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拧发条鸟年代记8（或第二次不得要领的杀戮）
兽医清晨六时醒来，用冷水洗罢脸，独自准备早餐。夏季天亮得早，园里的动物们大多已睁开眼睛。打开的窗口照常传来它们的声音，顺风飘来它们的气味。凭这声音和气味，即使不一一往外面看兽医也可以说中每日的天气。这是他早上的一个习惯：首先侧起耳朵，从鼻孔吸入空气，让自己习惯新来的一天。
但较之到昨天为止的每一天，今天大约有所不同。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因为几种声音与气味已从中失去。虎和豹和狼和熊——它们昨天下午被士兵们消除了清理了。经过一夜睡眠，此事竟好像成了往日一场懒洋洋旧梦的一个片断，但毫无疑问实有其事。鼓膜还微微留有枪声造成的疼痛。不可能是梦。现在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这里是新京城区，突破边境线的苏军正一刻刻迫近。这同眼前的洗脸盆牙刷一样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听到大象的声音，他心里多少宽慰了些。是的，象总算死里逃生了。所幸负责指挥的年轻中尉还具有将大象从消除一览表中刨除的正常神经，他边洗脸边想。到得满洲以来，兽医碰见很多唯命是从盲目狂热的年轻军官，弄得他噤若寒蝉。他们大多数农村出身，少年时代正值经济萧条的三十年代，在贫困多难中度过，满脑袋灌输的都是被夸大了的妄想式国家至上主义，对上级下达的无论怎样的命令都毫不怀疑地坚决执行。若以天皇陛下的名义下令“将地道挖到巴西”，他们也会即刻拿起铁锹开挖。有人称之为“纯粹”，但兽医则想使用另外的字眼，如果可能的话。不管怎样，较之将地道挖至巴西，用步枪射杀两头象要容易得多。作为医生的儿子在城里长大、并在大正时期较为自由的气氛中受教育的兽医，和这些人怎么都格格不入。而指挥射杀队的中尉口音固然不无方言味儿，但远比其他军官地道得多，有教养也似乎懂事理，这点从其言谈举止看得出。
总之象没有被杀，光凭这点恐怕就必须感谢才是，兽医自言自语道。士兵们也大概因为没杀象而吁了口气。不过那几个中国人或许感到遗憾，毕竟大象的死可使其得到大量的肉和象牙。
兽医用水壶烧水，拿热毛巾敷在脸上刮须，之后一个人喝茶，烤面包，涂上黄油吃了。在满洲，食品供应虽说不够充分，也还是比较丰富的，这无论对他还是对动物都很难得。动物们虽然因食物配量分别减少而心怀不满，但较之粮草告罄的日本本土动物园，事态终究乐观得多。往后如何谁也无法预料，但至少眼下动物也罢人也罢尚不至于遭受饥肠辘辘的痛苦。
兽医想，妻子和女儿现在怎么样了呢？按计划，她们乘坐的火车该到朝鲜釜山了。他在铁路上工作的堂兄一家就在釜山，母女将在那儿住到乘上回国客轮为止。睁开眼睛时见不到两人，兽医有些寂寞。没有了早上做饭收拾房间的欢声笑语，家中一片死寂。这已不再是他所热爱的、属于这里的家庭。然而与此同时，兽医又不能不为仅自己一人留在这空荡荡的公家宿舍内而萌生一股奇异的喜悦，此刻他深切感到“命运”那不可摇撼的巨力就在自己体内。
命运感是兽医与生俱来的心病。从很小时开始，他就怀有一种鲜明得近乎奇异的念头，认为自己这个人的一生归根结蒂是由某种外力所左右的。这有可能是他右脸颊有一块鲜亮的青痣的关系。小时他非常憎恶他人没有自己独有的这块刻印样的痣。朋友开他的玩笑之时，被生人盯视之时，他甚至想一死了之。若是能用小刀把那个部位一下子削掉该有多好啊，他想。但随着长大，他渐渐找到了将脸上的痣作为无法去掉的自身一部分、作为“必须接受之物”来静静予以接受的方法，这恐怕也是他对命运形成宿命式达观的一个主要原因。
命运的力量平时如通奏低音，静静地单调地装饰着他人生风景的边缘，日常生活中他极少意识到其存在，但因于偶然的因素（什么因素他不清楚，几乎没发现什么规律性）而势头增强的时候，那种力量便把他驱入类似麻痹的深深的万念俱灰之中。每当那时他只能放下一切，任自己随其波流而去，因为经验告诉他即使想什么做什么也丝毫奈何不得事态。命运在任何情况下都必定取其应取的部分，在那部分到手之前根本不会离去，对此他深信不疑。
但这并不意味他是缺乏活力的消极被动之人，毋宁说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一个雷厉风行贯彻始终的人，一个专业上出类拔萃的兽医，一个热心的教育工作者。创造性的火花他虽然有所欠缺，但从小学业优异，班干部他亦有份。工作后也被高看一眼，受到很多年纪小些的同事的敬重。他并非所谓世间普通的“命运论者”，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曾实际感到自己有生以来单独决定过什么，而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听天由命地“被动决定”。纵然下决心这回一定由自己独断，到头来也仍然觉得自己的决定其实是早由外部力量安排好了的，一贯如此，只不过被“自由意志”的外形巧妙欺骗而已。那充其量只是为使其乖乖束手就擒而撒下的诱饵，或者说由他单独决定的仔细看去全都是无须决定的鸡毛蒜皮的琐事，感觉上自己不外乎在握有实权的摄政大臣强迫下加盖国玺的傀儡国王，一如“满洲国”的皇帝。
兽医从内心爱着妻子和女儿，相信两人是他前半生中最可宝贵的幸遇，尤其溺爱独生女。他由衷地觉得为这两人自己宁愿一死。他翻来覆去地想象自己为这对母女赴死的场面，那死法大约甘美到了极点。而与此同时，每当他一天工作回来看见家中的妻女，有时却又觉得这两人终究只是与自己并不相干的另一存在，她们仿佛位于距自己十分遥远的地方，是自己并不了解的什么。这种时候，兽医便想这两个女人说到底也同样不是自己选择的。尽管如此，他爱这两人，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地爱得一往情深。这对兽医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永远无法消除的（他觉得）自我矛盾。他感到此乃设在自己人生途中的巨大陷阱。
但当他形单影只留在动物园宿舍之后，兽医所属的世界顿时变得单纯得多明了得多。他只消考虑如何照顾动物即可。妻子女儿反正已离开自己身边，暂且没有就此思考的必要。兽医眼下再无别人介入，唯独剩得他和他的命运。
归根结蒂，一九四五年八月的新京城被命运的巨大力量统治着。在这里发挥最大作用的和以后将发挥重大作用的，不是关东军，不是苏军，不是共产党军队，不是国民党军队，而是命运。这在任何人眼里都昭然若揭。在这里，所谓个人力量云云，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命运前天葬送了虎豹熊狼救了象，至于往下到底葬送什么救助什么，任何人都无从预料。
走出宿舍，他准备给动物们投放早餐。本以为再没人上班，却见两个从未见过的中国男孩在事务所等他。两个都十三四岁，黑黑瘦瘦，眼睛像动物一般亮闪闪地转来转去。男孩们说有人叫他们来这里帮忙。兽医点下头。问两人名字，两人没答，仿佛耳朵听不见，表情一动未动。派来男孩的显然是昨天在这里做工的中国人，想必他们看穿了一切而不愿意再同日本人有任何往来，但认为孩子未尝不可。这是他们对兽医的一种好意，知道他一个人照料不过来所有动物。
兽医各给两个少年两块饼干后，便让他们给动物投放早餐。他们用骡子拉起板车逐个兽栏转，给各种各样的动物分别投了早餐，换新水进去。清扫是不可能了，用软管大致冲了一下粪尿，更多的已没有时间做。反正动物园已经关闭，臭一点也无人抱怨。
就结果而言，由于没了虎豹熊狼，作业倒轻松了不少。给肉食大动物投饵绝非易事，又有危险。兽医以空落落的心情从空落落的兽栏前走过，同时也不能不隐约感到一丝释然。
八点开始作业，做完已十点多了。兽医给这重体力劳动弄得疲惫不堪。作业一完，两个男孩一声不响地消失不见了。他折回事务所，向园长报告早间作业结束。
快中午时，昨天那个中尉带领昨天那八个人再次走进动物园。他们依然全副武装，带着金属相撞的响声由远而近。军装出汗出得黑了。蝉在周围树上依然鼓噪不止。中尉向园长简单致一礼，请园长告诉他“动物园能够使用的板车和挽马情况”。园长回答现在这里只剩一头骡子和一台板车。中尉点头说据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即日征用骡子与板车。
“等等！”兽医慌忙插嘴，“那是早晚给动物投饵的必需之物。雇的满洲人都已不见，如果再没有骡子和板车，动物势必饿死。现在都已苟延残喘了。”
“现在全都苟延残喘，”中尉说。中尉两眼发红，脸上胡须长得有点发黑。“对我们来说，保卫首都是首要任务。实在无法可想，那就全部放出去。危险的肉食动物已经处理掉，别的放出去保安上也不碍事。这是军令。其他事由你们看着办。”
他们不容分说拉起骡子和板车撤了回去。士兵们消失后，兽医和园长面面相觑。园长喝口茶，摇下头，一言未发。
四小时后，士兵们让骡子拉车返回。车上装了货，上面搭着脏乎乎的军用野营苫布。骡子热得、也是给重货累得气喘吁吁，直冒汗。八个士兵端枪押来四个中国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身穿棒球队球衣，手被绳子绑在后面。四人被打得一塌糊涂，脸上的伤痕已变成青黑色的痣。一个人右眼肿得几乎看不见眼球，一个人嘴唇流血染红了球衣。球衣胸部没有印字，但有揭去名字的痕迹。背部均有编号，分别是1、4、7、9。为什么在这非常时刻中国人身穿棒球队球衣并惨遭毒打又给士兵们押来呢？兽医想不明白。眼前俨然一幅出自精神病画家笔下而世上不应有之的幻想画。
中尉问园长能否借铁锹和洋镐一用。中尉的脸比刚才还要憔悴还要铁青。兽医把他领进事务所后面的材料库，中尉挑了两把铁锹两把洋镐，叫士兵拿着，之后他让兽医跟在他后头，径自离开路走进茂密的树丛。兽医顺从地尾随其后。随着中尉的脚步，草丛中很大声地飞出很大的蚂蚱。四周洋溢着夏草气息。震耳欲聋的蝉鸣声中，不时传来远处大象警告般的尖叫。
中尉一声不响地在林中走了一会儿，找到一处空地样的开阔地。那是用来修建能让儿童和小动物一起玩耍的广场的预留地。由于战局恶化建材不足，计划无限期拖延下来——一个圆形范围内树木被砍除，地面全是裸土，阳光如舞台照明一般光朗朗地仅照此一处。中尉站在正中环顾四周，军靴底不停地画圈。
“往下一段时间我们驻扎在园里。”中尉蹲下用手捧把土说。
兽医默默点头。他们为什么非驻在动物园不可呢？他不得其解，但没问出口。对军人最好什么都不要问，这是他在新京城凭经验学到的守则。大多情况下发问会触怒对方，反正得不到像样的回答。
“先在这里挖个大坑。”中尉自言自语地说，而后站起身，从胸袋里掏出烟叼在嘴上。他劝兽医也吸一支，一根火柴点燃两支烟。两人像要埋掉这里的沉默似的吸了一阵子。中尉仍用靴底在地面上来回地画，画出图形样的东西又抹去。
“你哪里人？”中尉询问兽医。
“神奈川县。叫大船的地方，离海近。”
中尉点头。
“您老家在哪里？”
没有回答。中尉眯细眼睛，兀自看着指间升起的青烟。所以对军人问也没用，兽医再次心想。他们经常问话，但绝不答话，大概问几点钟也不会回答。
“有电影制片厂。”中尉说。
兽医好一会才明白过来他是在说大船。“是的，有座很大的制片厂，倒是没进去过。”兽医说。
中尉将吸短的烟扔在地上踩灭。“但愿能顺利回去，但回日本必须过海。到头来大家都可能死在这里。”中尉依然眼看地面说，“怎么样，死可怕吗，兽医先生？”
“那恐怕取决于死法。”兽医略一沉吟答道。
中尉从地面上抬起眼，兴味盎然地注视着对方，似乎他预想的是另一种答法。“的确，是取决于死法。”
两人又沉默有时。中尉好像站在那里睡着了，他便是显得这样的疲劳。又一会儿，一只大蚂蚱竟如鸟一样高高飞起，“啪嗒啪嗒”留下急促的声音消失在远处的草丛。中尉看了眼表。
“该开始了。”他像说给谁听似的说道，然后转向兽医，“暂时请跟我在一起，或许还有事相求。”
兽医点头。
士兵们把中国人带进林间空地，解开绑手的绳子。伍长操起棒球棍——士兵何以带棒球棍呢，这对兽医又是个谜——在地面上一转身画下一个大圆圈，用日语大声命令就挖这么大的坑。身穿棒球队球衣的四个中国人拿起洋镐和铁锹，闷头挖坑。这时间里士兵们四人一班轮流休息，躺在树荫下睡觉。大概一直没睡过，一身军装往草丛里一倒，很快打鼾睡了过去。没睡的士兵以随时可以射击的架势贴腰端着上刺刀的步枪，从稍离开点的地方监视中国人干活。负责指挥的中尉和伍长轮班钻进树荫打瞌睡。
不到一小时，直径四米的大坑挖好了，深度到中国人的脖子。一个中国人用日语说要喝水。中尉点头，一个士兵用桶打水拎来。四个中国人交替用勺子喝得颇有滋味，满满一桶水差不多喝光了。他们的球衣又是血又是汗又是泥，黑得不成样子。随后中尉叫两个士兵把板车拉来。伍长拽下苫布，原来上面摆着四具尸体，身上同是棒球队球衣，看上去也是中国人。估计他们是被射杀的，球衣给流出的血染得黑乎乎的，足够大的苍蝇开始在上面聚拢。从血凝状况来看，死去快一天了。
中尉命令挖罢坑的中国人将尸体投入坑去。中国人依然默不作声，卸下死尸，毫无表情地投进坑内。死尸砸到坑底时发出“嗵”一声钝重的无机音。死去的四人的背部编号是2、5、6、8。兽医记在心里。死尸全部投入坑后，四个中国人被牢牢绑在旁边树干上。
中尉抬起手腕，以认真的神情看看表，继而视线寻求什么似的投向天空一隅，俨然站在月台上等待晚点晚得无可救药的列车的站务员。其实他并非在看什么，只是想让时间逝去片刻。之后，他简洁地命令伍长将四人中的三人（背部编号1、7、9）用刺刀刺死。伍长挑三个士兵站在中国人面前。士兵们脸色比中国人还青。看上去中国人委实太累了，累得别无他求。伍长逐个劝中国人吸烟，但谁都不吸。他把一盒烟收回胸袋。
中尉领着兽医站在稍稍离开士兵们的地方站定。“你也最好看仔细些，”中尉说，“因为这也是一种死法。”
兽医点头，心想这中尉不是对我，而是在对他自身说话。
中尉以沉静的声音向兽医解释：“作为杀法还是枪毙痛快得多简单得多，但上级有命令不得浪费宝贵的子弹，一发都不行。弹药要留着对付俄国人，用在中国人身上不值得。不过同样是用刺刀刺杀，也并不那么简单。对了，你可在军队里学过刺杀？”
兽医说自己作为兽医进的是骑兵部队，没受过刺杀训练。“用刺刀一刀刺人致死，首先要刺肋骨下面的部位。就是说，”中尉指着自己腹部偏上的地方，“要像搅动内脏那样刺得又深又狠，然后向心脏突进，不是‘噗嗤’一声捅进去即可。士兵们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刺刀尖上的白刃战和夜袭是帝国陆军的法宝——说干脆点，也就是因为比坦克飞机大炮来得省钱。不过，纵使训练有素，用的靶子终究是稻草人，和活人不同，不流血，不哀叫，不见肠子。实际上这些兵还没杀过人，我也没有。”
中尉向伍长点头示意。伍长一声令下，三个士兵首先取立正姿势，继而弓腰，向前伸出刺刀对准。一个中国人（背部编号为7）用中国话念了句什么咒语，往地面唾了一口。但唾液未能落到地面，而是有气无力地落到了他自己球衣的胸口。
随着一声号令，士兵们将刺刀尖朝中国人的肋骨下“扑”一声猛地刺去，并像中尉说的那样，拧动刀尖搅动一圈内脏，往上一挑。中国人发出的声音并不太大，较之惨叫，更接近于呻吟，仿佛体内残留的气从哪条缝隙里一下子全部排出。士兵们拔下刺刀，身体回撤，随着伍长的命令再次准确重复同样的作业：刺刀刺入、搅动、上挑、拔下。兽医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自己正在分裂，自己既是刺入之人，又是被刺之人。他可以同时觉出刺出刺刀的手感和被刺内脏的疼痛。
中国人彻底死去的时间比预想的长。他们五脏六腑被剜得一塌糊涂，血流满地，但微弱的痉挛仍持续不止。伍长用自己的刺刀割断将他们缚在树上的绳索，让没参加刺杀的士兵帮忙拖起倒在地上的三人的尸体扔进坑里。落入坑底的声音虽说还是那么重重的钝钝的，但与刚才扔死尸时的似乎略有不同。也可能尚未彻底死掉，兽医想。
最后只剩一名背部编号为4的中国人。三个脸色发青的士兵薅起脚前的大草叶擦拭沾满鲜血的刺刀。刀刃粘着颜色奇妙的液体和肉片样的什么。为使长长的刀身重新变得雪亮，他们不得不左一把右一把薅草。
兽医觉得奇怪：为什么只此一人（4号）留下不杀呢？但他决定什么也不问。中尉又一次掏出烟，又一次劝兽医也吸。兽医默然接过，衔在嘴上，这回自己擦火柴点燃。手诚然没有发抖，但已觉不出有什么感觉，就像戴着厚手套擦火柴。
“这伙人是满洲国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拒绝接受新京保卫战任务，昨天半夜杀死两个日本教官逃跑。我们夜间巡逻时发现后当场射杀四人，逮捕四人，只有两人在黑暗中跑掉了。”中尉又用手心去摸下巴的胡须。“想穿棒球衣逃跑。担心穿军装跑给人逮住，或者害怕穿满洲国军装被共产党部队俘获。不管怎样，兵营里除军装只有这军官学校棒球队的球衣，所以才撕掉球衣上的名字穿起来逃跑。你怕也知道，这军官学校的棒球队非常厉害，还去台湾朝鲜参加过友谊赛。这样，那个人，”说着，中尉指了指绑在树干上的中国人，“那个队里的主将4号击球手，像是这次逃跑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他用棒球棍打死了两名教官。日本教官知道营内空气不稳，决定不到紧急关头不发给他们武器，但没考虑到棒球棍。两个人脑袋都被打开了花，几乎当场死亡。即所谓一棍命中。就这球棍。”
中尉令伍长把棒球棍拿来。中尉把棒球棍递给兽医。兽医双手握住，像进入击球区那样在眼前一挥。一支普普通通的棒球棍，不怎么高级，加工粗糙，木纹也杂，但沉甸甸的，用了很久，手握部位已被汗水浸黑。看不出这便是刚刚打杀过两个人的球棍。记得大体重量后，兽医将球棍还给中尉。中尉拿在手中，以甚为熟练的手势轻轻挥了几下。
“打棒球么？”中尉问兽医。
“小时常打。”兽医回答。
“长大后没打？”
“没打。”他本想反问中尉，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从上边接得命令，命令我用同一球棍把他打死。”中尉一边用球棍头“嗵嗵”轻敲地面一边说道，“叫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跟你我才好直言：无聊的命令！时至今日杀了这伙人又能解决什么呢！已经没有飞机，没有战舰，像样的兵差不多死光了，一颗新型特殊炸弹一瞬间就让广岛城无影无踪。我们不久也要被赶出满洲或被杀死，中国还是中国人的。我们已经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再增加尸体数量也没什么意义。但命令总是命令。我作为军人，什么样的命令都必须服从。就像杀虎杀豹一样，今天必须把这伙人杀死。好好看清楚，兽医先生，这也是人的一种死法。对于刃具、血、内脏你怕是习以为常了，但用棒球棍打杀还没见过吧？”
中尉令伍长把背部编号为4的4号击球手领到坑旁。他依旧手被绑在背后，眼睛被蒙，双膝被迫跪在地上。此人高大魁梧，胳膊有一般人大腿那么粗。中尉叫来一个年轻士兵，递出球棍，说：“用这个把他打死！”年轻士兵直立敬礼，从中尉手中接过球棍。但他只是手握球棍愣愣地伫立不动，似乎还没有弄明白用棒球棍将中国人打死这一行为是怎么回事。
“以前打过棒球吗？”中尉问年轻士兵（此人后来不久在伊尔库茨克煤矿被苏联看守用铁锹劈杀）。
“没有，自己没打过。”士兵大声回答。他生在北海道一个开拓村，那里和他长大的满洲开拓村同样贫穷，周围没有一家人能买得起棒球和棒球棍。少年时代他只是无端地在原野上跑来跑去，用一截木棒耍枪弄棍，或捕捉蜻蜓。有生以来既没打过棒球，也没有看过棒球赛，拿球棍在手当然也是头一遭。
中尉告诉士兵球棍的握法，教他挥棍基本要领，自己还实际挥了几下。“记住：关键是腰部的转动。”中尉不厌其烦地说，“球棍朝后举起，像拧动下半身那样旋转身体，球棍头随后自然跟上。我说的你可明白？如果只想怎么挥棍，势必仅有手头一点点力量，那一来棍落时就失去了惯力。挥棍不要用胳膊，要以身体的转动一举出手！”
很难认为士兵理解了中尉的指示，但他按照命令脱去沉重的军装，做了一会挥棍练习。大家都在看着。中尉就关键之点手把手矫正士兵的姿势。他教得非常得法，不多工夫，士兵虽动作尚很笨拙，但已能发出挥棍的“嗖嗖”声了。年轻士兵从小就天天都做农活，毕竟很有臂力。
“噢，这样就差不多了，”中尉用军帽擦去额头的汗，“记住，尽可能一棍击毙，不得花时间折磨。”
我也不想用棒球棍打杀什么人，中尉想这样说，这混账主意到底是哪个想出来的！但作为指挥官不可能对部下如此出口。
士兵站在蒙眼跪地的中国人背后，举起球棍。傍晚强烈的阳光把球棍粗大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地面。兽医觉得这光景很是奇妙。确如中尉所说，自己对于用球棍打杀人还一点也不习惯。年轻士兵一动不动在空中举着球棍，棍头明显地不住颤抖。
中尉朝士兵点下头，士兵于是向后扬棍，深深屏息，将球棍全力向中国人后脑勺砸下。动作异常准确。一如中尉所教，随着下半身一圈转动，球棍的烧印部分朝耳后直击下去。到最后球棍都很有力。旋即“咕”一声发出头盖骨破碎的钝响。中国人一声未出，他以奇异的姿势一瞬间静止不动，而后想起什么似的重重倒向前去，耳朵流血，脸贴地面，凝然不动。中尉看了眼手表。年轻士兵仍双手紧握球棍，张口望天。
中尉这人甚是细心。他等待一分钟，确认中国人再不动弹后，对兽医说：“劳驾，看他死了没有好吗？”
兽医点头走到中国人旁边，蹲下取掉蒙眼布。眼睛直愣愣地睁着，黑眼珠朝上，鲜红的血从耳朵里流出，半张的嘴里舌头卷曲着，脖颈被打得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歪着，鼻孔中有浓浓的血块溢出，染黑了干燥的地面。一只反应快的大苍蝇钻进鼻孔准备产卵。出于慎重，兽医把拇指放在动脉上试了试，脉搏早已消失，至少应有脉搏的部位全然听不到脉搏。那个年轻士兵只一次（尽管是生来头一次）挥棍便将这壮汉子打没了气。兽医看了眼中尉，点下头，意思像是说放心的的确确是死了，然后开始慢慢起身。照在背上的阳光似乎骤然强烈起来。
正当此时，4号中国击球手如梦初醒地飒然起身，毫不迟疑地——在众人看来——抓住兽医手腕。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兽医莫名其妙。他的的确确是死了。然而中国人却以不知从何而来的最后一滴生命力像老虎钳子一般紧紧抓住了兽医的手腕，并且依然双目圆瞪黑眼球朝上，以同归于尽的架势就势拉着兽医栽入坑中。兽医和他上下重叠着掉了下去。兽医听见对方肋骨在自己身下折断的声音。但中国人仍然抓住兽医的手不放。士兵们整个过程都看在眼里，全都目瞪口呆伫立不动。中尉最先反应过来跳下坑去，他从腰间皮套拉出自动手枪，朝中国人的脑袋连扣两次扳机。干涩的枪声重合着传向四方，太阳穴开出一个大大的黑洞。中国人已彻底失去生命，但他还是不松手。中尉弯下腰，一手拿枪，一手花时间撬也似的把死尸的手指一根根掰开。这时间里兽医被八个身穿棒球队球衣的中国人尸体围在中间。在坑底听来，蝉鸣同地面上的截然不同。
兽医好歹从死尸手中解放出来后，士兵们把他和中尉拉出墓穴。兽医蹲在草地上大大地喘息几次，而后看自己手腕。那里留有五个鲜红的指印。在这酷热的八月的下午，兽医觉得有一股剧烈的寒气钻入自己体芯。我恐怕再不可能把这寒气排出去了，他想，那个人的确是真想把我一起领去哪里的。
中尉推回手枪安全栓，慢慢插回皮套。对中尉来说朝人开枪也是第一次，但他尽可能不去想这件事。战争恐怕至少还要持续一阵子，人还要继续死，对各种事情的沉思放到来日不迟。他在裤子上擦去右手心的汗，然后命令未参加行刑的士兵把扔有死尸的坑埋上。现在便已有无数苍蝇在四周旁若无人地飞来飞去。
年轻士兵依然手握球棍，茫然地站在那里。他没有办法将球棍从手中顺利放开，中尉也好伍长也好都没再理会他。他似看非看地看着本应死去的中国人突然抓住兽医手腕一起掉入坑去，中尉随后跳进坑里用手枪给予致命一击，接着同伴们拿铁锹和圆铲填坑。而实际上他什么也没看见，只是在侧耳谛听拧发条鸟的鸣叫。鸟一如昨天下午，从哪里的树上像拧发条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叫个不停。他扬脸环顾四周，朝鸟鸣传来的方向定睛看去，但还是见不到鸟在哪里。他感到喉咙深处微微作呕，但没有昨天强烈。
倾听发条声音的时间里，各种支离破碎的场景在他眼前忽而浮现忽而遁去。年轻的会计中尉在被苏军解除武装后交给中方，因此次行刑责任被处以绞刑。伍长在西伯利亚收容所死于鼠疫，被扔进小隔离室任其死去。其实伍长并未感染鼠疫，只是营养失调——当然是说在进隔离室之前。脸上有痣的兽医一年后死于事故。他虽是民间人员，但由于同士兵一起行动而被苏军拘留，同样被送往西伯利亚收容所。在煤矿强制劳动期间，一次下深井作业井内出水，和其他很多兵一起淹死。而我呢——但年轻士兵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单单是未来，就连眼前发生的事也不知何故而不像真有其事。他闭上眼睛，兀自倾听拧发条鸟的鸣啭。
蓦地，他想到大海，想到在从日本驶往满洲的轮船甲板看到的大海。看大海是生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八年前的事了。他可以记起海风的气味。海是他此前人生中所目睹的最美好的景物之一，那般浩瀚那般深邃，超出他所有的预想。海面因时间天气位置的不同而变色变形变表情，在他心里撩起深重的感伤，同时也静静地给他以慰藉。什么时候再能看到海呢？他想。随后，棒球棍从士兵手中落在地上，发出干巴巴的声响。球棍脱手后，呕感比刚才略有加强。
拧发条鸟继续鸣叫不止，但其他人谁也没有听见。
“拧发条鸟年代记#8”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