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冬眠醒来、另一枚名片、钱的无名性
无须说，那块地并非我想得到就能马上如愿以偿。实际上我能筹集的款额几近于零。母亲作为遗产留下的钱还有一点，但那不久也势必因为生计而归于消失。何况我既无职业，又无可提供的担保。找遍全世界，也没有哪家好心银行会贷款给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笔钱我必须像变戏法一样凭空得来，并且是在短时间内。
一天早上我步行到站前，按编号连续买了十张一等奖为五千万元的彩票，然后用图钉一张张按在厨房墙上，每天望上一遍，有时坐在椅上一望就是一小时，就像等待唯独我才能看见的一组暗号从中浮现出来。几天后，我得到了一个直觉——应该说是直觉：
我不可能中彩。
稍后，直觉变成确信。问题绝对不可能靠散步到站前小卖店买几张彩票坐等摇奖就能顺利解决。我必须运用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力量获得那笔钱。我把十张彩票撕碎扔掉，再次站在洗脸间镜前往里细看。肯定有计可施，我向镜中的自己征询意见。当然没有回答。
我闷在家中左思右想，想得累了，便出门在附近走来踱去，漫无目标地连走了三四天。附近走得累了，就坐电车到新宿——到车站附近时想上街看看，好久没上街了。在与平日不同的风景中思考问题倒也不坏。回想起来，已很长时间没乘电车了，我把零币投入自动售票机时竟觉得有些别扭，像在做一件生疏的事。回想起来，最后一次上街距今至少已相隔半年之久了，当时在新宿西口发现并跟踪了一个提吉他盒的汉子。
久未目睹的城市的拥挤混杂令我怵目惊心。光看人流便几乎透不过气，心跳也有些加快。上班高峰已经过去，理应不至于那般拥挤，但刚开始我竟无法顺利穿过。那与其说是人流，莫如说更使人想起摧毁山体冲走房屋的滔滔巨浪。在街上走了一阵，为使心情镇定下来，我走进一家镶有玻璃幕墙、面朝大街的酒吧，靠窗坐定。上午，酒吧尚不拥挤。我要了杯热咖啡，茫然望着窗外来往的男男女女。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少，大约十五分或二十分吧。陡然回神，发觉自己的目光正执意地追逐着缓缓驶过眼前拥杂路面的擦拭得闪闪发光的“奔驰”、“美洲豹”和“保时捷”。在雨后旭光的辉映下，这些车身俨然某种象征一般闪着过于炫目耀眼的光，无一瑕疵，无一污痕。我再次意识到这些小子有钱！意识到这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向着自己映在玻璃窗中的脸凄然摇头。生来头一次如此迫切地需要钱。
午休时间酒吧里人多起来，我便走上街头。并无地方可去，只想逛逛久违的闹市区。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头脑里想的只是别撞上对面来人，由着信号关系以及自己的兴之所至，或右拐或左转或径直前行。我双手插进裤袋，全神贯注地从事行走这一物理作业。从排列着百货大楼和大型超级商场橱窗的通衢大道，走进挤满花花绿绿色情商店的后街，走进喧闹的电影一条街，继而穿过静悄悄的神社，重新折回主要街道。暖洋洋的午后，差不多一半人没穿大衣，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时而吹来的风的惬意。注意到时，我已经站在似曾相识的场景中。我看着脚下的瓷砖地面，看着小巧的雕像，仰视眼前高耸的玻璃幕墙——我已置身于一座大厦前面的广场正中，这正是去年夏天我按舅舅意见日复一日观察来往行人面孔的老地方。持续观察了十一天，最后碰巧发现那个手提吉他盒的奇妙汉子，尾随其后，在一座没有印象的宿舍楼门口被棒球棍打伤左臂。漫无目标地在新宿街头转了半天，结果又返回了这里。
我像上次那样在附近“丹金”糕点店买来咖啡和炸面圈，坐在广场椅上吃了，一动不动地盯视着眼前行人的面孔。如此时间里，心情多少平和舒缓下来。不知何故，这里有一种舒坦，如在墙角觅得一处与自己体形正相吻合的凹陷。我有好久不曾这么认真地看人们的面孔了。随即，我意识到自己长期未看的并不限于人的面孔。这半年时间里，我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看。我在椅子上端正姿势，重新看人们的姿影，看高耸入云的大楼，看云开雾散阳光灿烂的春空，看五颜六色的广告板，看从身旁拿到手上的报纸。随着暮色的降临，颜色似乎又一点点返回到了周围事物。
翌日早晨，我同样乘电车来到新宿，坐在同一椅子上打量来往行人的面孔。中午时分买咖啡喝了，买炸面圈吃了。傍晚下班高峰到来前乘上电车回家。第三天也如出一辙。还是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现。谜团依旧是谜团，疑问仍然是疑问，但我朦胧地觉得自己正一小步一小步向什么接近。我可以站在洗脸间镜前用眼睛确认那种接近。痣的色调比以前更加鲜艳，也更加温煦。我一时心想：这痣是活的。我活着，痣也活着。
一如去年夏天，一周时间里我每天都如此反复：上午十点多乘电车上街，枯坐在大楼广场的椅子上，不思不想地一整天打量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候，现实声响不知因为什么突然远离我的四周以至杳然消失，耳畔唯有水流沉静的潺潺。我不期然地想起加纳马耳他，她是说起过听水声的事，水是她的主题。但我已记不起加纳马耳他关于水声具体说了些什么，我能记住的，仅有其帽子的红色。她为什么总戴一顶红塑料帽呢？
不多会儿，声音渐渐恢复，我又将视线投往人们的脸。
上街第八天下午，听得一女子的招呼声。当时我正手拿空了的纸杯往别处张望。“喂，我说，”女子说。我回头仰视站在那里的女子的脸。是去夏同样在这里邂逅的中年女子，她是那十天中唯一向我搭话之人。我并没预想到会同她重逢，而实际给她打起招呼来，很有一种水到渠成之感。
女子仍如上次那样身穿显得甚为高档的衣服，搭配也恰到好处：深色玳瑁太阳镜，带垫肩的黛蓝色上衣，红色法兰绒裙子。衬衫是丝质的，小巧玲珑的饰针在上衣领上闪烁。红色高跟鞋式样十分简练，但抵得上我几个月的生活费。相形之下，我这方面还是那么狼狈：上大学那年买的夹克、里面一件脖领松松垮垮的鼠灰色运动衫，下面一条到处起毛边的蓝牛仔裤，原本白色的网球鞋遍是污痕，已不知是何颜色了。
她在如此德性的我的身旁坐下，默默架起腿，打开手袋卡口，掏出一盒“弗吉尼亚”，仍像上次那样劝我吸一支，我仍说不要。她衔一支在嘴上，用铅笔擦一般细细长长的金打火机点燃，之后摘下太阳镜装入上衣袋，仿佛在浅水池中搜寻硬币似的盯住我的眼睛。我也回视对方。那是一对不可思议的眼睛，有纵深感，但无表情。
她略略眯起眼睛：“终归又旧地重游了？”
我点点头。
我看着烟。烟从纤细的烟支头上升起，随风摇摇曳曳地消失。她环顾一圈我周围的景致，像是想以自己的眼睛实际确认我一直坐在这椅子上看什么。但那场景似乎没怎么引发她的兴致。她再次将视线收回到我脸上：看痣看了半天，而后看我的眼睛，看我的鼻和嘴，又一次看我的痣。瞧那样子她很想如鉴定狗那样撬开嘴巴检查牙齿窥视耳孔，倘若可能的话。
“恐怕需要钱。”我说。
她略一停顿，“多少？”
“大约八千万。”
她把视线从我眼睛移开，仰望了一阵子天空，仿佛在脑袋里计算金额——从某处暂且把什么拿来这里，又从这里把别的什么移往某处。这时间里我观察她的化妆，淡淡涂过的眼影如意识微弱的阴翳，睫毛弯曲得很微妙，犹如某种象征。
她稍咧了下嘴角，说：“可不是个小数啊！”
“我觉得多得不得了。”
她把吸了三分之一的烟扔在地上，用高跟鞋底很小心地碾灭，旋即从瘪瘪的手袋里取出名片皮制夹，拈出一枚塞到我手里。
“明天下午四点准时到这里来。”
名片上面只用黑黑的铅字印着住址：港区赤坂××号××大厦××室。没有姓名。没有电话号码。出于慎重翻过来看了看，背面是空白。我把名片凑到鼻端闻了闻，什么味儿也没有，一枚普普通通的白纸片。
我看着她的脸：“没名字？”
女子初次漾出笑意，轻轻摇头：“你需要的不是钱吗？莫非钱有名字？”
我也同样摇头。钱当然没有名字。钱若有名字，便不再是钱。使钱真正获得意义的，即是其沉沉黑夜般的无名性，其压倒一切的互换性。
她从椅子上站起，说：“四点能来？”
“那样钱就能到手么？”
“能不能呢……”微笑犹如皱纹在她眼角荡开。她又环视一遍周围景致，象征性地用手拍了下裙围。
女子脚步匆匆地隐没在人流中之后，我看了一会她碾灭的烟头及其过滤嘴上沾的口红。鲜亮亮的红使我想起加纳马耳他的帽。
如果说我有优势的话，优势即是我没有可以失去的东西，想必。