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冈田久美子如何成长、绵谷升如何成长
我没有兄弟，很难想象已经成人并各自开始独立生活的兄弟姐妹是以怎样的心情相互交往的。久美子提到绵谷升时，脸上每每现出不无奇妙的表情，就好像误吞了什么怪味东西。至于那表情背后潜伏怎样的感情，我自然揣度不出。久美子知道我对她哥哥没有一丝一毫堪称好感的感情，并认为那实属理所当然。就她本身而言，也绝对不欣赏绵谷升其人。所以，假如她同绵谷升之间不存在兄妹血缘关系，我想两人亲密交谈的可能性基本是零。但实际上两人是兄妹，遂使事态表现得有点复杂。
时下，久美子同绵谷升极少有实际见面的机会。我同妻的家人全无往来。前面说过，我是同久美子父亲吵了一架而彻底决裂的，吵得相当激烈。有生以来我同人吵架次数极其有限，但一旦交锋就十分投入，中间无法收兵。奇怪的是，在一吐为快之后，对她父亲倒没什么气了，只有如释重负——旷日持久的重负——之感。憎恶也罢气恼也罢尽皆荡然无存，甚至觉得他的人生——不管采取在我看来如何不快如何愚昧的形式——恐怕也是相当不易的。“再也不见你父母了，”我对久美子说，“你想见是你的自由，与我无关。”但久美子也无意去见。“也好，无所谓的。这以前原本也不是因为想见才见的。”久美子说。
绵谷升当时已经同父母住在一起，但丝毫没有参与我同其父亲的争吵，超然物外遁去了哪里。这也不足为怪：绵谷升对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怀有兴趣，他拒绝同我发生个人关系，除非迫不得已。故而，在同妻的娘家中断往来之后，我和绵谷升见面的起因就不复存在了。久美子也是同样。他忙，她也忙，况且两人的兄妹关系本来就不甚亲密。
尽管如此，久美子还是不时往学校研究室打电话找绵谷升说话，绵谷升也不时有电话打到她单位（往我们家是绝对不打的）。久美子每每向我汇报，什么今天给哥哥那里打电话啦，什么今天哥哥往自己单位打电话来啦之类。但我不知晓两人电话里谈的什么。我不特地问，她没必要也不特地说。
我并非对妻同绵谷升间的谈话内容有什么兴致，也并非对妻同绵谷升用电话交谈有什么不快。毋庸讳言地说，只是有点费解。久美子同绵谷升这两个无论怎么看都说不到一块儿的人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话题可谈呢？抑或那话题是通过所谓兄妹特殊血缘的过滤网方得以成立的不成？
我的妻同绵谷升虽是兄妹，但年龄相差九岁之多。也是因为久美子从小被祖父母领去抚育了好几年，两人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类似兄妹亲情的东西。
本来不单是绵谷升和久美子兄妹两人的，中间还有一个算是久美子姐姐的女孩，大久美子五岁。就是说原是兄妹三人。但久美子三岁时以近乎寄养的形式离开东京去了父亲的父母家，由祖母一手抚养。后来她被告知，寄养的原因是由于她天生身体不大好，而空气新鲜的乡下对发育有益处。但久美子对此则不大想得通，因为她并非那么弱不禁风，未曾患过什么大病，在乡下期间也不记得周围有人特别注意她的身体。“无非借口罢了，想必。”久美子说。
时隔很久才从一个亲戚口里得知，原来久美子祖母同久美子母亲长期严重不和，久美子的寄养于新老家，类似双方间的临时和约。久美子双亲暂时把她送过去以平息祖母的愤怒，而祖母也大概因为有个孙女留在身边而得以具体确认自己同儿子（即久美子父亲）间的纽带。久美子等于成了人质。
“况且，”久美子说，“已经有了哥哥和姐姐，没我一个也没什么不便。当然父母不是要把我扔掉，但以为我还小没什么要紧那种无所谓的心情我想是有的，所以才把我让了出去。这恐怕在多种意义上对大家都是最省事的方案。那种说法能让人相信？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反正那些人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将给小孩子带来多么糟糕的影响。”
她在新祖母膝下从三岁长到六岁。那绝非扭曲不幸的岁月。久美子是在祖母的溺爱下生长，且较之同年龄有距离的哥哥姐姐一起，同年龄相仿的堂姐妹一块儿玩耍反倒更为快活自在。直到该上小学时她才终于返回东京。当时父母对久美子长期不在身边渐渐感到不安，便趁着所谓为时不晚的时候硬把她领回东京。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晚了。决定返京前的几星期时间里，祖母气急败坏，情绪亢奋到了极点。绝食，几乎通宵失眠。时而哭，时而大发脾气，时而一声不吭。有时把久美子一把搂紧不放，有时却又突然拿尺子狠命打她胳膊，打得蚯蚓似的一道道肿起，继而对着久美子恶狠狠地咒骂她母亲如何不是好东西。一会儿说不愿意放你走，看不见你还不如一死了之；一会儿又说再不愿见你，赶快滚到什么地方去！甚至拿出剪刀要扎自己的手腕。久美子全然闹不清自己周围到底要发生什么。
那时久美子所做的，便是把心暂时封闭起来，断绝同外界的联系，不再想什么不再期待什么。事态的发展已远远超出她的判断能力。久美子闭起眼睛，塞起耳朵，停止思考。此后几个月的事她几乎全无记忆。她说不记得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一样也不记得。总之等她意识到时，她业已在新家里了。这是她本该在的家，这里有父母，有哥哥和姐姐。但又不是她的家，仅仅是新环境。
久美子尽管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自己离开祖母而被领回这里的，但她本能地意识到已不可能重回新那个家了。问题是这新环境对于六岁的久美子来说几乎是她智能上无从理解的世界。同她迄今所在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一切都面目全非，即使看上去相似的东西，动起来也截然不同。她无法把握这个世界赖以成立的基本价值观和原理，甚至不能同这个新家的人交谈。
在这样的新环境中久美子长成一个沉默寡言不易接触的少女。她分辨不出谁可以信任谁可以无条件地依赖，偶尔被父母抱在膝上心也松不开来。父母身上的气味是她陌生的东西，那气味使她极度惶惶不安，甚至有时她憎恨那气味。家里唯一能勉强使她敞开心扉的是姐姐。父母对久美子的难以接近感到困惑，哥哥甚至当时便已开始对她的存在采取近乎漠视的态度，唯独姐姐知道她不知所措，知道她静静呆坐在孤独之中。姐姐极有耐心地照料她，同她在一个房间睡觉，同她一点点这个那个地说话，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来看她做功课。久美子一个人躲在房间角落一连哭几个小时时，姐姐总是在身旁静静地抱紧她。姐姐是想尽可能打开一点妹妹的心，所以，假如姐姐不是在她回家第二年死于食物中毒的话，想必很多情况便明显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要是姐姐一直活着，我想我们一家会多少融洽些的。”久美子说，“姐姐当时虽是小学六年级，但已成为我们家的中枢性存在。如果她不死活到现在，我们很可能都比现在地道些，起码我会比今天多少活得轻松。嗯，明白？从那以来我就始终在家人面前有一种负罪感，暗想自己为什么就没替姐姐死去呢？反正我这样活着对谁都没有帮助，不能使任何人开心。而我父母也好哥哥也好，明明觉察到我有这种想法，也从没对我说一句叫人心暖的话。不仅如此，还每有机会就提起死去的姐姐，说她如何漂亮，如何聪明伶俐，如何惹人喜爱，如何懂得体贴人，如何会弹钢琴。知道么，也让我学钢琴来着，因为姐姐死后留下一架钢琴在家里。可我对钢琴连兴趣都谈不上。我晓得自己不可能有姐姐弹得好，也不愿意一一证明自己所有方面都比姐姐低能。我当不了谁的替身，也不想当。但我的话家人压根儿就听不进去，我的话谁也不听的。所以，我至今都一看见钢琴就头疼，看见弹钢琴的人也头疼。”
从久美子口里听到这些话时，我对她家人气愤起来——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有过的行为，气愤他们对久美子没有过的行为。那时我们还没结婚，相识也不过才两个月多一点点。那是一个周日宁静的早晨，两人躺在床上。她像解绳疙瘩似的一个个慢慢摸索着讲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此长时间谈自己对久美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那以前我对她的家她的成长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对久美子我所知道的仅仅是她的沉默寡言，她的喜欢绘画，她笔直泻下的一头秀发，以及她右肩胛骨上的两颗痣。此外，对她来说，同我这次是第一次性体验。
说着说着，久美子轻轻哭了。我完全体会得出她想哭的心情。我抱着她，抚摸她的头发。
“要是姐姐还活着，我想你也肯定喜欢她。任何人都会看一眼就喜欢上她的。”久美子说。
“也可能那样，”我说，“但我反正就是喜欢你。喏，这事再简单不过。这是我和你的事，同你姐姐毫不相关。”
之后，久美子好一会儿紧闭着嘴静静地在思索什么。星期日早上七点三十分，所有声响都含有柔和而虚幻的韵味。我听到宿舍屋脊上有鸽的足音，听到远处有人呼唤狗的名字。久美子盯视着天花板的某一点，实在盯视了许久。
“你喜欢猫？”久美子问。
“喜欢的，”我说，“非常喜欢。小时就一直养猫，跟猫一块儿玩，睡觉也一起睡来着。”
“那有多好啊！我小时候也很想养猫，想得不行。可就是不让养。妈讨厌猫。活这么大，真正想得到的东西还一次也没到手过，一次也没有哟！不相信吧？你肯定想不出那是怎样的人生。而人一旦习惯了自己总是有求不得的人生，久而久之，甚至对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糊涂起来。”
我拉过她的手。“过去或许的确是那个样子。但你已不是小孩，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想养猫，选择可以养猫的人生就是。简单得很。你有这样的权利。是吧？”我说。
久美子凝眸注视我的脸。“是啊，”她说。
几个月后，我和久美子谈到了结婚。
如果说久美子在这个家庭里送走了曲折复杂的少女时代，绵谷升则在另外的意义上度过了扭曲变形的少年岁月。他的双亲溺爱这个独生子，但并非仅仅是疼爱，还同时对他提出极多的要求。父亲的信念是：为了在日本这个社会中过上像样的生活，就必须极力争取优异成绩，极力把更多的人挤到一边去。这是他唯一的信念，对此深信不疑。
还是婚后不久从岳父口中直接听来的：人生来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他说，所谓人人平等，不过是学校里教的官样文章，纯属梦呓。日本这个国家体制上固然是民主国家，但同时又是极度弱肉强食的等级社会。若不成为精英，在这个国家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意义，只能落得在石磨缝里被慢慢挤瘪碾碎，所以人们才往梯子上爬，哪怕多爬一格也好。这属于极为健康正常的欲望，一旦人们失去这种欲望，这个国家便只有坐以待毙。对岳父这个见解我未发表任何感想，他也并非要征求我的意见或感想，而仅仅是倾吐自己万世不变的信念。
那时我心想，此后很长时期自己都恐怕不得不在这个世上同这般人物呼吸相同的空气。这是第一步，而这一步不知将多少遍地重复下去。想到这里，我从骨髓里产生了一种疲惫感。这乃是浅薄的可怖的不可一世的哲学，其视野中不存在真正从根本上支撑这个社会的无名众生，缺乏对于人的内心世界、人生意义的省察，缺乏想象力，缺乏怀疑的目光。然而此人由衷地相信自己正确，没有任何东西能撼动他的信念。
岳母是在东京山手养尊处优的环境中长大的高级官僚之女，不具有足以反驳丈夫意见的见解和人格。至少依我的观察，她对于大凡超越自己目力所及范围的事物（实际上她也是高度近视）不具有任何见解。在需要就相对广大的世界表达自己看法时，她总是借用丈夫的意见，或许这样可以免使她给任何人添加麻烦。而她的缺点——如此类女性常常表现的那样——就是无可救药的虚荣。既然不具备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便只有借助他人的尺度和视角方能确定自己立足的位置。支配她头脑的仅仅是“自己在别人眼里如何”，如此而已。这样，她便成了心目中只有丈夫在省(1)内地位和儿子学历的心胸狭窄的神经质女人。而大凡未进入她视野的，对于她便毫无意义可言。对于儿子，要求他进最有名的高中上最有名的大学，至于儿子作为一个人其少年时代是否幸福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则远在她的想象力之外。如果有人对此流露出哪怕半点怀疑，她恐怕都将认真地气恼一番。在她听来，那无异于无端的人身侮辱。
就这样，父母往绵谷升幼小的脑袋里彻底灌满了他们大成问题的哲学和畸形世界观。两人的关心集中于儿子绵谷升一人身上。父母绝对不允许绵谷升甘拜任何人下风。在班级和学校这种狭小的空间都不能排名第一之人，如何能在更广阔的世界里独占鳌头呢！父亲如此训导说。父母总是请最好的家庭教师，不懈地敲打儿子屁股。若是拿回优异成绩，作为奖赏儿子要什么买什么，儿子因此送走了物质上得天独厚的少年时代。但在这人生最为多愁善感的阶段，他无暇找女朋友，无暇跟同学纵情厮欢。他必须为继续保持第一名——仅仅为这一个目标而拼出吃奶力气。至于这样的生活绵谷升是否喜欢，我不得而知，久美子也不知晓。对她也好对父母也好以至对任何人也好，绵谷升都不会和盘托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不过，无论他喜欢还是不喜欢，恐怕除了这种生活他也别无选择。某种思维程序将因其片面性和单纯性而变得无可反驳，我认为。但不管怎样，绵谷升从名牌私立高中考入东大经济系，以接近优异的成绩毕业出来。
父亲期望他大学毕业后当官或进入某大企业，但他选择了留校当学者的道路。绵谷升并不傻，较之踏入现实社会在集体中行动，还是留在需要系统性处理知识的技能和相对注重个人才学的天地里于自己更为适合。他去耶鲁的研究生院留学两年后返回东大研究生院，回国后不久依照父亲安排相亲结了婚，结果婚姻生活两年便告结束。离婚后他索性回家同父母住在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时，绵谷升业已成了一个相当奇妙的令人不快的角色。
他在距今三年前即三十四岁时写出一本厚书出版了。书是经济学专著，我也拿到手翻过，老实说，完全如坠云雾。可以说每一页都令我不知所云，甚至文字本身都莫名其妙，无法卒读。不知是内容本身难以理解，抑或仅仅行文诘屈聱牙，总之叫人摸不着头脑。不料此书在专家中间却成了不大不小的话题。几个评论家写了书评，推崇备至，说该书是“以全新观点撰写的全新品种的经济学”。而对于我，就连书评所云何物都全然不得其解。不久，媒体开始将他作为新时代的宠儿加以介绍，甚至出现了几本专门阐释他这本书的书。他在书中使用的“性经济与排泄经济”一词竟成了当年的流行语，报纸杂志为此发了专版专刊，将其捧为新时代的智囊人物之一。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认为他们理解得了绵谷升这本经济学专著的内容，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翻开过一次。但对于他们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绵谷升年轻并独身，脑袋聪明得写出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总之该书的出版使得绵谷升声名鹊起。他开始为五花八门的杂志写评论模样的文章，还上电视充任经济、政治问题评论员，又过不久居然成了“焦点讨论”节目的正式聘员。绵谷升周围的人（也包括我和久美子）谁都不认为他适合干如此风光无限的活计。大家认为他相对有些神经质，属于仅对专业问题感兴趣的学者型人物。岂料一旦登上舆论宣传这方舞台，他居然将派给自己的角色演得令人叹为观止，面对摄像机比面对现实世界远为显得游刃有余。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绵谷升如此神速的蜕变。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绵谷升身上包装着一看便知是价格昂贵做工考究的西装，扎着相得益彰的领带，架着文质彬彬的玳瑁眼镜，发型也变得新潮起来。想必身边有服装发型方面的专门顾问，因为这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不过，纵令是去电视台等场所的临时装扮，他也算是一拍即合地习惯了这种装扮，就差没宣称自己一向如此风流倜傥。当时我暗忖这小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本来面目到底何处去了呢？
摄像机前他毋宁说是表现得沉默寡言。被问及意见时他使用的是浅显的词句和平明的逻辑，简明而扼要。人们高声争辩时他也总是那么沉着恬淡，不主动挑衅，让对手畅所欲言，最后才将对手论点一语击溃。神情和悦，语声安详，谙熟给对方后背以致命一击的诀窍。而且反映在电视画面上时，不知何故，看上去他远比“实物”富有才气值得信赖。长相虽算不得英俊潇洒，但身材颀长，显得发育极佳。一句话，绵谷升在电视这一舆论阵地找到了绝对适合自己的位置。媒体欢喜地接受了他，他也欢喜地接受了媒体。
然而我是讨厌读他的文章，讨厌在电视上看见他。他确实有才华有能力，我也承认。他能够用简短的语句在短暂的时间里将对方一拳击倒在地，具有瞬间捕捉风向的动物性直觉。但若留心听他的意见看他写的东西，便不难发现其中缺乏连贯性。他不具有植根于深层信念的世界观，他所有的不过是将片面性思维系统进行整合组装而形成的货色。他可以根据需要刹那间将这一组装品改头换面。那是思维序列的巧妙组合，称为一门艺术亦未尝不可。但让我来说，那玩意儿纯属儿戏。如果说他的见解有连贯性可言，其连贯性无非是“他的见解始终没有连贯性”；如果说他尚有世界观可言，其世界观不外乎“自己不具有世界观”。但反过来说，此类缺点甚至又是他的睿智性资产。所谓连贯性及稳固的世界观这种劳什子，对于将世间切成细小条块的媒体的随机应变的机动战是不必要的，而无须背负这样的重荷于绵谷升便成了一大优势。
他没有任何需要保护的东西。故而可以调动全副神经投入纯粹的战斗行为。他只消进攻即可，只消打翻对手即可。在这个意义上，绵谷升堪称头脑敏捷的变色龙，根据对手颜色改变自身颜色，随时随地炮制出行之有效的逻辑，并为此动员所有的修辞手段。修辞手段大多是从某处现炒现买来的，在某种场合显然空洞无物。但他常如魔术师一般迅速而巧妙地取之于空中，要当场指出其空洞无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即使人们偶尔窥觉其逻辑的蒙骗性，也还是认为要比其他多数人阐述的正论（正论或许的确纯正地道，无奈要旨推进缓慢，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给视听众以平庸印象）远为新鲜，远为引人入胜。如此招法究竟得自何处我无从推测，但他确实熟知直接操纵民众感情的诀窍。大多数人易受何种逻辑驱使，他完全了如指掌。准确地说，这里无须逻辑，只要乔装打扮成逻辑即可。关键在于其能否调动民众的情绪。
他可以根据需要将深奥的学术用语之类的玩意儿源源不断地排列出来。当然几乎任何人都全然不懂其正确含义，而他却能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出“如果你们不懂，责任在于不懂的你们”这样的空气。也有时接二连三兜售一串串数字。这些数字已一一铭刻在他脑子里，而数字自是极具说服力的。但事后细想，数字的出处果真是公正的吗？或者说根据果真是可信赖的吗？对此从来没有过认真的讨论。数字那东西，或立或卧完全取决于引用方式，这点尽人皆知。然而由于其战术的天衣无缝，多数人不可能轻易发觉其危害性。
如此巧妙的战术使我十分不快，但我无法将这不快恰如其分地讲给别人听。我没有办法加以论证，恰如同不具实体的幽灵较量拳击，无论怎样出拳都只能扑空，因为那里压根儿就没有实实在在的对手。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即使相当博学多识的人亦受其蛊惑，我为之不可思议为之坐立不安。
如此一来二去，绵谷升得以被视为最有才气的人物之一。对世人来说，连贯性那东西大约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追逐的是电视画面上展开的学识性击剑比赛，人们想看的是那上面灿然流动的鲜血，纵令同一人星期一和星期四所云牛头不对马嘴，恐也无人理会。
我同绵谷升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和久美子决定结婚的时候。我打算见她父亲之前见一次绵谷升，因我以为儿子自然比父亲同自己年龄接近，事先疏通一下，说不定能为我们周旋一二。
“我看还是别指望他好，”久美子有些难以启齿地说，“说我是说不好，总之他那人不是那种类型。”
“反正早晚得见面的吧？”我说。
“那倒是，倒的确是那样的……”久美子道。
“那就不妨试试，凡事试在先嘛！”
“怕也是，也许真的可行。”
打电话过去，绵谷升似乎对同我见面不大感兴趣，但还是说如果无论如何都想见，三十分钟左右总可抽得出来。于是我们约定在御茶水站附近一家咖啡馆碰头。当时他还是没写出什么书的大学普通助教，衣着也不怎么光鲜。夹克口袋因长期插手而胀鼓鼓地平不下去，头发也长了两个星期的生长量。芥末色港衫配蓝灰色苏格兰花呢夹克，颜色根本不谐调，完全是哪所大学都有的年轻助教那副寒酸相。大约他一大早就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而现在稍稍抽身出来，眼睛似有些倦意，但仔细看去，眼底深处还是透出锐利而冷峻的光。
自我介绍后，我说不久打算同久美子结婚。我尽可能坦诚地告诉他：自己时下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准确说来这并不符合自己的理想，尚处于自身摸索阶段。我这样的人要同久美子结婚也许近乎非分之想，但我爱她，自以为可以使她幸福，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
然而我的话似乎几乎未被绵谷升所理解。他抱着胳膊，不声不响听我叙说，说完后他也良久一动未动，仿佛在沉思其他什么。
在他面前，一开始我就感到甚不舒坦，想必是自己所处位置的关系。实际上对着初次见面之人开口就说想同你妹妹结婚也的确不可能令人心里舒坦。但在同他面对面的时间里，我渐渐越过不舒坦之感而变得不快起来，一如释放酸臭气味儿的异物一点点沉积在胃底。并不是说他的言行举止刺激了我，我厌恶的是绵谷升这个人的这张脸。当时我直观地觉得此人脸上蒙着一层别的什么。脸出了差错，不是他真正的脸，我觉得。
可能的话，很想当下离席而去。但既然话已开头，便不能如此不了了之。于是我呷着凉了的咖啡，就此打住，等他开口。
“直率地说，”他以俨然节约能源般低小的声音开腔了，“对你刚才所说的，我觉得一不很理解，二不太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种类不同的东西，但我想你恐怕又不理解也不感兴趣。从结论上简而言之，既然你想同久美子结婚，久美子想同你结婚，那么我对此既无反对的权利，又无反对的理由，所以不反对，也无须考虑。但希望此后不要对我抱有任何期待，不要再剥夺我个人的时间——这对我是再重要不过的。”
旋即他觑了眼表，欠身立起。也许他说法上多少有所不同，我未能连具体词句也一一记住，但毫无疑问，这是他当时发言的核心，十分简明扼要。没有多余部分，没有欠缺之处。对他要表达的我已豁然领悟，对他对我这个人有怎样的印象也大致了然。
我们就此告别。
同久美子结婚使我成了此人的妹夫，自然此后亦有几次同绵谷升交谈的机会。其实那也算不上交谈。两人之间确如他所说不存在共同基盘，所以不论怎么谈也不成其为交谈。我们似乎分别在用完全不同的语种说话。较之我们的所谓交谈，艾里克·杜尔菲(2)通过低音单簧管音色的变化来向行将就木的达赖喇嘛讲解选择汽车发动机油的重要性或许多少有益且有效一些。
因同某人交往而情绪长期遭受干扰的情况在我几乎是没有的。由于心情不快而为某人感到气恼或焦躁当然也有，但都时间不长。我有能力（我想不妨称为能力。非我自吹，这绝不是轻易之举）将自身与他人作为分属截然不同领域的存在区别开来。就是说，当自己心生不快或焦躁不安之时，便将对方暂且移往同自己个人没有关系的另一领域，继而作如是想：好咧！今天我是不愉快不释然来着，但其原因已不在这里而打发去了别处，等以后慢慢查证慢慢处理好了！从而得以将自己的情绪暂时冻结起来。事后解冻慢慢查证的过程中，情绪有时的确还受其困扰，但这已近乎例外。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大多东西都会挥发掉毒气而成为无害物，我自然迟早将其忘去脑后。
在已然过往的人生途中，我运用这种情感处理方式避免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麻烦，使我的自身世界得以处于较为安详稳定的状态，以致我对自己拥有如此有效的方式感到不无自豪。
然而用在绵谷升身上，这一方式可以说毫不奏效。我无法将绵谷升其人一举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甚至适得其反，而由绵谷升将自己本身轻易打入“与己无关的领域”。这一现实使我焦躁不安。不错，久美子父亲是傲慢是令人不快，但他终归是固守单一信念的视野狭隘的小人物，所以我可以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但绵谷升不同，他清楚地觉悟到自己是怎样的存在，并且可能对我这个人的内涵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若他有意，他甚至足以把我打得体无完肤。他之所以未这样做，不外乎由于他对我毫无兴趣。我之于他，乃是个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打击的对手。我想我对绵谷升感到无奈和不安的原因即在这里。本质上他是卑鄙的小人，是个华而不实的利己主义者，然而他显然比我本领高强。
同他见面之后好一段时间我都排遣不掉一种作呕感，就像嘴里硬是被人塞进一团催人反胃的毛毛虫。虫固然吐了，但感触仍留在口中。一连数日我一直在想这个绵谷升，努力去想别的也还是非转回他身上不可。我去听音乐会，去看电影，和单位同事一起去看棒球比赛，喝酒，看一直想看而留着没看的书，然而绵谷升仍旧赖在我的脑海里。他抱着双臂，以泥沼样黏滞的不祥的目光看着我。这使我烦躁不安，使我立足的地基剧烈震荡。
其后见到久美子时，久美子问我对她哥哥感觉如何。但我不可能直言相告。我很想向久美子问个水落石出，问他罩在脸上的假面具，问藏在其假面具后面的扭曲变形的什么东西。我恨不得一吐为快，吐出心中的块垒和迷乱，但最终只字未吐，因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是说不明白的，况且即使说得明白，恐也不宜对她说。
“的确有点和一般人不同。”我说。我本想再适当补充一句，却未想出。久美子也没有再问，只是默然点头。
我对于绵谷升的心情，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至今仍对他感到一如当初的无奈和不安，犹如低烧不肯退去。我家里没有电视机，但奇怪的是，每当我在什么场所无意中看一眼电视，里面就未尝不有正在侃侃而谈的绵谷升；每当在哪里的休息室拿本杂志一翻，上面也未尝不有绵谷升的照片绵谷升的文章。简直就像绵谷升埋伏在世界各个拐角处等着我，我甚至觉得。
OK，让我老实承认吧：或许我憎恶绵谷升。
(1) 日本的“省”即内阁的部，如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等。
(2) Eric Dolphy，美国爵士乐手（1928—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