
另一方面，像他年长的同事梅耶与怀特一样，沙利文关注弗洛伊德理论产生的不断增长的教条，在应用于底层的美国病人，尤其是患有更加严重障碍的病人时，他感觉到这个方法的局限性。他从未正面评论弗洛伊德理论；他简短地顺带提出批判，经常是脚注的形式。佩里（1964）认为沙利文很注意不损害美国精神病学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脆弱的接受度，这种小心限制了他对弗洛伊德的批判，也是他拒绝出版《个人心理病理学》（1972）的主要原因，这本书包含了能在沙利文著作中发现的最重要的对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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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的援引。直到19世纪30年代，沙利文和他的合作者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一直保持着相对和平的共存，其后，随着欧洲精神分析师作为流亡者的涌入，政治路线和僵化在机构之中挑起了复杂的分裂。
尽管沙利文避免全面深入地评论弗洛伊德，我们将分散各处的引用拼合在一起，就能重建他对弗洛伊德思想持保留意见的四条主线。首先，在构建“自恋性神经症”概念时，弗洛伊德对于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可能性观点过于悲观。其次，弗洛伊德基于少量的资料就提出像阉割焦虑这样的一般原则，显得太随意（1972，p．222n）；像克雷丕林一样，他假定许可谈论过程，像死亡本能，是无法进行观察的（1972，p．223n）。再次，弗洛伊德轻视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不管是直接的、人际关系层面，还是文化对87
于个体功能的广泛影响。在他所有著作和演讲中，有几处，沙利文提出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每个主要原则，从人际和社会过程角度看，能得到更好的理解。他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竞争、嫉妒、长期的依赖和性虚伪的突出的人为现象（1925a，p．94）。口欲期的动力“一般具有社会的倾向，而不是快乐主义的本质”；口欲本质上关心的不是快乐，而是“物质”的摄入（1927，p．168）。许多病人的主导性冲突不是多形态的性变态与普遍的乱伦禁忌冲突的产物，而是文化习俗要求晚婚、婚前性行为的禁忌，总体上限制性快乐，使得西方男人与女人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受性驱使的人”（1940，p．59）。沙利文指责弗洛伊德的文化短视：他将自己的文化背景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情况，就像克雷丕林那样，假设存在误导性的、不可能的“客观性”，忽略了“思想者观念形成的文化和社会方面”（1931，p．276）。最后，沙利文不断表达关注的危险，本质上不是弗洛伊德的著作本身，而是所谓的弗洛伊德主义—将其观点视为教条，要求完全的忠诚并声称可以全面回答所有的问题。他谴责“某些精神分析倾向精神病学家的墨守成规”（1931，p．274），反对在精神分析阐述中使用“探索确定性”，公开反对精神分析师对秘传知识的宗教式膜拜并渴望建立“忠诚社团”（1948，p．261），谴责“新知识的狂热信徒”（1972，p．350）。沙利文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对理解精神分裂症贡献的矛盾情感，在他对那些不适合给精神分裂症病人做心理治疗的人的告诫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未经分析的精神病学家以及对其当前分析满怀神圣看法的精神病学家，通常被认为不适合这项工作。前者通常有一套刻板的禁忌和妥协，对于精神分裂症的
直觉显而易见，病人因此会提前来看医生并对他感到恐惧。分析的狂热者太自以为是，因此病人就从未有过开始。（1931，p．289）沙利文的方法学
沙利文对精神分析思想的贡献可以分为两大类，在其观点的发展中是混合交融
的：基于操作主义原则（借用物理学家布里奇曼），对现存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语言进88行了彻底批判；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原则和一个理解人类生活体验与困难的新的解释
框架。有些沙利文的解读者低估了后一维度的重要性，也低估了其理论，认为他只是提供了一种方法学，一种实用的基于实证的研究方式，并提供了一系列不相关联的观察。这些都将其工作误认为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替代”理论（Modell，1968，p．4）。还有一些积极的阅读者极度低估理论而赞美方法学，声称沙利文建立了一种观察临床资料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受任何理论预设和哲学假设的影响。我们认为沙利文确实提供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在精神分析观点的发展中至少与方法学同等重要。他不仅提供了对传统方法学的批判、看待资料的不同方式，而且也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体验引人注目的、完全不同的视野。沙利文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他的组织形式是不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其建立新视野的原则在资料中本身不是固有的，也不是可观察的；如同弗洛伊德的驱力模型概念一样，这些原则用于资料是试图赋予资料意义并可以理解。
沙利文对操作主义的重视直接源于实用主义所赋予的对知识的关注和敏感度，以及他早年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工作。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实际情况，与抽象而无法证明生物学构想对其作出大概解释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长期以来让沙利文印象深刻。他所理解的有用的理论是，其术语易于理解，其资料可以公开获得。病人的行为、病人言语的内容与方式、他人提供的关于病人的信息、治疗师面对病人时的感觉和行动，所有这些资料要接受同感检验，属于“公开”领域的资料。因为沙利文的方法学重视能清楚进行观察和获得的资料，他有时被误会成“行为主义者”或“社会学家”，认为只有行为，只有社会互动，才是真正的资料，并剔除了经验资料，诸如幻想、愿望和“深层”人类体验。这是不正确的。沙利文所争论的是，我们只能对可以观察的东西进行有意义的研究，我们只能观察我们的所见所闻。临床现象是“发生在由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创造的
89情境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现象”（1940，p．12）。确切地说，这包括病人“口头
报告的主观表现（现象）”（1938a，p．34），也包括愿望、幻想以及所有非常隐私的、个人化的体验，只要是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非言语地传递出来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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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领域需专门被排除在外：是病人体验中发生的事件或情感，但难以用言语表达，无法交流，“不可改变的隐私”；假定发生于病人体验中的过程，不管是病人还是治疗师，都不能直接查证。沙利文在此对潜意识概念的使用具有启发意义。很显然，人类很多体验是不连续的，带有空白，表明隐藏的或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在发挥作用。说到隐藏的过程，假设是必要的，这些假设常常是不能完全被证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操作主义更像是一种理想的标准，而并不总是实际的标准（1953，p．15）。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沙利文警告不要假设许可用一种具体而详细的方式来填满这些空白。
潜意识，我从实际描述的角度看，很显然是不能直接体验到的，充满了精神生活的所有空白。从很广泛的意义上讲，推断潜意识的存在，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与之比拟。一旦你开始在不能直接体验到的东西里安置家具，你就在从事一项不仅仅需要客厅魔术的工作，而且某些怀疑者容易让你感到尴尬。(1950a,p.204)
语言，他强调，是很危险的；它可以用来指称各种地点和过程、客体、结构和驱力，也许就在病人的脑子里或者心里。沙利文创立的关系模型与英国客体关系学派所开发的模型的鲜明差别，就在于语言的使用，使人想到的是“内在的”客体、结构以及假设
带有现象学参照物的过程。克莱因的理论，阐述了一个带有潜意识幻想的完整世界，
代表了沙利文极力警惕的那种理论构想的最全面发展。
沙利文谨慎使用理论的同时，对个体体验复杂性和独特性有着深深的尊重。“任何人格都比自己的人格具有本质的不可知性······总是有大量的残留会逃脱分析与交90
流·····没人能希望可以全面理解他人。如果做到理解自己，你就是非常幸运的。”（1972，p．5）你一定不要过度看重你的理论、诊断概念和解释，他不断地强调。最终，人生活的实际状况总是躲避理论，比诊断构想要复杂得多（1971，p．306）。作为科学家，我们受限于同感有效信息和假设；然而，同感有效与个人有效之间总是存在分歧（1972，p．24，27）。创建理论时对局限性的深度觉察和谦逊贯穿于沙利文的理论构建以及治疗方法之中；后者被描述为一种永恒的、必然是不完整的问询，结果就是“越来越接近”病人生活的最终不可知的现实。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和理论局限的尊重常常被评论家所忽视，他们关注的焦点是沙利文对“个体独特性错觉”的猛烈抨击。
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理论基本概念
“精神病学领域是人际关系的领域，人格永远不能与人生活和维持其存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分离开来。”（1940，p．10）这个看似简单的陈述是沙利文理论的基础，包括认识论、元心理学和方法学的重要含义。他认为，对另一个人的所有认识都是以互动为媒介的：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观察与他互动中的我们自己，倾听他报告他的互动与体验，我们才开始认识他。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收集者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客观报告者，而总是“参与的观察者”。“人格在人际关系情景下得以显示，而不是其他。”（1938a，p．32）沙利文认为，人格不是一个实体，不是能被感知、认识和测量的有形结构。人格可定义为一种暂时现象、一段时间内的体验和互动模式，只有通过人际互动的媒介才能认识人格。
沙利文将人格研究置于人际域之中，假定了一个较大的元心理学的视野，吸收了怀特黑德的观点，立足的原则是，生命是一个过程，是流动的，永远不是静止的，是连续的一系列能量的转化。沙利文提出“宇宙的终极现实是能量”（1953，p．102）。因此，根据元心理学和方法论，他反对精神分析理论架构中关于结构的隐喻和语言，反对形成假定表现内心“准实体”的概念，诸如超我、自我结构、内摄等。他认为不存在“结构”，只有能量转化的模式—结构即是能量。
91沙利文的能量概念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能量概念，就像当代物理学不同于牛顿物理
学一样。对牛顿来说，他的世界观塑造了弗洛伊德及其他19世纪的科学家，世界是由物质和力构成的；能量作用于物质，移动先前存在的结构。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心理结构区别于能量（驱力），能量驱动结构运动。另一方面，在当代物理学中，物质与力是相互交换的；物质即是能量。对于沙利文来说，跟怀特黑德一样，心理是暂时现象，能量自身随着时间而转化。对“结构”这个术语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就是活动模式；对心理“能量”概念唯一有意义的参照物是全部的精神生活，不是驱动精神生活的可分离的数量。（费尔贝恩在批判驱力理论元心理学时，也持有这种观点，而且更加明确、全面。）
沙利文用“精神动力”这个术语替代了经典的术语“机制”，定义为“相对持久的能量转化模式”（1953，p．103），以“避免已知功能与未知结构的概念联想太接近”（1972，pp．17—18n）。人类的体验由过程的模式组成，不是“具体而实质的机制”（1950a，p．324）。同样，沙利文不是将心理病理看作疾病的“实体”，而是“综合征”，整合与他人关系的特征模式，“生活的过程”。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他所做的可以认识的每件事
第一部分起源71都是人际域中发生的。
人被“需要”所驱动，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分成两大类：满足的需要、安全的需要。这些需要之间的相对平衡是决定情感丰富性和健康的主要因素，用以对抗生活中的限制性困难。这两种需要都在人际域中发挥作用，和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有着内在的联系。
满足的需要包括范围广泛的生理和情感的紧张与欲望。许多需要，诸如对食物、温暖和氧气的需要，属于机体与环境互动的化学调节，因而关系到机体的生存。其他的满足的需要属于必须与其他人类进行情感的接触，始于婴儿期简单的“接触的需要”，并在各个发展时期持续发展，需要与他人有越来越复杂而亲密的关系。满足的需92
要也包括简单而喜悦的能力与功能的练习，始于婴儿“摆弄其本领”时得到的快乐，并扩展为更加成人化的游戏与自我表达（1950a，p．211）。
因为婴儿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婴儿需要的满足就需要他人的参与。沙利文不断强调婴儿在母婴二元体之外是不可思议的：“需要一个照料的人······［因为］······婴儿是不能自给自足的。”（1953，p．37）他发明了所谓的“柔情定理”，来解释婴儿需要的表达引起与母亲互动的整合，使需要得到满足的方式。“所观察到的紧张的需要引发婴儿的行动引起育儿者的紧张······体验为柔情和消除婴儿需要的行为冲动。”（1953，p．39）因此，婴儿需要的表达唤起一种相互的互补性需要，迫使育儿者照顾婴儿的需要。饥饿婴儿的哭闹使母亲产生柔情的感觉，并伴有乳房内乳汁的生理性充盈。婴儿需要吃奶；母亲需要喂奶。成功的整合就达成了。所有其他的满足的需要有类似的作用：它们的表达唤起他人的互补性需要。满足的需要通常以“整合趋势”发挥作用；如此，婴儿的每个需要“从一开始就是固有人际关系的需要”（1953，p．40）。
需要的满足要求机体与环境进行交换，这些交换被定位于沙利文所说的“互动区域”，发挥“集体共存的必要种类的终点站”的作用（1953，p．64）。婴儿的基本区域包括：口腔、视网膜、听觉、触觉、前庭觉、运动觉、生殖器和肛门。这些互动的作用的区域不是产生自身能量与动机的来源，而是更加一般性需要满足的渠道。这些区域互动中“多余”的没有用于其他需要的能量，可以被体验为一种锻炼这些区域的欲望，随着这些区域的成熟，需要表现为各种能力。例如，除了获取营养和接触的需要之外，通常还有一种吸吮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只有这些单纯的区域的需要才能自给自足地得到满足。例如，吸吮拇指可以为口腔区域多余的能量提供满意的释放。不过，区域互93
动的基本功能是为其他方提供渠道，促进需要满足所必需的人际关系整合的发生，发挥整合趋势的作用。
婴儿只有某些满足的需要是出生就有的，其他的，尤其是情感的需要，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沙利文将情感的需要归到“柔情的需要”这个标题之下，在发展过程中要经过各种转化，开始于婴儿最早的身体接触的需要，“与活人接触的需要”（1953，p．290）。于是，沙利文按照所寻求的普遍关系描绘了各个发展时期：儿童（1到4岁）寻求成人的参与，作为其玩要和成就的“观众”；少年（4到8岁）寻求与其他少年的竞争、合作和妥协；青春期前的青少年（8岁到青春期）寻求与同性、“死党”建立亲密、合作和爱的关系；青少年晚期（青春期之后）寻求与异性建立亲密、合作、爱和性关系。每个发展时期的开端都会出现对新的、更加亲密的关系的需要。这些人际交往需要不能满足会导致孤独感，用沙利文的话来说，是人类最痛苦的体验。
如果活着只关注各种满足需要的出现，按照沙利文的说法，生活将变得简单而舒适。各种需要的发展使你去接触他人，促使他人产生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人际交往的整合，美中不足的是，简单生活和成功整合面临潜在威胁，那就是焦虑。沙利文认为，焦虑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其特点源于婴儿体验到的环境。
婴儿对焦虑的体验等同于“恐惧”。恐惧不是由强烈的感知紊乱（如大的噪音或寒冷）引起，就是由对机体存在或生物完整性的危险（饥饿或疼痛）造成的；焦虑，沙利文对这个词的使用有高度的特异性，是被育儿者“感染”的。他认为，周围人的焦虑会被婴儿识别，即使这种焦虑本质上与婴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将焦虑传递的过程称之为“共情联结”。因为其来源，焦虑状态在婴儿体验中是独特的，并逐渐统治其生活。所体验到由满足的需要产生的其他紧张，都是可以改善的，有所助益的。婴儿表达其他需要时，诱发育儿者的柔情感，导致育儿者与婴儿的成功整合，从而解决了最初的紧
94张。焦虑就不是这样了。焦虑的婴儿表达其不适，育儿者同样产生柔情感，试图去处
理婴儿的需要。但对于焦虑，育儿者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首先他是婴儿焦虑的原因；他的注意，尽管是出于好意，却让婴儿更加接近其焦虑状态，使婴儿更加焦虑；婴儿变得更加苦恼，给育儿者造成了更大的焦虑，反过来加重了儿童的焦虑。
这种灾难性的滚雪球式的忧虑是出生最初几个月中最强烈的体验。事实上，沙利文认为，儿童学到的最初的分别，他／她在生活中取得的最初的辨别力，是可以区分非焦虑状态（包括放松、不紧张的时间，以及各种要满足的需要的出现与解决）与焦虑状态。所有其他的紧张都是可以处理的，而且以整合的趋势起作用；焦虑无法得到控制或解决；有失整合的趋势，干扰其他关于满足的可能整合。面对强烈的焦虑，婴儿跟成
第一部分起源73
年人一样，不能成功进食、交流柔情、玩耍等等。最早的焦虑体验无情地折磨着婴儿，而且无法逃离。
婴儿拥有的认知或组织技能是有限的；因此，对育儿者的最初体验是“模糊的，漫无边际的，有着极端的舒适与不舒适的方面，本质上只有暂时重合与延续的关系”（1950a，p．310）。感受到的他人是整体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母亲有无焦虑是婴儿是否出现焦虑的决定因素，沙利文将婴儿最初体验中可以辨别的非焦虑和焦虑状态分别命名为“好母亲”和“坏母亲”。千万不要将“母亲”这个词与现实的母亲混淆。从婴儿视角看，区分焦虑与非焦虑的他人优先于他人可能想做出的其他区分。“好母亲”与“坏母亲”是复合性的化身，前者由婴儿开始接触重要他人所产生的所有非焦虑的、柔情的体验组成，后者由接触同样的他人所产生的所有焦虑的体验组成。
我们曾提出，在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理论中，婴儿创造了客体，作为合成驱力自95
身要求的内在特征的推断和认识。在沙利文的人际／结构理论中，婴儿发现了客体，或者更进一步说，发现自己处在与客体的关系之中。根据沙利文对婴儿体验的现象学的解释，自我意识的初现是开始辨别两种整体状态导致的：紧张和欣快（“好母亲”）与不断出现的、可怕的焦虑发作（“坏母亲”）之间有节奏的摆动。这些词汇指的不是一个有区别的“他者”、自体的分化，而是两种融合的、未分化的存在状态，自体的映像和他者的映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发现自己陷入的两种互动，婴儿开始觉察到自己。有时，他参与人际间的整合，由某些感觉到的需要激发，唤起育儿者的互补性需要，形成成功的整合与解决。有时，他参与人际间的失整合，由育儿者的焦虑所激发。
只有经过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些总体状态的各种成分—育儿者和婴儿各自的特点与作用，才能梳理开，才会有点分别被感知的感觉。在沙利文看来，育儿者作为他人的实际特点，不管是其被理解以及清楚表达之前还是之后，对儿童有巨大的影响。父母的性格是儿童人格结构化的媒介。育儿者没有焦虑与充满焦虑的功能区域的分布，设定了儿童去体验自己的背景，父母回应的细微差别与儿童所有的自我觉察交融在一起。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婴儿在整合到与育儿者的互动之前是没有心理学的存在的，通过复杂的发展过程，他／她发现了自己以及“客体”。
沙利文感觉将早期体验的残留归为感知是不正确的；它们太模糊，太不清楚，太难触及，难以被感知。他将这些早期的映像和感觉，以及因为没有被清楚理解和表达而
保留的后期体验方面，描绘为“领会”。婴儿对“坏母亲”的领会，充满并涌动着焦虑，与对“好母亲”的体验形成鲜明的对照，“好母亲”充满柔情，对每一个需要作出回应。
沙利文将安全定义为没有焦虑①。因为早期焦虑有着有毒的特质且不可回避，安
96全的需要就成为婴儿能力发展中的主要关注点，并持续终生。婴儿如何能逃离焦虑？
沙利文描述一系列的过程，婴儿首先学会区分与非焦虑母亲相反的焦虑“信号”—皱眉、紧张的姿势等等。这些最早期的理解就被记住了，因为这是有用的。婴儿学会期望出现的是焦虑的还是非焦虑的母亲。婴儿逐渐意识到好母亲与坏母亲是同一个人，并理解他的有些行为让母亲更加焦虑，有些让母亲不那么焦虑。这个发现大约1岁时达到顶峰，因为语言的出现得到促进，婴儿开始发展一套复杂的过程来控制母亲的焦虑，通过共情联结，从而控制了自己的焦虑。这些过程需要约束婴儿体验的模式，并阻断这种体验的某些维度，使其不能被感知。这给我们带来沙利文的自体的概念，需要暂时岔开话题，说一下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
沙利文以高度专门化和特异的方式使用“自体”这个词，其内涵与其他的作者不同。他关于自体的构想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在其早期关于精神分裂的论文中，他借用学院派心理学的词组“自我关注的情感”，一般意义上指的是精神分裂症前和精神分裂症病人典型的糟糕透顶的低自尊。
19世纪30年代，沙利文关于自体的构想变得更加具体化，他开始区分自体与人格。人格指的是人的全部的功能，是可以通过显著的行为和体验模式进行描述的。自体指的是人格之中体验的特定的组织，是由人关于自己的体验的映像和观点组成。你的人格是“你是什么”；你的自体是“你如何看待自己”。沙利文的理论建构主要吸收了G·H·米德的社会心理学观点，你如何看待自己总体上是别人如何看待你的产物；
“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感觉到的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来建构我们人格的主体信念，这
逐渐组成了自体”（1972，p．64）。“自体可以说是由来自他人的评价组成的。”（1940，p．22）因此，人格具有“一分为二的特征”；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一致的体验就组织成“自
体”；与重要他人的评价不一致的其他体验是“额外的自体”，在人格中发挥作用，但未97被识别和认识。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合理化、自欺和贬低他人（需要将讨厌的人格特征
①这个安全定义是从沙利文后期演讲中得出的（1953）。在早期构想中（1940），他将安全的需要与“权利”的（让人想到阿德勒）的想法，对寻求安全的描绘用的是负性的词汇—回避焦虑—可以或可能不引起对权利的追求。
第一部分起源75转移到他人身上），自体在人格中永驻并得到保护①。
在其后期演讲中，沙利文对自体发展变化的描绘变得更加精细，超过了米德的工作：自体不再是他人评价的简单集合体。自体被认为是复杂的体验组织，来自但并未摆脱儿童与重要他人的互动：“自体系统，远非育儿者的某种功能产物，或与育儿者的认同，是为了避免焦虑升级的体验的组织。”（1953，p．166）
婴儿最初对体验的组织是建立在区分焦虑状态（坏母亲）与非焦虑状态（好母亲）基础之上的。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成熟，他开始预期母亲的情感状态并将他的行为与其联结在一起。体验和行为的有些方面与母亲的评价一致，诱发更多的柔情并减少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的焦虑减少。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些方面命名为“好我”。体验和行为有些方面使得母亲更加焦虑，因此，通过共情联结，使得儿童也更加焦虑。这些方面就是“坏我”。人格的某些方面诱发母亲的强烈焦虑，从而让婴儿产生强烈的焦虑。这种体验对婴儿来说是可怕的，导致对事件的遗忘，产生强烈焦虑的沉淀。这样的体验完全是未知的、未整合的。沙利文将人格的这个方面命名为“非我”。98
通过共情联结，婴儿所有这些典型的体验受到其诱发的母亲情感回应的影响。最终不再需要母亲反应的参与阶段：好我的体验伴有安全感和放松感；坏我的体验伴有焦虑的增多；非我体验被强烈的焦虑掩盖。在婴儿努力控制焦虑时，自体系统使用基本的体验组织，试图将觉察限制在好我经验的内容上。自体系统，通过控制觉察来驾驭婴儿体验的过程；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总是受到父母认可和非焦虑体验与行为的指引，远离那些伴有父母焦虑的体验和行为。随着儿童的成熟，自体系统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为了最小化焦虑，不再只是凭借控制觉察，而是使用一整套的过程，沙利文称之为“安全操作”。后者将对“焦虑点”的注意分散至感觉更加安全可靠的其他精神内容之上，经常给予一种错觉式的力量感、地位感和特别感。绝大多数的安全操作包括
“自体不切实际的优越的构想”，有助于克服焦虑（1940，p．121）。通过这些装置，自体
①沙利文在两种不同的指称下使用“自体”这个词。有时指的是内容、信念、映像和观点，来自这个人心中保留的有关自己的他人评价。“自体”有时指的是建立和保护这些内容的一系列过程，“选择性的有组织的面所使用的术语（巴尼特［1980］称之为“表征性的”和“操作性的”）是不一致的；他随机使用同样的词汇个维度才提供了更加系统的术语区分。他使用“自体系统”指的只是自体的功能和操作的方面。这是一一个新词汇“自体人格化”，用于指自体的表征性方面或内容。
系统往往会保持自体在童年早期形成的形态，由此保持其在人格中的“分离”。从坏我和好我得来的新体验与新需要会唤起焦虑，因此就被回避了。人往往待在相对不会引起焦虑的那些人格区域之中。
自体系统一个最为常见的安全操作会唤起虚拟他人的出现。绝大多数人的关系往往被“错觉的两组模式”所统治。当自我系统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预期到焦虑和对自尊的威胁时，虚拟模式就强加于体验之上；这包括自体的映像以及他人的相应的映像。（这些模式包括：无助而值得帮助的自体／神奇而有同情心的他人；受害的自体／有力而暴虐的他人；特别的自体／满怀钦佩的他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不停地预期，使我们必须将这些旧的错觉模式投射到所有的新体验之上。“我们试图预见行动；我们将其预见为象征他人的行为。”（1953，p．359）不过，焦虑和安全操作对生活的控制程度，错觉式的两组模式，借用过去的整合，不是扭曲就是完全模糊了当前的实际关
系。沙利文将这些关系命名为“人格失调的整合”，“除了说话者察觉到的人际情景之99外，同时还存在另外一个人际情景，与其主要的整合趋势极为不同，说话者或多或少对
此是完全察觉不到的”（1936，p．23）。这些典型的、强迫性的、错觉式的整合既不是简单地富有幻想的纯粹内向性的创造（例如，克莱因理论中的自体—客体构造常常如此），也不是关于普遍需要的标准模式（例如，科胡特理论中的自体一客体构造）。“我一你模式”成为体验中习惯性扭曲的基础，总是来自于真实他人的实际体验，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自体在其中体验到些许安全感或控制感，此后在面对焦虑时就会误用。“从其在具体体验和真实人际情景中的起源来看，每个人的人格化都有其发展史，一个人必须要生活在一系列的人际情景之中，就其功能是否足够而言，这些人格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38a，p．79）
因此，在沙利文的系统中，关于焦虑的焦虑是所有心理病理的核心，组成基本的自体组织原则。焦虑的最初体验，因为引起如此强烈的无助感和被动感，抛下了恐惧的残留，对于焦虑的体验，哪怕是微小的焦虑，都会产生恐怖的态度。自体的运作完全是基于安全的需要，其基础是尽力避免焦虑，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权利、地位、尊严是通向安全的最宽广、最明确的路线。因此，在沙利文看来，自体就发挥了负性的保护功能：保护人格的其他部分免受焦虑的威胁，并保留可以享受满足与快乐的安全感。
在沙利文看来，生命是满足的需要与安全的需要之间普遍的辩证统一。要求需要满足的体验本质上是“自私的”，不需要特别的自我反思、自我扩张和自我组织。基于需要满足的生命在简单地流动。焦虑不断打断这种流动，而且，因为我们对焦虑的恐
第一部分起源77
惧，这是童年早期遗留的问题，焦虑唤起安全的需要。对安全的追寻是由自体的作用来执行的，是弥漫性的。通过创造错觉样的对生活的权利和控制感，自体驾驭注意力，不去注意生命流动中出现的焦虑。所有安全操作始于“我”感与“我的权利”感，透露出一种虚假的控制感。
001
沙利文在其著作中的不同地方（“我们自豪的自我意识”：“吵闹的自体”）用不同方式描述了自体的运作。它们均反映出使自体能够减少焦虑的自恋和幻想的特质。“我们每个人最终会被你所珍重的自体所占据，使我们免受质疑和批评，通过赞许得以扩展，都不太重视其客观的可以观察到的表现，包括明显的自我矛盾。”（1938a，p．35）追寻安全的核心目标是支撑和保护这种“珍爱的自体”。因此，追寻满足与追寻安全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前者导致与他人简单的、建设性的整合，快乐地执行其功能；后者导致与他人的失整合，非建设性的整合，自我陶醉的幻想和错觉。“任何人际情景就倾向于激发再次确认自我重要性的驱力与其他通过合作寻求满足的驱力之间的冲突。”（1972，p．72）对安全的追寻，如果得不到遏制和注意，就会将对满足的快乐追寻排除在外：“与追寻满足和享受生活相关的意识内容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正是你的声望、地位以及别人感觉到的你具有的重要性······统治着你的意识。”（1950a，p．219）
因此，沙利文觉得，以各种形式和各种操作追寻安全就变成了绝大多数人超价的动机原则。安全操作霸占并扭曲了人际情景，充其量使满足的需要处于次要地位。心理健康可以用追寻满足与追寻安全之间的平衡进行衡量：“你是否有点焦虑这个事情，总体而言，是决定人际关系的基本影响，也就是说，它不是原动力，不需要人际关系的存在，但它多少还是指引了人际关系发展的过程。”（1953，p．160）
模型比较
沙利文理论的每个主要特点反映了从弗洛伊德的驱力／结构原理到人际／结构假设的转变。经典理论的基本单元是个体心理，弗洛伊德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框架就是集中在这点上架构的。心理内部发生的事件是什么？内在的动力性过程的起伏是什么？
与他人的关系没有被忽视，但关于内部产生的与驱力有关的过程，被解释为—在某101种程度上被简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过去与他人的关系包含在心理结构中；已经
被吸收并充当个体心理中的力。当前与他人的关系，包括分析关系，被理解为内在过程的移情反应、内在事件与挣扎投射的场所。
沙利文理论的基本单位是人际域以及由此产生的人际结构。从这个观点看，个体心理是总体的一部分，是对总体的反映，脱离社会母体是难以想象的。要理解体验的本质，你必须将其放在环绕的媒介中考虑。你可以将一株植物与土壤、阳光、水、二氧化碳以及植物生活并不断进行交换的其他的环境特征分离，对其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得出有用的资料，但除非是在植物必需的环境背景下进行观察，否则就是不可思议的。形成植物的这些组织恰恰就是从环境吸收而来，不能与环境分开来理解。同样，全部的体验，个体功能的组成要素是过去的和现在的、真实的和想象的与他人的关系。“人格”与其人际结构网络的分离只是一种言语的花招、“变态计谋”的艺术（1930，p．258）。沙利文不断强调，只有在“机体一环境复合体”中，才能理解人类机体，因而无法“孤立地进行精确描述”（1950a，p．220）。人格，或者说人际情景的模式，是从与他人的关系发展而来并由此组成，只有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才会表现出来：“透过人际关系，我们在人类心理中发现的东西就摆在那里，只有接收和阐述相关体验的能力除外。这个陈述也会成为人类本能学说的对照。”（1950b，p．302）
弗洛伊德理论的驱力／结构基础与沙利文理论的人际／结构基础的区别，在于体验
102的基本组成要素，驱力衍生物组成的心理理论与人际结构组成的心理理论的不同之
处。在区分“人际的”还是“心理内部的”基础之上，也将沙利文理论与经典理论进行了比较。这种区分，自身固有的特点很重要，但与驱力／结构和人际／结构模型之间更加本质的区别相比，不是平行关系，而属于从属关系。鉴于后者的区分关注的是构成要素，心理内部的理论与人际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这些体验要素的起源，以及研究其功能的主要领域。
驱力／结构模型理论必然是属于内心的，根据定义，驱力是源于个体心理内部的；探究驱力来源过程的主要焦点是在个体的幻想、愿望和冲动的范围内。人际／结构模型理论的焦点既可以是内心的，也可以是人际的。这个模型的某些理论认为人际结构先于体验安装于人类心理之中。克菜因，像弗洛伊德一样，将生命看作是自内向外展开的，但在其理论中，生命是原始的、无边界的，内部产生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客体关系（而不是驱力），从而受到阻碍，得到引导，并被容纳。她探究的焦点，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同样是心理内部的，关注的是幻想、愿望以及短暂变动的冲动。人际／结构模型的其他理论认为人际结构源于对他人的实际体验，因此，是人际的，也是关系的。在沙利文看来，我们是在与他人关系的背景下出生、发展和生活的，而且我们的体验由这些关系模式组成并与之相关联。他探究的焦点在人际关系，人们彼此间是如何相处的。我们也可以看出，费尔贝恩发展了第三种结构／关系模型，其人际理论的关系模式的来
第一部分起源79源是与重视内在幻想和结构结合在一起的。
沙利文关于体验要素的人际／结构假设导致了与弗洛伊德极为不同的处理动机、焦虑和自体组织的方法。对于后者来说，驱力是通过躯体的紧张产生的；最初是自恋的，通过体验的变迁指向他人只是次要的。某些“满足的需要”，在沙利文看来，涉及躯体过程的调节；自始至终是根据机体／环境调节与交换，而不是关注内在紧张的降低，进行概念化的。许多满足的需要完全自主地源于情感领域，将身体作为表达载体。鉴于弗洛伊德的“驱力”通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有着固有的磨蚀作用，构成一个盛有混乱而危险能量的“沸腾的大锅”，沙利文的“满足的需要”，根据定义，是关系的。在发展的每个点，满足的需要将个体吸引到与他人的关系之中。沙利文没有像克莱因那样假定在婴儿的体验中存在对“客体”的领会。婴儿不“了解”母亲，母亲的功能先于其对母亲的体验。然而，“客体”在沙利文的“整合趋势”概念中是不言而明的。婴儿关于需要103
的体验唤起母亲相应的需要体验。婴儿满足的需要就这样预先设定了，在某种意义上，全靠对他人需要的唤起。
弗洛伊德将身体的“快感区”视为驱力成分的“源”；沙利文既没有将身体的“互动区”视为动机源，也没有视之为中心，而是其他需要的载体，本质上具有更加互动的性质。儿童渴望与他人的关系；互动区提供通向这些关系的道路。对沙利文来说，发展时期不是在围绕主导区域的一系列转换而建立的，也不受其控制。重要的发展转换与不同形式联结需要的出现有关，表现出极大复杂性和亲密性，不受身体区域制约，可以通过这些区域得到表达和引导。沙利文系统中“安全的需要”同样具有内在人际性。安全的需要组成摆脱焦虑的需要。在弗洛伊德看来，焦虑与驱力的压力有关；安全代表驱力紧张的控制与调节。对沙利文来说，焦虑从起源来说就是纯人际的；最初的危险情形不是由知觉和驱力的压力（本能的恐惧）的泛滥组成，而是由通过共情联结从重要他人获得焦虑组成。与此类似，后来的焦虑不是由冲突驱力衍生物的威胁所激活，而是由人际域中危及自体方面或与他人体验与焦虑相关的威胁出现所激活的。
在驱力／结构模型中，心理结构是驱力释放与调节模式的产物。个体人格的着色与质感取决于这些占主导地位的驱力满足和防御模式。在沙利文的系统中，自体是围绕人际结构进行组织的：儿童塑造、装饰并扭曲其自身的体验、行为和自体感知，与重要他人尽可能保持联结；与重要他人早期关系中令人痛苦的、引起焦虑的方面不可避免地转换为自体部分，由明显的“我一你模式”集合组成，通过一系列的合理化和错觉
被松散地聚合在一起。早期体验组成人际模式；接下来被自体系统用于追寻安全感。自体系统保持其安全和控制的策略，期望与他人的新体验总是会重复过去的人际模式（先见之明）。
在经典的驱力理论中，心理内部的冲突是注定的和普遍的，反映了性心理和攻击驱力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碰撞。对沙利文来说，人格组织中质与量的因素均完全来自早
104期发展的人际环境的细节。那些与焦虑相关的部分取决于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
性格。在某个家庭中，诱发焦虑的可能是性，在另一个家庭中则可能是柔情。将内容分成三个基本的组织（好我、坏我和非我）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普遍的，而仅仅是取决于人际环境的细节。对沙利文来说，量的平衡、“经济因素”还是完全取决于人际因素而不是体质因素。在焦虑相对微小和受限的家庭中长大的人，其好我是宽广的，因而具有适应力相当强的自体，只具有狭小而受限的隔离体验。家庭中的焦虑无处不在，而且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都会唤起焦虑，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人，会形成小范围没有焦虑的行为，而发展出一系列严重的隔离区域。人格中冲突区域的内容与严重度不是由普遍的，或特定的体质因素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父母的性格以及他们与孩子的关系。
尽管沙利文认为人格组织和心理病理是与他人关系残留的产物，但反对使用诸如“内摄”或“吸收”这样的词，他用具体而结构化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残留（1953，p．166）。语言的不同使他与英国学派发展的人际模式有了分歧。这种对精神动力性语言具体化危险的反对和关注是沙利文哲学实用主义和操作方法学的产物，也是他早年痛恨克雷丕林学派的精神病学家轻易地将无形的过程概念化并模糊了有意义事件和情景的结果。
通过指出具体化的危险，阐明了某些语言和理论的误用，但操作主义本身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学（见Suppe，1977，pp．18—20，对布里奇曼将操作主义概念应用于自然科学的批判）。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建立在其用于资料的先验性哲学假设基础之上。所有精神分析理论都假定无形的、假设的无法观察或体验的过程和事件。所有精神分析理论必须“装饰”潜意识，尽管沙利文的装饰可能比大多数的装饰更加质朴和稀疏。尽管沙利文有这种担忧，他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对联结过去人际环境与当前体验和功能的假设性干预变量进行命名和描述。他经常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使用焦虑概念来建构
105内在的“结构”，有些时候是暗示，然后又放弃。
自体的成长是通过学习······消除重要他人带来的焦虑威胁的技术······要这样做，你必须拥有记忆······回忆以不愉快期待的感觉形式呈现，从而被称之为内
第一部分起源81
疚或羞耻······因此，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重要他人已经被内摄，并变成了超我，但我认为你容易有心理上的消化不良。（1956，p．232）
沙利文不断强调自体系统在记忆和推测基础之上发挥作用；推测势必会带来未来的互动将遵从过去体验的预期。因此，其理论中隐含的观点是，过去与他人的关系会留在心中，这些残留会塑造预期，经常也会塑造对目前和未来关系的实际感知。
有时，在病人的幻想中，你会偶然发现多年以前的重要他人的图式碎片，那个重要他人依然存在，仍然以最初的相关方式发挥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情就是一幅漫画，反映的是延续下来的过去情景的铭刻以非常温和的方式干扰冲动。（1953，p．233）
他选择用来说明过去关系和记忆的这些词：人格化、图式碎片，在其系统中发挥的作用，就如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的作者所用的“内在客体”发挥的作用。沙利文，向来警惕隐喻被误认为现实，选择了暗示过程和功能的词汇，而不是暗示物质和结构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